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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一部表征着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历程和水平的重要著作。这部理论历史学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见证并且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第二，它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历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它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堪称是“一家之言”；第四，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它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重要的史学存在学问题，并且首次把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纳入到“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之中。 关 键 词：李振宏 理论历史学 历史理论 史学概论/“历史之真” 史学规律 作者简介：周祥森，男，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08年6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李振宏独著的同名著作的第三次修订本。①这是一部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理论历史学著作，是作者集二十多年“史学理论”思考和“史学概论”课程讲授心得的结晶。 1979年国家教育部要求高校历史系必须开设“史学概论”课程，“史学概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高校历史系一门极为热门的必修课。该书的初版就是当时这种形势下的一个产物。但如今，这门课程已盛况不再，“史学概论”研究也已被如今习称的“史学理论”研究所取代，而且“史学理论”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趋向于“史学史化”，把总结中国史学史上的理论遗产，介绍和评述欧美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作为本务。在“史学概论”课程极不景气、“史学理论”研究日趋“史学史化”的今天，出版这样一部建立在以中国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学研究成果为实证材料基础之上的、把历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探讨之主题化对象的理论历史学著作，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作者是读着这部著作的第1版(初版)、第2版(修订本)而逐渐走上理论历史学探索之路的，也曾以该书的第2版为教材给历史系本科生讲授过两学期的“史学概论”课程。因此，当读到该书的第三次修订本时，欣喜之情自然不言而喻。本文主要结合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且通过与同类著述相比较的方式，谈几点个人的阅读体会，并以此就正于读者。 一 从1989年的初版到1999年的修订本，再到2008年的第三次修订本，《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内容上的修订，特别是一些章、节、目的增补或删除，不仅是作者对理论历史学有关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 1989年《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初版后，曾有学者撰文予以简短评介，认为它“不仅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作者多年来对该学科作深入思考后得出的诸多创见，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国内学者在该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新水准”。评介者从三个方面简要地阐述了初版《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学术价值：首先，第一次提出以“史学本体论”(史学存在学)、“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学)、“史学方法论”这三大范畴来建构“史学理论”体系；其次，提供了关于“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系统成果，其中重要者，一是提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是“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核心；二是纠正了人们在对待“历史客体”这一概念上的模糊认识；再次，把“史学方法论”和“史学方法”区分开来，第一次对“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范围作出了明确的界说。[1] 这个评价对于现在出版的第三次修订本同样是适用的。这是因为，其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初版就已经奠定了的，而这个第三次修订本，“只是原版的补充和改善”，在理论体系和核心观点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脱胎换骨的改变”[2]644；其二，虽然20、21世纪之交由于西方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涌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停滞”了10年后开始有所回热，但是在“史学理论”体系、“历史认识论”研究领域，最近几年来的研究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进展，变化主要发生在具体的史学方法和西方历史哲学研究领域。[2]613-614，[3] 20世纪80年代理论历史学研究中，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两个热点问题，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还以此为中心议题。初版《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安排“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一章，正是当时理论历史学研究现实状况的反映。 初版出版10年后，即1999年12月，该书的修订本问世。与初版相比，虽然在核心观点、理论体系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但作者“基于社会的变革”和10年来中国经验历史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做了四个方面的修订：一是撤掉了一些不太适宜的章节；二是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三是某些章节做内容充实性的修改补充；四是基本面貌不动的章节，作字句上的改动，主要是做“去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改动。这方面的改动尽管不是很彻底，却“也体现了作者的认真和苦心”。这次修订，内容上变动较大的是上编“史学本体论”和下编“史学方法论”，中编“历史认识论”的内容基本没有变动。