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锦
    

    [英文标题]Research Review on History of Sui,Tang,Wudai Dynasties in 2008
    [作者简介]程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102
    2008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发展平稳，共发表论文400余篇，论著二十余部。综述如下：
    一、政治
    
    政治事件。冻国栋、黄楼《唐德宗贞元末皇位之争考辨》(《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称《十届年会论文集》)认为太子李诵之顺利登基，起核心作用的是东宫王叔文集团；但李诵登基后一系列不当的施政行为使其丧失了政治资本并最终输掉了斗争。黄楼《唐德宗“奉天定难功臣”、“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杂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4辑，以下称《资料》24)结合出土墓志对“奉天定难功臣”及“元从奉天定难功臣”的政治背景、赐予情况及流变等问题进行考察。相关论文还有胡宝华《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南开学报》3期)、吴宏岐《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陕西师大学报》3期)、李最欣《后唐“安重诲事件”的真相和实质初探》(《赣南师院学报》2期)。
    中央与地方。金子修一《从皇位遗诏来看唐代的中央和地方》(《十届年会论文集》)认为唐代的遗诏起到了联结中央政府与地方的作用。冯金忠《唐代河朔藩镇武职僚佐的迁转流动——以与中央朝官间的流动为中心》(同上)认为河朔藩镇武职僚佐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央朝廷为官的机会较少，他们主要通过弃帅来投和因军乱而入朝等非正常途径入朝，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入朝后的仕途发展。艾冲《论唐高宗、则天两朝应对突厥叛乱的基本方针之差异及原因》(《唐都学刊》2期)认为对于突厥叛乱，高宗期间采取坚决镇压的基本方针，武则天期间采取退让放任、希图苟安的基本方针，其原因主要是武周朝将政治关注重点放在打击内部异己势力上，忽视边疆问题的彻底解决。任爱君《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北方文物》2期)认为唐末羁縻统治造成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与“银鞍契丹直”(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两大历史主题。陈国灿《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西域研究》4期)考察安西四镇的出现、四镇三失三复以及长寿二年之后在四镇之下又增设二级军镇的历史过程，认为众多新军镇的建置是唐对西域统治由不稳定走向稳定的重要保证。刘安志《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资料》24)认为安西都护府驻于西州时，其与西州州府之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二元分治到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的过程。任爱君《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唐朝的羁縻统治导致大贺氏由部落贵族演变为官僚地主家庭；王族部落从八部之首演变为唐朝的侨置羁縻州，并形成“幽州契丹”这个特殊的群体。陈菊霞《归义军中后期敦煌县非十乡制》(《敦煌研究》3期)认为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张议潮将敦煌县划分为11乡。至10世纪30年代形成13乡制，一直存续于归义军中后期。冻国栋《唐“仙州”史事素描》(《资料》24)考证河南道或都畿道所隶之“仙州”置与废的历史。认为其设置是为了所谓“镇俗”，以有效地管理逃亡，而其被废却是由于这种“镇压”无效。此外，还有黄楼《唐宣宗朝地方政局初探》(《唐史论丛》10)、夏炎《试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关系》(《史学集刊》2期)、李宗俊《敦煌寿昌县的废置与唐前期对西域石城、播仙二镇地区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张天虹《“河朔故事”再认识：社会流动视野下的考察——以中晚唐五代初期为中心》(《十届年会论文集》)、客洪刚《唐折冲府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
    二、制度
    
