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是古代中国特有的器物，寓有神圣之意。有关九鼎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据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继之，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宋徽宗崇宁三年，也曾先后铸九鼎。自宋徽宗之后，此项记载便淡出史籍，九鼎逐渐成为古老的历史故事，仅仅在词典上留下一个并不常用的名词。
    然而，时至公元1943年，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这个早已绝迹的器物竟又一次现身。这一回铸鼎的一方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个下属党部，而献鼎的对象则是该党总裁蒋介石。这个绝迹之物的重现，也使九鼎的故事跨越时空，从上古延续到近代，从禹延续到蒋。
    1943年1月，在蒋介石的直接督导之下，中国与英美分别签署平等新约，据此，存在于中国约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被取消，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得到解除。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由于此举具体经由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完成，为此，官方的刻意宣传与民间的自发情绪交汇在一起，在重庆掀起一轮对蒋个人歌功颂德的浪潮。
    正是在这样—个背景与氛围之下，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拟议被提出。拟议及操办者，为组织部下属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而出面牵头的则是组织部长朱家骅(字骝先)。
    铸献九鼎的消息传出之后，蒋本人并不制止，等于默认，由此招来人们私下异议。3月2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记载:“晚饭后王芸生、曹谷冰来……王、曹对委员长允准各大学铸献九鼎表示不应当，并云鼎文为顾颉刚拟，鼎式为马衡办(此事全出人意料之外)。”王芸生时任《大公报》总编，曹谷冰则任该报董事，王、曹、徐三人的反应至少都不是正面的。
    这九个鼎后来尚未对外展示即被封存，亲眼见过其实物的并不多，时任组织部秘书的庞镜塘记载:九鼎“经中央大学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两位教师画出几种图样，最后送朱家骅审定为圆形三足的一种，并决定用最好的铜合金铸造成坯，然后饰以浮雕，花纹略仿三代彝器的旧图案”。据称:“九个鼎的形制大小和花纹完全相同，器高约30公分，重十几市斤。”据前述王芸生所云，鼎式的设计出自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九鼎铭文全文如下:“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几句空话，形式大于内容。
    当年10月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一道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联合宣言》，据此，中国的四强地位得到确认。年初，基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铸鼎的拟议被提出，年末，随着四强地位的确认，献鼎的时机已然水到渠成。
    11月3日，中央社报道:“全国工矿暨学校党部铸九鼎奉献总裁致敬，闻于本月七日在某地举行隆重奉献典礼。”“并悉奉献九鼎筹备会恭请组织部朱部长家骅为主献人云。”（《大公报》）
    3月间徐永昌初闻此一消息，或许因为还只是一个传闻，其反应仅仅是出人意料，但当此事被证实之后，11月6日，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明日各界将献九鼎于蒋先生，此亦可纪之一□也。”“余向主努力求己，不重视向国际求体面，即个人亦然。今日献九鼎，蒋先生应却而不之却，徒损其大，献者不以德爱人，徒增国家之陋。”
    九鼎之铸与献，均缘自在国际上获得“体面”，徐的意思是不应过于看重这些表面现象。徐对九鼎的献受两方均表不满，认为献者不以德爱人，受者则应却而不却，结论:国家之陋。
    11月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28期举行开学典礼，按照预定安排，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不料事到临头，献鼎忽遭蒋氏严拒，急令叫停。
    关于拒献的原因，蒋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解释:中训团开学典礼，“本拟准予同时举行党员献鼎典礼，以志本党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永久纪念，惟见报载，该鼎耗费金钱二百万元，为时一年有余，且需用数人抬杠，殊甚骇异!今晨到党训班(按:指中训团)时，正实习献鼎典礼达二十分钟之久，此种耗钱费时，无益于党国抗战与民生之事，在此战危时困，军民穷乏之际举行，可谓无聊已极。乃令作罢，故仅举行开学典礼而已，至对于为献鼎而来之五百余人，在开学致词时，乘便训导，并说明作罢之理由，使一般党员亦能多得一层教训，并使之务实而不尚虚文也。”
    此一记载表明，献鼎一事本已获准，而蒋所以忽又拒献，是因为得知耗钱费时，故而斥之为虚文无聊。总之，在最后一刻，蒋总算保持了一分清醒，没有让这个无聊之举成为最终的事实。
    拒献的消息迅即传开，再次引来人们私下热议。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午中训团开学，组织部将举行献鼎典礼。委座以工料甚贵，典礼隆重，大怒。责备朱部长不是。此时前线将士浴血抗战，何能如此耗费，作此无益之事。时贤多赞委座英明。”
    此一记载可以这样理解，既然时贤对于拒献的反应是正面的，反过来，对于铸献的看法肯定是负面的。
    唐纵仅仅记载了人们的一般反应，但是，此类“无聊”之举为何能够发生，唐并未深究。时任铨叙部次长的王子壮探讨了这个问题。11月12日，王子壮在日记中对事情的经过记述如下:原拟中训团开学典礼与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但蒋“见鼎为正式之铜鼎，即召朱部长至主席休息室，高声斥责不应如此。谓作事须有意义，符合时代潮流，而此举既无意义，又未合潮流……殊为不当。旋出而行开学礼，言及党员应知耻，则指献鼎为不知耻，并声言不用再献，我接受各位的意思好了。此事予朱骝先部长以当面责斥于大庭广众之中，至使人难堪，故朱氏有不愿干之表示。”
