杨如鹏
    

    近年来，北京史研究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景象，不但研究领域日益广泛，而且研究深度不断拓展，成果丰硕。笔者作为北京史研究的爱好者，不揣浅陋，尝试从文史、地理、科技等侧面对老北京做些研讨。现择出一组札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太液池”命名考辨
    北京故宫西北部的北海、中海、南海三个湖，古称太液池。太液池的命名究竟在什么时候？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辞海》注释说：“元、明、清太液池即今北京市故宫西华门外的北海、中海、南海三海。”（见1979年版缩印本第64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显然认为太液池命名于元代。
    《辞源》认为：“清太液池。元时名西华潭。”（见1979年版第707页，商务印书馆）好像直到清代才有太液池的称谓。
    《北京晚报》1988年3月25日发表的《“太液池”命名考》一文提出：“太液池之名，……始于元代。”
    据笔者考证，上述说法都不准确，太液池早在金代就得到了命名。请看：
    《日下尊闻录》载：“太液池，西华门之西为西苑。入门为太液池，源出玉泉山，从德胜门水关流入，汇为巨池。金时即有西苑太液之称，如琼华岛、广寒殿历元明勿改。”（见北京出版社1964年版第33页）此书作者未署姓名，但从文中所记，当为清代嘉庆时人。
    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所著《南村辍耕录》云：“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
    最直接点明太液池命名于金代的是《明昌遗事》（明昌是金章宗的年号）这本书。书中首次出现了“燕京八景”的记载。这八景是：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其中“太液秋风”即太液池秋季的幽美景色。明代将“太液秋风”改为“太液晴波”。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下旨在八景处分别立碑，又改回“太液秋风”。
    因此，“太液池”的命名不是在清代，也不是在元代，而是在金代无疑。
    京畿重地宝坻县名探源
    
    明清时期，京师地区设直隶顺天府，辖境相当今河北省长城以南，遵化、丰南以西，拒马河、大清河、海河以北及文安、大城县地。今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属其辖域，河北省、天津市部分地区亦在其辖区中。现在天津市所辖五县之一的宝坻县，当时就属顺天府管辖。该县县名奇特。我到该县时，问过不少人，都是语焉不详；偶有能回答者，其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近阅《宁河县志》及《唐土名胜图会》等古籍，对此命名才有了清楚的了解。进而发现，此处自金代置县以来，各朝代对宝坻均重视有加，被视为“京畿重地”和“上县”。因此，研究北京史，不可不知宝坻。
    《唐土名胜图会》（日本冈田玉山等人编绘）一书由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该书下册卷之五•直隶顺天府宝坻县条曰：“宝坻县，在通州城东南一百二十里。汉时泉州地。金大定年间置县，名为宝坻。此地产盐，为国宝，如坻如京。《小雅》中有‘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之语，以此为定名。编户三十里。”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金代大定年间即开始设置宝坻县。《方舆纪要》还说：“宝坻，汉泉州县地，后唐于此置盐仓，金初为新仓镇，大定十二年（笔者注：1172年）置宝坻县。”“此地产盐，为国宝，如坻如京。”当时宝坻县辖属地域包括现在地处渤海湾西北的宁河、汉沽等地，盛产海盐，利源不竭。在盐货由国家专卖的封建时代，价格不菲，自然被视为“以补国用”之宝物。一望无际的海边，盐场的盐坨堆积，像一座座小山丘，周围有一道道水沟，运盐船可在其中往来行驶。“如坻如京”是形容盐坨的。“坻”水中的高地；“京”，高丘。查《诗经•小雅•甫田》中有“曾孙之庾，如坻如京”句，是说曾孙家的谷仓堆积如山。用“如坻如京”来形容盐场堆积如山的盐坨，确是很恰切的。以宝坻名县，突出了其物产和景观特色，可谓独具匠心。
    由此看来，宝坻县得名于盛产海盐。但是，到清代雍正九年（1731年），濒海的宁河从宝坻县分出单独设县；原属宁河的汉沽解放后一段时间列为唐山市属县级市，后又划为天津市的一个区。现在的宝坻县已失去了沿海辖界，并无海盐生产，只是徒具“宝坻”之名罢了。
