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0年代之初，国共两党提出“打倒军阀”口号之后，契合了当时以“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时代潮流，国民党人通过建立“党军”体制等方式以区别“军阀”的努力在北伐初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社会舆论以及时人观感中确立了自身优于“军阀”的正面形象。然而，北伐进程的迅速深入导致时局急遽分化，敌我之间的区分愈发模糊，国民党自身的工作不能及时跟进，“党军”迅速“军阀”化。“旧军阀”被打倒之后，在国共之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蒋介石被不同的政治对手共同指认为“新军阀”，“打倒军阀”口号的有效性开始消解。
    关 键 词：北伐/打倒军阀/党军
    作者简介：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1920年代的中国，“军阀”是一个充满贬义的词汇，在当时的诸多时政评论中，军阀几乎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境地。“打倒军阀”口号提出之后迅速获得广泛传播，并成为北伐的一面政治旗帜。但随着北伐的快速推进，覆盖在“打倒军阀”口号之下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显现，这一口号本身面临着许多无法解释的现实困境。
    一、国共两党“打倒军阀”口号的提出
    中共在“一大”文件中就已经有了“反对军阀主义”的提法①。1922年7月，中共“二大”规定党的最低革命纲领的第一条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②。国内的革命对象是“军阀”，外来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军阀”成为中共阐释其革命理论的中心词汇。
    实际上，在中共“二大”召开前不久，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中对于“二大”宣言中“打倒军阀”的主张已经提前做了比较详细的表述：
    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军阀不打倒，废督、裁兵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强索军费、不扰乱中央及地方的财政秩序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滥借外债做军费政费以增加列强在华势力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横征暴敛，想他们绥靖地方、制止兵匪扰乱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工商业怎能发展，教育怎能维持和振兴。③
    相对于中共提出的许多其他口号，“打倒军阀”的语义清晰而直接，既充满了鲜明的正义性，也具有巨大的煽动性与动员性，因此获得迅速传播。陈独秀在1923年4月指出，近来以外交内政上种种事实的教训，国民各方面救国的思想及方法都已渐渐集中到“打倒军阀”这一点④。《向导》也在这年8月描述，“打倒军阀”这一句话，是充满了全国，差不多个个人都有一种印象在脑筋上⑤。
    对于国民党而言，“打倒军阀，建立统一政府”是其一贯的主张，虽然孙中山也曾被视为军阀，但国民党对于军阀的声讨还是十分严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即指出国内的乱源在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谋：“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接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⑥在1925年5月发表的时局宣言中，国民党在指责“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后再次重申：
    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本党向持根本解决之旨，对于把持中央之大军阀，从事挞伐；其割据地方之小军阀，有敢凭陵自恣及窥伺革命政府根据地、受帝国主义者之嗾使以图倡乱者，本党必联合国民痛击之。⑦
    此后一直到北伐时期，“打倒军阀”都是国民党人以武力消灭敌对军事势力的政治口号。
    检索国共两党当时党内文件以及发表的各种宣言可以发现，“打倒军阀”口号几乎总是与“反帝”口号并列出现，形成国民革命理论的两个重要支点。阐释“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关系也是当时许多政论报刊的重要议题。中共建立之初就曾明确将中国落后归因于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的压迫。在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指出：“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全力借给军阀。”⑧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也表述道：“凡属中国的乱象无一不由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交相为用而生。”⑨