    中央官制和文书行政。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研究了校书郎、正字、县尉、参军和判司、巡官、推官和掌书记、文官俸钱及其他等内容。他的《论唐代的检校郎官》(《唐史论丛》10)论证什么是“检校郎官”，并以杜甫、李商隐为例考察“安史之乱”后这种官衔的颁授、实行状况。吴夏平《唐代秘书省社会地位变迁考论》(《兰台世界》8期)对秘书省官员进士出身比例作了计量分析。宁志新《唐朝宰相称谓考》(《河北师大学报》3期)考证唐朝的宰相称谓有22种之多，可分为五种类型。它经历了一个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的发展过程，最后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种称谓。这种变化规律与当时盛行的使职差遣制度的变化规律相一致。赵冬梅《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历史研究》3期)论述唐后期出现的通进赞导机构閤门司的职能影响及其在五代宋朝的发展演变。吴秀兰《论儒道影响下的唐代谏官制度》(《青海师大学报》5期)认为唐朝存有谏官进谏和御史台谏诤两大并行不悖的系统。此外，还有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胡沧泽《武则天与唐代监察制度》和张国静《论唐代起居舍人与起居郎》(《唐史论丛》10)，宁志新、董坤玉《唐朝三省的权力格局及其地位变化》(《河北学刊》5期)。
    研究文书行政的有刘后滨《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历史研究》3期)从敕授官范围的扩大入手，探讨唐宋之际选官文书裁决机制及其体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又《唐代告身的抄写与给付——〈天圣令·杂令〉唐13条释读》(《唐研究》14卷，北大出版社。以下称《唐研究》14)。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期)就“状”的应用和传递问题对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一书的相关论述作补充。李全德《〈天圣令〉所见唐代过所的申请与勘验——以“副白”与“录白”为中心》(《唐研究》14)认为“副白”是申请人自书的申牒而非过所之副。“录白”则是关司勘验过程中过所的录副。孟彦弘《唐代过所的“副白”、“录白”及过所的“改请”——关于唐代过所的一个侧面》(《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则认为“录白”是将过关的记录直接记在过所后面的空白处，“副白”是未用印鉴的副件。同类成果还有刘安志《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究》(《十届年会论文集》)、赵心愚《唐樊衡露布所记吐蕃告身有关问题的探讨》(《中央民大学报》3期)。
    地方官制与基层管理。李方《唐西州的封爵制度》(《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讨论西州官吏封爵的等级、爵号的称呼、封爵的资格缘由、爵位的虚封与实封、爵位的沿袭与废封等西州封爵官吏与封爵制度的相关问题。陈明光《略论唐朝的州县行纲》(同上)分析唐朝财政运行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唐前期州县行纲制度的主要内容及该制度在唐后期的演变。黄正建《从墓志看唐代县级老年官员问题》(《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以下称《西安碑林论文集》)指出唐前期由于选官体制单一而导致县级官员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到后期由于藩镇使职的大量出现则多有减轻。徐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西域研究》1期)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刘再聪《唐四镇地区基层行政治理研究——以于阗、龟兹两地村坊制度为中心的考察》(同上3期)论证四镇地区县以下地方行政体制是随着羁縻州制度在四镇的建立而诞生的，唐代的地方行政体制已渗透到四镇的最基层。村民差役的催驱由武官负责，这表明该地区在基层管理方面的地方特色。他还有《唐朝“村”制度的确立》(《史学集刊》2期)。赵璐璐《唐代“杂任”考——〈天圣令·杂令〉“杂任”条解读》(《唐研究》14)以《天圣令》中对杂任的规定为基本依据，区分唐代法令中的杂任、流外官、杂职，研究杂任的人员构成，杂任的选补、考课和迁转，杂任的职掌及其在唐代行政体制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同类成果还有李福长、许福德《唐代州府僚佐中的司户参军——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华东师大学报》5期)，张玉兴《试论唐后期县丞增废及其原因》(《唐都学刊》2期)，张玉兴《唐代县丞的兼摄判与差出现象及对县政的影响》(《商丘师学院学报》4期)。
    选举制度。李方《唐西州官吏的入仕途径》(《新疆师大学报》2期)认为唐西州官吏有门荫、科举、勋官、流外入流四种入仕途径。张忱石《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文史》3期)辑唐人登科及第者334人次，按类分编。金滢坤《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浙江师大学报》1期)分析科场复试案与子弟之争各方背景，论证中晚唐子弟之争的出现及随着党争的强弱程度而发生的子弟问题逐渐淡化。他的《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首都师大学报》5期)认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翰林院频繁复试、中书舍人复核制度以及御史台监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礼部贡院的权威性，分割了礼部贡举的权限，并最终促成了“殿试”的诞生。他另有《略论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程序与方式》(《人文杂志》3期)。同类成果还有孙福轩《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浙大学报》3期)、陈飞《唐代“射策”与“对策”辨略》(《清华学报》1期)。
