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即使在内部的力量蕴积成熟之后，也往往需要找寻时机，以某一事件作为突破口而喷发出来。1904年的日俄战争，就是晚清立宪运动的突破口。经过长时期酝酿的立宪运动在日俄战争发生后陡然高涨，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固然不容忽视，但日俄战争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论述这场战争是怎样地激发了立宪派人的政治热情、致使他们全力投入那场为期七、八年之久的和平改革运动，以及如何推动清朝政府走上预备立宪的轨道。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宪政改革史。
    （一）
    
    1904年2月，日本与沙俄开始了争夺朝鲜及中国东北霸权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双方以中国的辽东地区为战场，倾全国兵力疯狂拼杀，而腐朽的清政府却慑于列强的胁迫而严守所谓“局外中立”，任凭大好山河被帝国主义军队践踏。战争以俄国的陆海军惨败和日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在美国调停下，日俄双方于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重新分割了在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
    对于这场战争，立宪派人极为关注。他们的报刊连篇累牍地报导战争的经过，探索胜负的原由，评论中外的对策，阐发自己的观点。他们重视这场战争有两大原因，其一，担心战争改变远东时局，使中国东三省的主权沦丧。还在战争之初，他们即忧心忡忡地预见：“将来无论俄日孰胜孰负，吾敢谓战局既定以后，东西之情景必为之一变，我中国必因之受大影响，其暗中之亏损较之亲构战祸者为尤烈”。[1]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令他们对于战后中国“重则召瓜分之祸、轻则遭凌辱之殃”[2]的惨黯前景不容坐视，时刻警惕着日俄双方及其他列强的一举一动，并且亟谋解救危亡的有效办法。其二，认为战争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及宪政改革的前途。日俄交战在立宪派眼里绝非寻常战争，而是黄种与白种、亚洲与欧洲、小国与大国、立宪与专制之间的抗争，此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3]，意义殊甚。在此基点上，他们对清朝政府的中立政策不以为然，时时流露出“亲日疏俄”、“联日拒俄”的对外倾向，并期望日本能够打败俄国，给予中国是否应当立宪的问题一个侧面的肯定答案。
    日胜俄负的战争结局让立宪派人如愿以偿。他们似乎为自己一贯主张的正确性找到了铁的证据，于是，倍感欢欣鼓舞，立宪的信念益坚，并利用这场战争大造舆论。
    l．日胜俄败宣判了专制的劣败与立宪的优胜。
    
    立宪派认为，雄跨欧亚的世界强国沙俄，竟败在扶桑岛国日本的手里，这不能用国家的大小、兵力的强弱以及种族的优劣去解释，而必须从政体的异同上找原因，“彼俄之见衅于日也，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之败于立宪国也”[4]。考求中外史实，他们发现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历观全地球近五十年来之兵事，其在两专制国或两自由国相遇，则胜负之数，盖未可定。若夫专制国与自由国相遇，则专制国未有能支者。其一验诸普法之役，其二验诸美西之役，其三验诸中日之役，并此而四矣”[5]。有鉴于此，立宪派断然宣称：“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6]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为何立宪国必胜专制国呢？立宪派自有一套巧妙的解释，他们说。“立宪之国，国家为君民所共有，打起仗来，全国人皆为自己而战；专制之国，国家为君主及其少数私人所专有，发生战争，只有君主及其私人为自己而战，而人民则是为他人而战，“夫以一君主与百数十私人而与彼全国之亿兆众相遇，则孰为众而孰为寡、孰为强而孰为弱耶？”[7]战争是评价不同政治制度的标尺，“自波罗舰队之毕熸，而立宪专制之优劣以定”[8]，立宪派借此时机，极大夸张君主立宪制度的优越性，而把封建专制说成是辱国殃民的祸由。
    中国与俄国同为封建专制主义大国，俄国在战争中屡战皆北，暴露出封建专制的种种弊端，立宪派由此联想到中国近代遭受的外侮及政治现状的腐败黑暗，愈觉专制政体是民族强盛和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他们将日俄战争与十年前的甲午战争联系起来考察，发觉中俄两国在昧于形势，虚骄自大、外交之漫无布置、军队之颓坏怯斗等方面不谋而合，虽“俄之种类宗教地形历史、军队之多寡，名誉之盛衰，无不与我异，而惟专制之改乃与我同，此其所以见败于日本亦与我国同也”[9]。正是专制政体导致了两国均蒙受战败之辱。战争本是窥视交战国政治的窗口，从两次战争的比较中，立宪派很容易地看到中俄两国在政治上的共性，“同具自大之性质，同具虚浮之习气，同具好货利蔑道德之人心”[10]。试以中国目前之象言之，其黑暗面与俄国无不酷肖[11]。既然连强大的俄国也因受专制之累而战败，那么，“其有俄之专制而种族不如俄地形不如俄威望武备不如俄者，其亦可以惧矣”[12]。因此，立宪派呼吁国人，必须从日俄战争中吸取教训，“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13]，以求朝野人心猛醒，奋起改革专制政体。
    2．改专制为立宪方能顺应世界潮流。
    
    通过分析日俄战争，立宪派不仅看到了立宪优于专制，并且还得出立宪必然代替专制的结论。他们宣称；“世界进化之运，及于二十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所向无敌，遇者死，当者坏，苟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而已”[14]。在他们笔下，立宪这股进步潮流简直势不可挡，必将封建专制的壁垒冲决荡尽。
    1904年底，战败的沙皇俄国民情骚动，全国34省地方议会联合要求政府实行立宪。随后不久，土耳其、波斯等国的资产阶级也相继效尤，纷纷主张改变政体。这股战后东方出现的立宪热潮，对于中国的立宪派不啻火上浇油，他们在报刊文章中更加起劲地陈述立宪已是大势所趋及专制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的道理。俄国立宪运动方兴，寓居日本的梁启超即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续纪俄国之立宪问题》等文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呐喊助威，并且兴奋地说：“二十世纪之国家，终无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以顽强之俄罗斯，遂不能与自由神之威力抗。呜呼!举天下之恶魔，遂不能与自由神之威力抗”[15]。国内的立宪派也殷切盼望俄国当局能够在这次战争的冲击下改行宪政，以便为同是专制政体的中国作出榜样。1905年1月，俄皇迫于民众压力，将《国家行政改良案》交参议院议决，该案承认了人民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于是，立宪派更受触动，以为俄国立宪已有成功之望，清朝政府切不可无动于衷。陈黻宸上书清廷，指出：“日本以穷岛小国，扼强俄而走之，窃谓白此以往，俄必复为一立宪大国矣。彼此相形，勇者知奋，以一不立宪国，居群立宪国之间，不待远识之士，而知其不可为矣”[16]。1905年3月30日《中外日报》则刊出《论近日俄国之内情》一文，详细介绍了俄国立宪运动的始末，并对中国的处境甚感忧虑，谓“使俄国之立宪竟成，则其立宪之实际虽未谂若何，而世界之专制国仅仅余一中国，亦必有被及之影响，特今日犹未可知耳”。总之，立宪派用俄、土、波等国的立宪事例教育清朝统治者，“专制政体既劣败而不适于生存，是方为天演所自然淘汰”，立宪是“时势所趋，事有必至，固非人力所能抗争者也”[17]。言下之意，清朝统治阶级应当认清形势，顺乎潮流，否則，将只有为“自然淘汰”了。