    旧京的风沙
    
    冬春时节，北京人往往抱怨风沙袭击之苦。殊不知，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老人的回忆，历史上北京的风沙，比现在要大得多呢！
    历史上的北京，一年四季都有风沙，冬春季风沙特别大。那时文人中流传着“京师软红尘土”（见《燕京杂记》）的说法。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典故。原来，宋代文学家苏轼写过一首题为《次韵蒋颍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半白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属车尘。”自注：“前辈戏语：‘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这里的“东华”指北宋都城汴梁，后多指闹市繁华。旧北京的文人墨客把“软红香土”改造成“软红尘土”，并冠以“京师”二字，绝妙地概括出北京风沙大的气候特点。
    千百年来，华北平原常刮风沙，北京地区尤甚。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对面不相识，京城人称为“刮黄沙”。每月必刮数次或十数次，有时整月刮风。春天风沙最大，有“清明日风作，月内无不风”的民谚。《燕京杂记》的作者（未署姓名，清嘉庆后河北顺德人）是个好钻牛角尖的文人。他在戊寅年（1818年）专门留意观察此事，并作了记载。——果然，清明那天刮了风，此后一月里面日日刮风不停。
    北京的风沙很自然地成为历代文学家描写的对象。比如“日生方见树，风定始无沙”（裴说）；“风折旂竿曲，沙埋树杪平”（马戴）；“野烧枯蓬旋，沙风匹马冲”（黄滔）；“边日照人如月色，野风吹草作泉声”（范镇）。前面提到的那位《燕京杂记》的作者这样描绘：“风沙之起，触处皆是，重帘叠幕，罩牖笼窗。然钻隙潜来，莫知其处，故几席间拂之旋积。”
    为了对付风沙，近代以前老北京居民的住室一般要求严紧、防风沙。四合院是老北京人采用的最普遍的居住方式。这种院落的采光较好，比较安全，有利于防风、防沙。无论城乡贫富，人们居住的大多是这种院落。院中居室往往也采取一些防护措施。那时玻璃昂贵，只有皇室和达官富人才买得起，多数人家的门窗都糊上白纸。还有的糊一种较贵的玻璃纸，俗称光明纸。这种纸，从屋里向外看很亮，从外面向屋里看，则昏暗。冬天，为了防止寒气侵入室内，往往换上较厚的高丽纸。一般人家隔年换一次，有钱人家一年四换。夏天，为了避暑，窗棂子内面裱上一层冷布（间隙大的纱布），把窗棂子外面的窗纸剪开一部分，使它上下可以卷动。遇风沙天气时，把窗纸放下来；无风沙时，再卷起来。
    为什么北京冬春风沙大呢？这要从北京气候的特点和规律谈起。气象学家认为，北京在全国气候区划中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区。境内地形北、西为山地高峰，东、南为平原，具有明显的气候垂直地带性。风向则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风向还随地形而变化，常与河谷走向一致。在风速方面，北京年平均风速在1.8—3米/秒，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山区和风口处风速较大，城区和平原、低地风速较小。全年春季风速最大，冬季较大，夏季最小。北京大部分地区年均刮大风（风力为7级以上）日数为20—30天，主要集中在冬春季，约占全年大风日数的60—70%，且可每次持续几天。冬季西北部冷空气活动频繁，常刮寒潮偏北大风，主要沿三个风口形成三条风带（西北、东北、永定河河谷风带）南下，风速大于3米/秒，最大风速二十多米每秒，形成大风。春季乍暖还寒，空气干燥，降雨稀少，地表多裸露，大气层不稳定，冷暖空气上下对流加强，其水平运动亦随之增强，风速变得更大。而低气压（气旋）活动相对频繁，其中以蒙古气旋出现的几率最高，约占全年的40%，呈现出以大风和扬尘为主的天气增加。据多年统计，北京春季（3月至5月）平均风速为3.13米/秒，4月份为3.4米/秒，8月份为1.5米/秒。前两者相当后者的两倍以上。因此，北京冬春季多大风扬沙天气，而春季比冬季更甚。
    解放以后，北京的风沙比以前大大削弱了。这是人民政府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绿化、兴修水利、整修路面、防止工地扬尘等活动的结果。但是，近年来，由于地球气候变化，北方天气干旱，蒙古高原和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植被破坏严重，内蒙草原沙漠化的扩大，北京的风沙又出现了增加的趋势。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的。