    三、法制
    
    唐令和律令格式体系。围绕《天圣令》展开的相关研究继续是热点。《唐研究》14是《天圣令》研究的专号，除上文已列的刘后滨、李全德、赵璐璐的文章以外，还有对律令格式或《天圣令》本身进行考察的，如：大津透《日唐律令制的比较研究——学术史的概观和近年研究的介绍》、桂齐逊《唐代律令关系试析——以捕亡律令关于追捕罪人之规范为例》。黄正建《〈天圣令〉中的律令格式敕》从令的角度讨论唐代律令格式敕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依时代不同而不同。戴建国《〈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考》论述《天圣令》与《唐律疏议》、《宋刑统》等书所载唐令的差异，认为《天圣令》所本为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并讨论唐后期的令。坂上康俊《〈天圣令〉蓝本唐令的年代推定》认为《天圣令》的蓝本是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但无法推定《天圣令》的不行唐令的年代。并讨论唐代单项法令和令的修订问题。
    注重于复原唐令研究的有：孟宪实《唐令中关于僧籍内容的复原问题》结合一般民户的户籍制度，利用部分吐鲁番新近出土的唐代文书资料展开讨论。张雨《唐开元狱官令复原的几个问题》。稻田奈津子《〈庆元条法事类〉与〈天圣令〉——唐令复原的新的可能》探讨作为唐令复原材料的《庆元条法事类》的重要性，主张立足于宋代法制史的观点，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来探讨发现《天圣令》的意义。此外，还有宋家钰《唐〈厩牧令〉驿传条文的复原及与日本〈令〉、〈式〉的比较》、高明士等《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
    利用《天圣令》资料研究各种历史问题的有：罗彤华《丁女当户给田吗？——以唐〈田令〉“当户给田”条为中心》检视各身份之当户给田始于何时，认为唐《田令》中当户给田的规定不包括“丁女”。辻正博《〈天圣·狱官令〉与唐宋司法制度》对《天圣·狱官令》中6条令文所记载诸制度的沿革加以检讨，并考察其中宋令条文的成立，认为五代宋初的制度变革反映到了令文中。皮庆生《唐宋时期五服制度入令过程试探——以〈丧葬令〉所附〈丧服年月〉为中心》重新检讨《丧服年月》的复原，分析其附于《丧葬令》之原委，并考察五服制度入令的过程。吴丽娱《唐代赠官的赠赙与赠谥——从〈天圣令〉看唐代赠官制度》论述唐代赠官的赙赠及待遇，赠官与赠谥的关系，以及赠官与赠谥的主管机构、程序比较与封赠体制的某些变化。王静《唐墓石室规制及相关丧葬制度研究——复原唐〈丧葬令〉第25条令文释证》认为唐《丧葬令》复原第25条令文很可能制订于开元二十五年，但没有对王朝统治者形成实在的约束力。陈登武《从〈天圣·医疾令〉看唐宋医疗照护医事法规——以“巡患制度”为中心》从实习医师制度、军队医疗体系、国家对疫病的控制、病囚的医疗照护、社会医疗救济等几个方面论述唐宋“巡患制度”的确立、发展与演变历程。程锦《唐代医官选任制度探微——以唐〈医疾令〉为基础》探讨制度有关内容及制度的发展嬗变，重点论述了以待诏制度的发展及翰林医待诏为中心的非医术出身的医学授官。张耐冬《唐代太医署医学生选取标准——以〈天圣令·医疾令〉及其复原唐令为中心》对唐代医学生的选取标准进行了结构与标准上的探讨。杨梅《唐宋宫廷藏冰制度的沿袭与变革——以〈天圣令·杂令〉宋12条为中心》。牛来颖《唐宋州县公廨及营修诸问题》考察唐宋州县廨署规模及格局，解读相关令文，并讨论公廨营修费用的物料支给。彭丽华《唐、日〈营缮令〉“应须女功”条研究》探讨唐代官府女功制作的相关问题，及此令文不行于宋代的原因。
    另黄正建《明抄本宋〈天圣令·杂令〉校录与复原为〈唐令〉中的几个问题》(《十届年会论文集》)重新检讨了复原中的一些标点选词用字问题如宋39条复原为唐令能否复原“五行”二字，“朞”和“周”、“七”和“柒”的使用等。李玉生《唐令与礼的关系析论》(《唐史论丛》10)认为唐令中不少篇目规定了唐代的礼制，因为它必须和作为“仪注”的礼典存在某种衔接关系，否则就很容易发生两者之间的横向冲突。
    关于律和律的实施。高珣《隋朝法制与统一秩序研究》(法律出版社)研究隋朝中央机构设置、经济管理制度、官吏制度以及法制与多样性下的统一秩序等内容。王斐弘《敦煌法论》(同上)在对敦煌法律文献翔实考据的基础上，从法学的视角，经由“事实描述型”和“价值评说型”向“文化分析型”的整体跃迁作了尝试。任育才《唐人的律法观——以太学生为例》(《十届年会论文集》)考证唐代国子监在招收学生的资荫上、入学年龄的限制上、修业年限的规定，以及违规惩处的罚则上，皆有轶出“律令格式”之情况，认为这与唐律援儒入法、礼刑并用有关。曹鹏程《略论大理寺在唐代司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同上)考察了大理寺的审理权限及其与刑部、御史台的关系。认为大理寺不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而是唐代唯一的中央专门审判机关，掌握京城官员及地方疑狱的审判权。马小红《简析五代的立法状况》(《上海师大学报》2期)梳理了五代时期的8次立法，提出五代立法技术、御史台在立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等问题，并考辨了重刑与滥刑的不同。