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
    2.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
    3.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刘志琴(1935-)，女，江苏镇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梁景和(1956-)，男，山东蓬莱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乡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主持人按语：
    自从1980年代末刘志琴先生提出“社会文化史”概念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许多丰硕成果，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制约社会文化史发展的瓶颈何在?如何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如何创建中国自己的文本解释体系?如何尽快产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典范之作?2011年9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这里选载4位学者有代表性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反省和探讨。
    刘志琴：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间。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中国就以史学最辉煌，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最受尊宠的学问。史官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或最有威望的大学者。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讲演，有众人围观，有的干脆就称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论史讲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聆听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由于纪传体、本末体的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和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史书中心内容的转移，将平民百姓的生活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得以摆脱君主意志和政治意识的干预，这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社会进程的加速运转，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建国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强劲的意识形态切入人文学科，史学是一马当先，再次成为政治的附庸。上个世纪在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政治又是多变的，1950年代初对苏联持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关系的研究就要发扬中苏友好，到1960年代一变而为反对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又着重揭露俄国侵华史，为政治报务，实际上是为政策服务。史学本以求真为第一要义，政策免不了有变动，这两者如果不一致，必然使学术扭曲，所以为政策服务成为史学建设中的大患。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枯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这个大转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逾益突出，早在上个世纪末，人们就预言，新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国内从上个世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新世纪的以人为本，这是史学得以转向的大背景。
    应该说的是，有两种理念为社会文化史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就是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与本人在《礼俗文化再研究》中提出，百姓日用是儒学的经典之教。社会文化史是以生活为中心，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当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从生活领域中发掘新资源的动向，再次证明社会文化史已跻身人文学科的前沿。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所以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所以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这对史学来说，意味着重新回到梁启超提出的，要使国民知道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百年来史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又回到上个世纪初新史学的起点，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升到新台阶。
    新台阶使研究者更上一层楼。生活有广阔的视野，它涵盖先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其社会制度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第四个转向：即从神谕为纲、资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活为纲。纲举目张，目随纲移，纲变则全变，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大转向。转向即解构，因为建构传统史学大厦的支柱在变化。历史主体从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下到平民百姓，从注视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变，到关注日常生活。不论是对作者抑或读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这一大转移形成对史学的解构也是必然的，必然性是在于，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政治教科书，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匐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间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记载前人业绩的史书自然奉为经典，遇有重大决策无不要从史书中找依据，史官是皇帝的高参，史家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被现代化浪潮所冲击。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但它的真正价值是在现在和未来。现在流行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价值所在。要知道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但由于人、时、地等环境、条件的变化，任何经验又都有局限性，对后人有参照的，不一定能起到指导作用。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瞬息万变的世态，各种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而是考察四海风云，潮起潮落。在全方位的信息储存中，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主要是提升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而不在于信息量，有时还要对信息作减法，学会淘汰，才能做到精选精用，历史经验的参照系也就降到最低点。
