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AB合作，是指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与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之间的合作，又称安布携手。十月革命后，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出现过。那么，在与俄国毗邻的中国，有没有AB合作呢？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无政府主义社团的兴衰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中国学者逐渐正视无政府主义思想对许多早期中共党人产生过影响，以及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携手共事的史实。有的外国学者甚至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充当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助产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导致中共成立的组织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 然而，却没有人专门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直接携手的现象，以及AB合作的内容加以研究。
    笔者认为，AB合作在中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便是典型的一例。由于该同盟的情况已为人所熟知，选取无政府主义小社团—真理社（真社）进行剖析亦有助于说明问题。本文后面的讨论会涉及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将对之作出更加合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定位。
    一、真（理）社
    
    1919年4月，“真理社”印行的《兵士须知》便在中国流布。这个署“李得胜述”的印刷品，借李从哈尔滨来的乡亲之口，讲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说：“俄国的过激党是庄稼人、工人和兵伴们结成了一个团体，革那作官的命，当财主的命，是平民的革命”；接着比较俄法革命区别，说法国式革命重的是财产、势力、等级,俄国式革命重的是土地、劳动、平等；然后号召掌握“天下人的性命和兵器”的士兵兄弟学习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奋起进行平民革命。[2] 这个小册子的内容无疑是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但同时也非常明显地为布尔什维克作宣传，鼓动士兵仿效俄国革命的榜样起来造反。查获该印刷品的地方当局认为它充满“狂悖之说”，其在军队中的散发“显系有人主使”。[3] 但当时和后来的人都没有弄清印行《兵士须知》的“真理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1920年末，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维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共产国际》月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一文提到“真理社”。据他介绍，真理社是俄国革命爆发后像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冒出的新党派中的一个，“这个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它的任务是对南北军阀政府作斗争。这个党的领导人是陈炯明。”接着，他谈到陈的援闽粤军司令部所在地漳州的一些情况。由此可知，维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所说的真理社1920年时主要在漳州活动。文中，他还提到真理社的一个成员—冯复光，说他是“真理社的共产主义者”。[4]
    冯复光原是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1919年夏被推为天津学联驻沪代表，并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执行部成员，常常往来于津沪间，为反对日本强占山东，参加过在天津策划与组织的几次进京请愿活动。[5]这个线索使我们的视线暂从漳州移到天津。
    大约在1918年，天津便有一个叫做“真社”或称“真学会”的团体存在，并于次年夏秋之间创办了《新生命》。[6] 在词义上，“学会”与“社”有时可通用，且“真”与“真理”基本同义，从名称的可变换性使人猜测，这个真社与刊行“兵士须知”的真理社及漳州的真理社可能有着某种同属关系，从它们在宣传上的共同之处不难发现这一点。
    天津真社喉舌《新生命》半月刊的发刊词说：其刊物宗旨为“求适于现代和能改造一切环境的真理，创造一种新生命”。第1号所载“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一文指出，俄国革命是由信奉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人指导的，“俄国的劳动者实为推翻俄国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先锋。......自列宁执政，且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一切生产之机关均收回国有，惟劳动者方有享用之权，实足为各国模范。”此文充分表明真社所要追求的真理和要创造的新生命究竟是什么。真社还计划把《新生命》的小册子“传到全国乡乡村村去”，以扩大影响。时人评论《新生命》宗旨为“唤醒劳动人，革新社会”，“带社会主义色彩”。 [7]
    此刊一出，便引起政府的恐慌。1919年11月，直隶省长发布报刊查禁令，有云：《新生命》“纯系蛊惑劳动工人，希图革命”。随即天津地方当局下令封禁仅出了几期的《新生命》。[8]
    其实，《新生命》不仅对工农宣传，还鼓动士兵、警察造反，推翻政府。如有的文章攻击“军队是政府侵侮平民的利器”，并号召军警“拿起来平日练习的武器，对着政府放几声平民的枪，那政府和政府里面暗藏住的魑魅魍魉、为鬼作崇的东西们立时可以死无噍类，完全是平民的世界了。……我盼望平民振奋前进，我庆祝政府即时灭亡。”如此激烈的言论，在当时或可称为革命的报刊中亦属少见，但颇类似真理社印行的《兵士须知》。难怪有人认定《兵士须知》为天津真社所印行。[9]
    天津真社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从“无政府主义社团名录”得知，它是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姜般若与原南京群社的杨志道、许真风等人在天津组织的，北京实社的黄凌霜也前来参与编辑《新生命》。有关研究显示，真社在天津的发起和《新生命》的创刊与进化社编的《进化》杂志被封有关。[10]
    另据时人张静庐述，在天津学生几次请愿期间，“《醒世周报》停刊，另和男学生，合组《新生命》。”[11]《醒世周报》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刊物，该会由直隶第一女师与中西、贞淑、严氏等女中学生代表与个别教师代表组成。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主要领导有刘清杨、李毅焘、郭隆真、张若名、邓颖超等，多是觉悟社女社员。从《新生命》第2号“评现代女子觉悟之不彻底”一文称“我们彻底的觉悟，一定要在推翻现在社会组织上边着想”，多少能看出某些女撰稿者所“觉悟”的真理，并可以推知与她们接近的、参加编辑《新生命》的男学生的思想倾向。南开学校的校监姜般若是天津真社骨干，这为该校学生参与真社活动增加了可能性。如此看来，天津真社主要由津宁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发起，并有一批五四运动中表现活跃、思想激进的天津男女学生参加。[12]
    无独有偶，1919年在南洋（环绕南中国海一带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指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的华侨中也出现了“真社”的组织。欧西1927年撰《南洋无政府主义运动之概况》称真社为“南洋的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该文没有写南洋真社的人员组成，但提到笃初和石心被逐出南洋一事。[13]英国档案则记载了二人的被逐与南洋真社有关：1919年爪哇荷兰殖民当局截获一封寄自真社新加坡分部的信，知居苏门答腊的石心（Shek Sam）是真社工作人员，遂将他与其他真社成员Chung Pheng等人逮捕，并驱逐出境。随即，英国殖民当局在新加坡从笃初（Tok Chor）处抄出了真社传单。[14]刘石心的回忆可与上述记载相互印证，他说，1918年他协助梁冰弦编辑的《劳动》停刊后，与另外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同去南洋，在各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被当地警局称作“布什维”，于1919年夏一同被关押，然后驱逐出境。[15]
    石心等人被逐出南洋后，南洋真社元气大伤，但组织尚未完全解体。1920年春，南洋真社收到来自学生救国会所属组织的通函，内云：去年北京的学生运动是受俄国事件的影响，学生们已经朝着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最近许多代表被派遣到各省，准备打倒南北方政府，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通函还称：如果南洋能够发展一百万救国十人团团员，那么，“如果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也一定要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的起义。” [16]南洋真社收到此函后，立刻印发给所属各支部并广为散发。这说明，该社到1920年仍在进行反日救国、打倒军阀政府和发动俄式革命的宣传与组织活动。
    据英国情报，南洋真社真正的首领是在菲律宾华侨中建立工党、创办《平民日报》的华林；该社成员多是广东人，总部可能在广州。从真社代销民声社出版物、与在沪的郑佩刚通信、及华林向进化社邮寄刊物等事，报告断定南洋真社与民声社、进化社有关系。[17]至于南洋真社总部是否在广东，因资料不足，暂存疑。但能够确定的是，参与南洋真社活动的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多是发源于广东的民声社成员，其中有师复的弟弟刘石心；也有个别原为早年成立于北京的实社的成员，如华林。这些原在中国南北方的一些重要无政府主义者是南洋真社的骨干。
    北方天津和异域南洋的真社及偏于一隅的漳州出现的真理社之间有何关联，它们究竟有无组织上的同属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单从这几个团体文字宣传的类同，尚不足以判定其组织上的同一；但从它们之间人员的交流，多少能看出这些真（理）社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应当弄清的是天津真社与南洋真社的关系。由上述可知，这两社的成员原分属群社、实社、民声社，这三个团体1919年1月与平社合并，组成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该刊主编黄凌霜及撰稿人志道是参与天津真社的重要人物；而常为此刊投稿的华林、石心是南洋真社的核心人物。《进化》第1号刊载的“菲律宾工党之活动”，显系进化社成员(原实社成员)华林所寄发的消息。并且进化社成员(原实社成员)袁振英1919年初夏曾到南洋协助华林在菲律宾组织华侨工党、办《平民日报》。[18]南洋真社被破获后，华林来到天津，创办《新春秋报》，并积极参加京津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这说明，南洋真社与天津真社尽管分别所处地域相隔遥远，但其成员不仅原来就属于同一系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而且以后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也一直没有中断。
