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失败应该由谁承担主要责任”直接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相关。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错误指导，因此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也应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来承担。另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主要还是由陈独秀承担，共产国际、联共(布)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当时的中共中央及其他同志对大革命的失败也应当承担责任。第二种观点基本不被主流学术界所接受，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产党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看。共产国际是各国党的领导者，却听命于联共(布)，联共(布)可以越过共产国际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下命令，通过莫斯科驻华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并给驻华代表以充分的权力，使其越俎代庖，通过非正常的工作程序直接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件，两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甚至是父子党的关系。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集权制的领导，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干涉式、集权式的指导。这些不正常的组织关系，严重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压制了不同意见，影响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其次，从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看。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只从苏俄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了党内合作的政策，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强调国民党领导国民运动并支持国民党掌握领导权。而且在斗争中多次对国民党右派妥协让步，限制中国共产党发展武装力量，压制工农运动等。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这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最后，从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形成看。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形成虽然有其自身的关系，但主要根源还是在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犯了右倾错误。苏俄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革命”，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轻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过分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看重国民党，对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持积极态度。在这样的右倾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而当时陈独秀正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并把此文带回国，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必然受共产国际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所以右倾错误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
    那么，陈独秀是否应承担责任?对此亦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还是应当承担责任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三者之间那种特殊的组织关系及政策的指导，使陈独秀在其监督下被迫执行了国际指示，而且他多次反对妥协退让，主张斗争，均为共产国际所否决，其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是斯大林为推卸失败的责任而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因此陈独秀是替罪羊，不应当承担责任。以下，笔者将从陈独秀的思想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分析
    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前的思想来看，他在合作之初是坚持通过以党外联盟性质的联合战线形式进行国共合作，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却根据以前在爪哇革命的经验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合作，并且迫使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8月29—30日召开西湖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会上，陈独秀据理力争，与马林展开激烈讨论。马林强调，“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表示“对共产国际只能有条件的服从”。①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还需要大量借助共产国际的帮助，才不得不最终妥协。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并不倾向于国民党，内心也不是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只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形势使他不得不屈服。
    马林回国后，共产国际派鲍罗廷来负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然而鲍罗廷除了促进合作和充当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外，还全面监督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帮助，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倾斜的开端。
    陈独秀在大革命初期便认识到了国民党右派有积极反共的倾向。他发现，“孙中山及其他目前少数左倾分子，尚有意联络我们，其余大部分右倾即不主张和国际帝国主义反抗的分子，则极力明白的或暗的排挤我们，对此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坐视不理，而应采取积极措施，继续调整我们的政策”②。在中共四大上，陈独秀又强调:“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的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的，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③
    在孙中山逝世及廖仲恺遇刺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继戴季陶主义出笼后，又有各式各样的反共团体出现。此时，陈独秀坚定地提出:“我们应该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④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为首的右派诬蔑中国共产党想要阴谋倒蒋，妄图建立工农联盟政权，陈独秀并没有妥协退让，而是发表文章反讽蒋介石，“右派说共产党有倒蒋阴谋，然而事实上，两星期前上海右派最高部某领袖，即预言广州将有大的政变，试问这是谁的阴谋?我们鉴于北方革命军之失败及南方广州事变，凡是中国革命分子应一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谋。”其言一针见血，直逼制造中山舰的元凶。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陈独秀已经预见到了右派反共的危机。他在1927年3月25日紧急召开的特委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有更重要的意义。”⑤一系列的事实表明，陈独秀根本没有妥协、退让的思想。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很多错误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造成的。