    老北京的鸡毛店
    
    直到现在，有的北京人还把小旅店称为“鸡毛小店”；有的旅店经营者则以“我们这个鸡毛小店”作为谦词；在一些研究北京史的文章中，认为清代曾“有一些‘鸡毛小店’，以招待穷苦流民和过往客商为主”。
    什么是“鸡毛店”？鸡毛和店有什么关系？上述看法和说法对不对？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根据史书记载，明清时期的北京，确实有鸡毛店。这么称呼它，不是因为它狭小，也不是一般开旅店者的谦称，更不是“以招待穷苦流民和过往客商为主”，而是因为这种店以铺有鸡毛为特征，主要供乞丐及灾民、贫民夜宿取暖。
    鸡毛店又称“鸡毛房”、“火房子”，明代北京外城已出现，到清代更多了。明代谢肇淛撰写的《五杂俎》中写道：“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秸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者，不则冻死矣。”（见该书人部一）这种店极其破旧肮脏，店房四壁用纸和泥糊上，没有床铺，就地铺上二尺来厚的鸡毛、草秸和禽兽杂毛，和牲口圈棚差不多。严冬之时，交给店主一至三大枚钱才能住一宿，店内地上的鸡毛杂物就是铺盖。潮湿拥挤自不待言，而且秽气熏蒸，令人作呕，苦不堪言。对于乞丐来说，能住上这样的地铺，无异于进入“天堂”了，不然就得冻死。有的乞丐连一个钱也拿不出，便连这样的店也进不去，只有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御寒：一是到大粪场去，用干粪土把自己埋起来；二是吞下一铢砒霜，借毒药产生的热量暖身。然而，春暖之时，粪土和砒霜在他们体内潜在的毒性一旦泄发，这些乞丐登时毙命。有人统计，明代京城每年被冻死、毒死的乞丐不下数千人。
    民俗学家常人春先生在《老北京的风情》（北京出版社2001年4月版）一书中还讲了鸡毛店的一种特殊功用——穷苦人除夕之夜躲年债处。每逢大年三十除夕之夜，只有极穷苦的孤寡之辈才泡在店里，店主必管一顿包饺子，白吃不要钱。有些欠债还不起的穷人也来此躲债，而债主不敢来讨债。其原因一是，店主广交朋友，官私两面都有道，若有人来店讨债，店主便出面阻拦。二是店内住的穷人都为欠债者说话，甚至不惜与债主打架玩命。按老理儿，除夕一过，便不许向欠债人讨账，得过了正月再说，否则双方都会在新的一年里不顺当。这样，鸡毛店客观上就成了穷人的临时避难所、避风港和救命店。
    清代乾隆时著名诗人蒋士铨写了一首诗，名为《鸡毛房》（《京师乐府词十六首》之一），形象逼真地活画出鸡毛店中的情景，对饥寒交迫的乞丐寄予深切的同情。
    冰天雪地风如虎，
    祼而泣者无栖所。
    黄昏万语乞三钱，
    鸡毛房中买一眠。
    牛宫豕栅略相似，
    禾秆黍秸谁与致？
    鸡毛作茵厚铺地，
    还用鸡毛织成被。
    从横枕籍鼾齁满，
    秽气熏蒸人气暖；
    安神同梦比闺房，
    挟纩帷毡过燠馆。
    腹背生羽不可翔，
    向风脱落肌粟高；
    天明出街寒虫号，
    自恨不如鸡有毛。
    吁嗟乎！
    今夜三钱乞不得，
    明日官来布恩德，
    柳木棺中长寝息。
    据统计，直到解放前，在天桥、朝阳门外关厢等地，鸡毛店有九处之多，每夜须付铜圆五枚。解放以后，鸡毛店才销声匿迹了。
    了解了鸡毛店的这些情况，您就知道本文开头说的那三种看法和说法为什么不准确或不正确了。
    花木兰与老北京
    
    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木兰诗》作于北魏，诗中讲到木兰在北京地区的足迹。
    木兰在从军途中经历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据考证，“黑水”即流经今北京西南的永定河，古代又称浑河、黑河、卢沟河、无定河等。有的版本“黑水”写为“黑山”。“黑山”即今北京市昌平境内的天寿山。木兰在燕山一带征战十载，对燕地妇女化妆习俗当有了解。而当地妇女对贴花较为喜爱，历久不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说的正是木兰代父从军胜利归乡后，对着临窗的镜子化妆，在脸上贴一种黄色的花子。据《西神脞（音cuǒ）说》介绍，辽代燕地风俗妇女面部贴黄，谓为佛妆。极负盛名的元杂剧《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大都人）中有一句唱词：“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第一本第一折）说的正是贴花。元杂剧主要演出地点在今北京地区，可见古代北京地区的妇女是熟悉和喜欢以贴花作为面饰的。
