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末民初以降，一批翻译西方概念的汉字新术语应运而生，其间多有成功之作，却也有失当的案例。有些本是内涵明确而稳定的古汉语词，在借以对译西方概念的过程中，既抛弃了该词的汉语古义，也未与西义确切对应，又不能从词形推导出新义。“经济”、“形而上学”便是两个使用频率甚高的误植译词。今天我们有必要追踪误植发生的轨迹，探讨其在何种历史的及文化的背景下失足，以便总结教训，利于当下及今后中外术语对译的健康展开。此一梳理、辨析工作，当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 键 词：汉字术语 经济 形而上学
    作者简介：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自明清之际开始，尤其在清末民初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大量西方概念译介进入汉字语汇系统，一批新的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中国人的思维和思维的表述，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诚如王国维1905年所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已。”[1]这些新学语，或为新造词，内分音译(如“逻辑”、“布尔乔亚”)和意译(前举词又意译作“论理学”、“资产阶级”)；或借用古汉语词，加以引申以赋予新意(如革命、共和、自由、社会)，成为新术语。由于清末民初(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留学日本和翻译日籍热潮，而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在幕末、明治间(19世纪中末叶)曾广为使用汉字词对译西洋术语，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学的过程中，大量借用日本对译西洋概念的汉字词，这样，中西文化及语汇的互动，便不仅在中西双边进行，而且在中—西—日三边进行。这种语汇互动颇多成功案例，当然也难免失误者。本文择取人文社会科学常用的两个关键词——经济、形而上学，探讨新术语在生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误植的情形，以反顾中西日文化交会间概念对接的经验教训。
    由于汉字的多义性，汉字词往往可以在同一词形下包蕴多种含义，故借用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概念，常常发生引申和变异，这也是新语创制的必需。然而，这种“引申”，应当以原词的古典义为起点，或令外延缩扩(如机器、教授、物理等)，或令内涵发生相关性转化(如历史、组织等)。至于“借形变义”，则要能够从该汉语词词形推导出新义来(如民主的古典义是“民之主”，类似“君主”；而对译西方概念的“民主”，变义为“人民自主”，但这种新义可以从“民主”的词形推演出来。其他如影响、现象等词的古今义演变与此同类)。然而，如果以古汉语对译西洋概念，既与古典义毫不搭界，又无法从汉字词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其新义全然是强加上去的，这种对译则谓之“误植”，是汉字新术语创制中的败笔。当然，术语对译中的误植均非偶然，都有其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原因。考察这些原因，或有助于亡羊补牢，找寻误植译名的修正办法；又可为今后的新语创制指引正途，防止新的不确切译名的出现与滥用。此一分梳、辨析工作以往较少进行，而其实是不可回避的，当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古今义无法对应的“经济”
    
    “经济”是时下的常用术语，“国民经济”、“经济改革”、“经济小吃”不绝于耳际笔端。但考究起来，今天习用的“经济”一词，既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是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发生意义歧变的词语。
    (一)“经济”古典义：经世济民
    
    作为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成词。
    “经”本为名词，初见《周易》，指阡陌(田间小路)，义与“径”同，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又指织布的纵线；后转为动词，义与“治”同。《周礼·天官·大宰》：“以经邦国”。《淮南子·原道训》：“有经天下之气”，这里的“经国”、“经天下”，即“治国”、“治天下”。“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济从水旁，又可释为“渡”，义为渡水。
    “经济”二字连为一词，首见于西晋。《晋书·长沙王义传》载，“八王之乱”间，长沙王司马义(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载，时人对殷浩(303—356)的评价：“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袁郊《甘泽谣·陶岘》：“岘之文学，可以经济”，隋代王通(584—617)《中说·礼乐篇》“皆有经济之道”。这些用例中的“经济”，均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唐高祖李渊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的一个文告里，有“经邦济世”短语出现，则是“经济”的扩语。此后“经济”一词常用，如李白《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杜甫《水上遣怀》：“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宋史·王安石传》：“朱熹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古时名联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夸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赞诸葛亮治国平天下(经济)的能力。《红楼梦》中贾政骂儿子贾宝玉迷恋风月，不习“经济”。这些文句中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简写，与“政治治理”含义颇近。《元史》卷一七二出现“经济之学”，指经国济民之学，其意为政治学。
    时至晚清，“经济”一词仍沿用其古典义。曾国藩主张在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这里的经济，即指经邦济国的实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贵州学政严修请设“洞达中外时务”人才的科目，得旨允行，遂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以策论试时事，其“经济”仍指经邦济国。当然，古义的“经济”也包含国家财政义，如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卷七论及万历年间司礼秉笔太监陈矩，“是以有志经济，每留心国家岁计出入。”而留心国家岁计出入，仍是关注经邦济国的一部分。
