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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宇都木章所著《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和政治》（同著作集2名著刊行会）得以出版。该书分析了鲁国三桓氏、郑国子产、宋国向戌等的政治动向，明确了春秋各国贵族政治的状况。本书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作从殷周到秦汉的过渡期，并论述了该时期原本的政治特征。和《春秋学用语集》（汲古书院，2012年）相同，岩本宪司所著《春秋学特殊用语集续编（一）》（《中国研究集刊》55）也是从“春秋学”的角度对先秦史关联用语进行了阐释。花房卓尔相继发表了《在春秋时代流亡的目的和收留的目的》（《广岛大学国际中心纪要》2）、《〈春秋〉〈左传〉中不存在出访记录的公子流亡》（广岛哲学会《哲学》64）等文章。松井嘉德《周王的称号》（《东洋文化文字研究所纪要》6）是一篇有关周天子名号的研究文章。松井认为，在春秋时期以及在此之前，只有周王一直被视作天子称号的唯一受命人，然而，到了春秋时期，秦、楚、吴等国也开始提出受命于天的说法，天子就是伴随着大动荡而出现的称呼，进入战国时期，天子—诸侯的秩序被重新定义，天子的称呼随之消失了。吉田笃志所作《先秦时代的忠臣》（《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51）主要围绕春秋战国时期的“忠”展开，他指出，在当时小国林立的时代背景下，君臣关系相对和缓，或劝谏君主，或与君主争执。作为对照，到了秦汉时期，产生了臣绝对服从君的道德观念。小寺敦《先秦时期系谱编纂的成立过程和意义》（《历史学研究》898）是从系谱的角度展开对先秦秩序形成的考察。殷周时期属于祭祀社会，甲骨文、金文中所载系谱即为当时记录。战国中期的简牍中，系谱仅是文献的一类，统治阶层对战国的再解释显然有失偏颇。 在春秋史研究中，《左传》等史料成为重要的材料。不过，明确史料的存在背景、史料的性质也颇为重要。吉永慎二郎《春秋经（左氏经）的写作过程考》（《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研究纪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67）中，通过对《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逐条分析论证，验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左氏经》编纂时原本存在有一部《原左氏传》，今日之《左传》是从《原左氏传》记录之中摘抄或者选编而成的。 关于春秋各国的研究。石川岳彦、小林青树《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铁器及向东方的扩散》（历博《研究报告》167）从铁制品的扩散情况入手，明确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燕国领土向东方扩大的过程及时间。同时，文中还提到了朝鲜半岛和处于弥生时期的日本受铁器扩散影响，铁器文化得以萌芽。相关研究还有小林青树和宫本一夫、石川岳彦、李新全《近年来辽宁地区青铜器、铁器的研究现状》（《中国考古学》12）。川村佳男《齐楚青铜器的比较》（载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王朝的至宝》图录）对齐、楚两国青铜器的种类构成进行了比较。齐国、楚国均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传统，鼎、簋、壸、盘、匜等中原地区可见的大半器种在两国都存在，用于祭祀典礼的齐国的罍和楚国的盉则是从中原引入的器种。另外，川村认为从楚国的尊缶、浴缶等特有器种看来，这些青铜器比较有个性。这些器种构成的差别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对楚国的相关研究还有谷口满《襄阳再访记》（《亚洲流域文化研究所》8）。石本利宏《关于先秦时期中原和北方的关系》（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论集》9）从婚姻的视角考察了春秋晋国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此文指出了不仅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储君，还有其后战国时期与赵国宗室相关的赵氏臣子，都频繁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结下了积极的婚姻关系。与石本相同，八木聪的《关于春秋时期兽面型短剑的编年研究》（《金大考古学纪要》33）也从青铜剑的编年与各时期的分布状况入手，考察了中原和周边的关系。兽面型短剑是以西周中期卡拉苏克式短剑为基础铸成的，首先流行于渭水流域，而后又传播到了燕山地区。松本圭太《关于蒙古青铜器样式的发展》（《中国考古学》12）从青铜刀子的研究入手，试图验证作者的一种假设，即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和蒙古青铜器文化之间并不是单方面影响，而是相关影响的关系。 跨时代的研究。平势隆郎《“八荒”为何物》（《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别册》，汲古书院）收录了2005年以来发表的16篇论文。书中指出，八荒，归根结底是中国古代对于“天下”的定义。历代史书中可见的天下观的意义随着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中国”这一概念有小范围、中范围、大范围的“中国”，在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是混合存在的，由此，书中着重强调了史料批判的必要性。另外，此书将天下观的形成过程谨慎地纳入《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礼记》等传世文献之中，明确揭示了各书中所包含的各国、各时期的背景，旨在描绘出编者字里行间隐现的原始中国古代史的轮廓。根据作者观点，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文化区域为基础构成的中范围的“中国”，与当时外部的“诸夏”、“夷狄”三者合称“天下”。到了秦汉帝国统一，传统“天下”的含义演变为“中国”，也就是大范围的“中国”。皇帝支配的范围超出这一范围时，皇帝便会与这些地区产生关系，也就是西嵨定生所提到的“东亚册封体制”。该书还涉及有关松丸田猎论的新评价、增渊龙夫对山林数泽观点的改正和再评价。这本书以先行研究为基础，是展现平势古代史观的一部大作。 向井佑介的《瓦在中国的出现和传播》（《古代》129、130）以中国瓦为对象，考察了从出现到前汉初期的传播过程。文中提及了瓦窑和各种工场遗迹，也考察了有关的生产体制和工人组织。向井准确利用了考古、出土文字、文献资料，以瓦为研究对象，同时也涉及瓷器、骨器和青铜器。从广泛意义上的手工业切入，描绘出了西周到汉初的历史轮廓，是一篇颇有意思的论作。还有，关于陶窑的研究，罗敏《三峡地区先秦时期的窑业考古发现和窑业技术研究》（《大东亚学论集》12）进行了专门的论证。 最后，笔者打算介绍一下近年来九州大学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携手的联合调查。根据这两个单位合作的调查报告——《四川炉霍县晏尔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该墓地是同地区内最古老的一个石棺墓葬群，所属年代为殷代前期至西周中期，出土文物多带有北方青铜器文化特点。该刊物还登载了另外一篇由两个单位合作的题为《四川雅江县呷拉遗迹发掘简报》的文章。两个遗迹都属于同一地区西周到汉代的石棺葬文化，这也验证了中国的古代社会是由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周边地区的畜牧型农耕社会构成，属于后者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传播至四川后被接纳、吸收的过程。这些研究成果旨在描绘出超越中原地区的广义东亚层次的历史轮廓。 根据开篇的陈述，这一年是颇具国际化的一年。中日联合调查活动、研讨会频频召开，以现场调查所得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发表日常化，并时而在中国发表。但是，另一方面，殷周春秋研究主要以考古学研究方法为主，在注重实物这一学科特性方面，很难达到与中国学者完全一致的条件。笔者希望大家在开展研究之际心中常思适合外国人，尤其是我们日本人能够胜任的，且今后具有延续性的研究是什么样的研究。另外，笔者浏览了去年发表的论文，感觉到史学和考古学之间没怎么进行成果上的相互借鉴。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考古资料不断增加。另外，由于本文中所提到的青铜器化学分析和实验考古学等新研究方法的加入，知识量明显比以前更加丰富。考古学有必要恰当地利用这些条件，消化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探索出考古学特有的贡献。本文所提及的时代中，尤其是考古学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笔者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以勾勒出贯通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中国古代史的轮廓。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22编第5号《2012年的历史学界》。 译文承王平先生审校，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