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鉴于国内外学者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相对薄弱，笔者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选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政策为主要内容，系统阐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关注与调查，以及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接收政策的演变、戒备心理日重的教育实态和更加严密的监控管理政策。
    关 键 词：九一八事变 日本政府 中华民国 留日学生 留学政策
    作者简介：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中，有关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生和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间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相对薄弱。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是介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如，中国学者王奇生和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硕士生石田智美，在研究中大都提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罢课回国、创办报刊、组织中华留日学生会等应对事变的活动，以及中国留日学生内部的分歧、矛盾和冲突。①旅日韩国学者孙安石在阐述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后，还介绍了日本政府于1931年10月21日召开的“取缔中国留日学生排日运动会议”②，但未就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展开详述。在其他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和中日教育交流史的成果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内容往往较少，即使其中偶有涉及，关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内容也大多是一笔带过。鉴于此，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政策为中心，系统阐述日本政府对该时期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调查、接收、教育和管理情况，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 关注与调查
    鉴于中国留日学生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潜在影响，日本政府自中国派遣留日学生之初就极为重视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施策，且将之置于向中国大陆扩张势力的重要国策地位。因此，中国留日学生的一举一动，尤其在中日两国内部发生重大事件或中日关系紧张时期，更易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如，中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日本的关东大地震等重大事件，以及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要求、制造济南惨案时，留日学生相对集中的东京、京都、北海道、大阪、千叶、爱知、福冈、神奈川、宫城、山口、长崎、广岛等各都道府县和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及日方的留日学生民间团体等，非常注意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动静，并及时上报日本政府。日本外务省、内务省、警视厅、陆军省、海军省、文部省等留日学生相关部门，根据本部门开展的调查，并综合各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信息，制订相应的留日学生对策和对华政策。某种程度上说，在中日两国发生重大事件或中日关系危机时刻，首先开展中国留日学生调查，已成为日本政府应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基本模式。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及其各地方政府立即开始了中国留日学生调查，为日本政府全面掌握中国留日学生动向和制定相应的留日学生政策提供参考。
    拥有专业调查力量的日本警视厅，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就获取了中国留日学生动静的报告，并立即通报内务省、外务省(主要是负责留日学生事务的对华文化事业部第一课)、各地方长官及朝鲜、关东各警务局长，以互通中国留日学生信息。1931年9月21日，日本警视总监高桥守雄致函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第一课，通报了一般中国留学生对九一八事变的震惊与悲愤，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各职员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劝谕和安慰，以及奉系留日学生聚集在同泽俱乐部的不安与回国打算等情况。③23日，高桥守雄再次向前述各单位通报了中国留日学生和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的动向。其中，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动向有：吉林省出身的100多名留日学生向南京政府请求回国旅费；22日，在仙台的中国留日学生纷至东京，准备回国。因为在中国东北驻扎的日军第二师团军人不少是仙台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频频传来战死、负伤的情报，当地居民对中国留日学生感情恶化，中国留日学生亦愈发恐惧。④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及留日学生组织的主要动向有：9月19日，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及同泽俱乐部对留日学生发出布告，称正等待教育部的指示，希望学生保持镇静；22日，留学生监督处召开各省经理员会议，讨论各省政府汇送学费问题，无果而终。⑤由此可见，日本警视厅自九一八事变伊始，就时刻注视着中国留日学生、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及留日学生组织的动静，且从其通报的相关单位，可知至少涵盖了留日学生所至的日本各地，以及日本能力所及的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共同结成关注和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网络图。
    日本各地方长官亦纷纷调查本辖区内中国留日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思想状态和活动，及时上报内务省、外务省、陆军省以及相关地区外事课。9月23日，北海道厅长官池田秀雄上报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陆军大臣南次郎，并通报相关地区外事课及爱知、福井、山口、福冈各厅府县长官《所属中国候补士官生退道之件》。该件指责中国留日候补士官生汤漳郎等24人中途退出从函馆出发的青函联络船，且记录了他们9条“反日”言行。⑥28日，池田秀雄再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各地区外事课、厅府县长官通报了《关于中华留学生通信之件》。该件内含驻日留学生监督处致北海道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信件，并附有信件内容及其日语译文。⑦即是说，日本各地长官不顾国际信义，竟私拆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公函和中国留日学生信件，以了解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动静。
    日本外务省自9月19日开始，就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记录中国留日学生每天的动静，包括他们召开大会、向公使馆请愿、组织中华留日学生会的经过及其章程内容、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等，全面掌握中国留日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动向。如，外务省曾详细记述了10月16日中华留日学生会为九一八事变死难者召开追悼会的主要内容：1.三鞠躬，2.主席奉读总理遗训，3.为死难同胞默哀祈祷五分钟，4.开会致辞，5.主席团及士官学生、同泽俱乐部、其他各团体代表致哀悼辞，6.各团体代表演说，7.自由演说，8.提议，9.高唱口号，10.合影纪念(遭到日本政府的禁止)，11.散会时，气氛高涨到了极点，中国留日学生乃上街游行示威，但因戒严而被解散。⑧由此例可见，外务省调查中国留日学生活动的详细程度非同一般。与警视厅和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调查中国留日学生不同，外务省主要采取向邮船会社、驻日留学生监督处、中国各省经理处、留日学生各寄宿舍、同泽俱乐部、留日学生各地同乡会、留日学生就读各学校等咨询的方式，了解中国留日学生的动向。1931年10月10日后，外务省根据各地长官对中国留日学生动向的汇报，分别以10月10日以后、11月、12月、1932年1月、2月为序，按月汇总编订，共计5册。这5册汇报内容，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政府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内容。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厉查禁中国留日学生印制、散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宣传品。如，10月12日，福冈县知事川渊洽马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警视厅、神奈川、爱知、大阪、兵库、京都、宫城、广岛、山口、长崎等厅府县长官及关东厅警务局长，呈送了《中华留日学生会日报》、《广东同乡会秘密决议案》等留日学生印制品的译文。⑨26日，川渊洽马又向前述各位呈送了在九州帝国大学学生朱毅如信中发现的中华留日学生会的《为东北事件告全体留日同学书》。