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2年，为挽救中国经济危机，共同对日作战，美国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财政借款。但是，在借款使用过程中，围绕着黄金运华、借款的具体运作方式、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等问题，中美双方产生了诸多分歧。这些争执反映了美国作为援助国和中国作为受援国的不同立场和认识，也体现了双方在经济援助与合作领域的矛盾与冲突，这些争执又和两国在军事政治领域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相互发生着作用，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引发相互之间的不满。
    关 键 词：5亿美元财政借款 黄金政策 黄金舞弊案 中美关系 宋子文 摩根索
    作者简介：杨雨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赢得对日作战的胜利，1942年3月，中美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签订“美国财政援助协定”，由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借款。此次借款不仅数额远远超过此前美国四次援华借款的总和(1.7亿美元)，而且条件空前优厚，无担保、无利息、无偿还年限、无指定用途、无附带条件。这笔巨款交给中国，能否得到有效利用，而不是打了水漂，自然是美国政府极为关心的事情。在国民政府讨论如何运用借款时，美方有何意见和建议?在借款使用过程中，中美之间出现过哪些分歧和矛盾?这些争执对中美抗日联合阵线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美国方面的建议
    
    为使5亿美元借款发挥最大功能，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的，美方积极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并且希望中国能够接受美国的建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经济每况愈下，战争破坏了生产，也阻断了交通，军需与民生必需品严重缺乏，物价不断高涨。国民政府收支失衡，财政危机严重，为弥补财政赤字，频频增发法币，通货膨胀问题愈演愈烈。美国提供5亿美元借款，正是要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美国政府官员普遍认为，降低物价以控制通货膨胀，应该是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通过借款担保债权以吸收游资，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增加必要物资的生产来稳定物价，是最有效的措施。关于借款的使用，美国官方和非官方都提出了大量建议，主要包括：(1)进口美钞在中国出售；(2)无限制自由买卖外汇；(3)在中国出售美国政府债券；(4)重建工业并鼓励国内生产；(5)用作货币发行准备；(6)以外币信贷担保出售公债，收回相当数量的货币以供政府使用。①
    对于美国的建议，中国方面并非言听计从。1942年2月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召开第77次常会，展开相关讨论，委员们大都反对美方的提议。孙科发言说：“现在外间有人主张自由购买外汇及把英美的公债到中国来发行。这种办法，是奖励资金逃避，绝不是高明的办法。现在我们对于英美的贷款，是要想法来好好的运用，不是要拿来收回法币，更不要把钱送到外国去。还有主张请美国到中国来开银行，这是等于取消自己的国家地位。”他希望财政当局不要采用上述意见。林森也提醒财政当局特别注意，“务须慎择外国专家的计划”。②
    此后，财政部组织人员集思广益，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关心时政的社会名流、学者，都对5亿美元借款用途提出了多种建议，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最后，国民政府根据各方的意见以及当时国民经济的形势，决定用这笔借款作为发行钞票之巩固准备金，以增强法币之信用；发行以美元为准备的国内公债，增加储蓄存款，吸收已发行的法币；③实施黄金政策，抛售黄金，举办黄金存款和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等业务；此外还购进原棉及纺织品等必要的生活物资，以解决战时物资缺乏的问题，稳定经济。④