    晚清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也在传统含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如林乐知1875年9月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中西关系略论》中，便有“尧舜禹汤之经济”一类句式；《万国公报》上刊载的隐名氏的《关爱中华三书》，有“中华多经济之才”句式，其“经济”皆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
    “经国济民”义的“经济”一词很早便传入日本，德川时代以“经济”命名的书籍不少，如太宰春台(1680—1747)的《经济录》、海保青陵的《经济谈》、佐藤信渊(1769—1851)的《经济要录》等。其间“经济”皆不出“经国济民”之外。兰学家本多利明(1744—1821)所著《经世秘策》，其“经世”一词仍取古汉语义“经邦济世”。
    (二)Economy内蕴的演变、定型及汉字译名的多歧
    
    “经济”转义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成为国民生产、分配、消费的总称，又兼有节约、合算之意，始于近代日本人以它充作英语economy的译词。economy一词从希腊文οικουομικοδ演变而来，西元前4世纪，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著《经济论》(οικουομικοδ)，其中希腊文οικου作家庭(家族)解，υομοδ原意为法律或支配，二者组合，意谓“家族管理”。这便是西方文化中“经济”一词的始源。至近代，economy具有经济和经济学两重含义，19世纪英语国度有人提出，经济学加ics词尾。而作为学科名称的economics(经济学)，其前身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蒙特克里田1615年出版的Political Economy一书，可意译为“政治经济学”，谓其所论已超出家庭生活、家族管理范围，而广涉社会治理、国计民生问题，包含政治内容。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等都采用此一词语，如李嘉图1817年发表代表作，书名即《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马克思写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由于西语economy有兼容政治的趋向，日本人在寻求其汉字译词时，挑选了“经邦济国”义的“经济”。文久二年(1862)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首次将economist译作“经济家”，将political economy译作“经济学”。稍晚，旅日美国传教士黑本(J. C. Hepburn 1815—1911)庆应三年(1867)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用“经济”对译economy。同一年，日本学者神田孝平(1830—1898)翻译英国义里士著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1850年刊行)，用《经济小学》之名出版，也以“经济”对译economy，并在序文中介绍，西方政科分为七门，其第七门为“经济学”。堀达之助等编纂的《英和对译辞书》将economies译作“经济学”。福泽谕吉1868年在庆应义塾讲授美国弗兰西斯·威兰德的经济学说，课程名称译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来福泽据此撰《经济全书》，给“经济学”下定义。福泽的弟子小幡笃次郎的译著《英氏经济论》更从多侧面界定“经济学”。明治六年(1873)林正明将福赛特夫人(1833—1884)的著作译为《经济学入门》，明治十年(1877)永田健助将同书译作《宝氏经济学》。自此，日本人普遍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脱离了中国古典词原意。日本经济史家山崎益吉说：
    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论……近代以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和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2]
    明确指出，今用“经济”一词已抛弃“经世济民”古典义。
    中国最早的economy汉译，是京师同文馆19世纪60年代末设经济学课程，定名“富国策”，以英国人福塞特(H. Fawecett 1833—1884)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为教材，1880年该书汉译本名《富国策》，由同文馆印行。英国新教传教士傅兰雅1885年翻译钱伯斯兄弟的Political Economy(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定名为《佐治刍言》，“佐治”与“经国济世”同义；书中将“经济学”表述为“理财之律学”。1886年，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将英国人杰文斯(W. S. Jevons 1835—1882)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汉译，取名《富国养民策》出版，将经济学译为“富国养民学”。陈炽(1855—1900)1896年著《续富国策》。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学者和来华传教士曾用“富国策”、“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生计学”翻译economy及economics。清朝学部审定，将其译名定作“富国学”。梁启超1896年开始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和“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目，如他该年在《时务报》刊发的文章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此时梁氏并用“资生学、理财学、经济学”。1899年梁氏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称，“故其之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将“经济”与“政治”对称，其“经济”已不是经邦济国之义了，他对此解释道：“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可见梁氏对日本人将economy译作经济，并不完全认同，而更推崇“资生”。1901年严复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撰《译事例言》，批评日本将economy译作经济，严复另译为“计学”，并说明理由：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经济既嫌太廓，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3]
    严氏还在1902年与梁启超的通信(载《新民丛报》第十二期)中论及“计学”一词的来源：“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陈昌绪也采用“计学”一词，将译作命名《计学平议》。
    1902年梁启超编写一本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小册子，书名定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在严译“计学”的基础上，将经济学译为“生计学”。可见严氏、梁氏一直不愿认同“经济学”这一学科译名。