    贴花，又写为贴花子或面花。折枝花子、茶油花子、花胜、花黄、罗胜、花靥、翠钿、眉翠等，指的是贴在面部不同位置的各种质地色状的花子。在古典诗歌，特别是隋唐以后的诗词中，在描写妇女面饰时，提及贴花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温庭筠《南歌子》：“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张泌《浣溪沙》其十：“蕊黄香画贴金蝉”。和凝《柳枝》：“醉来咬损新花子”；《春光好》：“玉指剪裁罗胜，金盘点缀酥山。”孙光宪《浣溪沙》：“腻粉半粘金靥子，残香犹暖绣薰笼。”
    花子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呢？它又是用什么方法贴在面部的呢？宋人陶谷所著《清异录》上说：“江南晚季建阳进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别，极可爱。官嫔缕金于面，背以淡妆，以此花饼施于额上，时号‘北苑妆’。”又云：“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线笼贮养之。尔后，上元赏花者取象为之，售于游女。”（见《说郛》卷六十一）另一部笔记、宋人孔平仲著《孔氏谈苑》上说：“契丹鸭淥水牛鱼鳔，制为鱼形，妇人以缀面花。”再参证其他文献上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花子多贴于额头、鬓角、两颊、嘴角、酒窝等处。它以彩色光纸、云母片、蝉翅、蜻蜓翅、鱼骨、绸罗等物为原料，经过精细的加工，制成各种形色的花朵、小鸟、小鱼、小鸭等，其中金黄、粉红、翠绿的较多，然后用某种胶粘的东西浮贴在面上。粘贴花子用的胶出之于辽东等地，可以胶合羽箭，粘贴花子当然不成问题。粘贴时，用嘴加以呵嘘就能使之溶解。欧阳修《诉衷情》：“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毛熙震也有“晓花微微轻呵展。袅钗金燕软”的诗句（《酒泉子》其二）。唐代时兴以金纸剪为各种花形粘贴于面，谓之靥饰。宋太宗淳化年间，京师里巷妇女竞相剪黑光纸作成团靥，也有用鱼鳃里的小骨作为饰物的，称为“鱼媚子”。后唐宫人以蜻蜓翅制成的花子，翠薄透明，染上五颜六色，新颖别致，玲珑剔透，很受欢迎，可能相当贵重，不然，何以用“金线笼贮养之”呢？《西厢记》里说的“翠花钿”，并不是如一些书中注释的是什么金属作的首饰，而是用绿色的花子贴在眉心或两颊，又称翠钿、翠靥、眉翠。顾夐《虞美人》：“迟迟少转腰身袅，翠靥眉心小。”花蕊夫人《宫词》：“翠钿贴靥轻如笑，玉凤雕钗袅欲飞。”前者指的是额头的翠钿，后者指的是星靥，即贴在嘴角两边或酒窝处的很小的翠钿。所谓金镂翠钿，就是在翠钿四周勾勒有金黄色的线条，以增加美观。如李珣《西溪子》：“金缕翠钿浮动，妆罢小窗园梦。”张泌《浣溪沙》：“睡容新起意沉吟，翠钿金缕镇眉心。”有的注家把金缕翠钿或翠钿解释为妇女头上戴的金属首饰，似乎是缺乏根据的。
    古代妇女在使用贴花面饰时，并不是只用一个花子，也不是只贴在一个地方，而常常是在几个地方同时贴上不同的花子。如温庭筠《归国遥》：“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两点。”欧阳炯《女冠子》：“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艳情多。”可作佐证。
    追溯贴花面饰的起源，离不开一些很有趣的传说故事。《中华古今注》认为起于秦代：“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贴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虎飞升。至东晋，有童谣云：织女死，时人贴草油花子，为织女作孝。至后周，又诏宫人贴五色云母花子，作碎妆以侍宴。如供奉者，贴胜花子，作桃花妆，插通草朵子，著短袖衫子。”其中所言云母花子，即以云母为原料的花子；胜花子，即罗胜，以丝织品罗制成的花子。可是，《妆台记》却认为应起自南朝的刘宋：“隋文宫中贴五色花子，则前此已有其制，乃仿于宋寿阳公主梅花落面事也”。据说，刘宋之时，宋武帝刘裕之女寿阳公主，在人日（正月初七）那天，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到她的前额上，形成很好看的五个花瓣，拂之不能去。引得皇后呆呆地看了半晌；三天以后才洗掉。宫女们对此种面妆也很感兴趣，竞相仿效。当时把这种面妆称为寿阳落梅妆，或梅花妆（见《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事》）。值得注意的是，《孔氏谈苑》却以为起自唐代：“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作制，以掩点迹。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酉阳杂俎》和《辍耕录》上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但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唐以前的许多诗文中已有贴花的记载了。因此，可以认为，贴花起于秦汉，至南北朝和隋时，在宫中及富家妇女中使用较多。唐以后，逐渐成为较广泛流行的一种妇女面饰了。