    由此相应的是，史学的发展愈来愈要仰仗对历史的解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现代人的解读，是现实的、鲜活的人的认识，历史本身只是缘由，讲史的不能不反映现代人的需求，这也可视为现代史向过去的延伸。阅读者主要从史书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智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
    史学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由此失去神圣光环，却大踏步地走上社会化。
    这对研究者未必不是幸事!因为随着研究对象的下移，会带来新气象，新问题和新思考。例如对鸦片的社会文化研究，别有一种视角。鸦片是舶来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唯有中国酿成社会公害?由于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然而从社会文化研究，却发现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这有两个论点剖解了这一问题。一是鸦片在中国经历从药品、食品到毒品的变化，促使中国人吸毒成瘾的是烟枪的发明，使苦涩的鸦片转化为香甜烟气，引人上瘾，这不是外人而是国人的创造。促使吸毒成为国害的是国产烟的种植。中国本不产鸦片，进口价格高昂，只能在少数富豪中传播，可当朝的李鸿章等人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钱国人自己赚，提倡在本土种植，这一主张甚至得到一些禁烟派的认同，到清末国产烟的产量已是进口烟的四倍，因为鸦片对土壤要求不高易于种植，有好收成，能卖个好价钱，在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成为农民脱贫的方式，由于土产烟是自产、自销、自吸，吸毒者普及到农民，造成民族的大灾难，这是在貌似爱国名义下的祸国行为，是民族的自残，揭示这一现象，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因素。
    由于视角不一样可以发现新资料，如在清史笔记中发现有妇女告丈夫婚内强奸的案例，这是现代意识，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太稀罕了。但这是孤证，我请教清史专家，回答是清人笔记不可信，这资料不能用。但再一想，即使查不实，身处三百年前的人能臆造出这一事例，不也是一种思想的反映吗?这虽是个案，但只要是当时人的言说，就代表一种思潮，即使是微弱的萌动，也是一种趋向。社会文化史就要发掘这类不为人注意的日常行为，窥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
    再如明清时代徽州一地所立的节妇烈女的牌坊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万5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明清流行歌曲吴歌中却暴露另一种景象。在清代文人冯梦龙所收集的时调中有一首《偷》说的是：“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还有首《小尼姑》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还有《八十婆婆要嫁人》等等。
    这些在正史中绝对见不到的呼声，却活跃在民间社会。那种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韪，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生活的表象，有的触及传统的伦理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代话本《花关索出身传》，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不忍心再杀关羽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就放了她。后来生下儿子叫花关索，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到荆州寻父，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这样一个有悖纲常伦理的故事，竟然编成剧本，有说有唱，在民间流传，还成为墓穴中的殉葬品，这在以纲常立国的明代，几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它的存在，这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另一种存在，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称心不伪饰的倾吐着。”
    所以，传统史学的解构，并不是史学的终结，而是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愿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已经迈进一个新阶段，在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内，深入思考和探索有关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显得十分重要，也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以往的学习体会，我觉得对下面的几对概念作一些研讨，有助于开展社会文化史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常态与动态
    这里所谓的常态与动态是指历史发展一定的长时段内，历史事象的不变部分和变化部分的总和。不变部分即为常态，变化部分即为动态。这里的长时段是个相对概念，它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上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这要根据研究的具体事象和研究的特定问题意识而定。常态的历史事象指在一定的长时段内基本处于不变的历史事象，比如一直到清末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比如清代很多男人穿长袍马褂，很多女人穿旗袍；比如新中国三十年我国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国人政治生活的指导方针；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人以“大哥大”作为通讯工具，等等。可见在几千年里、几百年里、几十年里、几年里都存在着相对常态的历史事象。动态的历史事象指在某个历史时期新出现的历史事象，比如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比如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共和制度；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如新世纪以来的“闪婚”、“裸婚”、“滚婚”现象，等等。有些常态的历史事象和动态的历史事象是相对而言的，是属于常态还是动态，这要看我们的问题意识而定。比如若以新中国后为何会产生“文革”为问题意识，“文革”就是个动态的历史事象；若以“文革”时期中国人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为问题意识，“文革”就是个常态的历史事象。
    还有，一个具体的历史事象在一定的时期内，也会存在着常态和动态等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是历史发展变化错综复杂的原因决定的。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的餐饮生活，从动态上看，一些人吃起了麦当劳和肯德鸡，但从常态上看，很多人并不吃这些食品；比如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炒起股票、买了汽车、住上楼房，但也有人不炒股票、未买汽车、未住楼房，等等。历史是错综复杂的，由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所以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由于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有车族的时候，就不应当以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私家车而否定前者的研究；由于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国民劣根性的时候，也不应当以相当一部分人的优良品格而否定前者的研究，如此等等。