    尽管在中美5亿美元借款协定正式发布之前，中国方面就已经在国内展开了有关借款用途的讨论，并且未与美国协商，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亨贝克(Stanley K.Hornbeck)仍然主张，应在中美坦诚友好讨论的基础上建立规则，以确保借款使用的途径；应制定借款使用项目一览表，以供美国向中国提出建议而扩大借款的有效利用。他还建议中国政府成立“评价审查委员会”或“计划委员会”，由中美双方代表共同讨论总结借款的可行性使用方法，以期最有效的运用借款。⑤为此，美国曾经努力想在中美协定中加上一个条款，规定该项信用借款的使用要经过磋商。但是中国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一来中国政府认为，借款已经给予中国，中国即应拥有自主决定如何利用借款的全权，而无需与美国讨论并听从美国的建议，当然也不需要随时向美国汇报借款的用途；二来中国政府更不能接受美国监督和审查，认为这有损中国主权。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让步了。中国官员虽然非正式地做出了磋商的保证，但实际上很少理会美国的意见，中国政府对于5亿美元借款的使用，完全要自己做主。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借款实际运用过程中中美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尽管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不愿意美国过问和插手5亿美元借款的使用，美国政府仍然时刻关注着国民政府对该笔借款的动支情况，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随时向美国财政部和国务卿报告国民政府抛售黄金、实行黄金存款、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的情况，并对这些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双方从讨论借款使用阶段就已出现的互不理解，逐渐愈演愈烈，意见分歧越来越多。
    二、中美之间的意见分歧
    
    中国政府决定用美国提供的借款实施黄金政策时，并未与美国财政部商洽，美方对此已颇为不满；当黄金政策实施以后，美国财政部不断询问中国出售黄金的详情，对其效果一再表示怀疑。中美之间因意见不一，展开过多次争论。
    1.一次性全额付足还是分批支付
    
    中国政府要求美国以全数2亿美元划入联邦准备银行中央银行账户，陆续在此账户分别付出运华。但美国财政部钱币司长怀特(Harry White)建议，将中央银行现存的2千万元黄金先行运华，并先以50万两黄金铸造中、美两国合作纪念品，其余之数分批运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也认为，如果同意中国请求，“则美财部须筹得巨款，购买黄金，惟恐惹起国会质问”，只允诺在联邦准备银行开立中央银行1千万美元黄金周转户，黄金运出后，美财部随时补足，其余仍存美财部账上。孔祥熙则认为，美国黄金系国有，无庸筹款另购。中方并非不信任美国财政部，只是为了避免将来另生枝节，希望将已经确定给中国的全数黄金2亿元，即行列入中央银行账户，免得每次都须向美国财政部接洽，延误时间。⑥
    经宋美龄与罗斯福总统商洽，摩根索财长与孔祥熙换文承认，决定陆续拨运。第一次拨运2，500万美元，第二次商妥拨运2，000万美元，但因1944年冬欧洲军运紧急，运输困难，实际只运一半，孔祥熙只好派席德懋、宋子良、冀朝鼎不断催促。⑦1945年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以至重庆出现黄金发售欠付情况。中央银行向财政部长俞鸿钧报告，由于美国3月份装运的黄金尚未运往印度，重庆市各行局应付到期黄金的库存只能付至4月20日为止。截至4月18日，现售黄金欠付311，430两，折金存款未付者则达到1，307，902两，关系到国民政府的信用。俞鸿钧多次致电孔祥熙、席德懋等，请他们催促美方从速运金来华，以应急需。⑧在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多方努力下，美国财政部同意由联邦准备银行在5月和6月每月拨3，500万美元黄金运往中国。⑨根据中美双方协商后的安排，第一批黄金144，520.664盎司(价值5，058，223.24美元)于5月27日从纽约用船运往印度加尔各答，⑩再由中国航空公司空运至重庆。此后各批黄金的运输细节，也由席德懋出面，与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准备银行协商讨论，陆续拨运。
    2.运华后的黄金如何使用
    
    摩根索认为，中国政府在任何决定与行动之前，必须有一个正式的请求。他希望中国当局对于如何以最好的方法使用黄金，必须详加考虑，因为在中国现时情况下，用黄金作为制止通货膨胀的方法，本身包含着巨大的费用、困难及危险。中国政府这种措施将牺牲大量外汇，而这些外汇在战后是可以支付复兴与善后工作所需进口货物的。摩根索还指出，用金币方式公开售卖黄金是行不通的，他提议以一盎司或两盎司的小条，向中国民众出售黄金，以便扩大发行范围；假如中国政府愿意的话，在每一金条上刻上某种花纹，使它能够表示出是来自美国的财政援助。(11)
    中国政府并没有采纳摩根索的建议，而是将运到中国的黄金直接出售，开始为现货，后因运输关系，黄金不能源源供给，便改为期货。再往后，黄金现货、期货都供应不足，而且黄金一经出售，便不易收回，国民政府遂开办黄金存款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以收存黄金，收回法币。
    3.质疑出售黄金的效果
    