    胭脂生于燕
    胭脂是一种红色的化妆品，人们是很熟悉的。曹雪芹在北京西山脚下创作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曾多次描写贾宝玉喜欢吃女孩子化妆用的胭脂，令人忍俊不止。有关文献记载，胭脂生于燕，今天的人们可能很少有知道的。
    胭脂，古代又写作燕脂、燕支、臙脂、焉支等。它用红蓝花或苏木浸汁，或凝结成膏，或混合粉类，或涂于纸上，或浸入丝绵，分别称为胭脂膏、胭脂粉、胭脂纸、胭脂绵。可以涂在脸颊或嘴唇化妆，也可以混入清胶制成绘画用的红颜料。
    胭脂生于何地？历来说法不一，但“燕国所生”的说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后唐人马缟著《中华古今注》指出：“燕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妆。”就是说，早在三千年前殷商纣王时就有了这种化妆品。红蓝花，又称红花、黄蓝、燕支花，叶子似蓝，花红色，可制染料、胭脂，也可入药。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五•种红蓝花栀子》专述其种植方法及制胭脂法。明代蒋一葵著《长安客话》中说：“燕中有红娘花，极红。”此处“红娘花”实即红蓝花，因在燕地多有出产，因而闻名。晋代张华著《博物志》认为此花是汉代张骞通西域时所得。据载古代焉支山（今甘肃省祁连山、龙首山一带）确有红蓝花，名之为“焉支”，与“燕支”同音，这是很有趣的。但古代交通不便，生于燕地的红蓝花较易采撷，自然更多地被采用。
    何人何时最早使用胭脂的呢？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提到的也见仁见智，很不相同。如《采兰杂志》认为是曹魏时的宫侍：“夜来初入魏宫。一夕，文帝在灯下咏，以水晶七尺屏风障之。夜来至，不觉，面触屏上，伤处如晓霞将散。自是宫人俱用胭脂仿画，名晓霞妆。”《酉阳杂俎》却是讲的另一件事：“近代妆尚靥，……盖自吴孙和邓夫人始也。和宠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琥珀太多，及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意。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婢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上面两则故事分别说的是三国时魏、吴两国之事，都以为以胭脂涂颊进行化妆是起于伤痕。如前所述，既然商纣时已有胭脂，其后千余年间不绝史书，何故至三国时才用之颊呢？这当然令人不解。不过，我们似不必深究其详，只要知道，很早就有了脂粉及其应用，此后逐渐普遍地用于妇女面饰，也就可以了。
    我国古代妇女面饰用的胭脂品种类很多，有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万金红、露珠儿、天宫巧、恪儿殷、淡红心、格双唐、眉花奴等等。唐宋时一些妇女中流行以檀（浅绛色）色点唇。李煜《一斛珠》：“沉檀轻注些儿个”。秦观《南歌子》：“揉蓝衫子杏花裙，独倚玉栏无语点檀唇。”敦煌曲《柳青娘》：“故着胭脂轻轻染，淡施檀色注歌唇。”《清异录•说郛》卷六十一云：“（唐）僖昭时，都下竞事妆唇，妇女以此分妍否；其点注之工，名色差繁。”由此亦可见晚唐之时都市妇女习尚之一斑。
    斋堂画眉石与眉黛
    京西门头沟区斋堂，解放前以老革命根据地闻名，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在古代，斋堂一直是京西深山区的一个重镇，以其丰富的煤炭（约占北京地区煤炭保有储量的四分之一）等矿产资源特别是以画眉石享誉北方。