当日，长崎县知事也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以及警视厅、北海道、神奈川、大阪、兵库、山口、福冈等厅县长官，呈送了在留日学生信中查获的《中华留日学生会日报》。⑩11月4日，警视总监高桥守雄向相关单位通报了《关于在本邦民国人留学生等的排日运动状况件》，列举了警视厅查获的从9月27日至10月23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反日”宣传品，共计29件。(11)外务省以这些“反日”宣传品的发行日期为顺序、按照题名、署名、内容大意列表，并在遭到日本政府“禁止”处分的日期栏中注明“禁”。其中，遭日本政府“禁止”处分的“反日”宣传品有13件(12)，占总数的45.2%。因为日本政府严禁中国留日学生散播、发行反对日本侵华行动的宣传品，所以，中华留日学生会迁至上海后，发行了专门揭露日本侵华政策和行动的《暴露》杂志，每周五出版，其中一部分秘密寄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第二，重点调查具有“反日”倾向的留日学生及其言行。11月18日，日本警视厅发现了中华留日明大校友会寄给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陈碧生的信内有《暴露》杂志，警视总监高桥守雄遂敦促外事课注意此人，并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北海道、宫城、千叶、神奈川、爱知、兵库、京都、大阪、广岛、山口、福冈、长崎各厅府县长官，通报陈碧生的基本情况，即陈碧生“原籍中华民国福建省闽侯县，新住所：府下户冢町下户冢五七一、改明馆内，现年24岁”。(13)19日，高桥守雄又将查获的《暴露》杂志的译文呈递前述各位。如此，陈碧生就上了日本政府各级外事部门和各地政府重点监视的黑名单。12月10日，高桥守雄再次通报前述各相关单位、人员，提醒注意中国四川邓都县人王大生：该人现年20岁，是工业大学留学生，他以“忘尘”署名在《邓都》政务周刊第62期发表《望南京、广东政府速速实现合作》的社论，要求两政府立即合作，然后对日宣战。(14)其他具有类似“反日”倾向的留日学生多被划入日本各级行政、外事、警察和学校重点调查对象。
    第三，密切关注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和在学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开始调查本辖区内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动向和学习情况。11月28日，京都府知事黑崎真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指定的各厅府县长官，通报了在京都的中国留日学生变动情况，计有两个表格。其一是“中华留学生变动表”，以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第三高等学校、高等蚕丝学校、私立同志社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变动及其理由列表；其二是“中华留学生在籍者表”，即从10月到列表之时中国留学生在学者表格，主要记录了每位留日学生的姓名、入学年月、所属学部、出身省别、备注等基本情况。(15)12月2日，宫城县知事汤泽三千男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各厅府县长官，第4次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动静，并将已经归国者列表，且记录归国者在归国前的日本住所、职业、姓名、年龄及备注。(16)其他各地政府也不断上报中国留日学生的变化情况，与相关都道府县互通信息。
    第四，时刻注意中国驻日公使馆、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等留日学生监管机构的动静。中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及其他留日学生组织等，负有监管、组织和照顾留日学生的责任义务，因此，它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动向成为日本政府关注的重要内容。12月4日，山口县知事平井三男将驻日留学生监督处致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中国留日学生的信件及其译文呈送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指定的厅府县长官。(17)7日，长崎县知事铃木信太郎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相关厅府县长官，呈送了留学生监督处致长崎医科大学及高商中华留日学生同窗会的信件。(18)12月15日，新任警视总监长延连向内务大臣中桥德五郎、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犬养毅及指定的厅府县长官，通报了中国留日陆军学生管理处对留学生的通告，以及浙江省留日学生经理处与该省教育厅发布的训令。(19)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持续监视中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留日陆军学生管理处及中国国内教育部门致留日学生的信件、指示或训令，其目的除了解中国留日学生的动静外，主要是为日本军部进一步扩大侵华行动搜集情报。
    果不其然，九一八事变的硝烟未尽，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将侵略中国的战火由东北烧到了上海，但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调查模式、调查内容基本未变，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留日学生基本情况的调查。1932年2月13日，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致函东京帝国大学等79所高等院校的总长、校长，请他们调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动静的概况，以及他们学校对打算回国的留日学生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并将目前仍在学的中国留日学生的姓名、出身省份、学科学年、学费所出、缺席情况、惩罚、回国、学习态度等列表上报。(20)坪上贞二提醒前述各位总长、校长，在列表时应特别注意：1.本表记录范围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所有中国留日学生；2.“学习态度”栏，填写“优”、“良”、“可”、“不可”等评语；3.惩戒的种类为“退学”、“休学”、“谴责”等，如因中日问题受到惩戒的，应单独记录其受到惩戒前后的表现；4.“学费所出”栏，是文化事业部补给生的分为“一般”、“选拔”、“特选”三种(21)，官费生应记录“某省某月多少元”或“中央政府某月多少元”，私费生记录为“私”；5.“学科学年”栏应照下例填写，如“特设预科一年”或“法文科二年”等。(22)可以说，这项调查相当全面、细致。正是根据这些调查，日本政府制定了九一八事变后接收、教育和管理中国留日学生的相应政策。
    二 挽留与接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基于义愤的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准备参加抗日运动，给日本政府的中国留日学生接收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9月22日，日本陆军炮兵学校、户山学校、陆军经理学校的中国留日学生拒绝上课，东京工业大学留日学生同学会决议集体回国。当时，湖南省经理员蒋鼎勋说：“日中冲突事件传来，留学生深感恐怖，担心被袭击，纷纷访问各省经理员，强烈请求快速发给学费或归国旅费。”(23)24日下午1点，其他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秘密决议回国。(24)29日，12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求发给回国旅费。尽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劝说留日学生安心学习，中国驻日陆军留学生监督章鸿春训令陆军留学生按时上学(25)，但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仍从1931年5月的2972人到同年10月底猛降至600余人(26)，回国人数达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80%。日本政府最初认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潮，将随着留日学生领导者的回国及九一八事变的平息而自然终结，且由于“不良分子”的全部回国而剩下认真学习的学生，将有助于其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培养”，反而是“好的结果”(27)，所以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
    但是，随着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急剧下降和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批评，日本政府为改善其国际形象，也在保护和挽留中国留日学生方面作了一些努力。首先，日本政府命警视厅、各地方长官及接收留日学生各校，适当保护中国留日学生免受日本人仇华情绪和对华战争的影响而祸及他们。其次，日本政府继续推行独自掌控的庚款补给留学生制度，保证部分补给留学生的权利，在一般补给生人数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逐渐增加选拔留日学生的名额。(28)最后，日本政府进一步简化入境、入学手续。当时，“日本当局为吸引外国留学生(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增加外汇收入，采取了简化入境手续等方法。中国学生去日本，非常方便。不需要护照，学校给轮船公司开一封介绍信，就可以买到去日本的船票，无须去日本领事馆办任何手续。船到日本后，可自行选择日语补习学校，先过语言关。经过一段时间的日语学习，由中国驻日本留学生监督处出具证明，即可报考自己理想的大学，选学理想的专业”。(29)日本政府积极接收中国留日学生除了一以贯之地培养他们的亲日感情外，还像晚清时期一样有赚取外汇的目的。那时日本需要外汇作为原始资本积累，加速其现代化，而此时的日本要为发动侵华战争积累战争经费，尤其是从“敌国”中华民国赚取的每一分钱就是削弱中国力量而增强日本军备实力的行动。
