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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大多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三个部分的内容，即不自觉地隐含着一个主要由“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构成的“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学科的潜在性体系，但是，没有一部著作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那样把这个潜在的理论体系明确地提出来，从而使它成为一个现实的理论体系，并且严格地按照这个理论体系分编去安排章节结构和内容。就是说，它们大多还处在前理论、前主题状态，尚未真正进入理论化、主题化以及对象性的境域。“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三论”概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历史学家在探讨“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对象、体系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但学者们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却不啻霄壤之别。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葛懋春、项观奇曾在谈到“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问题时提到“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并认为“历史科学概论”也可以从“历史认识论”维度来加以研究。他们说：“历史科学概论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科学工作者认识历史、阐述历史的工作过程，其中又以在工作过程中所体现的认识特点、研究方法为重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成可以把历史科学概论的任务归结为主要研究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但是，他们对“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的理解，是把它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规律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认为“所谓历史科学的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实质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亦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具体运用于历史研究时如何展开、如何深化的问题”[15]。思想认识既然如此，表现在现实中，他们编写的第2版《历史科学概论》一书，具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经验历史学实证研究中的“运用”就成了重点的和主要的内容，无非是在这之外加上中外古今史学史的概述而已。[16] 庞卓恒曾提出“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之说，认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部分组成”，但他所理解的“史学本体论是指关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就是社会历史观”[17]880。这表明，庞卓恒所称的“史学本体论”，实质上是指“历史本体论”，亦即西方历史哲学界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李振宏所说的“史学本体论”(史学存在学)。他参与撰著的《历史学概论》一书，关于“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反映的也是这个认识，并且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史学本体论也可以称为历史本体论。”[14]59这就严重地混淆了史学存在学(史学本体论)与历史存在学(历史本体论)的界限。因此，他所说的“三论”范畴及其所构成的“史学理论”体系，和李振宏所论述的“三论”概念及由此“三论”建构的“史学理论”体系，有着本质性区别。⑤不仅如此，而且庞卓恒的“历史认识论”，用的是“历史学的认识论”概念，而非“历史认识论”。 在庞卓恒提出“三论”说的同一年，当时在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晴佳在一篇短论中指出，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即是他所认为的“史学理论”。他认为，“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主观性、相对性；历史学家和历史的关系；什么是历史事实；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的方法论等。[18]他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主观性、相对性，历史学家和历史的关系，什么是历史事实，均属于“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学)范畴；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关系，属于“史学本体论”(史学存在学)范畴。因此，他所理解的“史学理论”，事实上是由“史学本体论”(史学存在学)、“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论”三个部分组成的。这和李振宏对于“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非常接近，但是有着西方学术背景的王晴佳，在文中也没有能够直接抽象出“史学本体论”(史学存在学)这一理论历史学概念，而且事实上他把“史学理论”理解为西方学界较为普遍地认同的广义的“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