张春海《试论唐代流刑与国家政策、社会分层之关系》(《复旦学报》2期)认为唐代流刑强制迁徙的特性契合了新拓地区充实人口和驻防军队的需要。唐代被流放到西北军镇的绝大多数都是贫民百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西北的薄弱；而流放到岭南、黔中等南方各地的则大多是统治集团中人，成为南方智力积累的重要条件。他另有《唐代罚俸制度论略》(《史学月刊》11期)。同类成果还有王立民《中国古代律中条标演进之论纲——以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为例》(《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期)、彭炳金《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孙奕《从观念到制度——〈唐律〉中的容隐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期)。
    四、礼制
    
    楼劲《宋初礼制沿革及其与唐制的关系——兼论“宋承唐制”说之兴》(《中国史研究》2期)考察了宋初礼制沿袭五代而损益变化的内容和形式，宋制取舍和借鉴唐制的形态和方向。方丽萍《从唐德宗的“重慎祠事，动稽典礼”看中唐礼制特征》(《青海师大学报》4期)认为德宗礼制思想的矛盾体现了中唐社会对待传统价值观的工具主义倾向。吴丽娱《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资料》24)讨论唐朝山陵使的设置，及其在唐后期发展为山陵五使的作用及职能。她还有《〈显庆礼〉与武则天》(《唐史论丛》10)。张文昌《论唐宋礼典中的佛教与民俗因素及其影响》(同上)从“国忌行香”与“寒食上墓”两项仪式，讨论外来宗教与本土民俗对于唐宋礼典之影响，以及唐宋礼典内容质变之所在，并比较国家“礼典”与儒家“礼经”之间在性质与功能上存在的差异。赵旭《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形式从家庙到影堂再到祠堂的演变，是礼制在官方认同的前提下不断下移的过程。由祭祀直系祖先到逐渐出现“祭及旁亲”乃至同族“共庙”的现象，是传统宗法制度在唐宋时期的重要演变和宗子制新的表现形式。
    五、经济
    土地制度。吴树国《试论唐宋之际土地管理的强化》(《文化学刊》2期)探悉唐宋之际由以前“黔首自实田”的简单土地管理模式向国家制度化的检田变革发展的过程。耿元骊《“土地兼并”与唐宋间地权的流变》(《辽宁大学学报》4期)认为唐宋间的所谓“土地兼并”是“反复进行”的低水平重复，其实质是权势者对失势者和“公共土地”的掠夺。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土地并不存在一个大量集中的倾向，土地所有权的稳定性远远高于流动性。王雪萍、吴树国《试论唐宋之际土地交易控制的转变》(《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4期)认为唐宋土地交易从注重申牒到着眼于割税，反映出国家对土地交易控制逐步加强的趋势。
    农业与产业经济。郝二旭《略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敦煌学辑刊》2期)据传统农业生产步骤，对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和文献中当时所用农具的形象资料和文字记载进行分类和考证。Drek Flora Ortiz《盐统王朝：唐代后期的盐业、财政以及国家安全(英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以四川、陕北以及东南沿海等产盐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来探讨唐代晚期盐的重要性，唐后期盐业垄断的情况及其影响。王承文《论唐代岭南地区的金银生产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岭南的金银生产至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溪洞地区被纳入金银贡奉的体系中。对金银财富的追求造成了岭南溪洞豪族与唐中央王朝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吏治的困难，直接影响了唐宋国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同类成果还有殷晴《物种源流辨析——汉唐时期新疆园艺业的发展及有关问题》(《西域研究》1期)，杜文玉、梁丽《五代时期畜牧业发展状况初探》和于赓哲《唐代人均食盐及盐的使用范围》(《唐史论丛》10)，李三谋《五代时期的解盐管理》(《盐业史研究》3期)，魏明孔《唐代吐蕃手工业经济述论》(《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商业与贸易。王涛《唐宋之际城市工商业发展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研究唐宋之际城市工商业发展变迁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从业人口的职业构成、运营的基本取向以及对民众思想信仰的影响等。朴天申《八至九世纪东亚交易航线的考察》(《唐史论丛》10)分析《道里记》记载的“登州入高丽渤海航线”的内容，说明当时的交易船在东亚海上选择了多样的直线航线。又可参贾志刚《唐代军市问题研究——兼析传统军市的终结》(同上)。