    3．立宪是克服中国内忧外患的法宝。
    在立宪派眼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拯救民族危亡，二是阻止革命风潮。在日俄战争的启发下，他们找到了立宪这把解决问题的钥匙。战争告诉他们，立宪或专制，不仅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也可以造成国势的强弱与民族的兴衰。俄国本是白种强国，但由于信奉专制，遂致一败涂地，“外患内忧，相承迭起，庞然大物，将何以自立于文明之世界乎”[18]，“今俄国经此挫折，若政体不改，则将为突厥支那之续”[19]。而黄种小邦日本，三十年前，闭关锁国，迫受外辱与中国相同，由于立宪之故，“遂纲举目张，国势勃兴，近且厥俄定霸，雄视亚洲”[20]。由此，立宪派为“白人横行世界……亚洲黄种亦为所蚕食”的现象有所改观而兴奋，并总结出“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种而行立宪未有不昌、白种而行专制未有不亡”[21]的经验。中国经甲午之败，庚子之辱，至日俄战争时已经到了“外患孔棘、内忧未弭、朝野皇皇不可终日、瓜分之祸、识者所不忍讳、倾覆之状、巧者所不能摹”[22]的地步，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立宪派祭起“立宪”这个化险为夷的法宝，认为“中国今日之现象，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23]，“居今日之中围，而欲免于此，则速行立宪其庶几稍救燃眉之祸乎？[24]”
    除了民族危机以外，另一个令立宪派恼火的事情，就是自1903年拒俄运动发生后，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风潮。排满革命在主张温和改良、保存旧有秩序的立宪派看来，无疑是将导致天下大乱、列强瓜分的祸根。于是，他们又用日、俄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开导清朝政府，说明立宪可以消弭内患、维护清朝统治的诀窍。他们说，日本也有君主，“民间平等自由之谈，实有甚于吾国，何革命逐君之说，独不闻于其间”，“其故无他，以日本变法以来，其治既成于立宪故耳”[25]。若封建统治者不肯以制定宪法的形式，让部分权利于人民，則不可能实现“君统益困”和“君民相安”的局面。沙皇专制政府则不明时务，在穷兵黩武搞得民怨沸腾以后，仍然不愿向民众让步，结果招来了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之祸。鉴于这些，立宪派危言耸听地警告朝廷，“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26]。由于革命党之起，根源在于朝政窳坏，满汉倾轧，“今苟宣布天下曰，中国改为立宪政体，……则一切平等，满汉不至两歧，……可以平汉人之心，……又何必仇满排满革满人之命哉。是立宪实为延朝祚之不二法门也”[27]。总之，他们以为，只有清朝统治者以立宪的方式作出政治上的妥协，才可能平息民众的革命情绪，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
    4．中国的立宪应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
    
    中、俄两国相继败于日本，这就使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谛视吾国今日社会之现象，朝野上下，殆可谓具同一心醉日本之倾向者矣”[28]。立宪派将日本战胜的原因归结于立宪，而立宪政体始创于明治维新时期，因此，立宪派对明治维新的业绩称颂不已。照他们的观点，中国的立宪，可以借鉴明治维新的几点经验。第一，定国是。立宪派指出，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天皇宣誓太庙，诏告天下，定国是，立宪法，从而表示了政府变法的决心和诚意，也统一了民众的思想，因此是变法的首要步骤。中国虽变法多年，然而“至今遂颓靡而不能自振者何也？日本之国是定我国之国是不定而已”[29]。由此出发，他们建议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定国是在立宪法，立宪法之希望，即今日欧美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一义也”[30]。第二，作预备。梁启超曾宣传中国民智未开，不可遽行立宪，必须经过一个教育民众具备立宪国民资格的预备立宪阶段，这一观点，影响立宪派人至深。他们看到日本自明治十四年诏定国是，至二十三年始改宪政，更觉这一预备阶段不可缺少。因此，普遍认为“今中国之民诚未可骤跻于立宪，而不立宪，又万难语于革政，则莫若仿日本之故事，先行下诏，期以十年立宪”[31]。打算利用这段时间，使人民逐渐克服旧习，增进民主知识，为宪政的正式实行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靠重臣。立宪派还认为，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原因，是朝廷中有掌权重臣支持变法，“又日本维新，其得力于伊藤侯之扶助力为不少也。伊籐自欧洲归，为维新之主动力，声势隆隆，压倒朝野”[32]。他们希望清廷中也出现几个像伊藤繁雄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臣与立宪派共图宪政，“则根本之基已立，而救治之法亦因之而易”[33]。这一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封建统治者的妥协性和依附性。第四，开民智。立宪派告诉人们，日本维新之始，民众也是缺乏政治思想的，赖有阪垣退之助、小室信夫、井上高格等宣传家成立变法团体，鼓吹天赋人权思想，才奠定了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中国要想宪政有成，就得学习日本，大兴教育，普遍宣传，“各省大小官吏，劝谕所属，俾之固结团体。绅士之明达者，广集同志，设研究政治会，译书讲报，俱定方针，务将独立自治之理，再三演解，……积日既久，必群相感悟，鼓其爱力，以翼我国家”[34]。立宪派认为唯有民智开启后，宪政才可能真正施行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日俄战争给予了立宪派许多有益的启示，也为他们制造立宪舆论提供了良机。立宪派用从这场战争中悟出的道理教育清朝统治者及一般民众，使他们认清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优于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中国改革政体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可行性，这对于打破传统的守旧思想，开通社会风气，传播民主宪政知识，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推动立宪运动，从“务虚”转向“务实”。不过，他们将立宪当作抵制革命的利器，“延朝祚之不二法门”，又具有消极的一面。