    元末杰出的方志学家、书画家、诗人熊梦祥，在大都任崇文监丞期间，编撰了第一部大型北京地方志书——《析津志典》（亦称《析津志》、《燕京志》）。此书正是在斋堂村完稿的。全书详尽记述了辽金故城和元大都新城的史实。书中说：“金、银、铜、铁、锡、画眉石，同出斋堂。其石烧锅、铫、盘，虽百年亦不损坏，以此得名。”《燕山丛录》上说：“宛平西斋堂村产石，黑色而性不坚，磨之如墨。金时宫人多以画眉，名曰眉石，亦曰黛石。”元代张仲举《送熊梦祥入斋堂》诗序云：“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余里，产画眉石处也。”《燕都杂咏》诗写道：“斋堂游眺好，山色翠微奇。碑石如螺黛，宫娥巧画眉。”其注云：“翠微山多碎石，如墨，金宫人取画眉，故又名‘画山’，在斋堂村。”上述古籍都告诉我们，斋堂出产画眉石。
    无独有偶。熟悉北京地理的人当知道，今海淀区西北部太舟坞附近有地名曰黑龙潭。现该潭已干涸，坐落于一疗养院中。院中有一座小山名“画眉山”。《帝京景物略》云：“画眉山在西堂村之北。产石黑色，浮质而腻理，入金宫为眉石。”就是说，金代此山亦产画眉石，并供宫人画眉之用。不过，其名气显然不如斋堂大。究其原因，虽画眉山离都城较斋堂近得多，但毕竟其山小、眉石产量少，且质地亦不如斋堂眉石佳，故而难与斋堂争衡也。
    金代以中都（今北京）为国都，注意吸取先进的汉族文化改造女真人的旧俗，在服饰上也着意模仿汉人。金主宫中妇女也像汉族妇女一样讲究起画眉来。画眉用的眉石多采用都城西部深山中斋堂产的画眉石。这促使斋堂的画眉石得到大量开采，驮运到城内。斋堂从此名声大噪。金以后各代对这里的画眉石都有开采和经营。随着时代的前进，画眉用的颜料不断花样翻新，画眉石不再用于化妆颜料，但作为一种优质煤炭，仍受到人们的赞誉。
    谈到以黛画眉，古诗文中多有涉猎。这里不妨做些介绍。
    “黛”字的含义，首先是画眉。比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其引申借喻为美女的，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借指女子的妆饰的，如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又可引申为妇女眉毛的代称，如梁元帝《代旧姬有怨》诗：“怨黛舒还敛，啼红拭复垂”；李煜《长相思》词：“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黛螺”有时并不是指眉毛，而是指一种制成螺形的绘画用的墨，如虞集《赠写真佟士明》诗：“赠君千黛螺，翠色秋可归。”
    我国古代女子的画眉，起码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楚辞•大招》中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诗句。韩非子在《显学》中写道：“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到了汉魏六朝之时，以黛画眉相当普遍。汉代刘熙所著《释名》卷四中说：“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关于“灭眉毛”的方法，在唐代段成式撰的《酉阳杂俎》卷八中有一段文字，记载得相当细致；其难忍之状，令今人无法想象。书中说，房孺复之妻崔氏，性好忌妒，对婢女们非常苛刻，不许她们浓妆高髻，每月只给化妆品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次，家中新买来一个婢女，打扮得稍微漂亮一点儿，崔氏便妒性大发，怒形于色地说：“你不是好打扮吗？好，我来帮你好好打扮一下吧！”于是，“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在那时，为了修好眉，一些妇女大概是甘心忍受这种“灭眉毛”之苦的。
    古代画眉的方法式样繁多，所起的名字也很形象、动听。据说，宋代单是一个西蜀地区就有十种画眉法。《清异录》中《胶煤变相》的故事说：“莹姐，平康妓也，玉净花明，尤善梳掠画眉，日作一样。唐斯立戏之曰：‘西蜀有十眉图，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图。更假以岁年，当率同志为修眉史矣。’有细宅眷而不喜莹者，谤之为‘胶煤变相’。自昭哀来，不用青黛扫拂，皆以善墨火煨染指，号‘薰墨变相’。”（见《说郛》卷六十一）该书还记载了五代之时宫人窦季明首创“小山眉”的情况：“五代宫中，画开元御爱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稜眉、分梢眉、涵烟眉。国初小山尚行，得之宦者窦季明。”（同上）关于“西蜀十眉图”，指的是“一曰开元御爱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云眉，又曰横烟眉；十曰倒晕眉。”苏轼在诗中曾举出其中的三种画眉法：“成都画手开十眉，横烟却月争新奇。”“倒晕连眉秀岭浮，双鸦画鬓香云委。”（见《苏东坡集•三诗》）“横烟”、“却月”、“倒晕”，说的是三种眉的名字。