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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③参见易建平：《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从摩尔根到塞维斯：酋邦理论的创立》，《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④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编第2章“易洛魁人的氏族”、第5章“易洛魁人的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6、439页。 ⑤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皋陶谟》，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7页。 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1《哀公问于孔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此段记载亦见于《礼记·哀公问》、《孔子家语·问礼》。 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6页。 ⑧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6《尝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33页。 ⑨徐旭生曾指出主要的部落集团之间“和平相处为常态，战争状态却是暂时的”。(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⑩《史记》卷1《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页。 (11)洪兴祖：《楚辞补注》卷3《天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页。 (12)以往研究中被指为古代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例证，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例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所发现的以人头奠基，应当是氏族部落间猎头习俗的反映。再如殷墟所发现的人殉人祭，被杀者应当是战俘，而不是奴隶。古代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成熟阶段的夏商周时期，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被压迫阶级的起义与战争，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并未尖锐化。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秦以后的事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早期的发展主要是沿着和平共处的道路前进的。 (13)《史记》卷2《夏本纪》，第51页。 (14)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禹贡》，第201页。 (15)五帝时代“禅让”的史载还见于儒墨两家的著作，这虽然是儒墨两家为阐明自己的学说而附带言之，但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庄子》、《吕氏春秋》等书亦载相关传闻。近年出土的战国竹简文字，也有相关材料。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篇载：“汤(唐)吴(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再如上博简《容成氏》篇认为禅让是古代普遍现象，并不止于五帝时代：“卢氏、赫疋(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戎(农)氏……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授)亓(其)子而受(授)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这些都可以作为《尚书·尧典》篇所载禅让史事的旁证。战国时人也有反对此说者，谓并无禅让之事，有的只是“舜偪尧、禹偪舜”(《韩非子·说疑》)、“舜囚尧”(古本《竹书纪年》)。这种说法只是以春秋战国时习见的篡权夺位之事来猜想远古之事。两说相较，远不如儒墨两家之说能够取信。范文澜先生说：“《尧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旧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其中‘禅让’帝位的故事，在传子制实行已久的周朝，不容有人无端发出奇想，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3页)此说甚精到。 (16)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尧典》，第28-34页。 (17)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从萌芽、起源到完全成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大体说来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五帝时期是起源阶段，夏商时期是发展阶段，西周春秋时期是成熟阶段。 (18)孙希旦：《礼记集解》卷21《礼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0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