    对于国民政府出售2亿美元黄金的成效，美国财政部表示怀疑。怀特指出，黄金将是中国战后的一大笔资产，如果能够保存起来，可以作为经济建设以及整理通货的基础。现在出售黄金，虽然能发生少许心理上的影响，但并不能真正缓和物价的上升，或者改变由于物资极度短缺所造成的基本经济情势。非但如此，很多黄金会被人囤藏而消失。他认为，在出售黄金影响不十分大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印制法币，比以兑换黄金去吸收法币要更合算，这样中国才能从黄金的利用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中国政府的顾翎群表示，出售黄金已有若干有利的影响，如果停止出售，会使物价暴涨。针对美国政府中有人提出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价格与黑市价格的差别问题，顾翎群和宋子文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黄金在重庆供应缺乏所导致的，如果有充足的黄金供应，这个差别是可以消灭的。(12)而在摩根索眼中，中国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物资的缺乏，因此，对于中国出售黄金能否加强法币信用及稳定物价，摩根索持保留态度。他直言不讳地在有关阻抑中国通货膨胀办法的建议书中指出，“中国最近以每安士(英两)黄金等于550美元之价格(约等于美国黄金官价之15倍)，出售黄金，收回法币。查美国运华黄金已逾1千万美元之数，中国并已出售其一部分约值200万美元，惟此项办法之试行，尚未达到能充分证明其有成效之阶段”。“就管见所及，过去此项办法之实施，其结果不过使熟悉内情者、投机者及囤积者得更厚之利润，而本可用为建设之资金，反因是而浪费。”(13)
    当时，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希望再给予10亿美元的新贷款。鉴于中国政府运用5亿美元借款并未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摩根索不同意再贷款给中国，他提出两个建议：(1)美国在华支出每月约合法币4亿元，按照黄金或美元在公开市场所能得到的价格换取法币支付，这个数额可达中国每月法币发行额的10％以上。(2)将中国所购黄金，按原定运输量加倍运出，可由每月600万美元提高到1，200万美元。按照目前黄金市价，这个数额约等于现在所发行的法币35亿元。(14)摩根索认为这两项办法足以阻抑通货膨胀，但中国不同意。蒋介石认为，美国财政部的建议，“实类似一种商务上之交易，而非一同盟国与他同盟国所应有之办法，如果付之实施，不惟不能加强中国抗战之力量，反而损毁中国人民对于法币之信仰，以加重经济之困难而已”。蒋介石坚持，美国给予中国10亿美元的贷款，这样中国才能应付今后战时预算入不敷出的一部分，并可以应付在华美军的一部分费用，如果美国财政部不接受这项提议，那么驻华美军的军费以及为美军建筑机场的费用应由美国政府负担。(15)
    中美双方在经过激烈争执之后，达成了妥协，10亿美元新贷款一事不再提，美军在华开支问题也得到解决，但是，争吵却导致美国停止黄金运华，使中国付出了巨额代价。(16)
    三、黄金舞弊案发生后的中美之争
    
    1945年3月28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人会议，宣布自3月29日起，提高黄金储蓄的价格，由每市两2万元提高到3.5万元。但就在3月28日当天，重庆售出的黄金期货和黄金存款突然比平时多了1万两左右，(17)此事引起舆论怀疑，国民参政会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宣布当日售出的黄金一律无效，彻查并严惩走漏黄金加价消息者及舞弊银行主要负责人，查明大量购买黄金者究属何人，并将其购买黄金之法币充公。(18)据调查，28日夜间购存黄金储蓄的有四五十家私营银行、银号，数十家大公司、大企业，至于官僚富商、银行职员乘机营私者更不计其数，每户多者二三千两，少者也在四五十两。(19)
    黄金舞弊案发生后，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激化了中美两国关于黄金政策的争执，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停止还是继续运金。4月23日，美财政部要员会见宋子文，询问“中国出售黄金，究系售与何方?以前售价何以如此之低?究竟政策如何?”并表示在不明情况之前，美方不得不持观望态度。5月7日，宋子文报告说，美财政部“因我国出售黄金价值太贱，亦不知售与何方，种种不当流弊滋多，故反对运金赴华，最大限度只能交我已经出售之期货，未售者恐不能续交。”8日，宋子文偕贝淞荪、林维英往晤摩根索，摩根索对中国出售黄金一事，提出两点建议：(一)组织基金委员会，由美人参加基金，总额美金5亿元，其中2亿4千万以美借款未用余额抵充，另由中国提出现款2亿6千万。(二)以后黄金不售期货，如售现货，应以中国在美之美金购买。对于第一项办法，宋子文认为，“美国不出一文而有权过问，实属片面主张”。对于第二项提议，宋子文告诉摩根索说，“基金为长久之计，不能救急，目前必须用黄金吸收法币”，他坚持要求“以往已售中国之黄金，应即运华，以后在美金二亿元范围内，亦应照售运华”。摩根索强调运输困难，认为“在海口未通、物资不能大量运华前，通货膨胀无法抑止”，宋子文立即责问摩根索之意是否任凭中国金融崩溃，二人不欢而散。当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毛今日态度极坏，对以往借款未用余额2亿4千万，意存抵赖，根本原因系对于中国政府过去运用美金公债储券及黄金等事极不满意。”他表示，“中国金融财政非黄金运华无法支持，关系太大，故拟取坚决态度，即使与毛决裂，亦所不顾”，如果摩根索不答应中国要求，他将直接商请美国总统。(20)