    （二）
    日俄战争除了引起立宪舆论的勃发而外，其对于立宪派的另一显著影响，就是刺激他们走上政治活动的前台。
    这时流亡海外的康梁一派，正醉心于保皇会事务，只有政治嗅觉敏锐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作出反映。他除了在《新民丛报》上就俄国的立宪及革命问题作些文章、为宣传立宪敲边鼓而外，日俄战争期间，他还做了两件实事。其一，上书日本政界元老伊藤博文，代表中国民众的“联日拒俄”愿望，建议日本政府采用“强中撼俄”之策，恳求天皇派一大将军率胜俄之师来华，“请光绪皇帝亲政，颁行宪法，总揽万机，永保其特权”，“任用才德贤良之士，变法维新”，“融满汉新旧之见”，“立中日之同盟公司，兴商务，劝工开矿，同享利益”[35]。时日俄战事方殷，日本绝无出兵协赞中国立宪变法而开罪其他列强的可能，也不会愿意自己的侵略权益因中国的变法富强而遭损害，因此，梁氏的请求不啻与虎谋皮，异想天开，当然毫无结果。其二，联络端方，争取他对立宪的支持，代替出洋五大臣起草考察宪政、奏陈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疏二十余万言。
    应当指出，康梁一派在随日俄战争而来的立宪高潮中，活动较少，作用也十分有限，其中原因不外，（1）作为戊戌党人，康梁与那拉氏结怨颇深，正被通缉，政治上难以展布；亲贵中虽有善耆、大吏中虽有端方、岑春煊等人与之相善，但在清廷改定国是以前，他们不摸慈禧底蕴，不便为其转圜。（2）政敌袁世凯、张之洞诸人，均为朝中重臣，权势炙手，宠信不衰，阻碍了他们在国内的活动。（3）康梁一派逋逃海外，隔于国内政局，有鞭长莫及之虞。由于如此，发动立宪运动的责任，就落到国内立宪派肩上。
    国内立宪派主要指江浙地区的一批资产阶级化的官绅，日俄战争前后，他们形成了一个主张立宪的政治集团。其首领为张謇、汤寿潜，主要成员包括张元济[36]、张美翊[37]、许鼎霖[38]、赵凤昌、陈黻宸[39]、朱福诜[40]诸人，我们可称作江浙立宪派。这批人非官即绅，或亦官亦绅，科举功名较高，熟悉洋务新政，与封建统治上层联系很深。另外，他们又多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说熏陶，学贯中西，洞察国际形势，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主张以“根本改革”（指变更政体）来挽救危亡。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立宪运动中推行一条以爱国救亡为宗旨、以实现君宪为途径、依靠朝中实权人物、搞自上而下变法的路线。
    江浙立宪派中最早从事立宪活动的是张謇。庚子以后，他不满“内政处处腐败，外交断送权利”的局面，认为非变法不足以救亡，乃于1901年春著《变法平议》一书上之朝廷，主张仿日本明治维新时所设之集议院或元老院，在中央设置“议政院”，在地方设置府县议会。工903年，他东游日本考察，见日本因变法而骤臻强盛，更感中国立宪的迫切需要。于是回国以后，每遇官员友人，谈论通信，无不劝解磋摩各种关于立宪的问题。日俄开衅，张謇及其他江浙立宪派友人深为东三省主权及中国前途忧虑，痛感非立宪无以图存，乃锐意推行其君宪救国的方案。这一期间，他们的立宪活动有如下特点：
    1、立宪与拯救民族危机紧密相关。
    
    日俄开仗不久，张美翊、张元济、汤寿潜、赵凤昌、张謇等人，出于防止远东大局变幻及东三省主权丧失的用心，即时常聚首谋划，并向朝廷提出派遣专使分赴各国以谋求保全东北领土主权的要求。据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五日（1904年3月21日）张美翊致两广督署幕府书云：
    “日俄决裂，宣示中立，正月二十七日会稿，想早见之。此议之起，实在去腊下旬。当时菊生、啸浦、幼舲，颇奔走运动，因弟习俄土战争，嘱集资料，曾以巴黎、柏林大会节略，录呈（原字为上田，下比）陵。诚恐日后各国大会构和，始终置我局外，尽失主权。……此时我不预备，迅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东三省主权所在，将来恐为柏林之续，此奏关系大局，诚不可少”[41]。
    按，张美翊时充南洋公学监督，此函寄与岑春煊，谈到他及张元济等人想通过盛宣怀，联络各省督抚，奏请清廷派专使协商东三省事宜的计划。因张等认为外交手段需与内政改革相辅以行方能奏效，故同书又提及立宪之事，略称；“窃料秋冬之间，必有眉目（指战事将终），趁此机会，先定国是，速派专使，天下事固大可为。”这里所谓“定国是”，系指变更政体。为何立宪就可以保全大局呢？张在另一书中解释道：
    “愚谓当此列强注目东方，改定宪政，亦足以震动耳目，气象一新，必为环球所许，从此满汉界、新旧界可一扫刮绝。夫人心既定，凡事可为，我大清且亿万年。今俄国革命运动，蔓延殆遍，土耳其亦种族扰攘，恐不久必改政体，则我又落后。若趁日俄战事未定，先定国是，以振国势而张主权为要著”[42]。
    在江浙立宪派看来，立宪可以改变中国在列强心目中的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开明之举，因此它和救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在这一阶段，立宪救亡成了江浙立宪派的热门话题,他们之间，频繁接触，献计献策，思想逐步趋于统一。据张美翊在战后不久称：“蛰仙主讲龙门，菊生、幼舲、竹君，时时相见，然危苦语多，欢乐语少”[43]。又“连日所语谈者，汤蛰仙、张季直、许久香、张菊生、吕幼舲、夏瑞卿、各有主义，而大致相同”[44]。此外，张謇的日记、信函也透露，“三月，与合肥蒯光典论立宪”[45]，“五月，与松禅老人谈两次，颇及宪法，老人极赞，亦以非此不可救亡也[46]”。可见，正是日俄战争加强了江浙这批爱国志士的思想交往，促使他们形成一个立宪派别。
    2、主张采用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江浙立宪派倾心日本式的君宪制度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日中两国毗邻，同文同种，在历史传统及政治习俗方面均有相似之处，此次日本打败俄国，证实其立宪制度的优越，中国可以效仿，也应该效仿。二是日本采用钦定宪法主义，天皇大权独揽，万世一系，民主有限，封建制度及贵族势力保留较多，这十分符合江浙立宪派人既想维护清朝统治、又想跻身政权的改良需要，因此，他们宁要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极不彻底的日本式二元君宪制度，也不要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英国式虚君责任内阁制度。例如，张謇就一直是日本式君宪制度的崇拜者，1904年，他与赵凤昌等人刊刻《日本宪法义解》及《日本议会史》二书，分送当道或友人，影响不小。张美翊对斯宾塞评论日本宪法的见解甚为赞赏，推崇他的“欲制定宪法，必当采渐进保守主义”、“使本国遗传之政体、与欧美立宪主义相调和”的观点，是“通儒之论》。建议朝廷“乘慈圣万寿圣节，先行颁发诏令数条，一面调查宪法，合我政体，酌定纲领，或十年十五年颁布实行，似亦有益无损”[47]。实际是套用日本明治维新先定国是，后经多年预备方才立宪的缓进方法。朱福诜也主张，君宪改体，“今日本既行而效矣，我仿而行之，更无所用其回惑”，“兹事体大，固当远稽列邦之政，近察国体所宜，折衷于二者之间，别自为一尊之定”[48]。陈黻宸在上中枢的立宪条陈中，虽十分强调立宪的必要性，醉心于日本的钦定宪法，认为“必立宪而后君尊，必立宪而后民安，必立宪而后大清可万年而无患”；但鉴于中国人民的智识道德水平太低，甚至觉得日本式的君宪也不可立即实行，“故为今日中国计，必先为他日立宪之地，而以振民德、裕民财、纾民苦为第一义”[49]。总之，他们主张立宪的口气是怯懦的，方案是温和的，步骤是缓慢的，唯恐因此而触怒封建统治者，充分暴露了其绅贵的立场。