    相比之下，社会文化史更要注重动态历史事象的研究。历史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注重动态历史事象的研究本来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应有之意。历史研究就是让人们去了解和认识历史，去了解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特点。而研究动态历史事象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特征的基本路径。当然动态历史事象和常态历史事象的分类是相对的，只要我们的问题意识明确，我们的研究就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进而消解作者和读者的模糊性或曰含糊性。
    碎片与整合
    前些年有人对社会史研究有些微词，认为社会史研究存在碎片化倾向，研究的历史现象似乎是些鸡零狗碎、残羹剩饭般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所以进行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这样的说法可能有其一定的道理。
    问题在于，什么是碎片?以往的研究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和回答，这就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琢磨一下，所谓“碎片”，其一好像就是些摆不到历史台面上的无足轻重的“小玩儿意”，诸如洪秀全有没有胡子，张家媳妇多高，李家媳妇多胖之类。其二好像是那些按照以往历史研究的观念，似乎有些猎奇或看不出有什么所谓的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诸如研究妓女、乞丐之类。
    如果说“碎片”研究是相对于“宏大”研究的话，那么“碎片”研究和“宏大”研究孰有意义呢?其实这是不能回答的伪问题。“宏大”研究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意义；“碎片”研究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意义。这要看你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比如一般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并用一些数字说明之，这样的“宏大”研究其实意义不大。如果深入下去，国家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富强了，又有哪些充分地表现，是哪些重要的原因促成富强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和阻力，是通过什么独特的路径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留下了哪些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样的“宏大”研究就显得有意义了。再比如“文革”期间，谁谁被揪斗了，某个文物被砸毁了，某个“走资派”自杀了，如果只是孤立的研究这些“碎片”问题就意义不大，如果把这样的“碎片”研究与更深层的政党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矛盾、领袖崇拜等结合起来，也可能会揭示出更为深刻的历史面目，这样研究的意义就显得大些。
    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千姿百态，巨细相应，所以社会文化史并不回避“碎片”研究，但“碎片”研究正如上文所说，关键是你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除此之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要处理好“碎片”与“整合”的关系，即多种“碎片”研究之后可连缀成一体，这是社会文化史尤其看重的一点，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这有些像孩童们的拼图游戏，好多的拼图材料犹如“碎片”，把这些“碎片”材料拼合起来，让人豁然开朗，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崭新的并具有实际意义的图面，这是拼图的意义。而社会文化史把社会生活的“碎片”整合之后就有了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比如近三十年服饰的“碎片”研究，喇叭库、西装、夹克衫、牛仔服、色彩斑斓款式多样的女装等等，如果把这些“碎片”研究整合起来，就会发现人们服装生活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中外文化的交流，审美情趣的改变，精神自由的提升等等，这不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旨趣所在吗?
    生活与观念
    在中国大陆，有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我到目前为止也主张这样的看法。这里的基本含义就是指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而且重在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怎样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形态，使人们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使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两者的互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人大代表是通过普选而产生的，这种政治生活对民众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和推进发生了积极作用，促使了民众民主政治观念的变化。反过来，民众提高了的民主意识又会对民主政治有更新的要求，也必然会促使民主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和变革。再如计划生育国策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家庭结构，这种家庭结构变化同时改变了家庭的教育观，在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当代的独生子女教育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状态。
    但是问题还不这么简单。社会生活不是简单地就促使了观念形态的变化，观念形态也不是简单地就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里的错综复杂是需要多层面和多角度去不断深入地探讨的。我们之所以倡导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其实就是要给研究社会文化史找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目的是使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能够有一个起点，好让研究者首先迈开步子，使研究能够开展起来，以促进历史研究的丰富和发展，让一些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者也为史学研究做点贡献。
    当然，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和强调生活与观念两者的关系和研究它们的重要意义。人都要生活，人都有观念意识。不同时代的人在怎样生活，有怎样的生活观念，自然需要进行研究。人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怎样的生活观念，也需要有历史的镜鉴。这是人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社会文化史对生活和观念进行研究和探讨，也就有了实际意义。