    5月9日，摩根索在致宋子文的备忘录中明确提出，“中国政府应即限制今后继续出售黄金之政策”。摩根索从“黄金运输之困难，物价上涨中其所能发生效果之低落，与一般舆论对此项政策之批评，以及其对运用外汇资金，希冀能有最大之成就”等几方面观察，认为“此种出售黄金之政策，实非所宜”。摩根索直言不讳地说，“对于美国借款中价值2亿美元之公债储券及黄金，流入少数人之手，而化为私人之利益，毫无补于中国经济实际上之改善一点，在此间业已引起一般不良之印象，此实最为不幸者也。”他要求中国政府“查究并取消投机及非法之黄金购户，同时就可能范围保证正当购户能得到其所购之黄金”。(21)摩根索还指出，稳定币值及遏制通货膨胀必须有全盘计划，不能只依靠出售黄金等单项措施，而应包含下列各种方法：(一)货币与银行业务之调整；(二)出口税之稳定；(三)财政及其行政之改革；(四)物资之增产与其分配之改善。摩根索表示，美国愿全力资助遏制中国通货膨胀的有效计划，建议设立一个5亿美元的货币稳定基金，改善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并增进国内外对将来经济及财政稳定的信心。(22)
    宋子文在和摩根索晤谈后，即托霍布金、韩德逊向总统进言，希望美国不要“因小失大，借题赖帐”，否则中国如果发生动摇，“必为共党所乘，将来美国在太平洋不能安枕，如财长坚持，危险甚大。”第二天宋子文再与摩根索进行私人谈话时，后者态度即已转变，“显系总统示意所致”。宋子文重申，“黄金美方原已应允，并为我方急需，不能借题反悔，至对过去公债、储券、黄金运用不当，美方尽可提出证据，如有弊端，中国政府应当严办，并公开宣布，以祛众疑，政府并考虑对公债、储券、黄金征所得税，以弥补损失。政府尤其钧座决无意容许任何人发国难财。”摩根索见宋子文态度坚决，语气反趋和缓，询问宋子文每月究竟需要多少黄金运华，宋表示，“已售之170余万两应即交运，以后每3个月至少需100万两”。摩根索又提出5亿元平衡基金事，宋子文仍不同意，理由有二：“(一)中、美单独成立基金，与国际货币会议所定国际平衡基金办法冲突，英、苏、法等国将引起责难；(二)现在物资不能进口，基金无从利用，与目前困难无补。”(23)
    面对美国舆论和议会对中国财政的指摘与质问，宋子文一方面表示，“中国政府正力求进步廉洁，绝不惧他人指责，如有事实，当彻底查办”；另一方面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政府允准对美金公债、储券、黄金抽取所得税，“以免财长再为藉词推诿”。5月12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必须与美国先商决物资运济与平定物价后才可洽商基金计划，以及美金公债与黄金抽税事。宋子文接到指示后，继续极力和美国财政部交涉黄金运华问题。他向摩根索提交了黄金装运日期单，要求其务须按期运出，并托外交部及国外经济局转告财长，要求黄金非履行交货不可。宋子文还面谒杜鲁门总统，商谈关于黄金及其他物资应立即运华等问题，杜鲁门表示，“如美政府已允，自当履行，当即与毛财长一谈。”(24)
    面对摩根索不愿意再向中国运输黄金，并提议设立5亿美元平衡基金或建设基金，宋子文认为黄金出售还是有成效的，而且“实为政府控制经济成功之枢纽”，不能仅因弊案发生而否定，“4月1日至5月5日，出售黄金收回法币数目达108亿元之巨，倘同时有大量存金能出售现货，则价格尚可提高，政府所可吸收法币或有弥补每月所需增加发行之一大部分”。现在如果黄金不能运华，一则已售黄金到期无法兑现，有失政府威信；二则别无有效方法可源源吸收大量法币。因此宋子文表示一定要殚心竭虑，作最后努力。(25)二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
    5月1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致函摩根索，表示国务院赞同财政部的意见，认为中国出售黄金并不能有效阻止通货膨胀，相信摩根索提出的设立5亿美元平衡基金的办法，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运作，都可能使中国受益。但既然中国政府认为立即运送黄金比建立平衡基金更重要，并且中国的稳定与其反抗共同敌人的军事努力才是美国最为关注的，国务院建议财政部按照宋子文提出的时间表运输黄金到中国。(26)17日上午，宋子文访晤摩根索，对黄金交涉作最后谈判，摩根索坦率见告，他本人并不赞成中国出售黄金，但既然杜鲁门总统已经允诺，并嘱咐他履行，他也只好遵从，准备照中方开出的运金清单实行，但希望“嗣后黄金出售勿再引起各方不满”，并希望国民政府考虑五亿美元基金事。根据中方开出的运金清单，从1945年5月到次年1月，美国将通过空运和船运，共向中国陆续运送价值1亿8，922.4万美元的黄金。(27)
    至此，中美两国黄金运华交涉以中方获得成功而告结束。据美方统计，日本投降前运到中国的黄金共计1亿5，860万美元，其中1943年1，050万美元，1944年1，520万美元，其余的是在1945年的前8个月中运到的。从1943年底到1945年6月30日止，国民政府共计售出黄金约值1亿美元(每盎司以35美元计算)。(28)
    四、影响
    