    再看南洋、天津两个真社与漳州真理社的关系。南洋真社成员刘石心等于1919年夏秋之交被殖民地当局驱逐出南洋后不久，便随梁冰弦从广州前往援闽粤军建立的闽南护法区首府—漳州。那里的军政首脑陈炯明原来就对无政府主义有一定信仰，并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的知识，在十月革命及五四新思潮影响下，亟思在这自成一体的地方“刷新政治”、“建设新社会”。为此，他竭力罗致有新思想的人来协助他进行“社会革命”，所援引者多是他的同道。据刘石心回忆，应梁冰弦之邀从各地去漳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尉克水、许真风等数十人。[19] 前已述及，许真风是天津真社的组织者。此外，据章志回忆，1920年初从天津出发前往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的有姜般若、某山西籍无政府主义同志和他本人。姜般若是天津真社的主要负责人，而那个山西同志极可能是平社首领、《太平》杂志主编尉克水。章志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信仰无政府主义，曾主编《南开日刊》；该刊常登姜般若的文章。章、尉两人行前都在姜家居住过，[20]非常可能参与了天津真社的活动。此外，天津真社的重要人物黄凌霜后来也到南方协助苏俄人员工作。[21]
    这样一来，南北真社的许多成员便汇聚漳州了。情况很可能是，在漳州的真理社是在真社某些核心人物的促动下组建的，并随着真社成员纷纷抵达漳州而把组织关系带了过去，并拥戴兼具权势与威望的陈炯明充任真理社名义首领。1919年底，陈炯明在为《闽星》半周刊亲撰的发刊词内申明，创办该刊的任务是“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值得注意的是，《新生命》的发刊词也有“创造一种新生命”之句，比较之下，两刊似有相近之处。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陈发刊词中所称“吾党”不是指他所隶籍的国民党，而显然是偏重在无政府主义党。[22]笔者以为，此“吾党”可能指维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所说以陈炯明为首的“党”，即真理社。[23]
    综上所述，大体可以判定，漳州的真理社与南洋和天津的真社有着某种同属和承继关系。真(理)社的成员大多参加过师复1914年7月创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世界语为Anarki Komunisto Grupo，缩写A.K.G.），以及1919年初由四个重要无政府主义社团合组的进化社。其骨干与苏俄、共产国际人员有着密切关系。就是这样一伙人在漳州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二、真（理）社与AB联系的建立
    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接触至迟在1919年就开始了，以在上海、北京、天津的联系最为密切。
    早期的AB接触要从天津谈起。天津有面积很大的俄租界，来津俄国人多聚居于此，有的居于英、德租界。[24]这些俄国人中便有布尔什维克党人。这些俄共成员甚至结成了组织。1919年2月，北洋政府督办参战事务处致函直隶省长曹锐：“探报俄过激党在天津设立机关，行动诡秘。”[25]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一些在天津的单个或有组织的苏俄、共产国际人员与中国人建立了联系。其中有早在1918年就开始在天津活动的俄共党员柏烈伟（С. А. Полевой）、1919年3月由俄共（布）哈尔滨委员会派到天津的布尔特曼（Н．Г．Буртман）、1919年4月来华后曾在天津居住的苏俄罗斯塔通讯社在华负责人霍多洛夫（А. Е. Ходоров）、以及后来到天津工作的俄共党员，原匈牙利人缪勒尔（A. A. Müller）等。刘清扬在《关于“五四”前后历史情况的简述》中写到：姜般若“在‘五四’时，自己曾以‘真社’的名义，出过《新生命》半月刊，内容常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因此引起一位住在天津旧俄租界的一位俄国人名鲍迪威的，访问了姜般若。此人住在中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可能是苏联派来的地下工作者。但他不承认是共产党人，但思想是进步的。后来他又介绍一位哈德洛夫的，他自承认是俄国革命工作者。姜般若介绍我和他们认识之后，也常相往来，我也介绍周恩来同志和他们见过面。” [26]这里的“鲍迪威”就是柏烈伟，“哈德洛夫” 即为霍多洛夫。据缪勒尔回忆，1919年9月他来到天津时，先期抵津的布尔特曼等布尔什维克党人已同京津一些大专院校的进步师生建立了广泛联系。几乎每天晚上，学生们一拨接一拨络绎不绝地到他与布尔特曼合住的套间叙谈。[27]在这些与天津的布尔什维克接触的知识分子中，非常可能包括一些无政府主义信仰者。
    英国有关档案显示，在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北京大学的李教授和天津一名叫C. H. Wong的中国人分别协助布尔什维克在京津的工作。[28]北大李教授无疑是指李大钊，因为他确实常到天津，帮助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同中国人建立联系。C. H. Wong尚不能确定为何人。在与天津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个人有直接、间接的联系、并接受其指导从事活动的团体中，天津真社无疑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天津真社要员黄凌霜可以算是中国较早与布尔什维克发生接触并为苏俄作宣传的人了。该社首领姜般若是AB建立联系的一个关键人物。姜是河北人，曾任南开学校校监，他除了编过《新生命》，后来还在天津主编过月刊《星光》。1920年10月姜在《申报》发表“俄国在华权利之最近趋势”，表明他在对俄在华权益处置问题上的主张与苏俄一致。在他的介绍下，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天津觉悟社也同苏俄人士发生了关系。
    上海也是俄侨的一个重要聚集地，从1918年始，苏俄陆续派人前来。这些人员和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的俄侨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如早在1918年即被苏俄政府派遣来沪的苏俄密使波波夫（Г. М. Попов）上校[29]与张墨池、景梅九等有接触；1919年冬从苏俄来沪充任《俄文上海生活日报》记者的斯托帕尼（V. A. Stopany）[30]与陆式楷、郑佩刚等人协同工作；1920年4月抵沪的维经斯基一行和俄侨李泽洛维奇（J. Lizerovitch）[31]等同无政府主义者如沈玄庐、郑佩刚、张墨池、袁振英、尉克水、沈仲九、费哲民、黄壁魂等也建立了联系。
    布尔什维克在同津、京、沪、宁、杭等地无政府主义团体与个人密切接触的同时，也希望与在华南拥有军事实力的陈炯明建立起关系。早在1918年8月，当陈炯明统帅的援闽粤军取得军事胜利时，莫斯科的一些人视之为在华南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的开端。[32]以后苏俄对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密切注视。据说，有人从汕头不断向莫斯科报告那里的动态。[33]
    1919－1920年时的漳州是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自1919年12月，陈炯明思想上明显地激进化，他积极“进图社会主义之实现”，赞扬列宁等以革命暴力实现理想社会的新潮流。[34]漳州不仅市政建设令人瞩目，最革命的思想与主义也在那里畅通无阻地宣传。苏俄方面当然对陈炯明看好，亟欲同其势力联络。由于陈早年参加过师复组织的暗杀团，贯与无政府主义者来往，布尔什维克与漳州方面联系的一个途径，便是通过同已有关系的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真(理)社成员。
    到漳州的姜般若实际上负有为在津的布尔什维克同陈炯明联络的使命。梁冰弦回忆，约1920年春，在天津的俄共党人布罗威（即柏烈伟）通过闽南教育局职员“冀籍姜某”（即姜般若）向陈炯明进言：“列宁至友V氏将向亚洲诸国推行其革命任务，同时也为苏俄取得助力，方能挣破欧洲封锁难关。……请华南有地盘有凭籍的革命集团，接纳他的使命，共图发展，若表同意，V即南来。” [35] 梁冰弦所叙述的情况与有关记载相参照，可以看出此V氏应是波塔波夫。
    值得注意的是，姜般若一行于1920年初动身赴漳前，曾与李大钊和觉悟社成员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特别一区某苏俄人员家开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36]苏俄人员除了指导京津地区的革命工作，很可能对南方、特别是漳州的工作也有所布署、安排。一时间，许多京津等地的革命者奔赴漳州。1920年初陈独秀曾被邀去漳州主持闽南教育，筹办大学；[37]是年春，由李大钊派到上海的学生代表，在同苏俄方面联络的同时还与陈炯明通信；另一些北大学生也前往漳州；[38]江浙地区出来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俞秀松、施存统在北方参加过工读互助团后曾打算赴漳州。[39]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大概对这类事情了如指掌，故写到：漳州为“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北京学联、北京大学学生以及北方的学生团体，经常派代表到那里帮助陈将军工作”，“目前中国最优秀的革命力量都在那里”。这似乎反映出有一个通盘计划在起作用。[40]
    1920年春，早就替苏俄工作的神秘人物张墨池从上海经广州来漳州。据说他于4月1日抵达漳州后，被陈炯明委为教育局顾问。[41]不久，美国在沪警方报告，1920年4月，陈炯明委托与俄人斯托帕尼在北四川路开设世界语学校的陆式楷为代表与布尔什维克通款。[42] 陆式楷(又名耀荣)与张墨池都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为名重一时的世界语学者。张墨池也曾去斯托帕尼和陆主持的世界语夜校讲演。因此，张墨池赴漳州可能是受上海布尔什维克中心的派遣与陈炯明联络。
    1920年4月22日，苏俄代理人波塔波夫将军从上海动身前往漳州。[43]波塔波夫到漳后除了与陈炯明、朱执信、廖仲恺等谈判外，特与一群景仰苏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真理社成员聚谈，表示：“有了社会主义的认识，承认社会革命的必要；则无论正在走什么的途径，作什么的活动，都属于苏俄的同志。同志理当互助合作，特别是亚洲诸国，苏俄当局格外愿望相与友好。”波塔波夫此番话与柏烈伟的前述进言相似，均表达了苏俄希望同亚洲的革命集团，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结盟的强烈愿望。聚谈中，有人对苏俄政府侵夺人权提出异议，波塔波夫还作了解释。[44]这显示出AB在接近、联合过程中的求同存异。
    AB合作之宣传
    布尔什维克首先是要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进行宣传。前引1919年印真理社小册子和天津真社刊物的内容，都不乏赞颂苏俄革命、提倡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号召推翻反动政府、企盼世界大革命的宣传。创刊于1919年12月的《闽星》半周刊也以很大篇幅介绍苏俄，鼓动革命。如2卷6号上一篇文章认为，“俄国革命目的在改造社会，就是社会革命，是积极的、是谋全人类幸福的，是大多数平民革资产阶级的命”，视俄国革命为值得中国革命党借鉴的镜子。2卷8号一篇文章赞扬俄国的“红革命是世界的改造，所以灼灼的红光照耀着全个地球，汨汨的红潮分奔向五洲各处”，“世界大革命是决不可免的。”这类文章固然红辣辣，但有的文章也批评布尔什维克魁首“将大权集揽一身，何异于暴民专制”。这说明编辑出版《闽星》的报社和新闽学书局的人并不都拥护苏俄，尚不能完全视为AB合作的宣传。