    户口与赋役。张天虹《再论唐代长安人口的数量问题——兼评近15年来有关唐长安人口研究》(《唐都学刊》3期)认为在中唐至唐末大乱以前这段时间内，唐长安拥有百万人口是比较可信的事实。周奇《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帐与人口控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唐代地方编定的僧尼籍有总籍和单个僧尼籍之分，一式三份，上报州县和中央。但是随着王朝政治的变动，僧尼籍帐常规管理出现松弛和混乱，僧尼数量膨胀，最终导致武宗时期废佛事件发生。朱红琼《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制度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认为唐中叶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衡了各自的成本收益后作出的选择。两税法设计过程中将下级政府的利益纳入考虑因素，使其推行起来阻力较小。吴树国《试论唐前期中男服杂徭的法定役期》(《晋阳学刊》6期)考证唐前期中男服杂徭役期为20日。它在国家财政收入上形成半庸。随着两税法“人无丁中”原则的确立，法定20日役期制度解体。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杂徭(上篇)——唐代西州杂徭研究之二》(《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介绍中日学者研究唐代杂徭的进展，并考释了唐代夫役文书。他的《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杂徭(下篇)——唐代西州杂徭研究之三》(《吐鲁番学研究》创刊号)研究杂徭的性质、征役日数等问题。
    六、历史地理
    
    区域地理。穆渭生《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述论关内道及其周边地区各种地理因素与战争的关系，及其对唐朝战备和作战行动的影响。李鸿宾《再论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十届年会论文集》)认为长城地区是唐朝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分野最明显的地区。此外可参王凤翔《试论唐代河西地域观念的变迁》(《青海师专学报》4期)。
    城市与城市建设。谢元鲁《成都：唐宋城市公共空间的变迁》(《十届年会论文集》)考察唐宋时期成都城市娱乐空间、商业空间和寺院空间的变迁及影响该变化的因素：成都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气贺泽保规《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西安碑林论文集》)认为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陈双印、张郁萍《扬州城“四面十八门”再考辨》(《敦煌研究》5期)指出五代时期的扬州城十八门为陆门之设，不包括水门。李向菲《唐大明宫浴堂殿方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确定唐大明宫浴堂殿位于金銮殿西、东翰林院北。田莹《论隋唐洛阳城的池沼》(《唐都学刊》1期)共考证出隋唐洛阳城34处池沼，并探讨当时洛阳城池沼的特点。同类成果还有荣新江《碑志与隋唐长安研究》(《西安碑林论文集》)、胡方《隋唐长安、洛阳城空间形态的演变》(《广西师大学报》1期)、樊波《唐大明宫玉晨观考》(《十届年会论文集》)。
    地理考订、环境与交通。邓沛《隋唐开边县治所考辨——兼与蓝勇先生商榷》(《青海师专学报》2期)认为隋至唐760年开边县治所在今云南盐津县滩头；唐宋开边县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县安边镇火焰村所在的小岸坝。陈国灿《唐代的“神仙路”与拨换城》(《资料》24)考证“神仙路”是唐拨换城往于阗的官道、神仙路主馆驿的运作以及拨换城在安西都护府往西域多条道路的枢纽地位。陈世良《唐柘厥关考》(《西域研究》3期)论证柘厥关故址在今克孜尔石窟的崖顶；唐时白马渡即今克孜尔河两岸的“克孜尔土拉旧城”、“乌堂城堡”遗址。么振华《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与存恤》(《唐都学刊》6期)认为朝廷对地震的措施与态度的不同，反映了唐朝国力的兴衰变迁。阎守诚主编《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人民出版社)论述唐代自然灾害概况、唐代自然灾害发生的社会因素、唐代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唐代皇室与弭灾、唐代官员与弭灾、唐代防灾救灾制度、唐代中央的救灾等。辛德勇《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陕西师大学报》6期)认为隋唐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同类成果还有闵祥鹏《中国灾害通史(隋唐五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王颜、杜文玉《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
    七、社会
    
    社会阶层。黄正建《唐代“庶士”研究》(《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考证了“庶士”的18种成员构成，“庶士”的含义及性质。认为唐代的“庶士”一般具有“低级吏”的含义，其中一部分隶属于军府者又具有“卒”的含义，从性质上来说则可能属于唐代的“职役”即“带职掌”的“役”。曹端波《唐代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由贵贱到贫富》(《湖南文理学院学报》3期)认为唐代中叶富民阶层崛起。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结构由身份等级制向以财富为标准的贫富转化。同类成果还有张安福《唐代西北地区农民群体的生活世界》(《齐鲁学刊》6期)、薛平栓《论唐代商人阶层的政治意识与自卫意识》(《唐史论丛》10)。