    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信用借款，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国战时财政与金融经济力量。为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积极援助，借款没有规定具体用途，直接由美国财政部项下开立中国政府账户，国民政府可以自由自配，仅须依照需求向美国申请提用。在使用过程中，美国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断提出建议和意见，希望中国政府能很好地利用这笔借款，改善日益恶化的财政经济形势，以期获得抗战的早日胜利。这表明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时财政金融的关注和重视，也表明美国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意愿，美国并没有想从中获利，也没有想以援华为手段控制中国。
    但是，正如战时中美军事、政治同盟之下，两国由于各自的利益而产生了矛盾冲突一样，在美国对华援助中，也同样有意见的分歧和主权的争执。美国作为施加援助的一方，中国作为受援的一方，双方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也就不尽相同。围绕着提供美援和运用美援，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中美之间在5亿美元借款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争执，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在美国看来，自己提供了5亿美元巨款给中国，当然有权建议甚至监督中国方面使用，以免巨额美援达不到其应有的效果；尤其是当中国在使用美援过程中发生弊案后，美国更认为其有权终止黄金运华，以防止美元继续被贪污浪费。但是，中国从坚持国家利益、维护主权的角度出发，却不希望美国插手借款的使用，也担心美国利用援华控制中国。因此，中国不仅在讨论借款使用时完全排斥美国，在借款运用过程中也坚持己见，甚至不惜与美国发生争执，并且最终迫使美国让步，这在以前的中美关系中是不可想象的。
    1942年5亿美元援华借款，是中美为了联合抗日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本应产生良好的效果和积极的影响，改善中国经济状况，加速抗战胜利，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实施的黄金政策和公债政策运作效果不佳，甚至出现黄金舞弊案和美金公债舞弊案，致使5亿美元借款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不仅未能缓解中国经济危机，而且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引发相互之间的不满。美国官员认为美援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白白浪费了美国人的金钱和心血，他们对美援实际作用评价较低，对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措施也多有批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即认为，美国借款除了给中国人心理上的影响外，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际贡献很小。(29)摩根索和怀特等人对借款的使用基本持否定态度，说“中国曾试行两项类似的关于金融上的补救办法，来缓和通货膨胀，但没有得到显著的成功”。(30)
    对于中国依赖外援的心理和一再要求美援的做法，美国也提出过意见。美国派赴中国帮助进行战时生产的顾问就曾指出，一些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认为一切物资依靠外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依赖心理的发展，使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力更生的必要性。(31)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包兰亭(Joseph W.Ballantine)含蓄地批评了中国对美援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所表达的同情，结果却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我们愿望的反面，它没有起到鼓励中国人作出更大努力的作用”。“此外，中国人把我们所表达的同情作为基础，不切实际地期望我们的援助。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他们就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感到失望，这对于我们的利益是不利的。”(32)
    美国认为中国运用美援不当，而中国对美援也有诸多不满。熊式辉在1942年5月曾致函蒋介石，批评美国对华政策不是出于国际道义和中国急需，而是出于本身利害：“对方于我之一切肆应，皆有其既定政策，非利害关系，不易使之变更也。论友谊彼此间固有其相当之历史，但国际间道义，仍属表面文章。观其历次之借款，与物资之接济，其动机发于彼本身利害之计”，“即其时期之缓急、数量之多寡，亦莫不由其主观而决定，何尝顾及理之是非与人之缓急也。”熊式辉不无辛酸却又尖锐地指出美国在援华时以恩人自居、支配中国的一面：“因此而分析其既定政策之基础，无非自以主权者之地位，支配不容他人置喙；自以慈善家之态度，取舍必须我自为之，视我则其股掌上玩弄之附庸耳。”(33)在这种认识之下，中国虽然是弱国和受援国，却在求援谈判中敢于与美国讨价还价，并坚持自己的主权和利益，甚至迫使美国做出让步。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因为“中国人深深感到中国已赢得一种权利，在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国家中间应被作为平等的国家对待。”(34)