    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严厉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日”活动，另一方面安抚在学的中国留日学生，所以，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剧烈军事冲突后也渐归于平息，即使在一二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再起回国潮，但回国者只占少数，大多数采取了暂不回国的观望态度，以免耽误学业。驻日留学生监督处从一二八事变三天后的1932年2月1日开始调查现有留日学生人数，向留日各校同学会发出通知，说明发给回国旅费的手续和顺序。从2月4日上午11点到2月24日，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发给回国旅费的留日学生累计698名，其中退还回国旅费而暂不回国者从2月15日的33名到2月24日增至51名，且有扩大的趋势。(30)尤其是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字，本以为再也不回到日本求学的留日学生又断断续续踏上返日之途，且在1934至1936年出现了新一轮的留日高潮。据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专家周一川统计，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的留日学生，在1932年6月有1400名，到1934年6月增至2168名，1935年6月又增至3517名，1936年6月猛增至5662名，1937年6月1日达5934名。(31)一二八事变后，中国留日运动再次出现高潮。这不能不说与日本政府的安抚措施和挽留政策有关。
    当然，此时中国学生的留日高潮也与国民政府的留学政策有关。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陆海空军留学条例》，希望把派遣军事留学生的权力收归中央，但遭到日本陆军省的抵制。(32)1933年4月，国民政府为提高留学教育质量，颁布了《国外留学规程》，规定即使自费留学也要专科以上学历或高中毕业后担任技术职务两年以上者才允许出国留学，提高了出国留学门槛。但是，日本政府仍沿用1901年的《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简化入学手续，致使《国外留学规程》仅对留学欧美有效而对日失效。周一川曾指出：中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去日本留学，即使没有向教育部申请也能很方便地进入日本学校就读，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留日运动陷入“无政府状态”。(33)因此，不少不够留学资格而欲出国留学者，大都利用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抵制，纷纷弃欧美而转赴日本。
    同时，中国学生再现留日热潮，还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以及中日货币汇兑的有利形势密切相关。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中日必有一战的观点流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少人抱着这种了解强敌和以强敌为师的观点赴日求学，所以，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学习日语和研究日本的热潮。当时的日本人米村耿二曾撰文称：“中国年轻人掀起学习日语的狂热，的确是叫人惊喜的事……学日语！去日本！去日本！学日语！这种呼声响遍全中国……然而，最能如实反映这新趋向的，是群集我国为学日语而来的留日学生。”(34)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激增，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1934年1月1日的《申报》曾发文称：日本人对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热潮深感恐惧。(35)9月3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特地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报告了中国留日学生逐渐增加的状况。(36)而且，中日货币汇兑对中方有利的形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激增。以致时人称：“中华民国负笈东渡留学之学生数目……至今春(1934年春——笔者注)以来，其人数忽倍增……将来尚有激增之势。但究其东渡留学之理由……唯最大之理由，实为汇兑之关系。二三年前，日币100元须以中国国币200—300元方能兑换，最近则可以70—80元兑日币100元。其差甚远，故在上海攻读，反不如东渡留学为合算。”(37)我们虽无法断定银元与日元的汇兑之利是否为本次留日热潮的最大成因，但从1934年中国留日官、自费生人数分别为707、1115名，到1936年官、自费生分别是742、5059名(38)，可知在此期间留日官费生人数增加有限，而自费生确实是留日学生人数增加的主力。因此，有利的汇兑形势，无疑促进了当时中国留日热潮的出现。
    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剧增和日本政府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门槛过低，导致中国留日学生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一些留日学生的弄虚作假行为。据统计，截止到1936年1月，日本警视厅共查出25起中国留日学生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入学的事件，其中专修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各5起，日本大学4起，明治大学、东京铁道局教习所、早稻田大学各2起(39)，直接影响中国留日学生的声誉。因此，日本政府担忧培养亲日留学生计划的失败，国民政府也希望借机监督和控制借留学而避难日本的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
    于是，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将中国留日学生集中于指定的一些高等院校，以便监督、管理，提高留学质量。1935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驻日留学生监督陈次溥致函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表示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按年递增情形极为复杂”，故“遵奉敝国教育部令拟具指定留学生所入学校名单呈部请予指定，使学生集中于优良学校以便管理而提高其程度”(40)，并附送了一份《留学生入学学校之指定》。该“指定”主要内容包括：1.指定之目的：减少校数，使学生集中于优良学校以便管理而提高其程度。2.指定之标准：①办理认真者，②学术上有特长之研究者，③对留学生教育有相当之历史与经验者，④交通便利者。3.指定之原则：①日本本部帝国大学全部及有名之官公立单科大学；②官立高等专门学校合于标准者斟酌列入；③私立专门以上学校或全部或一科一部择其特优者列入，之校数宜少并注重于理工农医等实科；④办理职业教育尤其职业补习教育、师资训练，具有特别成绩之学校。(41)其重点是指定中国留日学生入学的各类学校。
    国民政府提出指定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与日本“援照过去特约学校之办法准予酌定简约以便管理”(42)，即按照清末五校特约的办法(43)，由驻日留学生监督处与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及文部省订立特约，故提出了《拟与日本当局洽谈诸点》。其要点如下：1.中国留日学生非经监督处介绍者不准入学；2.非指定之学校，监督处不予介绍；3.无论公私立学校，必须经过正式入学考试方准入学；4.私立学校在规定的入学时期外，不准学生随时或越级入学；5.学生投考学校依照各校报名手续，先在监督处报名，然后由监督处再行咨送各校；6.学生入学考试合格者，由各校通知监督处转知录取各生；7.新学期开始后，各校应将前学期在学学生人数及缺席状况等项通知监督处；8.每年或每次毕业学生姓名，各校应随时通知监督处。(44)这些拟与日本政府洽谈的要点，体现了国民政府确有试图监督和控制留日学生入学、学习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1936年2月14日、4月1日，陈次溥先后两次致函冈田兼一，就前述各项要点，希望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能够参照前清学部与日本文部省订立的五校特约的办法接收中国留日学生。(45)
    日本政府接到陈次溥的多次交涉请求后，认为“指定学校”制度对留日学生的求学限制过多、过严，不利于更多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且有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利用介绍和指定入学的权力控制留日学生的可能。同时，日本政府担心如此过严的指定学校制度将会再度引发留日学生的罢课回国运动，出现第二次反对“取缔规则”运动。(46)故而，1936年1月23日，重光葵外务次官致函三边长治文部次官《关于中华民国留学生入学学校指定等件》，共同研究“指定学校制”的对策，警惕其是否为另一种形式的“留日限制规程”，因而除对几项表示同意外，其余保留回答的权利，并进一步与文部省研究对策。(47)就在外务省与文部省所谓的共同研究中爆发了七七事变，指定学校制度的提法亦不了了之。
    日本政府积极接收普通中国留日学生的同时，更为重视选拔少数优秀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以培养“中日亲善”的高级人才和“模范”留日学生。1936年9月8日，有田外务大臣分别致电在上海的川越大使、在北平的武藤书记官、在南京的须磨总领事《关于优秀的中国留学生招募办法件》，命他们联络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科研院所和学校，选拔极少数的优秀学生作为东亚同文会给费生到日本留学。(48)具体的做法是，与相关学校交涉，在众多的中国学生中选定5名，详细调查他们的学习程度、经历、希望就读学校等，然后报告外务省。当日，有田外务大臣又专门致电北平的花轮书记官，命他通过在北平的近代科学图书馆选拔5名以内的优秀留学生。(49)9月9日，冈田文化事业部长致函驻天津田尻代理总领事，请其联络中日学院藤江总务长，从该校毕业生中选拔3名以内的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同一天，冈田部长还致电驻汉口三浦总领事，请其联络江汉中学斋藤总务长，从该校毕业生中选拔3名以内优秀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50)可见，日本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领馆联络在中国的日方民间团体和各类学校的日方负责人，选拔少数优秀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作为其实施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政策的重点培养对象。
    三 教育与戒备