    3、走上层路线，依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开明力量的支持来实现变法。
    
    江浙立宪派代表了资产阶级畏惧动乱和不相信群众的普遍心理，因此，他们运动的立足点，放在千方百计地争取统治阶级内部开明人士赞助立宪事业的基点上。日俄战争后，他们抓紧了这一活动，其门径大约有如下几条：
    （1）动员地方督抚奏请立宪。自太平天国革命后，地方督抚的权势迅速膨胀，成为独霸一方的封建割据性势力。他们当中不少人善理洋务，倡办新政，有资产阶级化倾向。因此，江浙立宪派将他们作为重点争取的对象。日俄方起戎机，张美翊即致书两广总督岑春煊，劝他仿行庚子年间南方督抚联合实行“东南互保”的故事，串通各督抚奏请朝廷外遣专使，内行宪政。他说，“大帅报国血诚，时流仰镜，封疆如锡、端、赵诸公，皆极表表，正可从此人手，合之南北洋湖广云贵诸帅及上诲两公，合词陈请，当邀圣鉴”[50]。稍后，张謇为鄂督张之洞，江督魏光焘拟请立宪奏稿，“经七易，磨勘经四、五人，语婉甚而气亦怯”[51]，盖因初次试探，怕获咎而不敢畅言。张之洞原本洋务派，持中体两用说，故其立宪主张与立宪派诸多不合，张謇等人说服他颇费唇舌。据张謇1904年7月13日致赵凤昌函称：
    “北洋友人讯，言南皮创为有限制宪法之说，民间有义务无权利，讥其毒民，后必不昌，岂真有此说耶？公有所闻否？此老发端既不勇，而以大学章程例之，正恐学术杀人之事不免。公与之有休戚之谊，不可不尽言”[52]。
    张之洞后来成为率先恳行宪政之人，不可谓非张、赵运动之功。除张之洞外，袁世凯更是深受了张謇的影响。袁早年在朝鲜时拜张为师，因倨傲无礼，忘恩负义，遭到张謇忌恨，二人绝交多年。这时为了发动立宪，张謇主动去信联络，释嫌修好，并怂恿袁倡言立宪。据张氏年谱载：“五月，以请立宪故，南皮再三嘱先商北洋，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袁答尚须缓以俟时”。袁为官圆滑，此时正观测朝廷风向，不肯贸然行事。翌年，战事将终，张又去函催促，谓“上年公谓未至其时，亦自有识微之处，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内揆徐刘之近效，针锋相值，似当其可矣”[53]。袁斟酌轻重，权衡利弊，终于站到立宪派一边，鼎力促成清廷的预备立宪。张謇对袁氏此举极为赏识，褒奖倍至，将他比作日本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
    （2）争得满族权贵对立宪的同情。江浙立宪派有种看法，以为立宪一事清廷所以难以允准，关键在于长期存在的满汉矛盾使满族当权者对主张立宪的汉人产生了疑虑。因此，必须争取满族贵族中的支持者去做慈禧的工作。张美翊说：“丁林两帅奏请变法，驻使联街亦以为言，颇干天怒。鄙意以为此不联合旗帅之故，遂致疑立宪为革命”[54]。主张“此事必须联络满大，而以汉人辅之，中外合力陈请，必邀俞允”[55]。张是否联络了旗帅我们不得而知，但张謇在这方面是作了努力的。一是载振父子似乎受了他的影响。据他向赵凤昌透露；“顷得密函，振得丹书告其堂上，亦深以为然，但言须稍从容，此时正在译宪法，择与时势合而易行者，闻将进之”[56]。二是他做了铁良不少工作。1904年夏秋，铁良南下视察新政，张謇印《日本宪法义解》及《日本议会史》送之，与他讨论宪法。“十月廿四日（11月30日），闻铁侍郎奉召还，……诣与之谈宪法”[57]。另据十月十二日（11月18日）致赵凤昌函披露，“铁侍郎居然能争赔款用金，且愿研求宪法，亦难得也”[58]。显然铁良在张謇的鼓动下也开始对宪政感兴趣
    （3）打通朝中关节，直接向最高统治者慈禧施加影响。1904年6月，张謇将《日本宪法义解》一书，讬赵凤昌刊刻后通过赵庆宽递呈内廷，慈禧阅后颇有动心，称赞“日本有宪法甚好!”此外，江浙立宪派的另一途径，则是争得枢垣要臣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的支持，向慈禧进言。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1850—1918年），字子玖，号止菴，一号止园，湖南善化人，1871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因受大学士李鸿藻举荐，知遇慈禧。庚子以后，入军机，兼外务部尚书，位尊权重，是慈禧宠臣。他在浙江学政任上，曾先后录取了汪康年、汤寿潜、陈黻宸诸人为进士，后者遂利用师生关系，与他书信往还，讨论立宪问题，请他在朝中疏通。查新近发现的《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朋僚书牍》一书，收有1904至1906年江浙立宪派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寄给瞿氏关于立宪的书信十余通，信中往往附有说帖、条陈、问答等，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立宪观点。张美翊在通过京师译学馆张劭熙、朱桂辛[59]二人转至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的函中，强调了立宪对于外交活动的重要性，请求清廷下诏宣布立宪，并望“吾师能一倡斯议”。汤寿潜在1904年8月致章梫[60]转瞿氏的信中，砥砺瞿氏在立宪问题上，要“以去就争之’。他还著成《宪法古义》一书，请瞿在朝中传阅[61]。朱福诜在朝廷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致书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建议朝廷“即日布告天下，以立宪之意，使中外之观听一倾，亿兆之精神悉振”，并“伏望我公与同列诸公竭力赞成之，天下幸甚”。在张、汤、朱等人的劝说开导下，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学说，思想有所更新，并在清廷的立宪抉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日俄一战，不仅激发了立宪派人的政治情绪，也推动清朝改府向预备立宪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战争加速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批明达有识的官吏显贵受到这次战争的强烈震撼，开始明白专制难以久恃、立宪方可图存的道理，纷纷打出立宪旗号，成为朝中的新党，或称“立宪派”。史载：
    “近者甲辰日俄之战，知微之士闻之，亦曰此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自海陆交绥以来，日无不胜，俄无不败，至于今，不独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也，即吾国士夫亦知其事之不容已，是以立宪之议，主者愈多，远猷辰告，始于出使诸公，继者乃有疆吏，而今枢臣亲懿之中，亦稍稍持其说矣”[62]。
    这里所描绘的群臣要求立宪的阵容，还是比较壮观的，不仅有一般官吏及驻外使节，而且还有地方大吏和枢臣亲懿，他们均可算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宪派。这些人，大都接触过西学，比较明了世界大势，具备一定的宪政知识，积极地倡行或支持新政改革，有较好的政迹或声誉，又与立宪派人素有瓜葛，多少曾受后者影响。日俄战争的结局令他们看清了资产阶级君宪政体的优势，面临强邻四逼、国弱民贫、立宪舆论高涨、革命风潮炽烈的危局，他们终于愿意在尊崇皇室、尽量保存官僚贵族特权地位的前提下，效法日本，实行君民妥协、民权有限的钦定宪法，以拯救清王朝严重的统治危机。