    一元与多元
    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生活要有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眼光。一元与多元都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探讨的范围，从这个维度讲，社会文化史研究所面向的领域是宏阔和博大的。
    首先，社会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而狭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一般性的日常生活。这里看得很清楚，广义的社会生活是多元，狭义的社会生活是一元。社会文化史可以从一元的社会生活入手对日常生活进行探索，再渐次扩展，向广义的社会生活推进，逐步扩大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地。
    其次，狭义的社会生活即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日常生活是指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等。广义的日常生活指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扩展开来的日常生活，比如当代社会的旅游观光、流行时尚、网络信息、心理卫生、消费娱乐、装饰美容、求职就业等等。狭义的日常生活是一元，广义的日常生活是多元。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注意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首先关注具体问题，然后逐步探索具体问题与其他问题的诸多联系。
    再次，就狭义的日常生活而言，也存在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若干事象，其中任何一个事象与其他事象之间都属于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看来，我们这样的划分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使我们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繁博丰厚的景象。虽然层次可以无限地划分，每个层次也都可以寻求一元和多元的多重关系，但是历史事象的中心层次和重要层次以及重要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判定的，这样的判定有助于我们遴选历史的重要问题，对历史重要问题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从事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工作。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若具有一元和多元的辩证眼光，有益于我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进行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分类；有益于我们识别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和研究价值；有益于我们循序渐进地开展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真实与建构
    研究历史是要求真，要还历史的本来面貌，真实是历史研究的本质，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历史研究还需要建构。所谓建构是历史工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把握，站在特定的立场，运用相关的理论方法，对历史实象(包括历史呈现的形式及其本质规律)进行阐释的一般性模式(或曰模型)。建构需要最基本的条件，这就是上文所谓的一定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素材，这是我们建构的基本材料，是最原始的资料依靠。研究者要站在特定的立场上，不同的立场研究问题的视角是不同的，得出的历史结论会有差异。研究历史问题要运用理论方法的指导和规范，理论和方法可以是研究者自己的创建和发现。历史的呈现形式是指历史的外象，是可见的。本质规律是指历史的内在感知，是看不见的，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而一般性模式是指通过文本、图像和声音等多种形式表现出的历史实象。
    历史的建构需要关注几个问题：其一、语言、概念与结构。语言要质朴、准确、流畅、精练、优美，不主张语言的佶屈聱牙，读起来费解。要根据研究，提炼出必要的新概念，新概念要界定明确。结构不要八股化，根据研究的需要和研究的意义进行合理设置。其二、想象求真。历史是研究过去，建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想象以求历史的真实。这种想象是有条件的，是在多种证据基础上的想象推理和逻辑论证，想象是形象的推理和论证过程，史学研究的想象力是还原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其三，建构包括理论方法的建树，历史研究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价值，其中对理论方法的创建就是其中的一种。理论的建构有助于我们分析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而方法的创建同样有益于我们研究历史和建构历史。其四，历史学是艺术。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是人文科学，同时历史学也是艺术。说它是艺术不仅仅是说它可以通过艺术形式来展现历史，为艺术形式提供素材，更在于研究者提供的历史研究成果能给接受者以艺术的感染和享受。这对历史研究的艺术性要求是高层次的，也是很难的，也就需要去建构。当然这要求研究者和接受者两者的统一。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历史研究都要呈现艺术的魅力，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对历史研究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并要试着践行。
    社会文化史繁盛庞杂，研究的困难很大，凭借“建构”的思维方式有益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的拓展。
    左玉河：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史?这是10年前召开相关会议时大家讨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10年后的今天仍然提出并讨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说明社会文化史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中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说明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深入探讨的需求。因为社会文化史是新兴学科，又是交叉学科，所以大家都在摸索中，都在慢慢地积累经验。刘志琴先生给社会文化史所划定的范围是大众生活、生活方式、社会时尚三个部分。这个研究范围，显然与过去研究的文化史不一样。过去研究的文化史比较关注知识精英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而社会文化史关注的是社会民众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它关注的是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和社会时尚。过去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社会文化史关注的对象，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休闲、宗教信仰、节日节庆等等，生活方式和社会时尚的变化都体现在里边。可见，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非常丰富的，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用刘志琴先生的话说就是“青史有待垦天荒”。