    日本政府自近代接收中国留日学生以来，往往采取积极接收而消极教育的留日学生政策。这种政策看是自相矛盾，其实恰恰反映了日本政府既梦想实现培养留日学生亲日感情和亲日分子的目的，却又担忧获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中国留日学生成为其向东亚扩张的障碍和对手的复杂心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戒心日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防止分散于日本各地联队实习的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滋事”，特命第24期中国陆军见习生提前返校入学。返校后的第24期陆军见习生与第23期留日陆军学生联合组织“退学救国团”，一致决议：日本政府如不撤兵东北，就退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借出物品，集体退学，并向日本陆军省和留日陆军学生管理处请愿、游行示威。(51)但是，他们的行动根本无法阻止日军挑起的侵华战争。最后，他们决定集体退学回国，并发表退学宣言，表达了留学敌国学难有成的真实感受。
    然而，曾设想回国后与日军拼杀于疆场的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在《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不少人又重返日本学习，日本政府对此决定进行选择性接收，并压缩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实习期限。因为：1.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回国者虽遭到退学处分，但现在变更了派遣者(保证人)；2.他们必须通过陆军省的入学考试；3.此前中国留日军事学生都是从4月到9月在联队实习半年，因此次入学时间为9月1日，日本政府遂借机将中国军事学生在联队实习的时间压缩至从9月1日到10月1日间的1个月。(52)这一时期，靳云鹏、许崇智、陈群、刘文辉、川岛浪速、孟宪治、谢彬等人，成了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变换的主要派遣者。在第25期的首批17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中，曾回国的第24期留学生占了10名，接近总数的60%。1932年9月21日，警视总监藤治庄平致函内务大臣山本达雄、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以及神奈川、静冈、爱知、京都、大阪、兵库、广岛、山口、福冈、长崎、熊本各府县长官，通报了本月15日又有5名因九一八事变回国而遭“修学取消”处分的中国留学生，经过这次再入学手续，没有发现任何言行疑点，准许其中3人入学。(53)日本政府所谓的再入学考试，其实就是根据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对日本的言行态度决定是否准许入学，依此胁迫他们顺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侵华行动，压制其反日爱国感情。
    日本政府虽接收其自认为“可靠”的留日学生，并大幅压缩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实习期限，但陆军士官学校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的戒备和防范之心丝毫未减，反而日趋加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此时故意将中华民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分开，另组“中华学生队”，单独居住、授课和训练。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根本见不到日本学生如何生活、授课和训练的，更不用说什么新式武器或真正的军事理论、知识和技术了。最明显的是，陆军士官学校规定日本学生学制五年，中国学生学制两年半。这并非说中国学生聪明，两年半就可修完日本学生五年的学业，恰恰反映了日本军事院校不肯真心实意教授给中国留学生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实情。在日本军部厉兵秣马、磨刀霍霍指向中国本部之时，几乎无法学到真正现代军事科技的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均感觉异常沉闷”(54)，反映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中国留日学习军事者的尴尬处境和苦闷心情。
    日本其他各校在留学教育中，除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保留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压制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反对伪满洲国的言行，防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挑动中国东北留日学生的反满和抗日情绪。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后，中国留日学生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即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和伪满洲国留日学生，而很多东北出身的留日学生拒不加入伪满洲国国籍，且极力反对伪满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则暗中支持或组织东北留日学生反对伪满政权和进行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为防止民国留日学生的“挑拨”和“煽动”，1936年2月27日，重光葵外务次官在致三边长治文部次官《关于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件》中，指出：“文部省和各学校的努力，在教育中华民国留学生中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自满洲国成立以来，民国留学生多有轻辱满洲建国的言辞，挑拨满洲国留学生的感情。因此，从事满中留学生的教育负责者，在教育留学生的过程中应注意防止留学生中再次出现此类问题是极为必要的。故而，敦请文部省指示从事留学生教育的相关学校，在教育中华民国留学生时，应常讲留学生的根本宗旨是厉行学业，涵养道德，不要对满洲建国说三道四，搬弄是非。”(55)3月30日，三边长治复函重光葵，表示文部省已注意到该问题，今后将努力按照其要求改进。
    日本政府还通过批拨教育经费、补助费等形式，影响和控制从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教师和学校，使其按照政府的留学教育目的培养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3月24日，日华学会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因为留日学生人数增多，教师、食堂、图书馆阅览室、运动场等留学生教育设施严重不足，拟购买上野塾的建筑设施及其场地作为东亚学校的分校区和留学生宿舍，所以申请10万元补助经费。鉴于日华学会在从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中的积极表现，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于3月30日对日华学会发出第38号《指令书》，其第一条即“从昭和九年度(预算费)中支付该会用于购置留学生宿舍及东亚学校分校用地的购入费”，但为保证专款专用，在“建筑物及土地买卖手续结束时，缓交的所有权转移证明的登记簿誊本、建筑物及土地的图形、购入费凭据及其誊本两则应呈交外务大臣”，且外务大臣可随时派员检查购买的建筑物、土地等一切物件，“一旦违反本指令或此后随时发出的指令时，就得交还补助金”。(56)日本政府虽积极资助日华学会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活动，但也规定了相当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确保其中国留日教育补助费落到实处。
    其实，日本政府批拨各项留日学生教育经费的基本准则，就是各教育机构对留日学生教育的“实效”，即是否符合其培养留日学生亲日感情及亲日分子的目的。1935年10月16日，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侯爵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递交了设置东亚学校高级班所需经费补助的申请书，强调其“通过会话、讲读、演说、作文等方面的训练，(使中国留日学生——笔者注)完全掌握日语，以通晓日本事情，取得实用效果为目的”。(57)在申请书中，细川侯爵还详细列举了入学程度、修业年限、学期、入学方式、招生人数、学费、备注等项，以及《设置高级班的经费概算》和《东亚高等学校高等科(新设)规则概要》。冈田对此表示：“对于补助东亚学校昭和十一年度设置高级班所需经费年额金四千元的意见，要看其实绩，再行决定是否从十二年度以后开始补助。”(58)即是说，要看东亚学校设置高级班在教育中国留日学生中的表现，是否完全符合外务省的意图。也即是说，东亚学校设置高级班对实现日本的留日学生教育目的究竟有多大好处，这亦是日本政府补助留学教育经费的根本原则。
    因此，日本多数从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学校，不得不围绕日本政府培养留日学生的既定目的服务。如，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校名、校规的各项规定，如需修改都要向外务大臣申请，获得批准后，还应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登记备案。1935年4月19日，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呈递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名改称及学则改正申请》，提出修改该学校学则第一条、第八条的草案。他解释道：这是为适应伪满洲国成立后来自伪满政权留学生的接受和教育问题，把以前仅针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规定修改为适用于整个东亚友邦的预备教育，并增加伪满洲国建国纪念日休假的规定。(59)细川护立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更名为东亚学校的提案中，指出“预备”已不符合实际，且该校有发展为东亚唯一最完备的日本语学校的抱负，故更改为东亚学校。(60)4月26日，广田弘毅回复细川护立表示同意其修改。5月27日，细川护立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长的身份致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冈田兼一部长，通知其校名从6月1日正式更名为东亚学校。6月12日，东亚学校以新校名正式上报文化事业部第一课林安课长关于校名变更之事。(61)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名变更竟要首先经过外务大臣的批准，更名后还要上报文化事业部及其第一课备案，足见日本政府对从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机构的重视和控制程度。
