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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一书在规模、内容、体例和撰述宗旨等方面，都堪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创始之作，它展示了史学在追寻、反思自身历史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艰难而有意义的经历。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时， 可资参考者甚少。他在1938年2月23日的日记中说“无可依傍，以意为之”。除同日日记提到“卫聚贤所撰”外，当时还有一些学人如曹聚仁、卢绍稷、何炳松、罗元鲲、周容、陆懋德、李则刚等，也撰写了与中国史学史有关的论著（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金毓黻未曾见到。当时，他能见到的主要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日记》作“续编”）中关于中国史学史做法的论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的第三章讲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时，专有一节阐述“史学史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他还提出自己的设想：“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率先提出将“史学史”作为一种文化专史进行研究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这是近代意义上中国史家对史学之史的新认识，对史学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史学史》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表现在以排比材料为主。关于这一点，金毓黻在1957年为《中国史学史》所写的“重版说明”中作了这样的阐述：“本书创稿于1938年，系大学授课讲义，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当时著者并未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历史观点，因而缺点甚多。而尤要者，则在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兹以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而本书征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爰由作者略事修订、删削，权作参考资料而重版，当为读者所谅许。”作者在撰写此书后的20年间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著作，感受自是出于真诚。此书对于史学之时代特征、发展阶段、思想成就等均着墨甚少。然而，我们今天还是应当肯定它在20世纪40—60年代产生的学术影响，肯定它在推动学科创建中的积极作用。 此书之内容，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这是从整体上说的，如第四、六、七、九各章，从目录上看，几乎全是列举出来的史家、史书名称。从局部来看，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立见解。如第八章论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学，是近代以来的较早的系统论述，而“论记注与撰述之分”、“论通史”、“史学之阐明”、“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以及关于“刘章二氏之比较”等，都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认识。对有些问题，作者也不苟同旧说，而提出新见，如对元修宋、辽、金三史，就后人“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后贤又病《宋史》冗杂、《辽史》简略”等问题，一一予以辨析，读来都能让人有所启发。（出处：2011年06月28号《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00期） 责任编辑：李秀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