    从陈独秀三次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也能看出他并没有妥协、退让的思想。第一次是戴季陶主义出现后，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浪潮促使陈独秀提出退出国民党，但没有实现。第二次要求退出是反击“中山舰事件”，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理由是党内合作之下共产党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以获得群众的信任，遭到共产国际批评。第三次要求退出是为了反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已日益陷入危险境地，他们和我们所争夺的表面上好像是一些小的问题，实际上他们要得到的是整个运动的领导权，现在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领导权，要么与国民党决裂。”这三次抗争显现出陈独秀的斗争精神。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一)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分析。共产国际是为了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于1919年建立的。建立伊始，它便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同时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政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它有权责令各支部执行其一切决议。作为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共产国际执委会有权要求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开除违反国际纪律的团体或个人，也有权将违反世界代表大会决定的政党从共产国际中开除出去。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遂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于苏共是共产国际中最大并唯一取得政权的政党，苏共实际上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斯大林也以“共产国际领袖”自居，把共产国际变成服务于苏联利益的工具。德国学者迪特•海茵茨希指出，“斯大林从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就是一项通过共产国际的、以意识形态为掩饰的、实际服务于苏联利益的政策。”⑥当时，年轻的中共不得不依赖共产国际亦即苏联的领导和帮助，基本上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于是，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共产国际就坚持要让中共“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由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共作为其下面的一个支部，无法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可以随意撤换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甚至直接插手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都是听命于莫斯科，比如与国民党合作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处理等。在共产国际“不断发出各种指示、指令和决议面前，幼稚的中共这个‘小媳妇’真的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当时的苏联顾问维经斯基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大的责任。”⑦我们知道，共产国际实际上被苏联共产党所操纵，也就是被斯大林个人所操纵。因此，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十分“关心”。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1927年专门开会讨论达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胡乔木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坏的，中国革命怎么能靠莫斯科来做决定呢?”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权力?可以说根本没有，一切由共产国际说了算，不听话就撤职。后来如瞿秋白、李立山等就是因为不听话而被莫斯科撤职，而王明则因为是莫斯科的亲信才受到重用。
    (二)共产国际导致中共的“三大让步”。历史上所谓陈独秀的“三大让步”，其实并不是陈独秀要让，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逼迫中共让步。所谓“三大让步”(国民党二大上选举名额、“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一直是传统党史用以论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罪证”。可是，历史事实正好与“定论”相反。
    首先，关于国民党“二大”上的选举，陈独秀的态度本来是十分强硬的，他力图借此加强共产党的力量。因此，他提议要有七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并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可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之一鲍罗廷却为了“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而主张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共产党员人数不得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人数，即三名。最后在陈独秀的坚持下才同意为四名。为了胁迫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妥协，斯大林又派来一个钦差维经斯基，以“纠偏”的名义迫使中共和陈独秀作出更大的让步，以致最后形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共产国际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和人民军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⑨。
    此外，在“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布勃诺夫正率使团在广州。对于国共之间发生的事情，他有决断权。事变后，当布勃诺夫得到蒋介石回答此次事变是“对人不对俄”时，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于是，抛开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而自作主张，实行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让步政策，其理由也是为了不再吓跑大资产阶级，为了不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的危险。布勃诺夫途经上海时，又故意混淆是非地把情况告诉陈独秀。由于从布勃诺夫处得到的是片面情况，陈独秀匆忙撰写文章表态，并在文中称赞:“蒋介石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结果陈独秀给自己留下了右倾投降的“罪证”。但在4月中旬，当陈独秀接到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详细报告后，异常愤怒，并及时作出了三点反击蒋介石的计划，即“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二、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⑩。这三点计划若付诸实施，足以严厉打击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但结果却因鲍罗廷手握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不同意反蒋而以妥协作罢。因此，“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