    日俄战争发生，朝中立宪的呼声，也随之兴起。第一个公开呼吁立宪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他在1904年2月《上政务处王大臣书》中，描绘了“外侮迭乘、内忧间作”的险恶处境，告诫朝廷改革已成民心所向，“莫之能遏”，若想避免“倡论自下”的“酿祸之阶”，就必须“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并建议改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处为下议院[63]。他这套见解，本为拾立宪派报刊的牙慧，不仅对西方宪政认识肤浅，而且关于议院的建议也不伦不类，但由于领先潮流，代表民望，故颇受立宪派嘉许，社会影响很大。三月，又有滇督丁振铎、黔抚林绍年电奏清廷，鉴于日本变法三十年，竟敢与强俄相抗的事实，请朝廷“急宣上谕，誓改前非，……饬出使各国大臣迅告各国政府，以中国自今以后一切即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64]。虽未言明立宪，但其“尽行改革”实寓变更政体之意。随后，江督周馥、鄂督张之洞、粵督岑春煊也以立宪为请。
    在赞成立宪的朝臣当中，袁世凯与端方二人态度最为激进。袁世凯当上直督后，握北洋重兵，兼多种要衔，权倾朝野，俨然以维新领袖自命。1905年7月，他奏请朝廷，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据载：
    “世凯知党援不尽可恃，而孝钦年逾七旬，衰病日增，有髦期倦勤之态，恐皇上亲政后修戊戌前怨，日夕焦思，反谋益急，遂倡议立宪，冀新内阁主权归总理，天子不得有为。私拟一奏，使载振上之，大旨言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朝廷不悟其奸，立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65]。
    尽管袁氏的立宪动机主要是出于政治野心及对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但他能识时务，敢担风险，比起那些昏瞆陋劣的王公大臣来说，不可不谓是佼佼者。时慈禧等人正为排满革命的风潮所苦，无计可施，袁氏则趁机以立宪可以抵制革命为说辞，“袁陛见入都，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陈各国宪政之善，当此时会，非行宪政不能免革命之风潮。故其时有五大臣考察列邦宪政之命”[66]。显见慈禧听从了袁氏的忠告。除了袁世凯，另一个能够打动慈禧的人就是两江总督端方。端方为清室中的开明分子，戊戌时代即支持维新，其后经常与梁启超有书信往还。日俄战后，梁氏为端代草请立宪及赦党人密奏，上之清廷，遂有解戊戌党禁事。1905年，慈禧召见端方，问道：“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对曰：“尚未立宪。”慈禧又问：“立宪如何？”端答：“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慈禧闻之大为动心[67]，旋决定派员出洋。
    7月6日，清廷下旨，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27日，又续派绍英会同前往。9月24日，五大臣离京启行，在火车站遇革命党人吴樾谋刺，弹发，戴、绍二人负轻伤，出洋行期因此耽搁。张謇日记中有“立宪近况纪略”，一則，载清廷派员考政一事的内中曲折甚详，可增加我们对内幕的了解。他记道：
    “立宪之机动于铁、徐之入政府，端之入朝，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既盛宣怀于召见时首倡异议，袁世凯亦依违两可，会七月二十六日车驾炸弹事发，慈圣大震，而小人得乘势以摇之，然五大臣之命不可遂收，故反覆延宕三月之久”。
    适时，日胜俄败已成定局，国内外舆论一致认定这是立宪不立宪的结果，清廷态度的游疑不决，激起朝野的普遍不满和巨大反响。其间，孙宝琦再电外务部，坚请朝廷“饬该大臣等专心考察各国宪法，期在必行”[68]。驻俄大臣胡惟德电奏：“俄国现已公布宪法，……今我国处孤立之地位，日英同盟本不足恃，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69]。此外，驻英使臣汪大燮、驻美使臣梁诚，学部尚书张百熙、礼部侍郎唐景崇及端方、载泽、袁世凯、岑春、，赵尔巽、周馥等一班大员均以立宪为言，“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70]，“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土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71]。在朝野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廷改派李盛铎、尚其享顶替徐世昌、绍英，合同载、戴、端三人，仍分两路，于12月首途，前往各国考察。
    1906年夏秋之间，载泽等人陆续归国。他们经过半年考察，耳濡目染，十分膺服日、英、德等国的君主以立宪来缓和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保持自身统治的长久，甚至借立宪为名，行皇室集权之实的办法，成为立宪的热衷者。他们于两宫召见时，“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两宫动容，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72]。四大臣[73]中，以载泽和端方最具说服力。载、端均为满族大员，慈眷正隆，前者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强调立宪具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后者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指出“今日欲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74]。这些说法，尤中慈禧窍要，使她感到立宪不仅可以保住祖宗三百年基业，免除自己的大权旁落之虞，并且能够消除革命威胁，增强自己在列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览奏后“大为感动”。
    不过，任何社会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载、端诸人的主张虽然比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保守，出言举措也处处考虑清朝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立宪与否毕竟关系到改变封建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因此就难免遭到朝中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立宪与守旧两派的激烈斗争。自四大臣上立宪之疏，“顽固诸臣，百端阻挠，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肆其簧鼓，淆乱群听。择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75]。面对顽固派攻诋，考政大臣井未动摇，上疏辩驳，地方督抚方面，袁世凯等多数对他们支持；军机大臣中也有好几位态度趋于明朗，站到他们一边。奕劻受袁世凯控制，一直同情立宪，徐世昌主张采用地方自治制，以为立宪预备；荣庆谓宜保存旧制，参以新意，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则参酌二者之间。尽管在宪政改革的具体做法及程度上仍有分歧，但枢臣与考政大臣的意见，已渐归一致。于是，朝廷也倾向立宪，谕命廷臣会议决之。