    日本政府鉴于部分私立学校出于营利目的，肆意招收素质低下，甚至采取伪造证书等不正当手段入学者，败坏了留日学生的声誉，干扰了其培养亲日留学生的计划和目的，故要求私立学校加强留日学生教育监督。1936年1月10日，警视总监小栗一雄在致内务大臣后藤文夫、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文部大臣松田源治《关于在京中华民国留学生激增但素质低下及私立大学的营利化给日中关系带来恶劣影响》的报告中，通报了两个问题：1.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增加固然可喜，但其大多素质低下，导致在东京的中国人士认为日本故意粗制滥造留日学生；2.日本各大学发现了多起不当入学者和伪造证书的事件，其中虽有中国留日学生素质低下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私立大学为盈利而故意隐瞒。因此，小栗总监提请内务、外务及文部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尽快扫除这种留日学生教育的腐败紊乱状况，以使中国留日学生理解日本的“真精神”，认识到日本真正的实力和知识，培养成真正的亲日留学生，使其回国后发扬帝国的威信，强调这是“实现日中亲善、建设东亚的紧急要务”。(62)对此，2月17日下午2点，日本政府在内务省警务官室召开了内务、文部、外务三省协议会，重点讨论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人数激增但素质低下及日本私立大学的盈利化给日中关系带来的恶劣影响问题。最后，会议决定：由文部省召集各私立大学教务责任人向其彻底地讲述招收留日学生的根本意义，要求其自觉寻找有效监督今后留日学生的特殊方法。(63)即日本政府希望私立学校能主动强化留日学生教育，以培养真正理解所谓日中亲善“真谛”的中国留日学生。
    日本政府因担忧中国留日学生获得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使中国变得强大，所以往往采取消极教育的政策，但为实现培养留日学生的亲日感情和亲日留学生的既定目的，又不得不相对完善留日学生教育的基础设施和进行一定程度的知识教育。故而，日本政府总是以自己的留日学生教育目的为中心，以从事留日学生教育的大部分学校进行一定限度的认真教育为准绳，以培养个别优秀的留日学生为“日中亲善”高级人才为代表，在严密监控中开展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活动。
    四 管理与监控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管理”，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监控”更恰当。当然，日本政府自明治末期就针对中国留日学生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监控体系，如日本各级地方政府、警视厅、内务省、外务省、文部省、各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及民间或半官方的社会团体，随时随地监控着中国留日学生的动静。但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的这种监控体制，出现了更加严密、更加暴力、更加常态、更加机制化的特点。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政府不仅对中国留日学生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而且动辄逮捕和驱逐所谓“反日”的中国留日学生，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具体说来，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调查，定期汇报。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对留日学生是逐日调查、记录；1931年10月10日以后，外务省将汇总的各地中国留日学生调查按月汇集成册，但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平息和中国留日学生回国运动的停止，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紧张而频繁的中国留日学生调查活动。不过，从1934年开始出现的中国留日热潮和因华北事件而致中日关系的紧张，又使日本政府决定强化中国留日学生调查和监控。1935年7月18日，外务次官重光葵致函文部次官三边长治，请文部省调查在本国高等学校、专门学校以上学习的伪满洲国、中华民国留学生的在学情况，并于10月1日前分别列表通报。(64)9月，文部省将调查结果转交给外务省，其中包括《官公私立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在学者出身省调》、《官公私立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满洲国留学生在学者出身省别调》、《官公私立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中华民国及满洲国留学生在学者学科别调》、《官公私立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中华民国及满洲国留学生年龄别调》、《昭和九年度官公私立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卒业者调》、《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留学生学校种别在学者数累年比较表》等表格(65)，涉及中华民国、伪满洲国留日学生的出身省份、学科、年龄、毕业学校、就读学校等各项内容。此后，外务省委托文部省的这项调查几成惯例，并由各学校校长在10月1日前进行定期汇报。即是说，日本政府这一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调查和监控，初步具有机制化、定期化和程式化的特点。
    第二，利用警察，严密监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学校管理中国留日学生，往往利用民间团体或半官方团体监控中国留日学生，即使在特殊时期，日本各级政府监控中国留日学生时也很少动用警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直接动用警察监视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且似乎成了常态。这些日本警察“身穿普通西装，出门时和一般人一样，手里多拿着一个蓝绸布小包袱，在中国留学生经常出入的地方游荡，动不动就闯入中国留学生寓所东张西望，很不客气地讯问中国留学生最近看了什么书，和哪些人有来往等。他们对留日学生之间的朋友互访、信件往来和团体活动，均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甚至不惜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私拆留日学生的信件，私入留日学生的住室，偷翻留日学生的文稿日记，几乎成了家常便饭”。(66)如此常态而又严厉的监视，导致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左翼团体和进步人士，只能在秘密状态下活动。1936年2月6日，一位署名石吟的中国留日学生解释说：“在尖锐的监视与压迫下，留在东京的数千中国学生……是绝对没有忘记祖国的灾难的。我们是时刻都在为祖国努力，只以环境不同，努力的方式亦因以稍异。”(67)其中一种方式，是创办报刊杂志，发表介绍日本情况的文章，以资中国借鉴。据统计，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中国留日学生至少创办了35种报刊杂志。这些刊物从“表面上看，似以学术为主……倘若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刊物在学术面目的掩护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抗日色彩，而其救国宗旨则贯穿始终”。(68)因此，精明的日本警视厅在察觉出“异味”后，自1937年2月相继查封了《留东新闻》、《东流》、《质文》、《诗歌》等报刊。
    第三，动辄驱逐，随意抓捕。1933年7月，日本警察当局以留日学生胡风、方天一、王承志、聂绀弩、周颖等人，参加日本的反战同盟活动和参与日本共产党创办《赤旗》报的读书小组为由，将胡风、聂绀弩、周颖及其他留日学生共36名，集体押送至长崎，驱逐出境。(69)1936年4月，正在日本留学的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因拒绝参加欢迎伪满皇帝溥仪访日而惨遭日本警察逮捕，被非法囚禁三周。5月，日本警察当局又以广东留日学生元庆荣发表的《雪恨问答》和《战歌》两部作品有“反日”嫌疑，而将之驱逐出国。(70)创办《留东新闻》的留日学生张健冬、简泰梁和王瑞符，多次受到日本军部中侵华狂热分子的警告和威胁，于1936年12月被迫回国。1937年1月13日，张健冬、简泰梁和王瑞符重返东京，第二天就被日本警察拘捕。25日，三人被判以宣传抗日赤化的罪名，遭驱逐回国。(71)5月下旬，“左联”东京支盟成员林焕平、林为梁(林基路)、任白戈、魏晋、魏猛克、张香山和林林等7名留日学生被日本当局以反日作家的罪名遣送回国。(72)6月，东京世界编译社成员王孔昭、扬式谷、卢耀武、杨宪吾、赵圭璧等留日学生被以抗日分子的罪名分4批遣送回国。(73)同月，日本警方还逮捕了协助绿川英子秘密前往中国寻找丈夫刘仁和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活动的丁克等人。(74)日本政府动辄逮捕、驱逐中国留日学生的行径，不仅导致留日学生人心惶惶，无心向学；而且，中国驻日使馆代理大使杨云竹“对最近不断有留日学生被捕之事”(75)也深表遗憾，不满日本政府的粗暴行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内有关部门对采取如此严厉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监控政策也持有异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外务省、内务省、文部省、警视厅等中国留日学生相关省厅即于1931年10月21日召开了“取缔中国留日学生排日运动会议”。会上，文部省认为禁止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没有实效，提出无需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遭到其他省厅的“非难”，故文部省容许了外务省和警视厅的取缔中国留日学生“排日”运动的计划，答应提供相关情报。(76)警视厅的中国留日学生对策，就是一句话——进行彻底取缔；而内务省则指出根据《治安警察法》可以解散中国留日学生的集会，但解散留日学生的结社团体是困难的。(77)另外，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以及日本内务省、警视厅认为中国国民党是留日学生“反日”运动的后台，强迫外务省要求中国撤退在日本的国民党员。这又增加了外务省应对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困难。因此，日本政府内从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日”运动和采取严厉的中国留日学生监控政策之初，就具有不同意见。