    漳州是在《闽星》半周刊已停刊的1920年4月以后才开始被视为“传布极端过激主义”的中心和“闽南的俄罗斯”的。[45]日本驻厦门领事曾报告说，创刊于1920年1月的《闽星》日刊的过激主义色彩于1920年4月上旬突然浓厚起来。[46]此外，4月间，大量宣传品流布于漳州，基调十分激进。比如，1920年4月1日印刷的一份传单在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同时，着力赞扬俄国十月革命，说：“我们的俄国兄弟已经把我们破坏政府及私人财产的原则推展到极致。……红军的影响已到达北欧与中亚，并且正试图从西伯利亚抵海参崴，……世界革命不久就要实现。”号召中国人民“快快赶上先行者，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传播主义，准备起义。” [47]1920年春重印的师复著“无政府共产党的目的与手段”，在1914年的原作上，增加了“俄罗斯同志，今已大举推翻政府及私产主义矣”一句。[48]此外漳州此时还出现了“令子令孙断断有饭吃”、“救命呀！”等传单。
    当年收集到这些印刷品的美国驻厦门领事在1920年4月10日的报告中写道，在漳州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已使布尔什维克学说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美籍学者德立克则认为，美国领事的报告把无政府主义混同于布尔什维主义了。[49]可是，那些传单明显地号召中国人掀起一场布尔什维克式革命，已超出了单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鼓动，的确含有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因素。
    那么，是谁在做此种宣传呢？据当事人及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文章，是闽南教育局及《闽星》编辑部。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除了抛头露面的梁冰弦、陈秋霖、刘石心等人，还有“闽南教育局职员冀籍姜某”，即天津来的姜般若。此外，据《申报》1920年4月29日报道，许多传单文字多出自陈炯明由沪请来漳州专办教育的一个人。此人曾在数日前“手持红旗行于漳州各街，后随多人散播传单……约有三十多人受雇分赴各处，向士兵学生及大众演讲。”英国有关报告明确指出，这个人就是1920年春间来漳州充任陈炯明的教育顾问并编辑《闽星》报的张墨池，又名张民权。一些传单，包括反基督教的传单均出自他之手，因而他被视为“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主导人物”。[50]日本领事的报告更具体指出：张民权在教育界和军界的主要追随者有陈嘉瑞、张金发、马天民等，张曾利用在漳州的福州学生和当地学生组成的学生讲演团，在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演说和散发传单。由于张民权等“鼓吹赤化运动”过于激烈，以至不能见容于陈炯明的弟弟，时任漳州警备司令的陈炯光，终于导致张于4月20日被拘并被迫返回上海。[51]此外，刘石心的回忆提到，尉克水、许真风等人曾组织宣传队，号召当地群众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军阀，甚至到陈炯明的军队中向士兵讲演，鼓动他们争取自由，不服从长官。结果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被陈炯光逮捕，后来他们被迫离开漳州。[52]这几个来源不同但有一定关联的叙述，大致都反映了以多种方式在漳州活跃地从事革命宣传的主干是一些同布尔什维克有密切关系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特别是真理社人员。
    1920年4月路透社报导，在漳州所进行的关于苏俄成就及宣称中国人应当追随他们的俄国兄弟的宣传是由一个公开鼓吹布尔什维主义的团体指导的，这个团体由陈炯明将军在漳州建立。[53] 路透社所提的中国人应追随俄国人的宣传是上引4月1日传单上的内容，其所指“鼓吹布尔什维主义的团体”大概就是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说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真理社。
    值得一提的是，真（理）社成员及与之有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特别注重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当然，针对军队的宣传并不限于漳州。维经斯基在1920年6月的报告中说，据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的看法”，“利用南北战争促进社会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现在开始在双方士兵中进行鼓动，号召他们不要相互残杀而应起来革命。”他在8月的报告里提到，由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的《兵士须知》已经由上海革命局出版部的印刷厂印出。该厂当为由共产国际资助、由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郑佩刚主持开办的“又新印刷所”[54]而维经斯基所说的“中国革命者”当指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在提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时，往往称为“同志”。那时鼓动士兵造反的文章和小册子还有“一个兵的说话”、“告军人”、 “目兵须知”、“苦军人”等，虽然表面上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撰写与印发，实际上多有布尔什维克的幕后居中策划。[55]
    据1921年春北洋当局得到的探报，“北京大学俄文教习”曾向“俄之过激党”报告：中国大学生“现已多数赞成过激行为，但可惜在军队中尚无人，是以一时不能起事传播。……尚能从军队入手，不过百日必能成事。…… 若以共产均分之主意告之，无不乐从”。 [56]探报中的“北京大学俄文教习”很可能是与中国无政府主义组织联系密切的俄共党员、共产国际在华北的联络员柏烈伟。[57]
    约在1920年前后，在上海印刷的小册子被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散发到中国的一些兵营。张墨池、张电池兄弟及六不如、洪罗漫、索非等人在北方组织了“兵丁贫民共产团” 。他们曾在河北保定、邯郸等地军队中进行散发传单、邮寄小册子的宣传活动。在河间、高阳兵变时无政府主义者印发的《兵变歌》里，有“大家去革政府命”，“做出一个好世界”，“幸福不让俄罗斯”等词句。 在南方，在张墨池影响下搞起来的 “江苏兵丁贫民共产团”也进行了类似宣传活动，季方曾到南京把卷好的“兵丁贫民共产团”的小册子从墙外扔到兵营里去。据他回忆，“南京没有印刷基础，是在上海发动的，我们联合行动。”[58]这些军运宣传显然是AB合作活动的一部分。
    在各国运动军队起义是共产国际的方针之一。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特别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要在军队中开展“有组织和有力的宣传”。 [59] 在共产国际资助下于1921年夏建立的日本晓民共产党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便是大量印刷并散发传单号召士兵造反。[60] 可见鼓动军队暴动也是那一时期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一个工作方针，而由一贯主张消灭政府、军队等国家机器的无政府主义者来具体实施又再合适不过。
    AB合作之组织活动
    布尔什维克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接近与合作的目的，不仅是要共同从事社会革命，还希望使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及其社团发生转变，成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政党的部分组织基础。在这类组织活动中，真（理）社被视为可资利用的一个社团。
    1.支那共产党
    
    1920年4月下旬，《闽星日刊》刊登了一则告示，劝勉“凡抱过激主义而欲入党者”，开列姓名，邮寄至上海中国邮政105号信箱陆式楷查收，以便注册。[61]这则告示究竟要让在漳州的激进分子们加入什么组织或政党，目前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更为密切。告示是波塔波夫仍在漳州时刊出的。据说，波塔波夫到漳州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利用陈炯明的关系，“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62] 这个“共产党”很有可能是张墨池后来赴苏俄时所代表的“支那共产党”，因为那则告示似乎同刚于4月20日离漳返沪的张墨池有关；张又与在新华学校办世界语夜校的陆式楷和斯托帕尼过从甚密；[63]且后两人都曾同波塔波夫一起活动。[64]
    陆式楷等所在的新华学校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的外围机构。这个“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是曾准备成立的“支那无政府共产党”[65]之基础。张墨池的“支那共产党” 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有关联，同拟建的“支那无政府共产党”名称相似，但它却不是纯由无政府主义者主动发起的。1920年2月，与该党发起有关的陆式楷同斯托帕尼的活动为当局所注意，陆在被警方询问时承认自己与世界语夜校的同事正在为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工作；[66]而在布尔什维克在华的重要中心《俄文上海生活日报》工作的斯托帕尼则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布尔扎维克党”。[67]他们所开展的活动，与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活动分不开。忙于建立中共的陈独秀、沈玄庐曾被邀到新华学校来讲演；同时，斯托帕尼也教授外国语学社（实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掩护机关）的学生和团员们世界语，并鼓励和介绍其中的一些人到苏俄去学习。[68] 同时，他们还进行罗致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组织的工作，在漳州刊出告示要拥护布尔什维克者向陆式楷登记入党，即为一例。这个“党”，大概就是英国情报部门注意到的在上海与陆世楷有关的“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组织”。[69]
    关于支那共产党，我们目前知道的情况很少。1921年秋，张墨池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密码介绍信去苏俄。[70]他在西伯利亚曾对赴莫斯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秦涤清说，他从中国动身之前，曾通过姚作宾从高丽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金立处得到共产国际的资金，在上海召开过一次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商讨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和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问题，但与会多数代表反对这两项动议，只有少数人坚持派代表赴会。与他一同代表支那共产党赴俄的还有空三（即北京大学女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陈廷璠），他们行将在北京出版《社会运动》。据张的叙述，并参以其他资料，可判断出，支那共产党除了在南方有一些成员之外，在北方可能有同空三一起在北京办《社会运动》、办世界语学校并常同柏烈伟一起开会的陈德荣、黄凌霜、刘果杭、王伯时、陈友琴、黄庆、徐名鸿、陈声树、吕傅周和冯赣等人。以北大无政府主义组织互助团为主的这伙人与上海、四川、汉口、广州、山东、山西等地和日、韩的无政府主义者互通声气，当时北洋当局称之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党”。[71]