在上编“史学本体论”部分，删掉了初版第6章“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品格”，其内容压缩为新增第6章“历史科学的功能与作用”的第4节“增强现实性品格，实现社会功能”；增加了“历史科学的功能与作用”一章，作为修订本的第6章；初版第7章“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基础”改为修订本第13章“唯物史观与史学方法论建设”，从上编“史学本体论”中抽出，移到下编“史学方法论”中，并对其内容作了充实和修改。这种改动反映了作者对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唯物史观在“史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一种全新认识，即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史学方法论，而不再认为它对于历史学具有本体论(存在学)意义。下编“史学方法论”是修订的重点，原有的章增加了新的节或目，新增了“史学评论的理论与方法”“计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心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和“历史假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四章。[2]640-641下编“史学方法论”章节的增删，既反映了1989年以来中国经验历史学发展的实际——史学评论有较大发展，经验历史学中史学方法因历史学的社会学化、人类学化倾向而日趋多样化——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史学方法研究热的一次系统总结。 现在出版的第三次修订本，在1999年修订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大幅度的修订。除了对全书的道说方式、重要概念和术语作了与现实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步伐相适应的订正外，全书在章节安排上也有很大改动。上编“史学本体论”，删掉了1989年初版和1999年修订本的第2章“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这一章内容的删除，明显反映了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历史学性质的一种新认识，即越来越对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这一传统观解(观点—理解)产生了怀疑，认为传统观解具有片面性，忽视了历史学的人文属性和人文基础，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看法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认同。作者没有像在前两版中那样去探讨历史学的性质问题，表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处在新的探索之中，尚未形成自己成熟的新认识；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目前学界在历史学性质观解(观察—解释)上的“人文化”或“去科学化”倾向。当然，这样处理，对于“史学本体论”部分来说，是个缺憾。既然是“史学本体论”(史学存在学)研究，就不能回避“历史学性质如何?”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 “史学本体论”部分新增了第5章“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关于新增这一章内容的意义，将在下文予以评述。其他五章，即“历史是什么”、“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历史科学内部的学科结构”、“历史科学与一般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功能与作用”，则是初版和修订本所共有的。 从第7章到第12章是中编“历史认识论”部分，内容包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历史再认识及其推动因素”、“历史认识的检验”。其中第9章“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事实”是新增的。在前两版中，作者仅只是从“历史本体论”(历史存在学)上理解“历史事实”，基本上是否认“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学)上的“历史事实”的。但现在，作者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承认“历史事实”包含“历史本体论”(历史存在学)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学)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两层内涵。这既是作者在“历史事实”问题上的新认识的反映，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历史学界关于“历史事实”研究成果的体现，反映出中国理论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实”的认识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这一章内容的增补，使作者在前两版中提出的“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学)体系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完善了。 从第13章到第24章为下编“史学方法论”部分，共12章，另有附录1篇。在这一编中，删掉了前两个版本共有的“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史料的理论与方法”两章；1999年修订本第13章“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第15章“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两章，在内容上作了较多的删节，其中“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这个章题改成了“阶级分析方法”(第三次修订本第16章)；增加了现在的第18章“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24章“历史学的学术规范”两章和附录“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史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出现，既表明社会史领域的研究在自身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已经基本成熟，所提供的经验实证材料已经可以满足理论历史学家对其进行对象性和主题性理论阐释的需要，也表明它在经验历史学中强劲的发展势头，令理论历史学家不能不予以认真的凝视了。下编“史学方法论”的其他章节内容变化不大。从初版到第三次修订本，作者对下编“史学方法论”内容的不断修订，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个别性或特殊性层面上的史学方法内容不断减少，普遍性层面上的史学方法内容显著增加；二是根据中国经验历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增补或删减具体内容。 从篇幅上来看，第三次修订本(56.4万字)与1999年修订本(48.8万字)相比，增加了7.6万字；与1989年初版(36.1万)相比，增加了20.3万字。但是，重要的不是篇幅的不断增多，而是内容和结构的调整。章节安排上的结构性调整，有关内容的删减或增补，甚至道说的方式和使用的概念、术语的改动，既是20年来中国现实的社会变迁、“史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在一部理论历史学著作上的表现，也是作者对20年来中国经验历史学发展情况的跟踪观察和对“史学理论”有关问题坚持不懈地思索的生动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