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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的社会根基 中国新现代性出现的语境为何是复杂现代性的,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多元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目标想象,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日益成为差异性社会。首先,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并不是按照西方的现代性节奏出场的,中国道路是对世界复杂现代性的综合书写,西方若干依次更迭的阶段在中国共时出场甚至倒错出场,从社会生产到日常生活、从物质到文化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共存,存在的光谱超长,文化时空差异,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新现代性出场与其他现代性社会根基不同,是一个有别于同质性社会、阶级对抗社会的差异性的社会。其次,中国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利益分化,出现了差异性,从同质性社会转向差异性社会,也不同于阶级利益根本冲突和对抗的社会。差异性社会的特点是: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上趋于一致,但是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上呈现多元和差异。各个群体必然要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就表现为差异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社会诉求、文化诉求甚至生态诉求,综合反映在中国现代性的道路上,就必然产生差异。这种差异的期盼、不同的愿景正在明朗化,出现了若干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复古派、民粹主义、教条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在道路问题上有鲜明主张,彼此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甚至冲突。这表明,在文化观念上、在未来中国道路期望上必然是多元的。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多元语境中谈论现代性,尤其是遇到多元化与对现代性的多元表达,这些对中国道路的表达,具有冲突性、冲撞性,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思维撞击,它都有可能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有观念产生摇摆。如何融合多元成就一元,是马克思主义引领学术创新的当代使命。 警惕陷入“半现代”的历史陷阱 其实,在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问题上,“半现代陷阱”问题更为至关重要。自1840年至今,清王朝和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相继灭亡退场,都不是在纯粹封建形态上,也不是在完全现代化形态上,而是走在半现代化过程中灭亡的。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半现代”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警醒的历史陷阱。比起纯粹的前现代来说,片面的、局部的和阶段的现代性,似乎多了一些东西,容易使人陷入超然的陶醉和暂时的满足,甚至对于某些既得利益阶层产生依赖和迷恋。但是,“半现代”依然无法从根本上完成历史性重大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必须彻底摆脱“半现代化”过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宏阔历史进程的逻辑必然。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导引着中国现代化必然形成清晰的目标指向和明确设计,而不是进行所谓“走一步看一步”式的道路探索,以满足于一时的发展,同时更导引着渐进式改革必然要打破利益结构、体制机制完全固化的藩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制度化运行的有效动力。客观上,现代性的秩序是稳定的,现代化导致不稳定,半现代状态就是特不稳定时期,正所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矛盾加速积累,问题急剧增多,因而不稳定。所以,重写中国新现代性,解决问题主要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加速实现中国新现代化。 中国的新现代性用中国方式解答了世界现代化在中国的问题,也创制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多元现代性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绝不是与世界现代性隔绝的另类,也不是照抄照搬式的空间平移,而是一种重新书写和重新解答。中国的新现代性道路不仅是对世界现代性路径的丰富和拓展,也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创制的重要基础。我们要用中国当代的唯物史观来观视中国新现代性,更需要用中国新现代性实践来开拓中国的唯物史观。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历史和问题出发,以中国的历史坐标为尺度来加以校准,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上,从自己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出场,原创地书写中国自己的新现代性,以此重新创造自己的理论话语,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中共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