    尽管支那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获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有那么一些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充其成员，但实际上，支那共产党同当时出现的若干其他“共产党”，如以“大同党”为基础建立的“东方共产党”类似，其组织几近虚构，是一些人利用来充数、邀功，和向共产国际争取资助的空头党。[72]
    2.社会主义者同盟
    在笔者叙述真（理）社和支那共产党的情况时，一些细心的研究者可能会注意到，它们的人员组成和活动情况与社会主义者同盟有某种重合现象。譬如，华林、黄凌霜、陈德荣、刘石心、张墨池、尉克水等人分别是社会主义者同盟华北、华南、华东分部的成员；当真理社存在于漳州时，那里也有社会主义同盟的活动；参加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柏烈伟同时与真（理）社骨干有联系。这说明，真（理）社与社会主义者同盟之间有着某种关系。一个证据是，1920年夏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又新印刷所重印了1919年真理社出的《兵士须知》。[73]据郑佩刚回忆，这类号召士兵造反的传单“是由打入军阀军队中进行瓦解军队工作的A.K.G.组织成员干的。”[74]郑所说的“干”过于笼统，可以让人理解为撰写或是散发这个传单。不过，无论哪种解释都可以说明，社会主义者同盟中有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的成员，而由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部分成员组成的真理社应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构成部分。此外，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又新”印刷所还印刷景梅九主编的《自由》杂志，该杂志算新华学校世界语夜校的刊物，而该校是与支那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此外，与中日社会主义者同盟都有关系的施存统与谢晋青担任《自由》杂志驻日代表。[75] 这至少说明，支那共产党的一批重要骨干也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同当时已算作马克思主义初步信仰者的人有着合作关系。
    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各派社会主义者参加的统一战线式的组织，同盟中有许多无政府主义分子，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信仰者。这个同盟的产生，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主“创立”的，而是最初由俄共党员柏烈伟出面提议创建，并在他与其他布尔什维克如维经斯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各地发起成立的；并且他们还资助、甚至直接加入了该同盟。
    布尔什维克在向中国无政府主义建议组成社会主义者同盟时是这样说的：苏俄革命已告一段落，希望联络亚洲有革命倾向的势力，愿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为社会革命共同努力。[76]这表明，是布尔什维克（以B表示）主动与无政府主义者（A）进行接触并建立了直接合作的关系，即AB合作；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让个别同自己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信仰者（以M表示）[77]同无政府主义者结盟，这才产生了后两者之间的联盟。亦即分别有了BA和BM后，才有AM。不难看出，在中国促成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初步信仰者结盟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由于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信仰者是完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手段的，通常也可将他们视同B派。[78] 有的地方，特别是在广州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情况有所不同，它始终只是由两名俄国布尔什维克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组成，是BA直接联盟的类型。
    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是孕育中共胚胎的母体。它在汇集信仰不尽相同的社会主义者共同从事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促使其中一部分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然后把一些人吸收入蕴含于同盟之中的共产主义小组，从而使共产主义小组的内核逐渐扩展成为共产党。正像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中所说，力求使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混合的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许多早期中共党人，包括沈玄庐、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毛泽东、陈公培、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王尽美等人都经历过信仰或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阶段。促A转化为M（B）不仅可行，也是实际上发生的事。例如，于1920年9月召开的有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会议上，曾投票表决无政府主义者帮助布尔什维克问题。李泽洛维奇等几名布尔什维克代理人和追随他们的少数无政府主义者竭力说服大多数不赞同AB合作的与会者改变信仰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后来，李泽洛维奇还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黄凌霜和袁振英去武汉说服恽代英等人加入共产主义组织。[79]这显示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是承担团结和转化任务的、具过渡性质的组织。
    五、AB合作的背景与原因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会在中国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络并携手合作？为什么中国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客观上帮助了布尔什维克进行宣传，乃至参加中共初期组织？对此，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的解释是，因为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找错了联合对象，或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才产生了误会的合作；甚至有人以为是无政府主义者自己主动“混入”或“涌入”了早期共产党组织。[80] 这样的解释是肤浅的。其实，只要把AB合作放到当时的国际背景中去做一番横向的比较和考察，并对双方的理论渊源、策略等做纵向的追溯和了解，就不难解释这些现象。
    无政府主义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相合之处，如最终目标基本相同：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公共占有生产资料，恢复人的个性与自由；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经济方案也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斗争方式不同（两者中的各派也不尽相同，比如后者中有的采用暗杀等个人暴力行为，有的呼吁总同盟罢工、直接行动和平民大革命），但斗争的对象则相同，都是要打倒剥削阶级和推翻反动国家。二者的主要区分在于：无政府主义派试图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取消国家，希望通过教育、互助合作等方式来改造社会、从事生产；而马克思主义派则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消灭剥削阶级、建立国有经济体系。[81]正是由于有这些分歧点和共同点，因此在国际共运中，无政府主义派同马克思主义派时分时合。
    1917年11月，俄国众多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工团主义者，下同）积极投身于推翻临时政府与各地当局的暴动。不仅起义指挥中枢—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在当时列宁最倚重的武装力量—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中有众多无政府主义信仰者。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该舰队驻地喀琅施塔得驶出的。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消除阶级划分、工人监督和消费合作等法令、宣言深得无政府主义者拥护。多年流亡国外的克鲁泡特金于1917年6月返回俄国后，看到工农自发组成苏维埃以取代政府，曾以为可以出现无国家的社会。十月革命后，个别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加入了苏维埃政府，[82] 一些外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也由于仰慕新俄纷至沓来。
    然而，由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就开始反对布尔什维克采取的限制社会自由、严格集中的生产管理和不平等的物质配给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1918年起便遭到政府的严酷镇压。尽管如此，在内战和外国干涉时期，许多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为捍卫革命果实，与布尔什维克再度合作打击白卫军和外国干涉军，甚至有不少人加入了俄共，时称“安那其布尔什维克”（Anarcho-Bolsheviks）。列宁曾称赞在斗争中表现英勇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成为最富有献身精神的苏维埃政权支持者”。[83] 不过，战争甫停，布尔什维克与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短暂蜜月便告结束，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又开始了。可是，布尔什维克对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采取的团结、争取、合作的方针则延续了较长时间，列宁甚至称国外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是“最好的同志与朋友，最佳的革命者。”[84]
