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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复古派对垒的，有以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的所谓“唐宋派”。他们最初都是复古派的追随者，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曾努力模仿《史记》。如茅坤自述“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怛悲凄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后来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启发下，热衷于探讨理气性命等心学问题，讲究说理、语言相对接近的唐宋古文模式比较适合表达他们的思想，于是他们自然改变了取法的对象。如王慎中“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尽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唐荆川（顺之）见之，以为头巾气。仲子（王慎中）言：此大难事也，君试举笔自知之。未久，唐亦变而随之矣。”（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至于在后世享有盛名的归有光，近代以来人们往往把他归入“唐宋派”，其实他在当时文坛上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一直注意学习《史记》，几乎终生未改。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宗尚发生转变后，不仅对自己从前学习《史记》等秦汉散文表示悔恨，而且反过来对复古派作家模拟《史记》等提出批评。如“唐宋派”的追随者蔡汝楠就责难“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专门学《史记》，“屈曲逐事变，模写相役”（王世贞《赠李于鳞序》）。当然，“唐宋派”作家对复古派作家学《史记》表示不满，并不仅因为在写作技巧方面有分歧，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司马迁和复古派作家的思想比较自由，不完全符合正宗的儒家学说。在这一点上，“唐宋派”的羽翼薛应旂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何（景明）之言犹或近于理道，李（梦阳）则动曰‘史、汉’‘史、汉’。一涉于六经诸儒之言，辄斥为头巾酸馅，目不一瞬也。夫‘史、汉’诚文矣，而六经诸儒之言，则文之至者。舍六经诸儒不学，而唯学马迁、班固，文类‘史、汉’，亦末技焉耳。何关于理道？何益于政教哉？”（《遵岩文粹序》） 勃兴于晚明的文学革新思潮，倡导个人性情的自由表达，与《史记》所代表和复古派所追求的古典审美理想有本质区别。代表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在散文创作方面成就的是小品文，不再以《史记》为主要取法对象。从语言形式等方面看，它们与唐宋古文的因缘相对要深一些。明清易代之际，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重倡“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艾南英等人则再次为唐宋八大家辩护，两派之间曾发生激烈论战。至于在小说、戏曲领域，《史记》的影响也很深远。许多小说、戏曲作品都以《史记》的内容为题材，都借鉴《史记》的艺术技巧。戏曲、小说理论家也往往以《史记》为典范，探索叙事文学的内在规律。 （作者：廖可斌，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