    女性、婚姻与家庭。李润强《中国传统家庭形态及家庭教育：以隋唐五代家庭为中心》(人民出版社)描述了隋唐五代时期家庭的基本形态以及传统家庭发展演变的阶段性轨迹。主要涉及唐代家庭结构、妇女与婚姻家庭、分家及财产继承、家庭教育传承等范畴。张国刚《“立家之道，闺室为重”——论唐代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清华学报》1期)认为在家庭关系中，唐代成文法律贯彻着儒家礼制文化精神；而在实际生活层面，人伦常情仍然是判断实际生活中的家庭亲情关系的最可靠依据。他的《墓志所见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西安碑林论文集》)认为唐代寡妇守贞是社会舆论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念。邢铁《唐宋时期“同居合活”家庭简说》(《保定学院学报》1期)认为唐五代时存在的“同居合活”家庭源于兄弟互相关照的需要。宋代兄弟家庭的“同居”变成了一种孝悌精神的追求，甚至变成一种博取“义居”名誉的方式。同类成果还有金滢坤《论唐五代科举对婚姻观念的影响》(《厦大学报》1期)、万军杰《唐代再娶习俗之下继室与前室子关系探讨——兼析唐代的“两娶一门”》(《资料》24)、万军杰《唐代夫妇年龄差异探析》、王庆卫《隋代女性贞节问题初探——从开皇九年〈吴女英志〉说起》(《西安碑林论文集》)、赵和平《贺兰敏之蒸于荣国夫人辨》(《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士人与家族。朱海《唐宋间家训中的“己”》(《资料》24)通过唐宋间的家训材料关注士大夫对自我身份，即“己”的界定与认同，进而观察中国中古社会中由“世家大族”向“地方精英”的转化。白化文《唐代士子与樱桃》(《文史》2期)论述隋唐公共场所及较名贵住宅种植樱桃的风尚、唐代敕赐樱桃现象以及唐士子赋予樱桃的文化意义：浪漫想法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往来。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河北师大学报》6期)认为唐以前的家族组织以北方政治型的世家大族为主要形态，宋以后血缘型的家族组织成了普遍形态，并且主要存在于东南地区。张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赵郡李氏活动略论》(《扬州大学学报》3期)认为隋唐时期士族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主导权，这正是造成唐代河北地区与中央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相关文章还有肖妮妮《唐代“处士”概念辨析》(《唐都学刊》1期)。
    基层社会形态。张安福《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研究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生活的状况、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农民负担和历史走向。傅晓静《唐五代“民间私社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研究唐五代民间私社之兴盛；唐五代民间私社的组织、活动方式等。金滢坤《论唐五代宋元的社条与乡约(二)——以吕氏乡约、龙祠乡社义约为中心》(《敦煌研究》1期)分析唐五代宋元乡村民间组织的转变和社会互助组织之间的关系，乡村的乡民、乡绅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家控制乡村与乡村自治等相关问题。乜小红《论唐五代敦煌的民间社邑——对俄藏敦煌ДX11038号文书研究之一》(《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6期)认为俄藏敦煌ДX11038号文书中，有民间社邑的社条、入社状、社司判等三件社邑文书。它反映了社邑是一种契约性组织，表现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重要功能及作用。么振华《唐代民间的自助与互助救荒》(《兰州学刊》11期)也可参看。
    宗教信仰。何方耀著《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对晋唐时期往来于南海道的中、西佛教僧人及其宗教传播活动进行群体研究。夏广兴《密教传持与唐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主要从密宗与唐代民俗风情、社会生活、文学创作及宗教艺术等方面，论证密宗在唐五代流播过程中对社会及文学艺术的影响。王承文《论隋唐道教统一的宗教神学理论基础》(《十届年会论文集》)认为东晋末年形成的“古灵宝经”的核心信仰——“灵宝自然天文”的经教神学是隋唐道教走向统一的基础和平台。冻国栋《略论唐宋间关羽信仰的初步形成及其特点——以董侹所撰〈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为例》(《唐史论丛》10)认为唐代关羽的灵异传说以及将之与佛教“护法”者之身份联系起来，主要与佛教信徒之宣传有关。