    何以对国内与国外信仰同一主义的人采取如此不同的态度呢？那是因为：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会损害政府的权威，破坏生产与社会秩序，因而威胁到政权的生存与巩固。而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首先只会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冲击并削弱其统治；其次，他们发起的罢工与声援活动能牵制和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及经济封锁；此外，他们代表了不满议会道路的激进革命情绪，有助于把大批群众从第二国际周围拉走，从而壮大第三国际的力量。
    1919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份关于议会与苏维埃的通告中写道：“在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由于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所有革命分子都正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进行活动，从而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或合作。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和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团体都正在加入这一总潮流，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 [85]俄共和共产国际一度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的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联系与合作，或邀请他们参加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或派使者前往联络，或给予资金援助。苏俄政府对A.伯克曼、E.高尔曼等二百多名从美洲来俄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欢迎极其热烈：旗帜遍悬、军乐鸣奏、卫兵护送，“不减俄皇纪念之盛况”，让伯克曼、高尔曼一行人感动万分。[86]
    这种策略与行动十分奏效：一些国际上重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如美、澳等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法国的工团联合总会（CGTU）、英国的工会代表和工人委员会、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CNT）等被吸引加入共产国际或赤色职工国际；不少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者加入了共产党，甚至成为党的领袖。[87]在东方，苏俄与共产国际也把那里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作为联络与支持的重要革命势力，召开过数次有中、日、韩、印、菲等国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会议，筹备建立远东革命政党联盟。如共产国际在日本就联络与资助了以大衫荣为首的无政府主义社团。[88]
    当然，AB合作不是布尔什维克单方面努力便可以造成的。在无政府主义者方面，也有与马克思主义者求同存异、携手斗争的需要。克鲁泡特金十分清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主张国家集权的集产主义者（他用以称呼马克思主义派）和主张自治制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与不同，但他认为：“就目前而论，我们有许多共同行动的领域，各派能够在这些领域一致行动，比如在反对资本及其维护者——政府的斗争领域就是这样。无论我们关于未来社会组织的观点是什么，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坚持这一点：即将到来的革命会导致剥夺资本，因此任何为那场革命做准备的斗争都应当由所有社会主义团体（不管属于什么派别）一致进行。各派在共同斗争中相互交往得越多，就能越快达成革命中应当干什么的共识。” [89]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的教导，其追随者当然遵行不违。由此可知，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在共同斗争中携手也是无政府主义派的策略。具体到国际无政府主义团体同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除了是上述策略的一种应用，也因为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以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开拓了使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变为现实的道路，因而真诚支持布尔什维克。所以应当说，AB合作是一种双向互动。
    在中国，AB合作有其特殊性。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社会主义思潮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在中国传播，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已有数十个无政府主义社团，是主张从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宣传共产主义的主要群体。而那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中国屈指可数，还没有形成组织。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多是国际主义者，不少人懂世界语，重视地球上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有与国际同类团体合作的传统。因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在中国率先欢迎、介绍布尔什维克革命与苏俄，并积极准备响应俄式革命的群体，并最易于向“俄罗斯兄弟”伸出援手。[90]自然，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也愿意并容易与无政府主义者接触并携手。
    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社团接近的目的除了要同他们合作从事社会革命，还企图将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让他们加入共产党。蔡和森说得明白：“我党开始形成时，去哪里找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呢？……当时曾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相信了无政府主义，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他进而指出，短时期合作的意义是使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先进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化”，而成为“同志”。[91]
    中国的AB合作之所以如此多姿多彩，还与那时指导和参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代理人的个人经历与倾向有关。比如，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的领导人A.M.克拉斯诺晓科夫在流亡美国时曾参与I.W.W.的工作，他还委任参加过I.W.W.、十月革命时为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沙托夫(B.Shatoff)当远东共和国交通部长，克氏曾被俄共远东局的一些同事批评为“有强烈无政府工团主义气味”。[92] 这样的领导者，当然会积极贯彻共产国际关于把国外无政府主义派纳入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不会介意派遣与任用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员在中国工作。俄国驻华使馆中第一个宣布愿为苏维埃政权效力的A. A. 伊万诺夫兼具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他曾在法国与克鲁泡特金一同从事革命活动。[93]在上海与无政府主义者携手的斯托帕尼曾声称自己“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说自己之所以要加入俄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是要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级罢了”。[94]为苏俄工作的俄侨李泽洛维奇来华前就与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关系密切。这样的一批人把中国无政府主义群体当作联络与合作的对象毫不足怪。
    尽管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说是首批与共产国际遣华代表合作的人，[95]但他们并非如李璜所说，搞不清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而帮助布尔什维克的。[96]他们其实早在1918年就认识到：“李宁仍宝贵政权，决非无政府党”；1920年又指出，布尔什维克“不是无政府主义”。[97]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携手除有同情与支持俄国革命的因素，出于“因乎时势，先求达目的之一部分”而采行与“同类异派协同进行”，“合力以谋破现社会”[98]的策略，还有想利用苏俄援助金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面。如北京无政府主义组织互助团（亦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共产党”）便企图“联络劳农政府”以“得国际上之助力”；自称支那共产党代表的张墨池到俄国后透露自己要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目的是“想在俄国共产党处弄些运动费”。[99]无疑，A对B的需要与利用也是造成AB合作的原因之一。
    六、AB合作的余绪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同无政府主义派在社会主义同盟内的分裂大约始于1921年初春，直接原因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那时布尔什维克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而退出组织。随后于3月召开的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主要议题便是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
    这样的转变似非偶然。俄国内战结束不久，工人、农民和士兵因不满战时共产主义和俄共的集权，纷纷起来反抗，其中尤以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对俄共震动最大。[100]1921年3月，在强力镇压据说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水兵起义的同时召开的俄共十大，虽然迫于人民压力决定终止战时共产主义、采行新经济政策，但在经济上允许一定程度自由的同时，政治上的集权和思想上的控制更为加强，大会通过了谴责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不久后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也强调共产主义组织的“同质性”（homogeneity），不允许那些早些时候被吸收进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分子继续留在共产国际内部了。[101]列宁强调：“在整个世界，无政府主义正分裂为两个阵营：亲苏维埃和反苏维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102]，这两条遂成为判断无政府主义者是否与布尔什维克站在同一战线的标准。