    1924年，国民党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表示：“其实拆穿西洋景，军阀便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帝国主义便是军阀的牵线。”⑩1926年初，国民党在“二大”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得军阀为之傀儡，对于中国，遂得为所欲为；军阀得为帝国主义之傀儡，则亦有恃无恐，虽获罪于人民，亦恬然不以为意。”(11)蒋介石在北伐初期进行军事动员时也一直强调：“土匪与军阀，乃皆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内乱永无已时，吾人与土匪战，与军阀战，实皆间接与帝国主义战。”(12)将“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这种关系结合几乎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由于认定“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间紧密联系，当时国内不同军阀之间的战争也被舆论视为“帝国主义”的表现，发生于1924年的江浙战争就是一例。《国闻周报》就指出：“日日高唱反帝国主义，而一任帝国主义之猖獗横行于国内?……今日江浙战争，无非军阀武人发挥其争城略地，攘权夺利之狂欲，何莫非帝国主义之表现?”(13)中共对此也有相近的认识，认为这次战争不仅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因此，“每次内战都有国际帝国主义争斗的背景”，是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的一种表现(14)。高君宇因此总结道：“中国军阀的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利用。……帝国主义一方面扶植军阀，造成中国定期的屠杀与战争；一方面又利用和藉口中国之混乱，以加增其奴服我民族的地位。”(15)在1925年10月开始的国奉战争中，中共认为：“奉系军阀不但代表中国军阀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国奉战争“虽掺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16)。
    除了国共两党之外，挖掘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相互关系是许多时人的一致取向。颇具自由主义色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知识精英态度的《现代评论》指出：“民国以来，内乱延长，民生凋敝，表面上是军阀纷争，其实是列强互斗。”(17)一位署名“平”的作者也认为：“中国历次内战，表面观之，似为万恶军阀争城夺地，为其致乱之原因。然细察其内幕，实皆帝国主义者，以自国利害关系之故，时居于后台老板之地位。”(18)研
    由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密不可分，这两个目标的出现甚至为民国以来“纷乱”的政治思想界指明了出路：
    自民国成立以来，吾国思想界之纷乱，可谓极矣。芸芸者无论已，即名流学者亦常入主出奴，莫衷一是，几令人无所适从。迨中山先生大唱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之说以后，全国政思，乃渐有集中之点。现今稍明时事者，莫不认识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确为吾国统一之最大障碍，打倒此辈确为吾国自求解放之唯一出路。(19)
    “帝国主义”经常与“军阀”同时出现，“军阀”被定义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的所作所为成为抽象的不易被理解的“帝国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具体存在与具体表现。“反帝”与“打倒军阀”口号并列使用，将中国内部的腐朽与外部的强权力量相结合，长久以来国人所遭受苦难的原因被简单地总结为这二者因素的集合。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更快、更容易地接受了“军阀”这一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倒军阀”口号的出现使国人长期愤激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宣泄对象。
    二、政党领军与主义治军：国民党人区分自身与军阀的现实努力
    孙中山虽然亮出了“打倒军阀”的旗帜，但在当时的舆论界以及许多知识分子的眼中，很难将孙中山与其他军阀区别开来，孙经常被视为南方的军阀。
    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此时内部构成异常复杂，胡汉民曾描述当时国民党与“军阀”相互交集的模糊关系：“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20)此时国民党的许多特征与我们通常认知中的“军阀”并无太大区别。
    民国初建，袁世凯与孙中山以及国民党人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袁随即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国民党组织由此瓦解。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军政府”，揭起“护法”旗帜，但其所依赖的是滇系军人唐继尧与桂系军人陆荣廷的兵力，国民党组织徒具一“形式”，并不能发生什么力量。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及(21)。此后，孙氏周旋于南北各路“军阀”之间，长期用兵，一直未曾离开过军事斗争。虽然孙中山曾因“护法”的失败而发出那句著名的“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的痛苦感慨，但1922年直系曹锟、吴佩孚通过“第一次直奉战争”控制北京政府之后，孙中山仍然联合了奉、皖两系，形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对抗曹吴。
    正因如此，中共曾多次批评国民党经常与军阀携手勾结。在陈独秀的眼中，“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而且“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22)。1922年底，蔡和森曾告诫福建人民，“切不要把国民党的武力与军阀式的武力视同一律”(23)。蔡氏的这种说法正反映出将国民党等同于军阀已经是一种实际存在的观念。几乎与此同时，发表在《孤军》杂志上的一篇《军阀小史》也将孙中山划归为“军阀”行列，理由是：“孙、陈(此处指陈炯明，笔者注)并不是军人出身，本不能算作军阀。但粤省有这些孙军与陈军的自相残杀，涂炭生灵，我们这些编军阀史的人，即未判其是非曲直，亦不能不先将孙军、陈军的战事记录上来，为后人的殷鉴。”(24)1923年5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并认为“这种勾结有使国民党的运动堕落成为军阀混战的危险”(25)。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军阀”之所以要被“打倒”。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军阀”的军队是私有的，这并不符合政党政治兴起后的时代潮流。面对当时的舆论倾向以及时人的批评，孙中山一方面提出“打倒军阀”口号，一方面谋求建立一支不同于南北旧式军事势力的军队，从而与“军阀”划清界限。