    1906年8月27、28日两天，清廷召开了有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直督袁世凯等人参加的重要会议，决定是否改行立宪的国策。奕劻赞成考政大臣的立宪主张，徐世昌、袁世凯、张百熙等助之，孙家鼐坚决反对，荣庆、铁良、载沣亦颇持异议，经过激烈辩论，立宪一方占上风，最后议决以开启民智、讲求吏治为当前急务。遂于九月一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九月三日，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之诏。当时舆论一致肯定，清廷这次变更国体是统治阶级立宪派直接促成的结果。或云：
    “计自四大臣归国以迄宣布立宪，才足一月，其间大臣阻挠，百僚抗议，立宪之局，几为所动。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可知也。故说者谓此次宣布立宪，当以泽公等为首功，而庆王袁制军实左右之，洵然吾知他日宪政实行，则开幕元勋之称，如日人之所以赞美伊藤博文者，固将舍是莫属矣。”[76]
    统治阶级中的立宪派身居高位，有职有权，比起那些在野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来，他们的陈奏，份量可重多了，清廷不可不加以重视。因此，在晚清宪政改革中，他们的作用不容低估。
    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不仅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闸门，也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大开了绿灯。后者在欢呼庆祝之余，积极展开诸如叙络同志、结合团体、办报演说、请愿集会等旨在参予国家政权的一系列活动，他们斗争的侧重点，更多地放在批评，监督、敦促清政府的筹备立宪问题上，因而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无庸多言，日俄战争通过立宪派——清政府——立宪派这样的连锁环节而给予立宪运动的巨大促进作用，以及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四）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必然性总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体现出来，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日俄战争之所以能够成为立宪运动转折的契机，就在于它反映了这一运动必然兴起的客观趋势。还在战前，立宪运动勃兴的各项基本社会条件即均已成熟，它就像一个十月怀胎的婴儿，借助了日俄战争的催产力而一朝分娩，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它也会寻找其他某个机会而喷发出来。
    那么，是哪些条件使立宪运动在日俄战争后的勃兴成为必然和可能呢？
    首先，是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它奠定了阶级的基础。甲午战争后，国内出现了“实业救国”的热潮，民族资本的力量迅速扩充。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帝国主义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以及清政府为了开辟财源，拉拢资产阶级上层而实行的奖励工商政策，使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再度呈现高潮，而当时风起云涌的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爱国运动，又对这一高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统计，这一阶段，不仅民族工业在开设的厂数、投资的金额和投资的范围上均超过了以往，并且还出现了一批同时投资于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资产阶级上层。这个阶层多半出身于官僚、买办、商人或华侨巨富，他们出于与清王朝若即若离的关系，要求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清政府征收苛捐杂税，出卖路矿权益，主张改革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仿行英、日、德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他们不赞成革命动乱，坚持文明请愿的方式，并以维护清朝统治秩序为前提。这些人，多是立宪运动的倡导者或支持者，立宪运动的宗旨，就集中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此外，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出国留学成为热潮，国内又到处开办新式学堂，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倾心民主革命的虽然很多，但追随康梁，仍走改良道路的也不乏其人。这些人沉醉于西方的宪政理想中，将召开国会、厘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的方案，作为奋斗目标。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说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作家，是立宪运动的骨干和基本群众。资产阶级上层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为立宪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及干部来源。
    其次，宪改思想的酝酿及传播，打下了立宪运动的思想基础。宪改思想是近代中国从西方输入的。鸦片战争的大炮震醒了沉睡的天朝上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艰巨历程。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他们方才认识到，西方各国的强盛，不仅在于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声光电化，而且更是由于政治制度的优越。于是，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马建忠、郑观应、陈虬、汤震、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开始介绍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宪改制度及其理论，倡议设议院，行选举，实行君民共主，改革封建专制政体。不过，他们尚未语及限制君权、保障民权的宪法，也很少涉及三权分立制度，因此还不能算是形成了君主立宪主张。