    在俄国发生的事件和有关决策不会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毫无影响。就在1921年三月会议前后，中国各地社会主义者同盟主要因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分歧而陆续解散。3月27日，在上海AB合作的要角斯托帕尼突然自杀。这名无政府布尔什维克的死大概与当时众多无政府主义者对苏俄国内发生的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大规模镇压和放弃“共产主义”实践后所产生的愤恨与失望情绪有关。[103]
    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瓦解，标志着AB合作的高潮告一段落。但AB合作并未落幕，而是改变为组织外合作的形式。1922年春节散发“贺年帖”及传单的活动、1月15日纪念李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集会和游行，都是中共党员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进行的。这种重新携手似乎与爱罗先珂(Eroshenko)和狄克博(De Cobert)的到来有关。[104]1922年初，在有爱罗先珂出席，李启汉、沈雁冰等中共党员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会议上，曾议决呼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同共产主义者携手共事，并与苏俄合作。爱罗先珂和狄克博还出席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讨论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会议。他们在会上提的AB合作建议似乎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因为同时有报告说，一旦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同意合作，从赤塔派来的苏俄代表将向无政府主义社团提供用于宣传和组织的经费。1922年，刚从俄国回来的张墨池在上海参加了在YMCA举行的有无政府主义社团和中共领袖参加的小型秘密会议。[105]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分歧已经很大、组织分野已很明显的1922年，陈独秀还对黄凌霜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是今日改造社会之健将，只可联合并进，不可分离排挤。”[106] 到1923年，一些地方还有关于“安布携手”的讨论。[107]罗章龙曾回忆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亲密合作一直持续到中共北方区委的建立。[108]
    1923年，广州又出现了一个真社，它是狄克博建立的秘密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同盟(AF)的外围组织。[109]该真社与1919年出现的真（理）社有无一定承继关系，是否为AB合作的另一个产物，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从总体上讲，在中国的AB合作大约在1924年画上了句号。
    AB合作的终结除因国际共运趋势的影响，共产国际及其属下的共产党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排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景梅九看到俄国“平民专政转为官僚化，工卷制度转为资本化”是其遵奉主义的必然结果。黄凌霜以在俄国的亲身经历指出，“当马克思之像遍悬于全国之时，即自由、自发、怀疑、创造之文化的因子摧残殆尽之时。”无政府共产党从俄国得到的深刻教训是：“无论哪种集产的政府，无论政府中人如何可靠，结果终是要到横暴的一途的。”[110] 因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更坚决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苏联、共产国际此时已在中国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1924年，在苏联、共产国际支持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中国无政府主义群体作为一股激进政治势力也开始急剧分化并走向衰落。
    注释：
    
    [1] A.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
    [2] 葛茂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392-396页。
    [3] “杨善德检送《兵士须知》致参陆办公室函件”(1919年5月26日)，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4] 维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奉俄共中央政治局指示于1919年9月到远东。1920年夏他亲自到中国调查了解情况，并指导在华布尔什维克开展组党工作，对当时中国革命组织的情况比较了解。在刊载该文的第16期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中，冯复光的名字写为“Fan-Fu Guan”，周祖羲译、李玉贞校的中译文(《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转译为“方复岗”。
    [5] 参见《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7-751页。张静庐误将冯说成是北洋大学学生(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5页)。
    [6] 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58-1959年版)，创办《新生命》的是成立于1918年的“真学会”。1919年10月25日《晨报》的一则通讯说，定于1919年11月1日发刊的《新生命》系“真社”出版。于鹤年发表于《新人》第1卷第4号的《天津的文化运动》提到，《新生命》于1919年8月创刊。陕督陈树藩1919年8月28日密电中所报告的“近日”邮政检出的七种无政府主义印刷品中就包括《新生命》(《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33页)。
    [7]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卷第325—327页。
    [8] 1919年11月24日天津《益世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说《新生命》只出了两号；FO(英国外交部档案)405／233，107号文件附件1说该刊出了第3期后被禁；志道在《自由》第1期发表的文章中则说此刊共出4期。笔者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看到了该刊第四期。
    [9] 徐善广、柳剑平著《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423页)便如此写，但没有论证。
    [10] 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1部（香港：自联出版社1974年版）第41页。
    [11] “天津的文化运动”，《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
    [12] 刘清扬在“对‘觉悟社’等问题的解答”一文中，特别提到姜般若和本文后面将提到的真社重要人物华林五四时期在天津所进行的宜传鼓动及其对当时青年思想启蒙所发生的影响。《“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0页。
    [13] 《民钟》第2卷第1期，引自葛茂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720—722页。
    [14] 英国有关部门在一份题为“南洋真社”的密报摘要中，列出传单的标题：“革命原理”、“怎样推行革命”、“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之无政府主义谈”、“工会原则”等。FO228／3211，1919年8月；FO405／233，第107号文件附录。
    [15] “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点滴回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935页。
    [16] FO405／228，第169号文件附录；FO405／233，第107号文件附录。
    [17] FO228／3211，1919年8月秘密情报摘要；FO405／228，第169号文件附录；FO405／233，第107号文件附录。
    [18]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973页。
    [19]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935页。
    [20] 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笔者2002年曾到张静如教授家，询问此资料原件何在，但未有结果。
    [21]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1962年）；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原连载于香港《自由人报》（1951年11月-1952年1月），转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印行）第19辑189册。。上述两人回忆说黄凌霜曾陪同俄国人去漳州，但黄本人仅提到自己陪俄国人去过广州。见 “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工余》第16期（1923年4月），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
    [22]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9年版）第91页。
    [23] 维廉斯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一文中多次把“真理社”称作 “党”。
    [24] 中俄根据《天津租界条款》于1901年5月划定的天津俄租界总面积达5474亩，是在华租界中开辟时面积最大的租界。天津俄租界及俄侨在津情况参见杜立昆著《白俄在天津》，载《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及李兴耕等著《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第13-14页。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引自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在天津的布尔什维克之组织严密，还可从1920年1月15日布尔特曼等十余名布尔什维克根据组织决定，一同从天津结队返回西伯利亚迎接红军一事反映出来。参见M.Kasanin, China in the Twenties (Central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iterature,1973), pp．14-15.