    尤其是随着警视厅肆意逮捕、驱逐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暴行日趋常态化，外务省也对警视厅的野蛮做法提出了异议。1935年11月18日，外务省相关官员就警视厅严密监视中国留日学生和采取彻底取缔的方针提出疑义，表示很难苟同警视厅的做法。他们认为：1.中国留日学生中具有和宣传“危险”思想的只占少数，警视厅的做法却危及大多数留日学生，所以要慎重；2.中国留日学生在报纸上发表的记事，以及通信中不利于日本的内容，有很多都在日本的报纸上公开发表过，不宜把中国留日学生的这些活动全看作是间谍活动和军事侦探。(78)因此，外务省建议应“努力指导诱掖、启发善化，使中国留日学生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柱石，与日本为善，这才是真正的正确使命……对留学生一味地疑惑、监视、干涉、压迫等，在取缔的名义下使大多数善良的学生甚感不快，反而使我国一如既往地成为培养反日者的摇篮”(79)，故请警视厅反省。但是，警视厅对此反应冷淡，继续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采取高压态势。
    当然，日本外务省不满警视厅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野蛮行为，并不意味着外务省就忽视对留日学生的监控，而是强调重在监视他们日常言行和思想动态。1937年4月，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特别职员小林访问警视厅外事课的亚细亚系长光重，传达了外务省请警视厅协助调查文化事业部学费补给生的“思想”和“素行”的目的。光重系长回答：“文化事业部学费补给生的思想及素行的调查极为必要，此系国家的行为，虽多少有点麻烦，但应当调查汇报，警视厅也可借此机会与留学生就读的学校进行联络，对于尚在警视厅管辖以外的住居者可请各府县知事命当地警察进行调查。”(80)随即，外务次官堀内谦介通知各地方知事，传达了外务省请他们协助监控文化事业部在各地的学费补给生的思想及言行。这反映了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和中日关系的紧张，外务省和警视厅在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素行”和“思想”方面达成了一致。由此，日本进入了由警视厅及各地警察直接监控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动向和日常行为的异常黑暗时期(81)，直至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
    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值日本学校夏季放假时期，日本政府估计到了暑期回国的中国留日学生可能会逾期不归，以及在日本各地消暑或学习的中国留日学生将产生恐惧与不安情绪等，故而，在调查和监控中国留日学生的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保护”。1937年8月3日，文部省向各帝国大学、官公私立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及地方长官发出《关于对满中两国留学生采取措施件》，要求各学校根据以下各项要点采取适当的政策，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进行“保护”、“监督”：1.各校教职员要有大国国民的“胸襟气度”，不要“刺激”中华民国留日学生，避免使其陷入不安动摇之中；2.进一步密切与留日学生的联系，充分注意其动向；3.尽管夏季放假，但要区别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是否回国与在留，明确其在留的住所，做到细致入微的“辅导”。(82)当然，这些“保护”和“监督”措施，在不少留日学生看来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监控”。因为日本警察这时的监控更加严厉，甚至百般刁难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行动。
    故而，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9月发布中国留日学生“撤离敌国，回国参战”(83)的训令后，绝大多数留日学生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回国后投身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七七事变之前近6000名中国留日学生，到1937年11月1日仅剩下403人。(84)中国留日学生之所以未能全部回国，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极少数留日学生鉴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都是“就地”解决的实事，天真地认为七七事变也许很快就会“局部”解决，因而无需回国；2.个别留日学生毕业在即，不愿因为这次事变回国，以免耽误自己多年辛苦求学而即将获得的毕业证书；3.也有个别留日学生觉得与其回国后“失学”，不如在“虎穴”日本学习，还可以就近侦查敌情；4.还有个别留日学生因七七事变爆发，家中通信和汇款中断，无法筹到足够的回国旅费，只能暂时滞留日本；5.日本文部省、外务省的积极“保护”措施，使一些留日学生并未切身感受到“威胁”。如，1937年10月12日，文部次官伊东延吉致函外务次官堀内谦介，通报了其再次要求各相关学校充分“照顾”这些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对于七七事变后逾期不归者给予“休学”的便利，即使在未缴纳学费的情况下也保留其学籍。(85)日本政府的这些“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部分暂时不想归国的中国留日学生的情绪。至于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沦陷区各地伪政权留日学生所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则留有专文探讨。
    总体上看，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调查、接收、教育和管理政策，相较以前更加严格、更加暴力，彻底扭转了大正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改善政策。(86)具体说来，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调查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密，更具程式化、定期化、机制化的特点。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接收政策，经历了从九一八事变之初的静观其变，到事变之中的挽留与安抚，再到事变之后抵制南京国民政府提高留学门槛的转变过程，继续坚持1901年以来的既有接受体制和重点培养优秀留日学生的双轨政策。日本的各级教育机构，在教育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知识保留”和戒心日重的现实，集中体现了日本政府既欲培育留日学生亲日感情及亲日分子的既定目的，又惟恐中国留日学生获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后成为日本侵华道路上的障碍和对手的复杂心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日关系紧张的状态。因此，日本政府在管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时，对他们的言行举动和思想动向非常敏感，所以，日本警察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日常监视、动辄驱逐和随意抓捕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也是当时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人数虽多，但其反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活动却相对沉寂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王奇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及其《留学与救国——30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日]石田智美：《満州事変期における留日中国人学生の動静——中華留日学生会の史的役割》，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专攻硕士论文，2008年。另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总10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中，还选编了一些当时留日学生的回忆性文章。如，张持平的《东京文化救亡运动片断》，陈子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东京活动的一些情况》，黄乃的《记留日世界语者的活动》，王子光的《忆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简况》，古子坚的《东京“文化座谈会”的诞生及其活动》，王阑西、赵冬日、胡育德的《关于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的情况》，卢耀武的《我所知道的东京“世界编译社”的一些情况》，颜一烟的《忆中华留日戏剧协会》、《珍贵的记忆——追悼高尔基公演纪实》、《记“留东妇女会”的一次斗争》，毛掬的《“留东妇女会”简况》等文章，主要回忆了当时留日学生团体的社会活动，成为研究留日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史料。当时留日学生刘坚，则在《广东党史》1997年第2期上，发表了《三十年代留日学生革命活动片断》，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的主要革命活动。
    ②[韩]孫安石：《満州事件と日本在留中国留学生問題について》，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所编：《中日文化论丛——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5页。