    孙中山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国民党有效控制武力而不反为武力所吞噬。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后不久，他注意到了苏俄的“赤军”制度。此种模式强调俄共中央向军队中派驻党代表，实施监督与宣传教育，任何命令无党代表签署不得执行。此后，孙中山有意识地与苏俄联络，同时苏俄方面也对孙中山表示出了兴趣，双方开始建立了联系。
    1923年8月，孙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及党务，重点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在回国之后的考察报告中表达了对苏俄红军政治委员制度的欣赏。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建立“党军”都有很大影响。同年10月，鲍罗廷抵达广州与孙中山晤谈时，孙即表示按苏俄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1923年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讨论会建议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年底，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命定学校名称曰“国民军军官学校”，并定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2月初，军校筹备处成立并迅速开始建校与招生工作。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之所以选择此日开学只因其为陈炯明炮轰孙中山两周年之日，孙中山此举也表明了陈炯明当年的行为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当日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指出：“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军队之能不能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武器之精良不精良。”(26)汪精卫在致辞中对军校建校方针以及党、国与兵之间的关系做了阐释：“本党创办此校，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27)后来，国民党“二大”通过的黄埔军校特别党部党务报告再次重申，创立黄埔军校就是要“造出一班党化的、主义化的军人，使他们只知为党奋斗，为党牺牲，不受人家利用。”(28)
    在联俄政策的背景之下，黄埔军校的建立得到了苏俄的大力协助，尤其是以鲍罗廷为代表的一批苏俄顾问对军校的组建发挥了重要影响。苏俄红军的政工制度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工作的模本，黄埔军校的一大特色就是设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被同等强调，这是当时国内其他军事院校没有的制度设置。政治部主要负责对学员进行政治训练以提高其政治修养。党代表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党务，同时还有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职能。理论上，军校的一切命令和报告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廖仲恺曾对此表述：“徒侍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因为做事不能不赖力，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服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29)虽然在后来的实际军事斗争中，党代表的效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被打了很多折扣，党权也并未真正能够完全制约军权，党代表制的存在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但这种制度在政治思想训练与精神教育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北伐初期，建立在党代表制度基础之上的国民革命军在军纪军习方面确实表现出了优于北方军队的素质，从而受到了舆论的普遍赞誉。
    在组织工作中，黄埔军校规定所有学生均需加入国民党。后来，以军校师生为骨干组建黄埔学生军，在各级设立党代表，孙中山将此命名为“党军”，这是国民党建立“党军”的正式起点。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规定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的指导之下，具有统领国民政府辖内一切军事力量的权力。此后，军事委员会为统一军政，取消了原有地方军的名称，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将黄埔军校的“党军”制度进一步推广。国民革命军的最终组建，标志着南方革命党人组建党属武装力量的基本完成，“党军”体制自此全面确立。此后，伴随国民革命军的逐步推进，“党军”体制的推广范围也逐渐扩大。