    [26] 王来棣采访、编辑：《中共创始人访谈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27] A. A. Mюллер, В Пламениреволюции, 1917-1920гг (伊尔库茨克，1957年)，第143－144页。
    [28] FO405／233，第107号文件附录。
    [29] 详见笔者撰写的“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时有重要内容被删除）。
    [30] 斯托帕尼是在俄国出生的意大利人，其父曾任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长。其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却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斯托帕尼1919年来华后曾在《上海俄文生活报》工作，并在新华学校教授世界语。
    [31] 李泽洛维奇1917年从侨居地英国来沪，1919年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取得联系并开始为苏俄工作。详见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32] Leong Sow-theng,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 1917—1926 (Hawaii University Press,1976), p.132.
    [33] 肖林在“列宁致函陈炯明的动因和影响”一文中说，从事报告工作的是1917年下半年俄国设在汕头的领事馆(《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12期)。虽然1920年9月以前俄国在华的使、领馆都属原沙俄和俄国临时政府，但不排除旧俄领馆有人为苏俄工作的可能性。另，在汕头海关工作的米库林(G.I.Mikulin)曾因在汕头向中国人宜传布尔什维主义和一次携带2000金卢布而引起怀疑，后发现他按照《俄文上海生活日报》社的指示工作（FO228／3211，1920年11月；1921年4月)。此人也可能向苏俄报告过陈炯明部队动态。
    [34] 参见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所收1919年12月5日“致孙中山函”和同年12月25日发表的“评康戴两君论革命书”。
    [35]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
    [36] 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
    [37] “陈独秀被捕资料”，《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
    [38] FO228／3214档内1920年4月15日的英国情报提到，北京大学某教授派了两名学生到上海。据张国焘回忆，此北大教授应是李大钊，而学生代表则有张本人，另一名大概是罗家伦或许德珩。北大学生到漳州事，可见1920年5月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如山写的《游漳见闻》。
    [39] 参见此二人传记。1920年3月，中国政府有关当局发现俄共党人到了江浙一带，并在学生中活动。FO228／2986，“南京情报报告”，1920年3月季报。
    [40] 维廉斯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
    [41] FO228／2986，1920年4月12日；FO228／2987，1920年4月26日；“大正九年五月三十日驻厦门领事藤田荣介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函”(此件由石川祯浩教授提供，原件藏日本外务省)。日档上此人名张民权。在FO405／228，第169号文件附录 (1920年7月情报综述)中，说为陈将军编辑报纸的是墨池，别名张民权，又名盛国成。且漳州的这份报纸与陆世楷有关系。
    [42] 1920年11月11日美领事报告文件，K．J．McEuen (Commissioner of Police in Shanghai)报告，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第93页。
    [43] A. C. 波塔波夫是俄国革命时投向革命阵营的原沙俄将军，在远东服务。1919年底，他因有革命倾向被日本当局强迫离日而来到上诲。据报，他在横滨、上海和马尼拉建立了为苏俄工作的机构。他与许多苏俄代表有联系，他推荐赴俄的韩国代表受到列宁等领导人接见，并获大笔援助款，可见他是当时苏俄在远东的一名重要特务。关于波塔波夫的情况及其漳州之行见笔者与刘建一的文章《英国档案所见苏俄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联系》，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1期（2001年）。另据2000年伦敦出版的俄国学者A．Pantsov著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和Kryukov教授发表于Far Easter Affairs1999年第2期的文章“曲折地走向联合之路”，波塔波夫1917年夏曾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时恰在中国，是为取得布尔什维克信任以便能回祖国，才为苏俄工作的。
    [44] 海域孤客：《解放别录》。
    [45] “漳州有过激主义传播说”，《申报》1920年4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5月1日。
    [46] “大正九年五月三十日驻厦门领事藤田荣介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函”。
    [47] 根据FO405／228第82号文件内收录的传单英译文转译。
    [48] 可比较1914年所发原文(见《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与《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4页所载“1920年5月11日外交部致内务部公函附件”中该文的对应部分。
    [49] 美国驻厦门领事报告: “在厦门领区内的布尔什维克宣传” (1920年4月10日),见A.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150-151.
    [50] FO228/2986, 1920年4月12日；FO228/2987,1920年4月26日；FO405/228，169号文件附件（1920年7月）。FO228/3140中1922年2月27日的一份报告说张墨池非常可能是曾在厦门为陈炯明写文章的人。
    [51] “大正九年五月三十日驻厦门领事藤田荣介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函”。该函还报告，不久，漳州出现许多从上海输入的书籍杂志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书占多数。这可能是上海的苏俄代理人所为。比如，在上海为苏俄工作的李泽洛维奇就曾通过他的中国朋友把从英美收到的部分社会主义宣传品送到漳州(FO228／3214，1920年6月报告)。
    [52] 刘石心：“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点滴回忆”。
    [53] FO228／3214，1920年4月29日报告。
    [54] 李玉贞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台北，大东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2号文件。关于又新印刷所，见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
    [55] 譬如，1921年2月印发与《兵土须知》名异实同的《一个兵的说话》和其他传单的三无学社，是从海参崴归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哲文在俄共党人果尔克夫的指使和资助下组织的(《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82-84页 )；1920年2月刊登《告军人》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被视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出版物之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4号文件)。
    [56] “傅柏山致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申振林禀”（1921年4月12日），引自方庆秋“关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的几个问题”，《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57] 上述报告可能就是维经斯基1920年6月信中提到的柏烈伟教授寄来的与军队工作有关的两个报告之一。
    [58] 《拾脚印》网站http://hexun.com/jiyesjy 季方口述《白首忆当年》中之 “张墨池与兵丁贫民共产团” （2007-11-8贴）。此网文由张墨池外孙张建林发给笔者。口述与整理成的文章略有不同。另参见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43页。
    [59] J. 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19-1943, Docume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vol.1, p.169.
    [60] 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成员、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代表近藤荣藏1921年4月到上海从共产国际代表朴镇淳处领到运动经费。后来他曾对人说，那些印刷品就是使用共产国际经费的收据。R. A. Scalapino, The Early Japanese Labor Movement (Press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1983), p.168.