    ③警視総監高橋守雄：《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地方長官ヨリ報告昭和六年九月中》，《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4300。
    ④警視総監高橋守雄：《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地方長官ヨリ報告昭和六年九月中》，《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
    ⑤警視総監高橋守雄：《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地方長官ヨリ報告昭和六年九月中》，《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
    ⑥北海道厅长官池田秀雄：《配属中国候补士官生退道之件》，《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地方長官ヨリ報告昭和六年九月中》，《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4300。
    ⑦北海道厅长官池田秀雄：《关于中华留学生通信之件》，《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地方長官ヨリ報告昭和六年九月中》，《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4300。
    ⑧外务省：《留日学生ノ動静(外務省?{查)昭和六年九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4300。
    ⑨《1.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月十日以降》，《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5100。
    ⑩《1.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月十日以降》，《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
    (11)《2.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一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5200。
    (12)《2.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一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
    (13)《2.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一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
    (14)《3.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二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5300。
    (15)《2.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一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
    (16)《3.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二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
    (17)《3.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二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5300。
    (18)《3.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二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
    (19)《3.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六年十二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
    (20)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井贞二：《分割2》，《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三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5800。
    (21)关于“一般”、“选拔”、“特选”留日学生的内涵及区别，参见徐志民：《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述评(1896-19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24页。
    (22)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井贞二：《分割2》，《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三巻》。
    (23)警視総監高橋守雄：《因满洲事变在留民国人的动静》，《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地方長官ヨリ報告昭和六年九月中》，《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4300。
    (24)警視総監高橋守雄：《因满洲事变在留民国人的动静》，《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地方長官ヨリ報告昭和六年九月中》，《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
    (25)警视总监高桥守雄：《因满洲事变在留民国人留学生动静(五)》，《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地方長官ヨリ報告昭和六年九月中》，《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
    (26)周一川：《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辨》，《文史哲》2008年第2期，第109页；《留日学生现状》，《申报》1931年11月27日。
    (27)[韩]孫安石：《満州事件と日本在留中国留学生問題について》，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所编：《中日文化论丛——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28)[日]日华学会：《中华民国·满洲国留日学生名簿》第12版，昭和13年印，第18页。
    (29)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0—521页。
    (30)《5.留日学生ノ動静ニ対シ長官ヨリノ報告昭和七年二月》，《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5500。
    (31)周一川：《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辨》，《文史哲》2008年第2期，第109页。另外，[日]日华学会：《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第21—22页)和実藤?{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81年增補版，第544页)，都认为中国留日学生从1933年的1400多人，到1934年猛增至2400人，到1935年几乎接近7000人，1936、1937年仍保持6000人左右。
    (32)徐志民：《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政策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5期，第10页；徐志民：《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交涉留日学生问题探析》，载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26—730页。
    (33)周一川：《南京国民政府時期の日本留学について——1928年-1937年》，载大里浩秋、孫安石编：《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版，第212—213页。
    (34)[日]米村耿二：《日本语万岁！》，《读卖新闻》1934年12月28日。
    (35)《华人研究日本热，日本人认为可恐》，《申报》1934年1月1日。
    (36)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致函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留日支那人学生渐增状况报告件》公信第1000号，昭和九年九月三日，《留日支那学生漸增状況上海ヨリ報告昭和九年九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4400。
    (37)《留日学生激增——汇兑低落最大原因》，《申报》1934年11月5日。
    (38)[日]日华学会：《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第21—22页。
    (39)警视总监小栗一雄致信内务大臣后藤文夫、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文部大臣松田源治：《关于在京中华民国留学生激增但素质低下及私立大学的盈利化给日中关系带来恶劣影响》(外秘第二十九号)，昭和11年1月10日；《中国留学生使用教科書及教育ニ関シ外務、文部、内務三省協議ノ件》，《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十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8000。
    (40)《民国留学生ノ入学々校指定等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一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4800。
    (41)《民国留学生ノ入学々校指定等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一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