    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保留“计学”名目，并对计学下定义“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而没有设立“经济学”词目。
    (三)由众名纷纭到定格“经济”
    
    清末民初economy的译名，有来自日本的经济学，传教士翻译的富国策，中国人自译的平准学、计学、生计学、轻重学、理财学，众词并用，莫衷一是。这些词语多出自古典，如“理财”典出《周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宋以后成为流行语，王安石称当时的患贫，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临川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南宋叶适有“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之论(《叶适集·财计上》)。后来economy译名定为“经济”，与汉译日籍(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强劲影响力有关。1903年日本学者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教坛上开讲“经济学”，使今义的“经济”和“经济学”得以普及。1903年商务印书馆译印日人持地六三郎的《经济通论》；此后，1905年王璟芳译日人山山夸觉次郎的《经济学》；1906年王绍曾编辑山山夸觉次郎讲述的《经济学讲义》。然而，与其他日源新语迅速在中国传播不一样，“经济”一词直至辛亥革命仍未被中国人广为接受，原因即在于此词的新义与古典义相去甚远，又无法从词形导出该新义。
    “经济学”一词在中国取代其他译名，与孙中山的提倡颇有干系。孙氏1912年8月在北京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讲演，论及economy的译名时说：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渔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4]
    在其他场合，孙氏也讲过类似的话。此后，经济、经济学成为economy和economics的通用译名，包含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内涵，与古典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义分道扬镳。然而，经济学与富国策、计学、理财学并用，延续了一段时间。中国第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882—1982)1914年所撰博士论文，便不用“经济学”一词，而用“富国策”、“计学”，表现出对“经济学”这一译名的保留态度。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及经济学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接受并通用。马寅初后来的著作，也命名为《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战时经济论文选》、《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等等。
    二、“形而上学”的畸变
    
    以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术语，组创新词，发生偏误的又一突出例子是“形而上学”。
    (一)含义类似“哲学”的“形而上谓之道”
    “形而上学”本是中国现代翻译家在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Tameta ta Physica(拉丁文metaphysica，意谓“在物理学之后”)确定汉译书名时创造的一个新词，将其作为哲学的代称。这是一个准确的对译。
    该书是亚里士多德研究“第一哲学”的结集，他把物理学称作“第二哲学”。该书之所以名为“在物理学之后”，是因为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编辑亚里士多德这部论“作为有的有”或“有本身”的著作，置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故名“在物理学之后”。中国译者将“在物理学之后”译作《形而上学》，显然受到中华元典《周易》的启示。“形而上学”作为一个整词，是现代翻译者的创造，然其主要词素却来源于《易·系辞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对于《周易》的这段话，朱熹的诠释是：“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认为阴阳变化的法则无形，属形上之道；阴阳本身有形，属形下之器。可见，中西古哲把具象世界称作“器”或“物”，有具体形象；把具象世界的运行规律、法则称作“道”，在具体形象、器物之上。因此，“形而上学”约指讨论规律、法则的学问。以《形而上学》名亚里士多德的“在物理学之后”，是确切的，既与中华元典的古义相通，也与亚里士多德论著的本义切近，读者能够顾名思义。此外，还有将“形而上学”指研究感官不可达到的东西，即超经验的哲学，其研究对象是神、灵魂、意志自由等。人格主义代表思想家鲍恩1898年成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柏格森1903年成书的《形而上学导言》(Introduction à la Metaphysique)，海德格尔1935年成书的《形而上学引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bysik)，都是在此类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些“形而上学”译例，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中国古典义相通，读者可以从“形而上学”词形推导出这种词义来，故亦为合理的译名。
    中国现代翻译家采用“形而上学”一词，直接承袭了近代日本的译业遗产。早在1873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在《生性发蕴》中已用“形而上学”表述希腊文“超越身体(或自然)”的学问，他还用“超理学”翻译它。西周在同文中说：“超理学家……研究所谓的形而上之理。”20世纪初，留日学生将日译汉字词“形而上学”传输回中国，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已列“形而上学”条目，释文为“形而上学是就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
    民国初年，“形而上学”一直以哲学的同义词使用。如1923年11月13日陈独秀作《科学与人生观序》(刊于《新青年》第三期)，在论及社会科学的分类时曾说：“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并在括号内对“哲学”作说明：
    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5]
    陈独秀在这里准确地使用了“哲学”、“玄学”、“形而上学”三个近义概念。足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们把握了“形而上学”一词的内涵。
    (二)对译中的偏误
    
    以“形而上学”对译西方哲学术语，后来又发生偏误。
