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比较：独立发展及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呼应 在中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兴起发展的同时，欧美国家的史学界也出现了“社会文化史”（或称“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兴起的趋向。据这一趋向的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专文介绍，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兴起，历史学家发生了“文化转向”，即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目光向下，面向民众，“社会文化史的‘发明’是为了解决社会史与日常经验相脱节这一问题的”。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八九十年代波及欧洲和北美。伯克认为，欧美“社会文化史”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论题有七类，即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行为社会史。其研究方法及撰述模式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即文化建构、语言学转向、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及叙述史的回归。⑤ 从欧美“新社会文化史”也强调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特别是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即所谓的“文化转向”，强调对社会事象进行文化透视与分析的取向来看，与中国在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取向是一致和相近的。虽然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肇始与兴起时间比中国略早十年左右，但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并非是受其直接影响而引入的“舶来品”，而是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下，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课题挑战下，由中国史学内部发展要求（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及存在缺陷）而自发产生的，当时及此后参与这一趋向的主要学者也多是在本土成长的；而且，欧美“新社会文化史”著作是在90年代后才开始陆续介绍到中国引起人们注意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是一种以本土学者为主体、在本土语境下、由本土问题而催生的本土性的新史学趋向。当然，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的思想资源中，自然也有陆续汇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的西方史学（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因子；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论著陆续被介绍引进，也开始对中国的研究者产生影响，外来与本土的这一学术趋向日见汇合而难分疆界，反映了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国家，史学内部发展及时代要求具有一些普遍趋向。 虽然中国与欧美学界的“社会文化史”有一定的趋同性，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趋向还是有一些自身特点。 首先，由于两者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有别，面对的时代课题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因而关注的重心也各有侧重。中国是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的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而欧美国家则处于成熟发达、平稳停滞的后工业化阶段，由此形成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点有所不同。例如，欧美“社会文化史”学者更强调关注“个人的自由”和“个人对历史的主体作用”，他们认为，“个人，即使是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目的，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由的余地，从长时段来看，他们的行为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趋势也会起作用”，因而出现个人史及微观史盛行的趋向，由此也导致出现研究“碎片化”的缺陷。⑥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虽然也出现了关注下层民众和普通人的“向下看”及“微观研究”取向，但所注重的是作为群体的民众，即使研究对象是某个个体，着眼点也在于其所具有的群体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而并不刻意强调个体的特殊性；同时，更注重个人行为与社会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个人与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联性。中国学者和欧美学者的这种差异反映在研究论题上，虽然都有“向下看”的共同趋向，但前者更注重“个体研究”，而后者更注重“群体研究”。 其次，从学术范式的开拓及理论创新路径而言，欧美“社会文化史”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更强调对旧范式的“反叛”与“替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更强调对原有范式的补充、并存和交融，强调交叉学科视角的普遍意义。例如，欧美学者由“文化的转向”，突出强调文化的作用，甚至将这种作用强调到极端，“力主是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政治和经济行为”⑦。而中国学者主张文化因素只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影响社会变动的诸因素之一，只不过是原有的专史模式对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所忽略，“社会文化史”视角旨在从文化与社会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中透视不同因素之间的纠结和互动，考察文化在哪些方面、哪些层面上起了何种作用。因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主张，社会与文化交叉的视角，会对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解释历史现象起到补充作用。 最后，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属于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流派，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则属于“现代化”的文化潮流。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由于其产生于成熟发达、平稳停滞的后工业化社会背景中，缺少社会变革的动力，使得这些学者淡化了社会关怀，转而关注个人价值，以求在挖掘和彰显个人价值中寻找对抗社会、改变社会的方向和力量，由此导致寻求“史学革命”的“新社会文化史”的探索者追求“个人化抒写”、追求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刻意背离及消解主流价值，出现了解构“宏大叙事”、突出特殊个性、关注边缘领域的趋向，甚至出现猎奇求异、专搜特例的倾向。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领军人物福柯对于疯癫史的研究，即是这一倾向的一个例证。⑧因此，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带有较多反叛和“解构”现代性的色彩，因而常被归入“后现代”的文化潮流之中，虽然这一归类往往不为研究者本人所认同。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则是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而兴起，并伴随社会转型的进展而发展的，研究者一般都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认同“现代性”的主流价值，具有较强的社会问题意识，自觉地顺应社会改革的需要而选择研究论题，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立论，内容注重个人与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因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其间虽然也有个别研究者时而出现消解“现代性”价值、猎奇、片面价值论等倾向，但都影响甚微，成不了气候，影响不了主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伴随时代变革而发展前行的自然产物，是中国当今现代化社会转型所催生的史学新路径，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文化思潮的一支流脉。这一点是与欧美学派明显不同的。 当然，中国与欧美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在跨越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科交叉视角这一学术趋向上还是具有相同性的，因而两者的一些研究论题也相近。80年代以后，欧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开始受到“社会文化史”趋向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从“社会文化史”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致力于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著作《从理学到朴学》（1984年）、《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年），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从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关联中讨论北京民俗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著作《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2001年）等。⑨这些欧美学者的成果被介绍到中国后，形成了与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呼应。9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一直占有相当的分量。下面根据《近代史研究》所列论著目录，将2003-2007年五年间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发表的论题明显为社会与文化双重意涵及交叉视角的中国近代史论著数量作一列表对比。  如表3所示，从著作来看，以欧美学者为主的国外西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相对较多；从论文来看，虽然西文的绝对数量与中国大陆的论文数量相比要少得多，但如果考虑到欧美每年发表中国近代史论文的总数只有约200篇左右，而中文论文有2000-3000篇左右，是其十多倍，就可推算出西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论文在其总量中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例如，2004年，全部中国近代史的西文论文共168篇，在《近代史研究》统计分类中分属总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中外关系和人物。其中，社会类22篇，思想文化类29篇，而属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类的论文就有21篇，与全部社会史论文数量几乎相当。这些社会文化史论文主要分布在社会、思想文化里面，在总论里也有少量，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2%，可见其分量之重。著作就更可观了，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西文著作出版总数与中文出版总数相差悬殊，但是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到，这五年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题的西文著作出版数量与中文著作相差不多，有的年份数量持平，甚至2005年西文著作18部，超过了中文著作的10部。虽然上述统计标准因笔者主观偏差而不能说十分精确，但即使从模糊统计的角度来看，连续五年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趋向一致，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即“社会文化史”的新视角在欧美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即使从论著的绝对数量而言也已经与国内的研究形成了有力的呼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