    在谈判5亿美元财政借款时，蒋介石叮嘱宋子文和孔祥熙，“对于国家权益之保持，行政支配之自由，必须特别注重条件”，要求“条件方面切避拘束，必须由我自由支配，庶我政府可酌量情形，作适宜之措置，以合抗战需要。”美方想在协定条款中规定“将来动用款项，美方均须过问”，但中方认为这对于中国自由支配借款拘束太大，因此除感谢美方在技术上从旁协助、提供借款运用意见作参考外，明确表示“决不可作为条件，使我支配有所限制。”(35)最后，不仅协定中未规定任何使用条件，而且在借款的实际使用过程中，中方既没有事先跟美国打招呼，也没有听取美方的意见，而是自主决定了运用借款的方法。
    不仅如此，对于美国援华数量和方式，中国方面也颇有微词。美国认为5亿美元借款和租借物资援助等已经不少，反感中国一再要求更多美援；而国民政府却认为中国坚持抗战多年，且在对日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理应向美国提要求。1942年9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第93次常会上，吴铁城发表意见说：“在太平洋战事未爆发以前，他们对于我们的帮助，是很少的；现在他们怕我们屈服，所以就在报上来赞扬我们。”孙科也认为美国实际援助太少：“我们吃了几年苦，他们对我们的好处，不过在报上来赞扬，是所谓口惠而实不至”。孙科说，既然美国要“使我们来牵制敌人，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他提出明白具体的要求”，“要求增加我们的接济”；邹鲁也说，“现在他们要靠我们，我们应该要向他们提出要求，他们做不到，是他们对我们不起”；“我们固然要自力更生，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的，是应该要求。我们对于英美，不要害怕，有不满意的地方，就要表示不满意，使他们晓得。”(36)
    就蒋介石个人而言，对美国作为战时同盟国的许多做法，他常常感到寒心。蒋介石对摩根索相当不满，在日记中暗讽他“一如犹太人只知拜金，而不知世间尚有其他事也”。(37)蒋还在日记中批评摩根索对中国“接济物资与黄金之要求”“吝而不与，且责我各种失策与舞弊”，但对中国“通货与物价之险恶形势，在则置若罔闻”。(38)蒋介石曾以谚语“求来之雨不大”来比喻美国援华与中国求援：“观夫美国对华之政策，凡无关实际者，如四国宣言等各种有名无实之举无不予中国以虚誉，至于军器经济等与实力有关之事则不顾予中国以丝毫之便利，此实为其一贯之方针。”(39)又说“彼既以示惠于我，凡彼之所要求于我者，无不强制逼迫，非达所欲不可，而我所希望于彼者，则彼皆可置之不理，故我对彼只有尽义务而毫不能享权利。”(40)
    5亿美元借款使用过程中的中美之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之间的上述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矛盾冲突。1948年2月，美国幸福杂志刊登了墨勒(Herrymon Maurer)的一篇文章，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援华政策是“给中国人的援助很少，但却提供了不少的意见……中国人过分客气，并未表示反对，而牺牲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摩擦终于不免增多了”。(41)文章不仅指出了中美之间出现摩擦的一个原因，也指出了美国意见未被接受的一个原因。
    5亿美元借款使用过程中的中美之争，体现了双方在经济援助与合作领域的争执，这些争执又和两国在军事政治领域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相互发生着作用，影响了战时中美关系，以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即在抗战末期乃至战后，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对国民政府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及蒋介石对美国人越来越深的不满。这些负面作用和不利影响，恐怕是中国当初在求援和美国在授援时，都始料不及的。历史的教训说明，提供经济援助和接受经济援助的国家，都应谅解对方，共同处理好经济援助各方面事宜，以使援助发挥应有效用，并增进两国友谊，不要反而因此相互指责、抱怨，甚至产生摩擦，影响两国政治外交关系。
    注释：
    
    ①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 14, 1942,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Diplomatic Papers(hereafter sited as FRUS), 1942, China,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 467.