    “党军”的建立是孙中山区别自身与军阀的重要实践，是其“打倒军阀”口号正当性的重要凭借，“打倒军阀”口号与“党军”体制相互呼应。军队由政党所属，改变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军队私有性质，这是国民党军队与奉、直、皖等系“军阀”最大的不同。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声称：“国民革命军应受党之指导及监督，成为党之军队，而竭力避免军阀之行径。……为完成革命计，只有努力遵守党之纪律，实现党之主义，服从党之指挥。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30)军队听命于政党，由党来指挥枪，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在理论上重新确立了“文”、“武”之间的关系。但正如论者所言：军队为政党掌控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由“文斗”转为“武斗”。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31)。
    三、北伐前后“打倒军阀”口号的现实困境
    至于国民党人区别自身与军阀的努力成效如何?从制度建设层面而言，可以说确实取得了成功。南方党人的“打倒军阀”口号有其“党军”体制做支撑，而北方军事力量始终没有对此做出有力的辩驳与反击，因此，“军阀”的标签被牢牢标注在他们的头上并最终化为一种“符号”。同时，在舆论宣传上，国民党人将党军制度与军阀制度做细致比较，大力阐扬党军的优点。加之整个社会对“军阀”的负面观感，国民党人比较轻易地构建了“党军”优于“军阀”的正面形象，为其营造出极其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国闻周报》在北伐开始时就指出：“盖以今日暴民军阀之所为者，因为昌言打倒军阀之新派多欲铲除，即以质诸略知德义爱好面子之旧派，亦且反对不遗余力。”(32)《现代评论》在此时赋予北伐不同于以往军阀混战的新意义：“这场大战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的生死关头，可以说是新旧思想破釜沉舟的决斗。”(33)其中一篇文章甚至认为：“南军与北军如同光明之与黑暗，绝对不能并存。”(34)一度倾向于北方的《晨报》也视北伐为“新旧大战争”，是“新起的与旧有的两大势力的剧烈冲突”(35)。1927年初，《现代评论》再次发表政治学者高一涵的文章，讴歌南方的“党治”：“军治与民治是背道而驰，党治与民治似乎是殊途同归。不但可以说党治是达到民治的道路，并且可以说党治就是民治的缩形。”(36)
    同年3月，《大公报》的特派记者在武汉等地得到的观感是：“向来军人总说不谈政治，他们党军，却大不然。不但要谈，而且大谈特谈。”“在政治部办事的人，以学校教授大学学生为数最多。……这一种俄国式的组织，实在是党军制度的第一利器。因为有了这般文人学生的活动，军官士兵都晓得他们为什么而拼命，地方百姓有了接触军队避免误会的利益。人们只知道党军到处有老百姓帮忙，不晓得这就是政治部在那里显神通啊!”(37)可以说，与南方蒸蒸日上的声势相比，从北伐一开始，北方的张作霖等势力在外部政治环境方面就已经处于劣势与下风了。
    然而在现实层面，北伐时期的“党军”是否真如当时的一些观察者以及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所言，既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又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信仰，从而在与旧军阀的较量中很快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还需具体分析。
    北伐初始之时，由于相对严明的军纪约束以及尚未接收敌方军队，国民革命军确实表现出了崭新的气象。但伴随北伐的迅猛进展，一系列问题集中爆发。以国民党一直着力标榜的“党代表”制为例，最初引进主要是为改造旧式军队并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异化。廖仲恺虽为孙中山钦定的黄埔军校党代表，但其当时兼任数项重要职务，不能常驻军校，因而对军校的具体工作不可能过问很多。为方便军校操作，廖仲恺的党代表图章一般放在校长蒋介石处(38)。廖仲恺发挥党代表作用的方式主要依靠其强大的个人魅力以及责任感，当廖去世之后，党代表的作用逐渐衰微。
    虽然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力图在法理上确保党权对军权的领导，但当党权受到军权挑战时，缺乏真正有效还击的手段。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在没有通知正副党代表的情况下，擅自调动部队，拘捕军中各级党代表。这是对“党代表”制的一次重大考验，但结果却是“党权”向“军权”让步，“党代表”制度遭遇相当尴尬的处境。此时，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阐述“军人”与“军阀”的不同点，力图辨明蒋介石不是“军阀”，因此不能“不分是非皂白的糊涂乱打一阵”(39)。可以推断，此时仍然很难区分“军人”与“军阀”。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讲演中反思了“党代表”制度实行两年以来产生的一些纠纷。如许多带兵官质问，他们自身已经都是党员，为什么还需要党代表来监督?同时，党军是国民党的军队，而许多党代表却由共产党人充任，“一个团体中有了两个主义”，自然要产生许多矛盾。此外，一些党代表过于幼稚，影响了作用的发挥等等。蒋介石虽然声明这些弊端的产生并非党代表制度本身的不良，而是“委任不平和处置不当的毛病多些”，但通观整个讲演的基调，实际上是为其日后取消党代表制提前做思想上的准备(40)。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党代表制度衍生问题的描述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
    国民党可以在名义上收编军阀军队，但并不能真正掌握指挥权。同时，国民党为使这些归附军阀迅速“党化”，在占领区域纷纷设立党部，但此时派遣党代表的权力掌握在“军人”蒋介石的手中，这样一种错位的安排彰显出党代表制度的现实困境。北伐形势的迅猛发展造成了党代表的大量需求，善于投机者纷纷注意于此。一些并没有经过政治训练的人也被委任为党代表，甚至出现未入党却充任党代表的现象，这给军队的政治工作带来了相当的困难。1926年底，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晚宴发表讲话，在表示军事方面由于敌人的主力已失，北伐军的胜利已不成问题的同时，他最担心的是政治问题：“我们革命军势力所到的地方，政治和党务的势力未能跟着发展，以致有许多投机分子乘着我们人才的缺乏，搀杂进来，动摇我们的根基。”蒋氏还认为当时的党务“颇有民国元年的状况”，“党员对于党里的纪律，也一天天的废弛下去，以致同志中间意志渐渐涣散，不能团结”，并警告说这是国民党最危险的地方(41)。