    蒋对朱家骅的斥责及中训团开学典礼讲话，国民党官方文献未见收入，王子壮的记载可以聊补此一缺失。
    那么，发生此事的原因何在？王子壮这样认为:“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献鼎之动机实难逃此种责备。”所谓英雄自喜之心，指好大喜功，这是蒋自身的弱点，而另一原因则是蒋的身旁缺少诤言，铸献九鼎正是两方面的原因互为作用的结果。
    另外，关于献鼎的具体经办，王子壮认为责任并不全在朱家骅，蒋亦应负一定之责。王写道:“朱氏之出此，事前曾有报告请示，献鼎时则指定于训练团开学之时，彼(按:指蒋）并未有何反对之表示，在签呈上批一‘阅’字。其意盖谓‘知道了’，何以突然来此打击?谓其心绪不好亦不应前后判若两人……”此言意指蒋出尔反尔
    王子壮探讨了献鼎的成因，较之唐纵那样的一般性记录有所深入，但王并未抓住问题的核心，此即献鼎的性质。徐永昌提出了这个问题。11月18日，徐在日记中这样表示:“蒋先生在中训团却朱骝先等所献九鼎，此事关系太大。”为何关系太大?徐继续写道:“民四初闻筹安会之名词，以为袁总统会将赫然震怒……不意其渐至于自谋之。张勋复辟前，余亦以为断不会再有此胡涂事，卒至龙旗通衢，方觉果有此笑话出现。九鼎固微，然献者之心至危。”徐称蒋之拒献大快人意，结论:“谁曰我中华民国未进步。”
    在这里，徐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与铸献九鼎联系起来，作为同一类问题一并提出，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与核心。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其实质并不在于耗钱费时，也不在于虚文无聊，而在于它是一项封建性质的活动。正因为徐的视角摆在这里，因此，徐把蒋之拒献视为国家的进步。
    围绕九鼎而引出的争议，蒋是其一，朱家骅是其二，而第三个遭物议的则是九鼎铭文的作者之一，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顾颉刚。
    关于撰写九鼎铭文一事顾氏后来予以否认。此事本身并不复杂，只需做一个简单的清理。1943年1月11日，顾颉刚日记记载:“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之不平等条约，是抗战以来第一可喜事也。”这是背景。1月28日顾又记载: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欲向蒋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刘)起釪所草，加以改窜”。
    刘起釪当时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这就是说，撰写九鼎铭文这件事由顾接下，再由顾交刘起釪起草，最后经顾“加以改窜”而上交。所谓改窜，既是修改也是定稿。整个过程的确由顾经办，因此本文称顾为作者之一，这个定位应当可以成立。但由于顾的名气大，当时人们只知顾颉刚而不知刘起釪。
    中共建国之后，这件事一度被视为顾的政治污点，对此，顾曾这样自辩:大学党部等决议向蒋献鼎:“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个记述，完全回避了“加以改窜”的事实。
    顾氏继续写道:“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
    顾之自辩归结为两点:其一，铭文出自刘起釪；其二，中共当时亦拥蒋。的确，在抗战时期说几句蒋的好话并不为过，中共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的此一说法，此一承认，较之“我士我工，载欣载舞”几句空话，肯定可以为顾做更为有力的政治开脱。
    顾氏对九鼎铭文的下推(刘起釪)与上挂(中共)，无非是政治压力下的无奈的反应，问题在于:这些其实都不是事情的核心。顾颉刚曾亲身经历五四洗礼，但却回过头来参预这种与五四精神完全背离的活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引起当时的知识界侧目的原因。
    194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重庆造访俞大维与陈寅恪，竺记载:“寅恪对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
    如前所述，根据《史记》记载，九鼎为禹所铸，而顾颉刚最为著名的学术论点之一，就是否定禹之存在，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禹是一条虫。既然禹不存在，那么，就逻辑而论，由禹所铸的九鼎当然也不存在，因此陈寅恪表示不解:顾颉刚不信有禹，却信有九鼎。
    但是，真正引起陈寅恪“惊怪不止”的，并非禹与九鼎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献鼎所表现的与时代精神的背离。接下来竺可桢记载:陈寅格“作诗嘲之云:‘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陈诗所指与所嘲，正是问题的核心与实质。
    既然被蒋拒绝，铸献九鼎也就没有成为最终的事实。本文所以把这个半途而止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不对称的精神现象。
    不平等条约的取消至少在形式上解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进步。然而，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则又是一种封建性质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拟议，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退步。以封建或者半封建的方式，纪念半殖民地的解除，等于以退步纪念进步。一句话，以一种反时代的精神风貌，而面向时代的前行。本来，从理论上讲，进步与退步两者似乎互不相容，然而在实践上却可以被人们合为一体。既是不对称的，又是可以平衡的，此即铸献九鼎所留下的一个可供思考的问题。
    最后，那个期待“宝于万古”的九鼎去向何方?据庞镜塘记载:遭蒋拒献之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看来，其命运与夏禹、武曌、赵佶所铸之物，大体相同，都被吞没于历史的瀚海。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