甲午战争后，康有为虽在上清帝书中公开提出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但由于维新派的软弱及妥协，致使在百日维新期间政治立场倒退，其所行新政仅包括开通民智、整饬吏治、富国强兵等方面，其君宪方案却被束之高阁了。二十世初年，经过维新运动的洗礼以及民族危亡的煎迫，特别是清廷推行新政的诱发，君主立宪的主张很快地趋向成熟并传播于世。1901年6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宪政体为世界最良善之政体，中国行之有利无弊，并向清廷提出预备立宪的六条措施。他这篇文章，是改良主义者从保皇转向立宪的一个重要标志。随后，康有为、叶恩、李振铎等人，纷纷散布立宪的观点。这一时期的《新民丛报》成为传播君宪思想的重镇，其中介绍东西洋宪政的文字日见增多。在康梁一派的宣传下，立宪思想逐渐传人国内，自1902年后，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接连登载《尊民篇》、《论时局之可危》、《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论政府当求消化敌党之法》等文章，露出要求立宪的端倪；而英敛之所创的《大公报》，同时也有《和新旧两党论》、《筹国平议》、《主客平议》、《论立宪之要素》等主张立宪救国的时论发表。除报刊外，这一阶段社会上关于宪法及立宪史的书籍也大量涌现，上海积山乔记书局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收集这方面的书籍就有上十种。这些有关宪政的著述，不仅全面、系统、深入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宪改理论及英、日、德、比等国的君宪政体，而且就中国是否应行宪改及如何才能立宪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条与民主革命平行的君宪改革，为救国道路。这无疑是一次宪政思想的启蒙教育，为日俄战争后立宪运动高潮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第三，清朝政府的新政改革，为立宪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我们知道，立宪运动的方针，是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劝说清朝政府采用君宪政体。若清廷方面顽固不化，铁板一块，则立宪派的请愿要求也就成了对牛弹琴，宪改改革将毫无可能性而言。因此，清朝政府是否会“变”、会怎样“变”以及是否会在外力压迫下“变”，这是立宪运动能否成立的一个关键前提。那么，二十世纪初年，这个前提具备了吗？回答是肯定的。1901年后，清朝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风雨飘摇的地位，不得不推行包括整饬吏治、改良刑法、编练新军、设立警政、奖励实业、废科举兴学堂等内容的所谓新政改革，这一改革是清王朝继洋务运动后所进行的第二次自救运动，其各项政策几乎无不是三年前戊戌维新的翻版。这表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不得不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各国近代化的做法，以求改善封建政权的统治机制。清廷的新政，产生了双重的社会效果，一方面，它使立宪派及开明人士看到了这个朝廷还有弃旧图新的兆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同它合作、共图改革事业的愿望及信心，以致出现了“自拳乱甫平，和局初定、朝廷下诏变法，锐意图新，各省志士皆各奋发精神，拭目而观新政”[77]的情况。另一方面，因新政改革多为细枝末节，并未触动根本，且清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又名不符实，敷衍泄沓，缺乏决心与诚意，这又引起了立宪派及国人的普遍不满。他们指责新政是“以貌不以心新，以浮不以实新，以外不以内新，以伪不以真新”[78]，“庚子以至于今，所变之法果何如，不过略改换一二名目以粉饰外观，至其内界之真精神则渺焉不见”[79]。有鉴于此，立宪派及朝野一些明达之士一致要求清政府将改革深入下去，除了吏治、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还必须涉足政治体制领域，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当时《中外日报》有一篇文章，可以代表这类观点。该文说：“朝廷所当亟行者，……曰立宪法。宜当取东西各国已行之法择其善者而从之，斟酌会通，勒为成书，实力施行，务使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皆范围于宪法之中，各有其不可逾越之故……而后变法自强，乃可得而言。使枝枝节节而为之，无当也，若玩岁愒日而为之，则是以至平和之药石治至险急之疹疾，吾未知其可矣”[80]。1901年后，梁启超、张謇、汤寿潜这批立宪派相继向朝廷提出立宪的建议，无不和新政的刺激启发有关，而统治阶级内部赵炳麟、李盛铎、盛宣怀、吕海寰等人，同时上疏请改宪政，也出于类似的原因。当然，1904年以前，立宪的呼声还较微弱，在朝野影响不大，只有到日俄战争后，这一呼声才汇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思潮，并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沿着官方的筹备立宪及民间的立宪运动两条轨道平行发展。没有新政的开端，我们很难设想会有后来立宪运动的壮阔场面。因此，新一政为立宪运动所提供的这个前提，似乎不应忽视。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社会内外危机深重、非政治改革不足以图存的年代，由于历史的巧合，这次战争成了促发立宪运动的外部力量。立宪派受到战争的鼓舞，奋起为立宪方案的实现奔走呼号；清政府从战争中记取教训，经过百般曲折，最终同意向政体改革迈进。在日俄战争的影响下，中国的宪政改革，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日俄战争与立宪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后者以前者为标志，可以划分成酝酿与勃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正是日俄战争的历史或然性影响，给原本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晚清宪政史，又添上了更为神秘的一笔！
    注释：
    [1][2]《论中国宜及时力行改革》《大公报》1904年3月29日。
    [3]《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东方杂志》创刊号，1904年3月。
    [4]《论立宪为万事根本》《南方报》1905年8月23日。
    [5]《论俄罗斯致败之由》《时报》1904年6月17日。
    [6]《日俄战后中国所受之影响若何》《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
    [7]同[5]。
    [8]《论立宪为万事根本》《南方报》1905年8月23日。
    [9]《报界輿论》《时报》1904年7月15日。
    [10]《论人心腐败之由》《时报》1904年7月15日。
    [11]《书俄国黑暗面后》《中外日报》1904年5月9日。
    [12]《沦日俄之战之益》《中外日报》1904年2月13日。