    1927年3月，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也感叹：“军队现已大增加，政治工作亦大扩大，而无一训练政治工作人才之机关，人才遂大感缺乏。于是才在不相当之人才遂不能用，而工作遂亦不能无痛。”(42)曾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陈公博也描述了当时政训人才缺乏的现象，他指出，政训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只训练了100多名政工人员。不久之后就全部被调往东征前线。后来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调往北伐前线。北伐开始后，政训工作范围日广，就征调军校未毕业以及普通学校的学生，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之后，甚至出现似乎谁穿上军服，谁就可以做军队政治工作的局面(43)。《醒狮》也批评当时国民革命军中所谓的政治训练班唯一的训练，就是高叫几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世界弱小民族大联合”等口号。万一有人问他们：“甚么是帝国主义”?“甚么是资本家”?“究竟用甚么方法才能够达到打倒这两种人的目的”?他们就莫名其妙了(44)。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后，设立了政治教育处，后改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其职责主要在于对党军进行政治改造。北伐期间，总政治部对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建设确实发挥了一定的功效。然而，总政治部内职位多由跨党的共产党人充任，由于这些人的有效工作，北伐军所到之处极大地扩展了中共的势力与影响，梁启超感叹共产党的组织力太强，成为了国民党的灵魂，已经在国民党内做了主人翁。“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45)
    1927年4月，蒋介石指责邓演达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传训练等工作，显图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份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46)，解散了总政治部。此后，在“清党”的名义下，各级政工人员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迫害。政工体系的瘫痪实际上宣告了政治工作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终结。此后一段时期，裹挟在急遽演进的时局当中，国民革命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到了“无政府”状态之中。虽然不能简单认定政治工作的解体必然导致军纪败坏，但其对国民党的影响不应忽视。
    梁启超在1927年初写给女儿的家信中经常感叹南方军队素质的下降：“从前在广东出发的军队，纪律的确不坏(也因为有钱)，现在收编烂军队，日日增加，纪律已大不如前。军队既增，欠饷之弊一如北方，江西、福建骚扰与北军无异……”他的结论是，军阀政治必然失败，而国民党的所谓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47)。
    早在北伐之前，陈独秀就提出：“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48)北伐开始之后，陈氏的这种担心变成了现实。由于兵源有限，为了迅速扩充兵力，国民革命军收编了大量先前被视为“军阀”的军事力量。这些军队不是通常因战败而被俘，大部分是军阀见机行事，“主动”归附的。这种情况使得国民革命军“与北方军阀的军队大同小异，土匪的掠夺心，还是很盛，即其将校也是含着不少小军阀的性质的(49)。
    1927年底，陈炯明写出了《中国统一刍议》，质疑国民党的“打倒军阀”口号：“今以北方军阀为对象，而南方军阀将如何?以全国军阀为对象，而自身军阀又将如何。”(50)梁启超也指责“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也还像个人吗!”(51)国民革命军的迅速“军阀”化使得其“打倒军阀”口号的效力与针对性都大大削弱。
    对于北伐时期国民党内外所经历的各种问题，当时一位叫长野朗的日本人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视角。诚如翻译者所言，此日人“还是道着我国现状的痒处的”。作者提到，“就军队党化来看，军队的基本则以受有三民主义教育之军官学校出身者充任。当北伐以前，约有四千曾毕业的学生分配于各军队，但只限于国民革命军之基本部队，其他则能力有所不及。……各地的军阀，由北伐的进展，先后随意加入国民军，揭起青天白日旗。对于这些军队，其党化作用，自不免甚为薄弱，加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离，军队中最活跃的共产党人俱从军队退出。因此，军队的党化不必说，即党对于军队的镇压，亦极薄弱。军队这样遂复为军阀所有。同时，党的势力比较能够贯注到的最初的国民革命军，则自湖北江西的战争，损失大半，于是党力所不及的军队，遂愈来愈多了。”(52)
    作者还指出，国民党在各占领地域废去从前的省议会与县议会，设立国民党支部，但这种党部的权限集中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之手，容易造成总司令既指挥军事又指挥政治的独裁现象。同时，军阀的变通性很强，“当打倒军阀的运动一起来，他们就树起青天白日旗，督办是早变为革命军的军长，较大的军阀则一变而为北伐军之总指挥”。军阀变为军长之后，便成为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于是在各地纷纷培植受自己支配的“政治分会”。《醒狮》也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除了蒋介石亲带的有主义，有信仰的学生军外，其余尚有谭延闿所带之湘军，李福林所带之福军，李济深所带之第四军，亦可以称为国民政府所统属之军队。但他们所信仰的主义，是否与国民政府相同，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53)由于军权扩张，在北伐迅速进展的同时也开始形成新的“军人割据”。所以，北伐之后，名称与形式虽然发生了改变，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等对其属地的控制并没有太大变化。