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画眉法，遇到这类诗句就很难理解了。此外，还有“远山眉”、“浅文殊眉”等等。远山眉在古诗文中不难见到。如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眉敛远山青，鬓低片云绿。”温庭筠《菩萨蛮》词：“眉黛远山绿”。韦庄《谒金门》：“闲抱琵琶寻旧曲，远山眉黛绿。”晏几道《六么令》：“晚来翠眉宫样，巧把远山学。”这个典故出于《飞燕外传》：“（赵）合德新沐，膏九曲沈香水，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宋代何士信编《笺注草堂诗余》注说：“今俗妆有远山眉者。”“浅文殊眉”的由来在《清异录》里说：“范阳风池院尼童子，年未二十，秾艳明俊，颇通宾游，创作新眉，轻纤不类，时俗人以其佛弟子，谓之‘浅文殊眉’。”
    写到此处，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悼念晴雯的祭文《芙蓉女儿诔》中的一句话：“眉黛烟青，昨犹我画”。以曹雪芹知识之渊博，肯定知道，贾宝玉给晴雯画眉用的黛石，当出自京西斋堂村吧！
    明末王恭厂灾及其成因探析
    1626年阴历五月初六（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丁未）巳时，京城最大的火药库王恭厂火药库发生了大爆炸，损失惨重，史称“王恭厂灾”。这是北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爆炸事故。《明史》本纪第二十二对此事的记载只有寥寥十几个字：“天启六年夏……五月戊申（注：应为丁未，下同），王恭厂灾，死者甚众。”而在一些野史笔记，如《旧京遗事》（明代史玄著）、《宸垣识略》（清代吴长元辑）、《京师坊巷志稿》（清代朱一新著）等书中，则有相当绘声绘色的描写，读来骇人听闻，难以置信。
    明代在京城内设有几个火药仓库，称为火药局，其中以王恭厂火药局最大，位于宣武门西偏北的包家街（现名鲍家街）东面。王恭厂灾发当天上午巳时（9时至11时），只见一股狂风吹来，风中裹挟着火光，点燃了厂内无数盛火药的药坛，药坛轰然引爆，全厂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浓烟笼罩，遮天蔽日，火星四散，声震几十里，响若惊雷。王恭厂的地面被炸成两个大坑，坑长三十步，宽十三四步，深两丈左右。转眼之间，北至阜成门，东至刑部街，横三四里、阔十三里的城区夷为平地，坍塌民房一万零九百三十间，死亡约两万人；紫禁城内建极殿修建工人死两千余人。药厂人员三十多人除一人外均被炸死，只有一个名叫吴二的人幸免于难，是在灾后被救出来的。巨大的气浪把附近的二十多株大树连根拔起，抛到半里甚至一里以外，而无焚烧过的痕迹。药楼腾空飞出，陷入数丈深的坑中，库中兵车、军器依然如故。铁渣、木头、石块、人体、家禽等从空中杂然落下。不远的石驸马街一只五千斤重的石狮子也被炸飞，竟然落到顺承门（宣武门）外。当时城中乘车轿出行的妇女，有的衣服竟被狂风剥去，飘向空中，落到几十里以外的昌平去了。
    这时，明熹宗朱由校正在皇宫内闲居。震撼天地的爆炸吓得他惊慌失措，光着脚乱跑。三太子慌得跌倒在地。宫人四散奔逃，一片混乱。外戚纷纷宣差内官进宫问候。大街上人流如堵，惶惶不安。
    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灾害频仍。王恭厂灾后不久，同年八月七日，安定门药局又因国子监大祀时失火而殃及爆炸，延烧至户部草场，“至累日夜火不灭”。城内其他火药库相继“火星再失度”。第二年三月，崇文门外的盔甲厂又药发。至此城内各药局都遭毁灭。统治者的专制和昏庸，加上连年天灾，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关于王恭厂灾的成因，在当时的记载中就有不同的判断，后世史家及学者所持意见亦不免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王恭厂灾系因火药库管理不善而引起的特大事故。比如《明史•熹宗纪》云：“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厂灾，死者甚众。”当时顺天巡抚刘诏上言：“臣循例谒陵，于初六日回至平谷县。巳时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天启六年五月乙卯）。第二种意见认为，此灾与地震同时发生。如《明史》卷二十九《五行志二》：“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厂灾，地中霹雳声不绝，火药自焚。”