    (42)《民国留学生ノ入学々校指定等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一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
    (43)关于清末五校特约的介绍，参见徐志民：《晚清留日学生报刊与中日关系》，《日本学》第1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44)《民国留学生ノ入学々校指定等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一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
    (45)《民国留学生ノ入学々校指定等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一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
    (46)关于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运动的情况，参见実藤?{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81年增補版，第461—494页。
    (47)《所谓留日制限规程教育部认可的留学生应入学的日本学校及其科目》，《日华学报》第六二号，昭和11年7月；《中华民国留学生ノ入学々校指定等ニ関スル件》，昭和11年1月22日付，重光外务次官致信三边文部次官，《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4800。
    (48)《優秀ナル支那留学生招致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九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5800。
    (49)《優秀ナル支那留学生招致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九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
    (50)《優秀ナル支那留学生招致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一年九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
    (51)《中华留日士官学生退学救国团对在东京的全体学生的告别辞》，《归国去》第一号，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七日发行；《留日士官生退学救国团消息》，《申报》1931年10月22日；外务省调查：《陸軍士官学校中華学生隊ノ動静》，《満州事変ニヨル留日中華民国学生ノ動静関係雑件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4300。
    (52)警视总监藤治庄平致函内务大臣山本达雄、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及神奈川、静冈、爱知、京都、大阪、兵库、广岛、山口、福冈、长崎、熊本各府县长官：《关于陆军士官学校民国留学生入校件》(外秘二二九四号，昭和七年九月二日，《陸軍士官学校ニ民国留学生入校昭和七年九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3300。
    (53)《关于陆军士官学校民国留学生追加入校件》，外秘第二五一九号，昭和7年9月21日，《陸軍士官学校ニ民国留学生入校昭和七年九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3300。
    (54)益明：《留东通信——关于最近留东学生的实况》，《文化与教育》第47期，1935年3月。
    (55)《満支留学生教育方針昭和十一年三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5400。
    (56)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致日华学会：《日華学会経営東亜学校分校舎及寄宿舎購入費助成ニ関スル件》，《日華学会関係雑件/補助関係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271000。
    (57)《東亜学校ニ高級班設置ニ要スル経費補助申請昭和十年十月》，《日華学会関係雑件/補助関係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271100。
    (58)冈田文化事业部长致函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東亜学校ニ高級班設置ニ要スル経費補助申請昭和十年十月》，《日華学会関係雑件/補助関係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271100。
    (59)《東亜高等予備学校ヲ東亜学校ト改称昭和十年四月》，《東亜学校関係雑件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386600。
    (60)《東亜高等予備学校ヲ東亜学校ト改称昭和十年四月》，《東亜学校関係雑件第一巻》。
    (61)东亚学校致第一课长林安：《校名变更通知之件》，昭和10年6月12日，《東亜高等予備学校ヲ東亜学校ト改称昭和十年四月》，《東亜学校関係雑件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386600。
    (62)《中国留学生使用教科書及教育ニ関シ外務、文部、内務三省協議ノ件》，《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十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8000。
    (63)《中国留学生使用教科書及教育ニ関シ外務、文部、内務三省協議ノ件》，《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十巻》。
    (64)《満支留学生在学状况?{查昭和十年七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5100。
    (65)《満支留学生?{查昭和十年九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第八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5200。
    (66)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67)石吟：《东京中国学生的文化活动》，《申报》1936年2月6日。
    (68)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69)马蹄疾：《胡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1页。
    (70)《留东学生元庆荣遣送回国》，《申报》1936年6月2日。
    (71)《张健冬、简泰梁、王瑞符被逐回国昨抵沪》，《申报》1937年2月1日。
    (72)《遣送中国学生——人民战线上的七名》，《朝日新闻》1937年6月27日；林焕平：《从上海到东京》，《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3页；《中国留日左翼学生文化运动纪要(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七年)》，《文史资料选辑》，总10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73)《中国留日左翼学生文化运动纪要(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七年)》，《文史资料选辑》，总10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74)黄乃：《记留日世界语者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总10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7页。
    (75)《留东学生》第1期，1937年5月。
    (76)[韩]孫安石：《満州事件と日本在留中国留学生問題について》，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所编：《中日文化论丛——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77)[韩]孫安石：《満州事件と日本在留中国留学生問題について》，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所编：《中日文化论丛——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78)[日]向后顺一郎：《报告书》第二回，昭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诸调查委嘱关系杂件》。
    (79)[日]向后顺一郎：《报告书》第二回，昭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诸调查委嘱关系杂件》。
    (80)[韩]孫安石：《“経費は遊学の母なり”——清末～一九三○年代の中国留学生の留学経費と生活?{查について》，载大里浩秋、孫安石编：《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版，第202页。
    (81)[韩]孫安石：《“経費は遊学の母なり”——清末～一九三○年代の中国留学生の留学経費と生活?{查について》，载大里浩秋、孫安石编：《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版，第202页。
    (82)《満支両国人学生生徒ノ取扱ニ関スル件十二年十月》，《在本邦選抜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方針関係第二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ア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5700。
    (83)《教育部令留日学生一律回国》，《大公报》1937年10月29日。
    (84)周一川：《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辨》，《文史哲》2008年第2期，第109页。
    (85)《満支両国人学生生徒ノ取扱ニ関スル件十二年十月》，《在本邦選抜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方針関係第二巻》。
    (86)关于大正时期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的具体政策，参见徐志民：《1918-1926年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初探》，《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