    ②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速记录，第77次常会，1942年2月9日，国防001 49.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③《孔兼财长招待记者说明借款意义用途》，T.V.Soong's Archive, Schedule A, Box 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U. S. A.
    ④(12)(28)(30)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497页；第529页；第496～498页；第513～515页。
    ⑤Docu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28, 1942, FRUS, 1942, China, p. 474.
    ⑥⑦(13)(14)(20)(21)(23)(24)(2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353～354页；第396页；第360页；第360～361页；第386～388页；第389～340页；第390～391页；第391～393页；第394页。
    ⑧From Central Bank of China, Apr. 21, 1945, T. V. Soong's Archive, Schedule A, Box 4, 10. His Te-Mou,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⑨His Te-Mou to T. V. Soong, May 1, 1945, T. V. Soong's Archive, Schedule A, Box 4, 10. His Te-Mou,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⑩His Te-Mou to T. V. Soong, May 26, 1945, T. V. Soong's Archive, Schedule A, Box 4, 10. His Te-Mou,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1)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Morgenthau)to President Roosevelt, July 15, 1943, FRUS,1943, China, p. 426.
    (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361～362页；蒋介石事略稿本，1944年1月11日，060100，第184卷，台北：“国史馆”藏。
    (16)参见任东来：《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北京：《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17)(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31～132页；第174～175页。
    (18)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4-1949)》，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7页。
    (2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389页；Memorandum for Dr. T. V. Soong, May 8, 1945, T. V. Soong's Archive, Schedule A, Box 6, 14. Morgenthau, Henr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6)The Acting Secretary of Department of State to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May 16, 1945,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Subject File, Foreign Affairs File, China, 1945, Box 173, H.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U. S. A.
    (2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397-398页；Morgenthau to T. V. Soong, May 16, 1945, T. V. Soong's Archive, Schedule A, Box 6, 14. Morgenthau, Henr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9)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5, 1942, FRUS, 1942, China, p. 530.
    (31)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5日。
    (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Ballantine), Mar. 14,1944, FRUS, 1944, China, pp. 216-219.
    (33)熊式辉自华盛顿致蒋介石函，1942年5月12日，蒋介石档案，08A-01538，台北：“国史馆”藏。
    (34)The Ambassado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 17, 1941, FRUS, 1941, Vol. IV, pp. 629-630.
    (35)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2年2月7日、2月8日、2月21日、2月25日、3月5日，蒋介石档案，特交文电：对美关系，09A-00293，090103，第004卷，台北：“国史馆”藏。
    (36)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第93次常会速记录，1942年9月1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国防001 49.1，台北党史馆藏。
    (37)蒋介石事略稿本，1944年1月22日，060100，第184卷，台北：“国史馆”藏。
    (38)蒋介石事略稿本，1944年5月13日，060100，第188卷，台北：“国史馆”藏。
    (39)蒋介石事略稿本，1944年6月2日，060100，第189卷，台北：“国史馆”藏。
    (40)蒋介石事略稿本，1944年8月31日，060100，第191卷，台北：“国史馆”藏。
    (41)墨勒：《美国10年来如何虐待了中国》，原载1948年2月号美国幸福杂志，蒋介石档案，08A-01543，第024卷，台北：“国史馆”藏。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