    [13]《论时局》《中外日报》1904年6月17至19日。
    [14]《论俄罗斯致败之由》《时报》1904年6月17至19日。
    [15]《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新民丛报》第3年第10号。
    [16]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陈黻宸上瞿夫子条陈数事》《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僚书牍》（钞本）。
    [17]《论我国与俄国立宪之比较》《时报》1905年11月5日。
    [18]《俄国致败之由》《东方杂志》第1年第5期。
    [19]《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中外日报》1904年5月5日。
    [20]《读十四日上谕书后》《时报》1905年7月18日。
    [21]《论日俄之战之益》《中外日报》1904年2月13日。
    [22]《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时报》1904年8月7日。
    [23]《惟立宪而后可以救中国》《大公报》1904年10月14日。
    [24]《论中国前途之可危》《中外日报》1905年7月22日。
    [25]《论惟立宪而后有教育》《大公报》1904年10月9日。
    [26]《立宪法议》《时敏报》1904年11月12日。
    [27]《惟立宪而后可以救中国》《大公报》1904年10月14日。
    [28]《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时报》1904年8月7、8日
    [29]《读十四日上逾书后》《时报》1905年7月18日。
    [30]同[28]。
    [31]《立宪平议》《时报》1904年9月27日。
    [32]《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时报》1904年8月7、8日。
    [33]《中国根本救治论》《时报》1904年12月23日。
    [34]《论国民不可无政治思想》《北洋学报》丙午第4期。
    [35]《梁启超之外国举动》《中国日报》1904年4月7日。
    [36]（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进士，任刑部主事，总署章京。戊戌维新派，后任南洋公学总理，主商务印书馆。
    [37]字让三，浙江镇海人，光绪间举人，宣隶候补知县，随使欧美各国。
    [38]字久香，江苏赣榆人，光绪举人。安徽存记道，办过洋务教案，后为资改院议员。
    [39]浙江钱塘人，光绪间举人，任户部主事，计学馆教员，宣统二年选为浙江咨议局议长。
    [40]字桂卿，号叔基，浙江海盐人，光绪壬辰翰林，官侍讲学士。
    [41]《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朋僚书牍》（钞本），以下简称《书牍》。又：菊生指张元济，(原字为上田，下比)陵指盛宣怀，啸浦，幼舲未详。
    [42]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张美翊致张劭熙、朱桂辛函》《书牍》。
    [43]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五日《张美翊致两广督署幕府书》《书牍》。又：蛰仙为汤寿潜，菊生为张元济，竹君为赵凤昌，幼舲不详。
    [44]同[42]。
    [45]《啬翁自订年谱》。
    [46]《张謇存稿》第8页。又松禅老人为马相伯。
    [47]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张美翊致张劭熙、朱桂辛函》《书牍》。
    [48]光绪三十一年《朱福诜致瞿尚书函》《书牍》。
    [49]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陈黻宸上瞿夫子条陈数事》《书牍》。
    [50]光绪三十年二月五日《张美翊致两广督署幕府书》《书牍》。又：锡为锡良，端为端方，赵为赵尔巽。
    [51]《啬翁自订年谱》。
    [52]《张謇函稿》第8页。
    [53]《为抵制美货事致袁直督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54]《张美翊致两广督署幕府书》《书牍》。又：丁林两帅指丁振铎、林绍年。
    [55]《张美翊致张劭熙、朱桂辛函》《书牍》。[56]《张謇函稿》第8页。
    [57]《张謇日记》。
    [58]《张謇函稿》第10页。
    [59]张劭熙即张辑光，朱桂辛即朱启钤，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姨侄，二人均为瞿氏亲信。
    [60]浙江宁海人，拢贡，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一年译学馆提调，瞿鸿（原字为左礻，右几）门生。
    [61]据汤云：“辛丑八月，两宫回銮。成有《宪法古义》三卷，无关宏恉。亦不能一无附会。姑备亲贵中或以宪法为异族之制，横生阻力，可执是间执其口，恐好议论人者，谓以是干进，故但以贡之丈席，而不欲署名姓于其末也”。见光绪三十一年六月《汤寿潜致瞿尚书函》《书牍》。
    [62]《论国家于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中外日报》1905年10月9日。
    [63]《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甲辰七月。
    [64]《滇督丁制军振铎等请与各国立誓力行新政电奏》《大公报》1904年3月10日。
    [65]胡思敬《大盗窃国记》。
    [66]佐藤《袁世凯》。
    [67]魏元旷：《坚冰志》。
    [68]《驻法孙钦使呈外部电》《中外日报》1905年9月29日。
    [69]《汇报》第8年第72号，1905年10月18日。
    [70]《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
    [71]《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南方报》1905年9月21日。
    [72]《立宪纪闻》《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
    [73]李盛铎赴任驻比利时大使，未归。
    [74]《辛亥革命》（四）。
    [75]《立宪纪闻》《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
    [76]《立宪纪闻》《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
    [77]《开官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2日。
    [78]《汇报》第675号，1903年5月9日。
    [79]《悲无人》《大公报》1903年9月5日。
    [80]《论时局之可危》《中外日报》1902年6月16日。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集》第七辑，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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