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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学科。二十余年来，它已经成为一个稳步发展、日趋成熟的史学分支领域。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由中国史学内部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与欧美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并行而有差异，如欧美学者关注“个人价值”，而中国学者注重“群体特性”；欧美学者趋向“反叛”、“解构”的后现代，而中国学者意在“补充现代性”。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微观史与深度描述、建构理论与概念分析工具、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等趋向，同时也存在着碎片化、平面化、理论与内容相脱节及“片面价值论”等缺陷。展望未来，时代的挑战将促进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史料数据化与网络化将为社会文化史学者利用大量民间史料提供更多便利。“社会文化交叉视角”不只适用于“社会文化史”的专属研究领域，也可以作为一种新史学范式，对于以往通史、专史单一视角的史学范式提供有益的补充。 关 键 词：社会文化史 史学范式 交叉学科 史学理论 作者简介：李长莉(1958-)，女，河北省辛集市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历史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面对的是丰富纷繁的以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们的所有活动；而要予以认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与分解。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个学术路径，这也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主线式的通史，因史家设置的主线不同而各有重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史家对历史的总体解释；而沿着分解式路径的专史，则使各专门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精细。然而，人类社会和人的活动本身是复杂而丰富的，我们从当今课题着眼而要追究的有些问题如“社会治理”和“文化统合”等，要求历史提供的知识已经不只是简单地辨识真相、判断是非或作出评价，而是要向纵深处、多层面探究历史现象的内在源流与演变机制。如此则只限于某一专史领域、单一视角的知识是难以解答的，而如果我们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进行认知，或可弥补单一视角的某些缺陷。中国“社会文化史”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种以跨学科交叉视角进行研究的探索与尝试。这种跨学科的交叉视角，与通史和专史的史学基本范式相比有什么特色？具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问题？其未来走向如何？对于史学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反思与探讨。 一、回顾：兴起与发展 （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前十年） “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虽然将社会与文化相结合进行历史研究的尝试早就有过①，但作为一种跨学科的交叉视角而具有学科理论方法自觉的新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 在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历史学也开始发生变革。首先是80年代初，由反省现代化而引发了文化史的复兴，形成了“文化热”。继而在80年代中期，由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出现了社会史的复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研究文化史的学者对文化史和社会史进行反省，感到文化史偏重精神层面特别是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大众观念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史又多注重社会结构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缺乏对“人”这一社会主体的关注以及与观念领域的联系。针对文化史和社会史各有偏重，难以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纵深领域，其间留有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间，开始有学者尝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的新思路，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学科概念，并开始进行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随之得到一些学者的共鸣与呼应，由此“社会文化史”学科开始兴起。② 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间，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兴起与初创阶段。相关学者既进行理论方法的建构与讨论，又进行基础资料的挖掘与初步研究。对于“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定义，学者们虽各自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思路是相通的。大致而言，即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它之所以强调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视角，一方面表明，它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定义，始终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概念；另一方面也表明，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补充关系。 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而言，与专史的社会史、文化史也是有所区别的：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结构（阶级、阶层、性别等）、社会组织（家庭、家族、社团、群体等）、社会制度（法律、慈善、救灾、医疗等）、风俗史、区域史（城市史、乡村史、地方史等）。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思想史、思潮史、观念史、学术（知识）史、教育史、报刊出版（传播）史、宗教史、文学艺术史等。而社会文化史更注重研究那些社会与文化因素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社会文化等等，其研究领域也是多样而开放的。 “社会文化史”兴起后的前十年的特点是：“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提出后，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以这一交叉学科视角展开研究，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但数量不多；既有基础性研究③，也有专题研究，但论题比较分散，多带有开拓性、探索性的色彩。 （二）社会文化史的发展（2000年迄今的后十年） 自2000年迄今的十年间，社会文化史研究稳步发展，逐渐深化，表现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成果成批出现，并出现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论著和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 笔者借助于《近代史研究》刊登的历年论著目录，统计出2003-2007年的五年间，国内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论文和著作中论题明确具有社会与文化双重意涵与交叉视角、可列为较狭义的“社会文化史”趋向的论著情况以及论题内容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表1统计分类虽然仅限于中国近代史领域，且不免带有笔者的主观性，因而不能说十分精确，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大致趋向。④ 首先，以上统计表明，社会文化史已经形成了一个稳步持续发展的分支研究领域。由表1所示，这五年间每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专题论文数量在56-84篇之间，比较平衡，反映了研究的稳步发展与持续性。出版著作数量则少者为8部，多者24部，悬殊较大，应是研究者积累时间的交错所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每年都有一定数量著作出版，也标志着研究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专题论文是最直接、快速反映研究状况的指标，论文发表的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者关注和投入的程度。社会文化史方面的专题论文每年50-80篇的数量，在每年中国近代史论文2000-3000篇的总量中似乎所占不多，但考虑到《近代史研究》统计分类把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分为“总论专题、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中外关系、人物”等八大类别进行统计，社会文化史的论文大多分布在社会、思想文化两类中，相对集中。从统计来看，社会和思想文化两类每年发表论文300-400篇，社会文化史方面平均70篇，在其中已稳占约20%的分量。因此可以说，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介于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交叉学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术生存空间和生命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特征的分支研究领域。 其次，从以上论著所涉论题内容的统计还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研究的论题，研究领域也在拓展，这应是这一学科走向深入、走向成熟的反映。这五年间，每年论著集中的论题虽有变化，但一些论题还是持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下面按论题发表论文的数量多少进行排序（见表2）。  从这些论题的排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论题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反映了怎样的研究动向和意义。在此，笔者仅对排在前两位的论题稍作分析。 论文数量排列第一的论题是“大众文化、传播及公共舆论”。近代报刊的兴起是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对近代社会变革及文化变迁产生了极大影响，因而报刊新闻史早就是近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领域，也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多为平面化的描述。从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的视角来审视近代大众文化及大众传播，就要探究近代大众文化诸种形态的状况与作用如何？近代大众传播形成的社会生态如何？其社会影响力如何？公共舆论何以形成，其作用如何？大众文化与传播对于民众社会生活、社会交往、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社会秩序及文化观念等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近代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兴起引发的“传播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如今席卷世界及中国的信息化浪潮是又一次“传播革命”，因而深入探究近代历史上“传播革命”的社会文化效应这一论题，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相关论题的论文如：“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晚清社会传闻盛行的信息环境因素”、“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群体活动与社会舆论之互动”、“媒体、瘟疫与清末的健康卫生观念”、“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与《新华日报》中的工农女性形象”、“声音传播的社会生活：1927-1937年上海广播演变”、“20世纪上半叶月份牌广告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消费文化”、“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与受众辨析”、“抗日根据地的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政治社会化功能”、“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从《苏报》看清季公众舆论的生成与表达”、“《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等。 排序第二的论题“习俗风尚与礼仪信仰文化”，是影响人们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及社会秩序的“软制度”。社会文化史交叉视角不是停留在对风俗史、宗教信仰史的平面描述上，而是要追究近代以来习俗、风尚、礼仪、民间信仰等变化的机制。其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与意义，如何规范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及社会秩序，其成效和结果如何等等，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社会流动、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动，习俗风尚与礼仪信仰等“软制度”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而且其变化更为复杂、隐蔽而多样。它是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发生直接和普遍影响的因素。这也是我们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应当对于社会习尚、民间信仰的演变及蕴涵进行深入研究和把握的反观。相关论题的论文如：“‘国货年’运动与社会观念”、“清末民初名片及其社会功能”、“民初民间日常生活禁忌”、“近代江浙农村人口流动与习俗变革”、“晚清关中农业灾害与民间信仰风俗”、“民国时期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祭祀消费：仪式传承与文化传播（晚清广州）”、“（民国四川）新生活运动与妇女奇装异服”、“民国时期华北农村迷信风俗”、“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民俗中用糖的文化理念”等。 排列第三、第四位的“社会（日常）生活”、“社会认同、社会角色”两个论题，虽其论文绝对数量为40余篇，稍逊于前两位，但实则也应是研究者所集中关注的论题。2008年召开的第12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就是以“日常生活”为会议主题。除此之外的其他顺序论题，也都可以从它们的脉络中把握到沿着“社会文化”这一交叉路径向纵深的探究，以及这些史学研究者对现实生活的课题与挑战作出的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