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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毕生都十分重视历史研究，这是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众多领域一系列创新性理论贡献的坚实基础。他1881—1882年间所作的《历史学笔记》，通过对公元前1世纪初至公元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系统梳理，大大充实了他先前“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同时，为他进一步深入研究土地所有制、国家分裂与统一及国家形式的变迁、国际关系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演变，做了重要准备。应当通过这部著作和他1878—1880年间所作的《人类学笔记》，了解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那段岁月十分珍贵的理论思考与理论贡献。 关 键 词：《历史学笔记》 《人类学笔记》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简介：姜义华(1939—)，男，江苏省扬州市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资深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于1867年出版，德文第2版于1872—1873年出版，法文版于1872—1875年出版。同时在撰写的《资本论》第2卷，原计划分上下两册，上册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下册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计划中的第3卷，探讨理论史，已接近成稿。他原希望第2卷1878年或1879年付印。但是，马克思却旋即转向人类学和世界历史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1878—1880年间所作的《人类学笔记》和1881—1882年间所作的《历史学笔记》。《资本论》第2卷推迟出版，固然因为面对英国新的工业危机，马克思觉得不少问题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而将主要精力转向人类学和世界历史的研究，显然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包含以下五个手稿：《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一书摘要》。《人类学笔记》也被称为《民族学笔记》、《古代史笔记》、《东方社会笔记》或《马克思晚年笔记》。1972年，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前四个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五个手稿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为书名，58万字，由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 《历史学笔记》共有四个笔记本。恩格斯在整理这部手稿时，加上《编年摘录》的标题。因此，后来也有人将这部《历史学笔记》称为《世界史编年摘录》，或《编年大事记》。中文本《历史学笔记》系根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翻译，1992年9月方才由红旗出版社出版。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180万字。这是马克思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部手稿，也是他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 《历史学笔记》按年代顺序摘编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公元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世界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被他纳入了视野。诸如西罗马帝国的兴亡，蛮族的征服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阿拉伯帝国、塞尔柱突厥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衰，花刺子模人的历史，十字军远征，14世纪中叶以前的北欧和东欧诸国的历史，意大利的社会制度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英国社会演变和资本原始积累，英国国会和法国三级会议的产生，西欧的宗教改革和扎克雷运动、瓦特·泰勒起义以及捷克的胡斯战争等农民战争，货币成为主导的社会力量，黄金热席卷西欧，航海技术的提高，美洲的发现，西欧城市与王权的联盟，16世纪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兰西发生的内战，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一些大的君主国形成，参战各国的历史、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对外政策，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等等。围绕这些事件，马克思一一作了摘记，并就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与瓦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与这一时期欧洲历史有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专门作了批判性的评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比之先前将一切历史运动都归结为阶级斗争，马克思这时更多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比之先前将一切历史运动都视为由经济运动所决定，马克思这时更多关注政治的、社会的、尤其是文化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比之先前集中注意西欧历史与现状，马克思这时对欧洲和欧洲以外世界的交往及其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心。至于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变革的概括性叙述，更凝聚了马克思多年相关探索的心得。 马克思在其一生的历史学研究中至少还做过六个编年史摘录，分别是：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法国和德国的两个编年史；巴黎笔记中关于古罗马的简短编年史；1857年1月关于俄国的编年史；1860年6月关于欧洲历史的编年史；1879年《印度史编年稿》。1881—1882年《历史学笔记》和这些编年史显然有别，不仅篇幅宏大，而且内容更为丰富。与《历史学笔记》同时，马克思还写下了关于各民族经济史的笔记。这是马克思一次全面的世界历史再研究。 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这几年，为什么不赶紧将《资本论》第2、3卷大量手稿整理出版，却将最宝贵的这段时间用来专心致志地研究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尤其是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受到巨大打击，健康急剧恶化，从1882年2月至10月不得不去阿尔及尔、法国南部及瑞士治病、疗养，他在治病和疗养期间，仍完成这部大篇幅的《历史学笔记》，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紧迫的使命感，推动着他这么去做?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有过多种解释，我觉得，还可再深入作一些探讨。 我以为，马克思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针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对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曲解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的线索。马克思在信中严正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已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具有很大的独特性，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它套用到世界其他所有地区、所有民族。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需要对它们作独立的、专门的研究。这应当是推动马克思集中精力从事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直接原因。《历史学笔记》用编年史形式，对于公元前1世纪至17世纪历史作系统的、过细的、实证的研究，很明显，正是要通过对欧洲特别是西欧这段历史的全面梳理，将以往“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具体化，以便清楚地说明，是什么样的历史传承，什么样的文化积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同欧洲以外世界什么样的交往，使欧洲特别是西欧走上了资本主义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形成欧洲独特的国家制度、国家政策和国家关系。这是对昔日“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的全面检验、补充乃至修正，也是为对这一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和做出新的论述所作的精心准备。 在编撰这部编年史时，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再次重申： (1)我在《资本论》中指出，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并特别指出，“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法文版第315页)。接着我又说：“这种剥夺(剥夺农民)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了使人们对我的意思不至发生任何怀疑，我在第341页上说：“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存在于……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 由此可见，我所分析的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1.c.〔同上〕，第342页[275])，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过程。这怎么能应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俄国呢?