其中董侹《庙记》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同类成果还有杨富学、王书庆《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同上)，寇甲、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与其他信仰之关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敦煌研究》1期)，郭可悫《隋唐五代时期中原的迷信活动——以河洛地区为中心》(《洛阳师院学报》3期)，姚潇鸿《唐玄宗〈禁断妖讹等敕〉研究》，张全民《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分区研究》，李翎《〈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的流行与图象》和王铭《从“剖冰求鲤”到“卧冰鱼跃”——佛教在“二十四孝”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个案》(《十届年会论文集》)。
    生活风俗。叶娇《浅议唐代及宋代马球运动中的球衣》(《中国矿业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实有专用“毬衣”存在，并辅以敦煌文献、壁画及出土文物等，考证出唐代毯衣的形制，提出“缺胯锦袄子”的称名。马冬《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西域研究》2期)认为唐初官服“异文”应该与中、西亚起源与盛行的联珠纹、对兽纹有密切关系，但已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因此，总体上应归属于唐初由窦师纶创制的“陵阳公样”图纹内涵范畴。他又有《唐朝对四夷服饰赏赐研究》(《唐研究》14)。胡发强、刘再聪《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西藏大学学报》2期)以《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部分研究唐、宋洗儿及其仪式。认为洗儿风俗在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消极、落后因素，渐渐背离了洗儿礼的本质。刘向阳《唐太宗选择昭陵陵址时间及长孙皇后殡地小考》(《唐史论丛》10)认为编号为ZLS1的石室很可能是最初修建的安厝长孙皇后梓宫的昭陵，而太宗选择九嵕山营造昭陵的时间当在贞观九年十月至十年十二月。陈涛《唐代端溪石砚考辨》(同上)对唐代端溪石砚的出现时间、名称由来、贡砚情况、知名开采情况及后世流传情况等作探讨。同类成果还有郑炳林《敦煌写本〈张怀深变文〉所见兵器陌刀考》(《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王永平《唐代长安的庙会与戏场——兼论中古时期庙会与戏场的起源及其结合》(《河北学刊》6期)，李波《唐代敦煌壁画供养人服饰与体型》(《敦煌研究》1期)，刘朴兵《略论唐宋饮食文化的差异》(《殷都学刊》3期)，万军杰《唐代多娶习俗之下的夫妇丧葬实态》和刘礼堂、熊燃《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岁时节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6期)。
    八、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
    金子修一《册封体制论与北亚西亚、中亚西亚》(《唐史论丛》10)用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和东亚世界论考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确定东亚诸国与中国王朝交涉中独特的历史性特征。《郑州大学学报》5期为中日文化交流专题研究，村井康彦、王勇、韩昇、王献玲、葛继勇各自围绕一个重要的历史话题发表论述。葛继勇《隋倭关系新考——以〈异国牒状记〉的记载为中心》(《唐都学刊》4期)认为隋倭通交路经朝鲜半岛，较为便利。594年隋朝牒状至日之事，当与佛教在日本的日渐兴起有关，隋倭通交采取的形式是“佛教外交”。拜根兴《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9世纪唐与新罗的交涉，呈现出官方交往的理性多样化和民间交往经济文化蕴涵增大的特点。同时关注唐使节崔廷出使新罗的时间、新罗望德寺双塔“战”、《贞元集要广利方》传入新罗等问题。他另有《初唐将领王文度事迹考述——兼论唐与百济、新罗的关系》(《唐史论丛》10)。同类研究还有朱振宏《从“小洪那海突厥石人”探讨泥利、泥撅父子与隋朝关系发展》(《十届年会论文集》)、杨铭《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敦煌研究》2期)、艾冲《论唐代“河曲”内外驻防城群众的分布及其对北疆民族关系的作用》(《唐史论丛》10)、赵心愚《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四川大学学报》5期)、黄纯艳《新罗人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活动——以中国地方志记载为中心》(《十届年会论文集》)、黄民兴《“伊斯兰秩序”与“华夷秩序”——唐时中国与阿拔斯王朝的地区秩序关系分析》(《唐都学刊》3期)。
    九、文化
    
