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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2004年)之后,第十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2015年)的主题再次回到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虽然关注的主题相近,但讨论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持续加深,这不仅是全球经济危机,更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改变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秩序,也是全球文化价值秩序。在重构全球文明对话秩序中,中国现代性话语正在经历“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转变。如果说,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所追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中寻找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传统,并沿着马克思话语的中国化路径来走,那么在今天复杂现代性的语境中,如何基于中国经验重写唯物史观和现代性,创制走向世界的中国思想、中国学术,已成为第十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宗旨之所在。聚焦同一主题的两次论坛,反映了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前后两个具有重大差异的历史坐标。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的现代性话语创制必须站在中国立场上,书写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话语。 中国新现代性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 尽管复杂现代性语境中包含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话语遮蔽、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向度,但是中国发展的主线、人民的主要期盼依然是现代性,学界对中国道路也更多地从现代化角度来加以研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获得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和目标。我们需要还原一个本来就存在的历史坐标,即自1840年以来中国就一直走在现代化道路上,今天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继续。统一的历史有统一的坐标,有统一的衡量尺度。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历史学家对1840年以来中国17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划分:1840年到1919年属于近代史,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属于现代史,1949年以后划入当代史。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特殊矛盾和特殊追求,但是如果把它僵化地当作各自追求近代化、现代化、当代化的目标,就极为不妥。这种历史时段的划分把统一历史切割为近代化、现代化、当代化,遮蔽了中国现代性道路的统一性本质,使得总问题被淹没,历史坐标也随之消失。其实,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仍然是现代化问题,只不过各个历史阶段人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内涵理解不同,实现的方式不同,实践的主体和领导阶级不同。每一个阶段都在中国历史特定阶段不断尝试着重写中国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目标想象、制度想象和路径想象。我们不能用所谓“特色”来否定整个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根本主线。“特色”仅仅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用新视域重新思考,用新方式新道路重新实现。我们要坚守统一的历史坐标,因为有这样的坐标,才能真正做历史的比较和评判,审视我们的历史究竟前进了多少。我们需要创新,中国道路是中国新现代性的道路,是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新解答。它不同于西方的前现代、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欧洲新现代,甚至也不是原版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空间平移或以之为尺度的中国化,而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根据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创制的、将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性融为一体、以后者带动前者实现的新现代性。所谓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等,都是对这一新现代性某一方面特色内容的意义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