    大量的材料表明，国民党在改组之后仍然不是一个组织与纪律相当严格的政党，以这样的实力基础谋求制约日益强大的“军权”显然并不现实。后来，在北伐胜利声中发生的“提高党权”运动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党权正面临巨大危机的现实。1927年2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余声言：“现在各军的内容，不但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知道，就是国民政府也不能知道，甚至各军军长的姓名也不能晓得。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这都是完全因为军事机关离开了党的缘故。”(54)日人长野朗的观察也印证了顾孟余的这种看法：“国民党治下的军队，虽俱称国民革命军第几军，但此等军队，非国民党的中央的命令能自由调动，而各军长之任命，也不是国民党所能自由更换。”(55)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南京的军权与武汉的党权公开对峙。最终，蒋介石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在形式上，一种新型的政党政治开始在中国确立。国民党虽然在多个领域试图将一切权力收归，确立“党化”、“党统”原则，但在军事领域，党权支离破碎，孱弱不堪，整个国家一直由事实上的军人掌控，“到处只看见军人的威力，看不见党，中央委派的党务人员，一任军人的喜怒而迎拒”。一些政治部“不是各军装饰门面的机关，便是军事长官的留声机”，军事长官对待政工人员“不是客客气气的虚与委蛇，便是表示鄙视的心理”(56)。
    “打倒军阀”的口号并没有随着“军阀”的被消灭而消失。当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迅即指认国民党为新军阀。而在国民党内，胡汉民同样批评蒋介石为“新军阀”，他甚至表示刚刚完成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不是革命的政治的成功。唯其军事的力量，并未受著党的主义的统制，所以这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政权之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唯其革命政权之未能建立，所以五年以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更不是主义的行动”(57)。这显然与蒋介石“党和主义是军人唯一的保障”的观念相距甚远。胡汉民产生上述认识虽也有党内派系争斗因素的推动，但国民党“政党领军、主义治军”目标的失败确实为胡汉民提供了口实。
    旧式“军阀”被“打倒”之后，“新军阀”随之产生。面对军权坐大的局面，蒋介石虽也采取多种措施力图消除各地军人“分治”的局面，强化党权，但遭遇严重阻碍。以北洋军人为代表的“军阀政治”走向末路却并未完全消失。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中原大战”为代表的新一轮军事混战实际上是“军阀政治”的借尸还魂，只是在统一国家的框架之下，其不再负有过去的名义。在各种权力之争中，国民党的“政党领军”、“主义治军”的建军目标逐步被“以军控党”、“武主文从”的现实取代。
    余论
    “打倒军阀”是北伐军的首要目标，是国民革命理论的重要支点。这一口号的提出和运用，不仅确立了阐释北伐合法性的基本原则，而且对日后中国的军政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党领军”原则及“党军”体制的确立，是国民党人将自身军事力量区别于“军阀”的一种努力，是其“打倒军阀”口号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实践。国民党人通过建立“党军”体制不断强化自身的政治立场，凸显其与“军阀政治”的重要区别。
    “打倒军阀”这一口号也向国人展示的是用“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政治前景。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比较注重军队的政治工作，特别强调自身是“有主义”、“有纪律”的部队。虽然当时党权在军队并不具有决定性的领导地位，但却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军队政工制度对于实际战事到底有多大影响很难量化评估，但确实为1920年代中国的军事对抗注入了崭新的元素。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②《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36页。
    ③⑧《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7页，第17页。
    ④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⑤黄居仁：《打倒军阀》，《向导》第37期，1923年8月22日。
    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党宣言集》(增订本)，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第85-86页。
    ⑦《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⑨《反帝国主义运动周敬告全国民众》，《政治生活》第50期，1925年9月9日。
    ⑩《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1924年9月7日)，《中国国民党宣言集》，第115页。
    (1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集》，第164页。
    (12)(30)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告将士书》(1926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书告，[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页，第11页。
    (13)天生：《呜呼中国之反帝国主义运动》，《国闻周报》第1卷第6期，1924年9月7日。