② 马克思在这封复信的几次草稿中，都特别突出这一结论。结合他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历史学笔记》编撰的背景或动因。 在研究《历史学笔记》时，我们还必须注意马克思毕生所致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构想、总计划。1857年8月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最后，提出了他的“五篇构想”：第一篇：一般的抽象规定；第二篇：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三大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第三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第四篇：生产的国际关系；第五篇：世界市场和危机。1858年2月22日他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六册计划”，说全部著作将“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他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重申要按照“六册计划”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859年他在介绍自己进行社会批判的总计划时说过：“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每个社会之间的国际性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已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以及第2卷上下册手稿，实际上只讨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问题。在深入研究土地所有制问题时，马克思发现，必须在先前《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对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及公社制度生产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花更大功夫研究有关俄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农村公社、地租和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大量文献。1876年5～6月，马克思对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德国的马尔克制度史》等著作作了详细的摘录。同年12月，马克思阅读了汉森、德默里奇、乌提舍诺维奇、卡尔德纳斯关于农村公社在塞尔维亚、西班牙等国演变情况的著作。而《人类学笔记》更为集中地研究各国农村公社如何演变，土地所有制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演化。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作了详细的摘要和评注。柯瓦列夫斯基对印第安人、墨西哥、秘鲁、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等地作为原始社会遗迹的农村公社制度，从历史演变和相互对比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菲尔所描述的是19世纪的印度特别是孟加拉以及锡兰(今斯里兰卡)农民的农业、村社和家庭状况，也描述了农民同地主、高利贷者，同政府捐税、司法机关的关系。马克思特别重视这些材料，是因为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里，已专门探讨过农村公社问题，现在这些材料，有助于他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更为全面地考察农业公社现象，探索农业公社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这些自然是马克思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土地所有制部分准备更为充分的资料。 但无论是《人类学笔记》，还是《历史学笔记》，关注点都不仅仅是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演化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存手稿中，1859年社会批判的总计划中所说“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这三大部分，几乎完全没有专门论述。《人类学笔记》密切关注家庭、私有制、国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学笔记》特别关注国家制度的变迁及国际关系与世界总格局的演变，应当说，正是为完成他的社会批判总构想、总计划另外三个部分做积极准备。所以，《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不是原先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中断，而是它的继续，它的进一步扩展、补充和深化。 可惜，很长一段时间来，人们对马克思这两部著作并未给予重视。尤其是《历史学笔记》，过去各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都未收录。对马克思如何研究历史本身，也甚少专门研析。这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研究在马克思理论创新、理论贡献中的基础地位，缺乏应有的认识。 马克思毕生都特别重视历史研究。他在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中曾有一段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一是唯物史观或世界史观，二是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或世界史观，自然是立足于对历史深刻的认识；剩余价值论，其实也是根植于对历史深刻的认识。放在我们面前的《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一部经济学史和经济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商品、货币及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活生生的历史著作，一部融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法制史于一体的历史著作。事实充分证明，对人类历史的洞察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乃是马克思全部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的科学基石。 阅读马克思的所有著作，特别是他卷帙浩繁的手稿、笔记时，人们不能不为马克思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极为严谨周密的研究功力所折服。 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的科学基石，首先因为马克思始终将历史研究和社会改造、社会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为了在“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自在走向自为，就必须全面、深入、正确地认识现存状况、现实运动以及它们由以形成的“前提”，正是这一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一直那么认真地研究历史，这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由先前一代又一代历史在不断继承又不断变革中形成的。也正是这一需要，推动着马克思特别关注历史发展中决定人类历史的有哪些社会基本力量、它们究竟如何形成、历史进程如何演化出各种制度等等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的科学基石，还因为马克思秉承他一贯的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尽可能全面掌握相关的所有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认真比较、精密考证，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以透过表象了解历史本质，超越纷繁复杂的个别现象而了解历史全貌。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所使用的主要文献材料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它们是19世纪欧洲史学一批最具代表性的权威性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要了解真实的历史，不能依靠概念的演绎，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认识，而必须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吸取各种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和订正自己原先的认识，才能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无疑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思想遗产。恩格斯依据《人类学笔记》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历史学笔记》所编定的180万字的编年史及其中评语，显示马克思在国家、文明和世界性交往的发展方面有了许多新的思考，它应当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这一工作似乎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当然，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都去读一读《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而是要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充分重视历史研究，要像马克思那样将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实践都切切实实地根植于对本国的及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全面、深刻、真实、准确的了解上。尊重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正是遵循和坚持了马克思本人所确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遵循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63。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