    文学与史学。吴夏平《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齐鲁书社)内容包括制度的文化品格、制度与文学关联的心理学基础、制度与文学关联的教育学背景、制度与文学研究方法论等。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唐宋馆驿制度、唐宋馆驿与文学、唐宋馆驿诗个案研究、从唐宋诗文看唐宋驿道的绿化等内容。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凤凰出版社)从史源学的角度弄清各书的材料来源和编纂经过，通过具体考辨揭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中华书局)研究晚唐五代诗僧群体崛起的历史文化背景、亚群体的划分、群体的心态特征、群体的创作风格等。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华东师大出版社)研究唐五代诗僧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唐光荣《唐代类书与文学》(巴蜀书社)介绍唐代类书的编纂、类书与文学、类书与题材惯例等。陈玲《〈唐会要〉的科技思想》(科学出版社)从天文、数学、生物学、医学、物理、化学、地理以及建筑、纺织、铸造、造船、航海、科技交流等方面，梳理和研究《唐会要》中的科技思想。游自勇《怪异、书写与阐释：唐宋士人对安史之乱的“预见”》(《十届年会论文集》)分析两唐书《五行志》以及笔记小说中有关安史之乱“预兆”的记载，认为其中折射出唐宋士人对盛世的无尽眷恋以及对玄宗的感激之情。李晓明《敦煌变文与敦煌歌辞中的唐代历史观念》(《史学史研究》2期)认为敦煌变文与敦煌歌辞与宗教理念的结合、利用历史的零星碎片建构当世的历史观念和社会观念。同类成果还有肖占鹏、李广欣《唐代编辑出版史》(南开大学出版社)，康震《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俞钢《唐后期多元思想融通对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十届年会论文集》)，柯卓英《唐代笔记小说编撰者略论》(《唐史论丛》10)，卢燕新《唐人编选唐文总集辑考》(《文史》2期)。
    文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收录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5年期间新出的十批吐鲁番文书，对文书进行了细致的审读校证。吴玉贵《唐书辑校》(同上)将《太平御览》引《唐书》的内容全部予以辑录并逐条编号，并对所辑内容进行校注，对所辑内容进行还原。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同上)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樊川文集》为底本，与相关文献对校，并作详细的注释，考证，系年，作品后附历代评论资料。《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千唐志斋)》(文物出版社)收录千唐志斋博物馆近二十年来入藏的墓志350方，其中绝大部分为唐代墓志。姚美玲《唐代墓志词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研究唐代墓志口语词汇、佛教词汇、特色词汇，并对唐代墓志录文进行了校勘与辨伪。此外还有冻国栋《跋“千唐志斋”新藏〈崔府君(□伯)墓志〉》(《资料》24)。《西安碑林论文集》有一批关于墓志研究的论文：韩昇、张达志《〈唐大诏令集〉再补订》主要利用新出唐代墓志为素材裨补了前贤之所失；拜根兴《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关联问题考析》考察王孝杰及其后裔问题并探讨大云寺及新罗和上问题；马骥《新发现的唐韦应物夫妇及子韦庆复夫妇墓志考》披露四方有关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家族墓志，这是唐代石刻文献的重要发现。相关还有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咸通七—十三年)》(《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马志立《读〈旧唐书·职官志〉札记》(《资料》24)、邓文宽《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褚先生百玉碑〉残卷小考》、李正宇《〈沙州僧民上吐蕃赞普奏稿〉(又本)——敦煌遗书中一件为阎朝修和请功的奏表》(《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张小艳《唐五代韵书与敦煌文献的解读》和张乃翥《读洛阳新出土的几方唐代宗教石刻》(《敦煌研究》5期)等。
    另外，本年度还出版了一些学人论文集，如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和《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大出版社)，张泽咸《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戴显群《唐五代社会政治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等。
    总的来说，《天圣令》研究以及由令文材料引发的问题研究仍然是今年的热点和亮点。中央和地方关系、官制的研究都有不少优秀成果。其他领域也有平稳的发展。军事和战争领域则相对缺失。此外，政治、制度、生活等各领域的研究都体现了对墓志材料的重视和利用。不过，仍有一些文章流于平淡，讨论老话题并且内容也陈陈相因。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7期，第2～12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