    [61] “收英使哈参赞致刁秘书函中译” (民国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中华民国九年)》1968年印行，第106页。在FO228／2986档案，1920年4月27日《英国驻厦门领事致英国驻华公使函》中，文字略有不同，为让“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登记。原文的确定须待找到刊载该告示的那一期《闽星日刊》。
    [62] 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台北《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1991年3月）。遗憾的是周对此没有注明出处。
    [63] 英国情报认为《闽星日刊》与上海的陆式楷及其他世界语学者有关系。FO405／228，第169号文件附录。
    [64] 他们就是上海当局探报所称于1920年4月11月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华工同人会等召开的会议的“俄激党保的保夫、旋笃片呢、陆疾侵”。见1920年5月5日《新闻报》载“过激派在沪活动之查禁”。
    [65] 1919年夏，全国各无政府主义团体曾召集大会打算联合成立“支那无政府共产党”，但会上没有达成组织联合的结果，仅发布了“支那无政府共产党联合大会告失败书” 。支那无政府共产党后来也没有成立，但有人曾用该党名义活动。
    [66] FO228／3214，1920年2月19日报告。
    [67] “俄国同志V．Stopani来函”，《民声》第31号（1921年4月）。
    [68]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施存统1921年在日本被捕后供述，在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其他主义宣传的学校，有在法租界的世界语学校”。引自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附录第486页。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俞秀松当时也学习世界语。见《俞秀松日记》1920年6月29日等处，转见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等。
    [69] FO228/3214，1920年6月报告。
    [70] 英国档案FO 228/3140内1922年2月27日的一份报告记载，张墨池从俄国回来后供述自己数年前曾到德国和南非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在返程途经莫斯科时恰逢俄国革命。自那以后，主要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工作。张墨池女儿张美美提供的资料说，张曾对家人说自己是俄国革命后第一个到俄国的中国人，并且曾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契切林家做客（见2007年4月22日张美美给李丹阳的来信和同年9月18-21日期间在广西桂林市和兴安县她对李丹阳、刘建一的谈话）。但张墨池于1921年9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文章“俄国西伯利亚革命前后的观察”称自己以前曾在俄国住过四年，于1917年春俄国革命前回国。若在1917年前归国，张就不可能认识契切林了。
    [71] 《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78-81、160-161、167页。
    [72] 关于大同党，最近已经有了新的资料。笔者这里的论断不妥。大同党非虚构，但很松散。
    [7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2号文件。
    [74]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
    [75] “施存统的供述”，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附录第486页。
    [76] 此为综合柏烈伟、米诺尔和佩尔林等所述大意。参见郑佩刚和刘石心等有关回忆。
    [77] 这里不使用通常所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C)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太笼统，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也信仰共产主义。用“M”其实也比较勉强，因为许多人是在加入共产党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之前并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
    [78] 如一些写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AB合作的著作，就将山川均、堺利彦等马克思主义者视为B派。
    [79] FO228／3216，第41号文件，1920年12月4日；FO228／3211，1921年5月报告。袁振英曾回忆自己去武汉劝恽代英加入中共的事。《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978页。
    [80] 譬如，林雨如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状况与特点的历史”一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中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还不懂得区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因此他们在传播无政府主义时也介绍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原理。”皮明庥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里使用了“涌入”一词。
    [81]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 — Exponents of the Anarchist Philosophy (New York：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Alen Ritter, Anarchism —A Theoretical Analys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等著作。
    [82] M.A. Miller, Kropotki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38.
    [83] P.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96-199.
    [84]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Progress Publisher), Vol.29, p.562.
    [85]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vol.1,pp.66-67.
    [86] “新罗维夫与纽约世界报记者之谈话”，《民心周报》第22期（1920年）。按，新罗维夫现通译为季诺维也夫。另见Soviet Russia, v.2, no. 5 (31 January 1920)载Goldman和Berkman 从彼得堡给纽约的朋友信中所谈对新俄的感受。
    [87]英共的莫费(J．T．Murphy)、美共的米诺尔(R．Minor)和法共的孟纳特(P．Monatte)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88]这样的会议在1920年至少开过3次，参见英国社会党左翼的周刊The Call，1，8 April 1920上的报导；G. Beckmann & Okubo Genji,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2-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0.
    [89] P. Kropotk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ords of A Rebel (Canada, 1992), pp. 203-204.
    [90] 1918年3月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劳动》月刊反映了这种态度。如有文章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过激党传的消息，格外得人欢迎”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卷，第170—171页)。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后来写道，社会上一般主张革命的青年，大多数曾“欣幕布尔扎维克政府的成功，要想利用强暴的兵力，来达到所主张的目的”(“虚无主义的再生”，《民铎》第4卷第4号，1923年6月)。1924年5月发表的《无政府共产党上海部宣言》写道：“一听俄国革命消息……我们—无政府党—当时也予以极浓厚的同情，并极力予以帮助。”(《自由人》第3期)。
    [91] 《一大前后》(三)，第77-78页。
    [92]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197; Kasanin, China in the Twenties, p. 18. 1920年4月成立的远东共和国不仅是苏俄与日本间的缓冲国，而且是苏俄同中国联系的中介，负有支持中国革命势力之责。克拉斯诺晓科夫虽在远东局内不主管对东亚各国的工作，但1920年8月成立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第一任主任布尔特曼曾是他的直接下属；远东共和国派到北京的优林使团，一度成为布尔什维克在北方的指挥中心。
    [93] 参见拙文“最早与李大钊接触的苏俄代表—伊万诺夫”，《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该文发表时被错误修改处应更正，如文章开头应为“李大钊从1918年(不是1919年)秋起连续撰文热烈称颂十月革命”。关于柏烈伟，应删去“已在北大任教的俄籍教授”几字，因他1918年不在北大，也从未当过北大教授。
    [94] “俄国同志 V.Stopani来函”。
    [95] P. Zarrow,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p.210.
    [96]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97] “俄国过激派施行之政略”，《劳动》第2号；“现代俄罗斯的研究”，《闽星》第2卷第8号。
    [98] “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同类异派的真正态度”，《民声》第30号增刊（1921年4月5日）；“反对安布携手宣言”，《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109期（1923年2月5日）转引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65-666页。
    [99] 《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81页；抱朴：《赤俄游记》。
    [100] 这次水兵起义的主要诉求是要让人民有选举苏维埃、结社、工作与经营的自由，反抗俄共官僚对人民的新的强制与奴役。
    [101] Degras (e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 282.
    [102] 转引自B.Lazitch & M. M. Drachkovitch, Lenin and the Cominter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2), vol. 1, p.227.
    [103] 斯托帕尼曾在致《民声》函中表达他对“少数人握政权，且所有产业均握于操政权人之手中，很容易复行产生新资本家之危险”的担心和对“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的反对。他所追随的克鲁泡特金早已对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不满，认为革命不能制造，更不能采用专政手段。
    [104] 爱罗先珂(Eroshenko)是俄国盲诗人，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来华前因出席日本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参加五一示威游行而被日本政府指为“有共产党嫌疑”，并驱逐出境。见1921年5月17日《觉悟》；1921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狄克博(DeCobert)在美国的职业是医生，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自称是克鲁泡特金和K．李卜克内西的朋友，大约1919-1920年间曾在俄国。
    [105] FO228/3140, 1922年2月27日报告; 1922年3月7日报告。FO228／3140，第2号文件。
    [106] “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工余》第16期。
    [107] 如四川卢县红社特为此刊登《反对安布携手宣言》，载1923年2月5日《国风日报》副刊《学汇》。
    [108] 按，中共北方区委1924年成立。
    [109] 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卷和其他书有关资料及郑佩刚的回忆。原来AB合作的中坚分子如黄凌霜、郑佩刚、景梅九等人参加了AF。他们此时虽已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但不排除苏俄、共产国际仍利用他们作为破坏现存社会之工具。狄克博的背景颇不一般：英国情报部门说他是苏俄代理人，他在中国自称与在苏俄的人有联系，并被要求收集印度人在沪出版的报刊（FO228／3140，1922年3月7日）；1923年他曾向孙中山提出莫斯科向国民党提供援助的条件。(FO228／3211，1923年10月)。1926年3月18日国共联合在广州召开纪念巴黎公社大会，继张太雷、林祖涵、刘少奇、邓中夏和法国人摩宁等人演说后，有“德国革命同志狄克博”演说(1926年3月19日《工人之路》，转引自陈叔平“我国首次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百年潮》2001年第7期。此人大概就是前述与李卜克内西相识的狄克博。
    [110]老梅“自由真谛底研究”《自由》第二期（1922年2月）；“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 《工余》16期；“无政府共产党上海党部宣言”，《自由人》第3期（1924年5月）。均载于《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
    作者简介：李丹阳先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代末赴英国留学，2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探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源头，在中共早期历史、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中苏关系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赞赏。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