    我个人倾向于这样的认识：凡是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者，都可称为社会文化史。概括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学提炼和抽象；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和探究。
    社会文化研究的对象明确下来后，应该怎么进行研究呢?当然有很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这些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给描绘出来，呈现出来。如民众的服装，从清代长袍马褂到民国时期中山装、旗袍的流行，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军服、礼服、制服的形成，可以看出服饰的变化。吃、住、交通等等，也是如此。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处于这种社会生活描述的层面上，呈现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恐怕还不能称为社会文化史，恐怕还不是理想中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因为这最多给大家增加一些常识性的社会生活知识，仅仅属于表层的社会现象描述，充其量也是浅层的表象研究。
    我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就是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
    以服装变迁为例，服装最原始的含义是保暖，再后来赋予社会文明的含义，体现出社会的等级，我们称之为“衣冠文明”。服装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文化符号所赋予的内涵是非常大的，它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礼制，是一种尊贵卑贱的等级制度，与儒家文化强调的等级秩序观念有关。近代以来，服装从长袍马褂到礼服西服时装的变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传统等级制度的隐退及自由平等观念的呈现，其次体现出服装逐步趋于便捷化、多元化、休闲化。当然，并不是说人们不再赋予服装以政治性的内涵，只是其内涵有所变化。以中山装为例，孙中山在设计这套服装时是否赋予其政治含义姑且不论，但当其流行之时，国民党人赋予它一些所谓的政治符号，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服装条例》规定中山装为一种正常礼服，教师和公务员参加正式社会活动时要穿。可见，服装本身包含有政治或文化的含义在内，服装本身的变化体现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果不从文化或政治的角度审视服装的变化，不揭示服装变化背后隐含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是难以深刻领悟社会生活变化的深层问题的。而对这种生活现象背后文化内涵的揭示，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所要追寻和重点关注的，也是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区别所在。
    社会文化史的价值，就是通过对下层民众衣食住行等社会表象的分析，揭示出一般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我认为，从具体社会生活面相上所呈现出来的观念变化，或许更具有说服力。在此，不妨以“头发”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观念的变化，来说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和长处。传统中国男人的头发都挽成发髻的，没有剃头之说，因为“身之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损伤的，这是孝道的表现。但清兵入关后，要求剃掉前面部分，后边要扎成辫子。中原汉族文化跟满族习俗差异很大，在汉人看来，挽起发髻才是文明的表征，而剃头则是野蛮的表现，头发也是中原文明优于满族的标志。剃头不仅意味着汉人对满族的屈服，而且暗示着文明对野蛮的屈服。所以，上至士大夫下至老百姓，对清朝的剃发之举都加以抵制，以致出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很多人因不愿剃发而被砍了头。清末西洋文明进来之后，男人留辫子被认为是一种野蛮、不文明的表现，因此留学在外的学生们觉得留辫子是一种耻辱，于是纷纷剪发。同时，由于清初汉人围绕着剃发问题而做过流血牺牲，剪掉发辫便隐含着反清之意。故在清末之时，留发被认为是忠于清政府的表现，而剪发代表着反清、叛逆，故革命志士纷纷剪发。民初一律要剪发，一是要与西方文明接轨，趋于文明，二是不再效忠于清政府。因此，在剪发成为大趋势下，拒绝剪发而留辫子，便被视为效忠遗清之举，留辫者多是忠于前清的遗老遗少，被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民初以后，头发花样就多了，其包含的政治内涵仍然存在，它仍然作为政治符号的表征而演变着。五四运动和随后掀起的国民革命中，女青年剪掉辫子改成短发，成为倾向革命、与旧观念决裂的象征，成为追求进步的时髦之举。也正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江浙、两湖地区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对留短发的女青年格外关注，将其视为“赤化”的青年而捕去，有些女青年就因为追时髦剪短发而被抓，有些甚至被杀掉。
    可见，头发在近代革命风潮中曾被赋予丰富的政治内涵。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社会文化研究第一个层面是要把社会生活的表象呈现出来，第二个层面是要揭示这些社会生活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既要关注社会生活，更要揭示生活背后隐含的文化观念。
    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具体面相研究可以用具体的方法进行研究，并有一定的适用性，也可以揭示其较为丰富的内涵，但从总体上说，社会文化史研究要形成一套区别于社会史和文化史，并有相当有效性的方法，还是很困难的。况且，在研究中会发现，越往深处研究，就越觉得会导致碎片化问题，会出现这样的困惑：到底近代以来整体上的社会生活变化是什么?到底民众的社会观念是怎样的变化?你或许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中。这或许就是我的困惑所在。
    尽管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尝试了20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从提倡到现在20年间，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探索，也涌现出一些有影响力成果，如梁景和关于陋俗的研究，李长莉关于上海伦理观念变化的研究等。但是总觉得还不完全是按社会文化史的路子、理论、方法来研究。缺乏众人认可的体现社会文化史独特理论与方法的典范之作，缺乏中国自己的文本解释体系。什么是典范之作?就是这个题目从选题到运用资料，到采用的方法，再到得出的结论，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如何尽快产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典范之作?首先需要在理论方法上进行创新，大胆地运用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进行尝试，做出几篇成熟的论文，推出能够体现出中国社会文化史方法的系统著作。
    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既非常广阔、需要有人艰辛耕耘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富于挑战、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研究领域。入其门不易，而一旦入门，要想从中取得丰硕成果“潇洒”地走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该笔谈中夏明方《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概论》一文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