    西方哲学史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有多种流派，其中近代哲学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在《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等书中阐发的metaphysics，指研究超自然、超经验的上帝、心灵以及物质的学说。17—18世纪之间，笛卡尔哲学的继承者被称为笛卡尔主义者，他们分裂为两派：一派发展笛卡尔的机械论自然观，另一派发展笛卡尔关于上帝与灵魂的学说。前者主张，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这种思想方法流行于欧洲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英国的培根(1561—1626)、洛克(1632—1704)，法国的笛卡尔为其代表。笛卡尔主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采纳伽利略(1564—1642)的物理观，认为外界世界的一切变化和运动都可以用机械论的观点加以解释。黑格尔(1770—1831)在《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三部《近代哲学的第二篇》第一章“理智的形而上学时期”，论及“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称“笛卡尔的自然哲学纯粹是机械论的，所以他把一切关系都归结到静止和运动，把颜色、滋味等一切物质差异性都归结到机械作用”[6]。于是，黑格尔把笛卡尔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即“这种哲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指以孤立、静止、片面、机械的观点看世界。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批评的是“这一种形而上学”，即笛卡尔主义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然而，中国某些现代翻译家却笼统地将“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一个外来词推介给中国读者。于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本义为规律、法则、哲学的“形而上学”一词被赋予另一层意思：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特点是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彼此孤立，永远不变；如果有变化，也只有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
    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广为存在的，然而，用“形而上学”一语表述这种思维方式，却颇为牵强，既不能与“形而上”的汉语古义接轨，也无法从“形而上学”四字组战的词形推及出孤立、静止、片面、表面、外因论等等含义。若以“机械论”、“外因论”、“机械主义”一类词语代之，则较为妥当。
    这里不深论“形而上学”一词何时由何人首先译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语，以及译者是否作过必要的界说和词意转化的交代。但这一词语被广泛视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语，与日本人1906年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关，日本译者将机械论译作“形而上学的推理法”，其特点是“孤立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在相当程度上与哲学名篇《矛盾论》的一段论述的广为传播直接相关。《矛盾论》的第一节“两种宇宙观”说：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维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思想，在欧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7]
    这是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批判机械论、阐扬辩证法的名言。然而，这段名言中的核心术语“形而上学”却未能保持内涵的前后一贯。这段话开头讲，“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里的“形而上学”义近《周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而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的“玄学”，正是讨论形上之道的学问，现代翻译家曾分别以“形而上学”和“玄学”二词翻译西方术语Philosophy(今译哲学)，故《矛盾论》“形而上学，亦称玄学”的提法是正确的。但以下的论述又称“形而上学”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脱离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及“玄学”的固有内涵，外在地向“形而上学”一词注入了“机械论”、“静止论”、“外因论”等含义。这很可能是受到黑格尔概括笛卡尔主义形而上学特征的影响，将“形而上学”等同于“机械论”、“外因论”。毛泽东常将那些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称为“形而上学猖獗”。这里的“形而上学”已与“形而上谓之道”的古义毫不相干，其新义(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又无法从“形而上学”这一词语的词形中引申出来。
    类似“经济”、“形而上学”这样在对接过程中发生畸变的译词，还可举出一些例子，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但它们已经约定俗成，成为习惯性说法，难以更改。但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指明其问题所在，揭示其在中外语文坐标系上的偏差。这样做，既有利于今人神交古人，也有利于海内外的学术沟通，有助于我辈及后辈更准确地使用概念，审慎地创制新语。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J].教育世界，1905,(96).
    [2]山崎益吉．横井小楠的社会经济思想·序章[M].东京：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81.
    [3]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G]//严复集：第一册．王栻．北京：中华书局，1986:97.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510.
    [5]亚东图书馆．科学与人生观[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3.
    [6]［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9.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88－289.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