    (14)《中共中央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1924年9月10日)，《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10日。
    (15)君宇：《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10日。
    (16)《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对反奉战争宣言》(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441页。
    (17)召：《俄船运械事件》，《现代评论》第2卷第46期，1925年10月24日。
    (18)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报》第4卷第2期，1926年1月3日，收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五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19)梁明致：《中国政局之趋势》，《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
    (20)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257页。
    (21)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1917-192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
    (22)《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5页。
    (23)蔡和森：《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复建革命政府》，《向导》第8期，1922年11月2日。
    (24)思勤：《军阀小史》，《孤军》第1卷第4-5期，1923年1月。
    (2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05页。
    (26)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页。
    (27)《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开幕纪盛》，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28)(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页，第828-829页。
    (29)《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记录》，《革命文献》第8辑，第77页。
    (31)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2页。
    (32)慎予：《赤化与复辟》，《国闻周报》第3卷第35期，1926年9月12日。
    (33)万：《武汉风云》，《现代评论》第4卷第93期，1926年9月18日。
    (34)涵庐：《从武力的胜负到政治的胜负》，《现代评论》第4卷第98期，1926年10月22日。
    (35)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晨报》1926年10月5日。
    (36)高一涵：《军治与党治》，《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1927年1月1日。
    (37)冷观：《南行视察记》，《大公报》，1927年3月8日。
    (38)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研究参见杨利文《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南京]《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39)独秀：《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向导》第149期，1926年4月13日。
    (40)(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61-562页，第832、868页。
    (43)陈公博：《国民革命的危机与我们的错误》，连载于《贡献》旬刊第2卷第2、3、4、5期，1928年3-4月。
    (44)德郎：《广东国民政府之解剖》，《醒狮》周报第114期，1926年12月11日。
    (45)(47)(5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2、1129页，第1110、1126页，第1129页。
    (46)《蒋介石查封上海总政治部布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48)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49)(52)(55)长野朗：《国民革命之前途与打倒军阀》，《当代》1928年第1卷第4期。该文最初发表在日本的《外交时报》上，翻译成中文后在国内刊物上登出。
    (50)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4-1045页。
    (53)德郎：《广东国民政府之解剖》，《醒狮》第114期，1926年12月11日。
    (54)蒋永敬：《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09-110页。
    (56)童蒙圣：《封建的势力与本党的前途》，《革命评论》第9期；李磐桢：《政治工作的新纲领》，《中央副刊》第148号，1927年8月21日。以上两文均引自李志毓《话语、路线与斗争中的国民党左派——以汪精卫集团和小资产阶级问题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第204、216页。
    (57)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胡汉民自传续篇》附录，《近代史资料》总第5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