    最后，关于整理党务案，则是鲍罗廷完全抛开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单独与蒋介石作的牺牲中共的政治交易。鲍、蒋之间达成所谓的“君子协定”，即“(1)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2)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对右翼的措施。(3)鲍罗廷明确同意支持北伐战争”。在蒋介石把孙科等右派分子赶走后，鲍罗廷竟洋洋自得地认为:“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11]事实证明，鲍罗廷津津乐道的所谓“胜利”，只不过是被蒋介石用高明的政治伎俩耍弄了一番而已，但却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除了“三大让步”外，共产国际对北伐的反对，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以及大革命后期“汪蒋合作”方针的确立、汉口会议的召开、汪陈宣言的发表、有关“西北学说”的争论等方面，造成右倾退让错误日益严重，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等，这些陈独秀所犯错误大部分为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
    (三)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到陈独秀身上。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推卸责任，也为了维护共产国际、联共(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斯大林个人的威权，就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手段。于是，本来就被莫斯科瞧不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自然成了其为开脱罪责所选中的目标，而“不听话”的陈独秀更是首当其冲。1927年6月18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指责他对共产国际“阳奉阴违，执行不力”;在莫斯科，陈独秀一夜之间便由“人民英雄”被打成了“坏蛋”、“叛徒”。斯大林更是声色俱厉地指责道:“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甚至严厉指责:“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行军队革命化。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12]正是因为中共中央“对领导权一窍不通”以致“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由此，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联共(布)和斯大林就把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与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责任全部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错误”执行!最终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的替罪羊，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而事实上共产国际才是大革命的最大责任者。
    三、陈独秀思想的局限
    虽然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共产国际也确实应为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但并不表示陈独秀在革命中没有一点错误和局限性，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是应该在肯定其历史功绩的情况下，认识到其思想中的不足。
    第一是个人作风问题。陈独秀性格较为急躁、倔强，比较独断专行。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是他作为中共领导人雷厉风行，对重大问题有较强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同时又不容易被挫折打败和干扰，但这种性格也有很大弊端，即在工作中有“家长制”作风，并且容易搞一言堂，火爆的脾气会破坏同志关系，引起逆反情绪。李达就曾说过，建党之初，陈独秀已具有恶霸作风，每逢同志和他辩论，他动辄拍桌子、打茶碗，发作起来。当时张太雷作为马林的翻译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或个人的意见，但陈独秀却因为与马林关系恶化而迁怒于他，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由于这种火爆的性格，陈独秀与张国焘、陈公博、谭平山等同志的关系也十分不好，影响了党内团结和工作的开展，这也是党在革命初期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导致经常受共产国际摆布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在大革命初期对军队的作用认识不足。陈独秀在早年就形成一种“军人是中国一大乱源”的看法，排斥武力政治。“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现象，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无论何人，一旦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国法人言，无所顾忌，尚复成何世界!”“所以我们中国要想政象清宁，当首先排斥武力政治。”这种片面思想导致陈独秀在革命初期不赞成中共掌握军队，而是要放手发动工人运动，就连慕名而来要加入共产党的朱德也因为陈独秀觉得他是“大老粗”而被打发了。虽然陈独秀的这种思想在大革命后期有所改观，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造成了中共的损失。
    第三是将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发表联合宣言，拥汪抑蒋。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中共在革命问题上作出很大让步，同时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这次宣言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陈独秀内心的想法，可以说在这一阶段陈独秀对革命的未来有些不知所措了，幻想着通过汪精卫打击蒋介石，却没想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造成了后来中共更大的损失，这一点陈独秀确实负有很大责任。
    第四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不能克服困难维护政党自身独立。最终受制于共产国际，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尚处于初期阶段经验不足，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作为书记的陈独秀个人的局限，他没能在党内形成统一思想以顶住压力。
    总之，在大革命中，虽然陈独秀本人由于一些自身的局限性，面对极其复杂的大革命形势和共产国际执行的右倾路线，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应当负一定的责任，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制性领导和中共在幼年时期的经验不足是直接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当然我们今天分析大革命的责任问题，只是为了认清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经验，为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注释: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第330页。
    ④⑨《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第88页。
    ⑤《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1页。
    ⑥参见［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⑦参见［苏］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⑧参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414页。
    [11]参见中共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12]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