《蓟州志》：“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京师地震，王恭厂灾。是日，蓟地同震。”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地震及其诱发火药库爆炸造成大灾。《玉堂荟记》卷下的记载提供了地震前兆的证据：王恭厂灾“前一日，东城火神庙有声隐隐自庙中出。”《明季北略》还指出，王恭厂灾之前，京城东北方有声如吼。多种文献资料载明，1626年五月至六月间北京及河北、山西等地发生大地震，五月份的地震灾害以北京城内为烈（震中区或极震区），并引发了王恭厂火药库爆炸。此外，还有人认为是因有陨星坠落，有人认为是核爆炸，有人认为是外星人入侵等等，这些看法缺乏确凿的史料记载和考古证据支持，应属主观臆测，当排除在外。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意见虽各有所据，但均难以完全科学地解释此灾之成因，有质疑之必要。
    第一种意见可概括为“药厂事故说”。显然，此说无限夸大了火药库爆炸的威力，令人难以信服。据史载，明代在城内外有好几处火药库，专门制造、贮藏火药和兵器。火药为黑色火药，装入陶瓷坛内贮存于地窖中。火药库由宦官监管，他们弄权谋私，管理失当，屡发事故，曾造成房屋、人员、财产巨大损失，但同王恭厂灾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罢了。以王恭厂灾当天北京城内外受灾地域之广泛、受灾情状之惨烈，当代核爆炸之威力亦难以企及。仅凭地下贮存的有限的黑色火药坛大爆炸，无论无何也达不到这个程度。同时，此说更无法解释当时出现的诸多地震特有的现象了。因此，此说不宜采信。
    第二种与第三种意见有相同之处，即均认为与地震有关；不同之处在于，第二种认为是地震与火药库爆炸同时进行，第三种认为是地震先于火药库爆炸。二者孰对孰错，现代地震学的有关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判断。地震学认为，地震是由于地球内部介质局部发生急剧的破裂，产生地震波，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地面振动的现象。历史上北京地区曾经历多次地震灾害，自有史记载以来，就曾遭受有感地震600次左右，属于浅源（60公里以内）的构造地震。这种地震的特点是，其断层两侧的地块在震前即处于长期的相对运动的状态，致使地壳介质发生形变，积累了弹性应变能。当应力值大到超过介质的强度时，断裂发生，弹性应变能释放，地震于是发生。许多地震发生前一段时间会出现人们可直接观察到的异常现象，称为地震前兆。王恭厂灾之前就曾出现不少地震前兆，说明地震已在孕育中，地震波较弱，人们感觉并不明显。加上当时尚无先进的仪器检测可以捕捉到其微观前兆，便只能对其宏观前兆感到惊异而已。这些足可说明，王恭厂灾与地震，不可能“同时发生”，而只能是地震引发并加剧了火药爆炸的破坏力。
    如此看来，把此次大灾归因于地震和药厂爆炸的合力，是有充分证据和科学道理的。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史书上记载的当时发生的一些离奇现象。比如：石驸马大街上一座五千斤重的大石狮被掷到顺承门（今宣武门）外；乘轿妇女被剥去衣衫，衣衫落到昌平；西山的林中挂满了被脱下的衣衫；昌平阅武场上，银钱器皿堆积如山……
    笔者认为，这些现象完全可以用地震波与火药库爆炸造成的次生灾害来解释。我们知道，地震发生时，最基本的现象是地面的连续振动，主要是明显的晃动。其后果是地面出现断层和地裂缝。但大地震可导致火药库爆炸、火灾、风灾、泥石流、海啸、毒物及放射性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其中地震与火药库爆炸可以产生非常强烈的旋风，即龙卷风。历史上有关下降银币雨、黄豆雨、青蛙雨等的记载，都是龙卷风将地面或水中的物体吸上天空，带到远处降落所致。龙卷的直径约几米至几百米，移动距离一般为几百米至几千米，个别可达几十千米以上。龙卷气旋中往往有几个涡旋，在一个可见的龙卷漏斗中还可存在一些更小的吸管涡旋，龙卷风的主要灾害就是由这种吸管涡旋极强的吸吮作用造成的。在王恭厂灾发生时呈现的离奇现象，则非龙卷风肆虐发威莫属。
    总之，王恭厂灾的成因比较复杂，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原因可以解释的，而是地震、药厂爆炸、龙卷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文章来源：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一集，红旗出版社，2011年6月，第295-311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