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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有学者从同类著作的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振宏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把史学学科本体问题作为着重论述的对象，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路，是一种可供比较的研究模式。[24]但是，该学者只是从横向对比中觉察到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模式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隐约地意识到它的“转向”意义，却没有能够从纵向联系方面发现该书的历史意义。当年对《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初版进行评介的学者，既没有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演变过程中，也没有从横向方面与同时期同类著述的比较中去加以考察，因此，只能感性地认识到该书在“史学理论”体系研究中的创辟之功，而没有能够发现它的代表性和在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今天，当人们再回过头来考察20世纪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演变历程，检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同类著述，就能够比较清楚地发现：如果说20世纪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的实际发展过程，1983年是中国“史学理论”“觉醒和建设的开端”，那么，这个实际发展过程的完成，中国“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李振宏“紧密结合[中国实证性经验]历史学的实际”，通过“艰辛、深入、颇有见地的思考”[25]74才撰著而成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问世。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自《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问世以来，20年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许多重大的理论性问题的认识上，并没有超越这部著作所达到的水准。上一个世纪的最后10年，对于“史学理论”研究来说，虽然表面上看论文数量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但从学术质量方面来说，却是在原地踏步的几近于“停滞”的10年。进入新世纪以来，“史学理论”领域的论文数量激增，但这是“史学理论”研究者被西方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史学搞得晕头转向，不亦乐乎地忙着介绍这些“新西学”，疲于应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挑战的结果；至于“史学理论”本身问题的研究，则进展极为有限。迅速激增的论文数量，反映的是中国学者热衷于趋西趋新的顽症，而不是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事经验历史学研究的历史学家，在这20年中，则乐于“回避‘问题’”，宁静地忙碌在书斋一隅，或是激情地“走向历史现场”[26]Ⅰ-Ⅶ，尝试着运用从西方舶来的五花八门的史学方法和阐释工具，无暇去思索纯理论性的课题。因此，2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除了新兴的史学规范研究外[27]，其他理论问题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被冷落在了一边，被历史学者遗忘或悬置了。有几个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当年曾经领“史学概论”之风骚的几部代表性著作，如葛懋春的《历史科学概论》、吴泽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等人的《史学导论》，或原封不动地再版，或只是做些小手术式的修订。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这些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少重大的进展；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有关学者已经不再有当年的对于“史学理论”的研究热情，或者说已经不再有对于“史学理论”的敏锐感受能力和深邃的运思能力。 第二，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虽然不断地挂在历史学家的嘴边，但无论是理论历史学研究者，还是史学史研究者，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认真地去思考过、研究过。在这部第三次修订本《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出版之前，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如何”的问题，没有人去作系统的探讨。 第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两个概念的混淆现象，直到今天依然相当严重。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史学概论”性著述中，而且也表现在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以来关于“史学理论”研究综述、评述、回顾类的论文中。只要读一读此类评论文章，就不难发现，大多数评论者把关于“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一揽子纳入到评述、回顾之列。这种现象正表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理论”研究并没有多少成果值得人们去评述。而且，这种在评论或回顾中把“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一锅烩的做法，也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后果，即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建国以来50年及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历程的考察，尤其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评价，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⑥ 第四，至今在谈到历史认识或历史研究的对象化客体时，依然顽固地坚持认为是在历史认识者之外而且不依赖于认识者意识的客观历史实际(似乎作为自在之物而存在着的客观历史或实际发生的历史)，从而把“历史存在”和“历史客体”或“历史研究对象”——被理论性地主题化并且对象化了的、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存在”——不恰当地、不科学地混为一谈。 正因如此，20年来，以“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与方法”为名的著述虽然又陆续出版了许多种，但20世纪80年代此类著述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得到克服，“历史理论”和史学史在此类著述中依然是本构性的内容，“拼盘”的性质依旧，大多在内容的组织和结构上依然缺乏缜密的逻辑性、条理性。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第三次修订本《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会因沿用初版以来的理论体系而显得落伍或过时，它对于当前的理论历史学研究依然保持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