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报刊的“通信”栏，为章士钊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杂志首创。“通信”栏的设置，既吸引了众多青年思想家和学者名流参与，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它加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也反映了“通信”栏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在一定意义上，《甲寅》“通信”栏不仅推动了民初报刊公共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新青年》“通信”栏及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引领和先导作用。
    关 键 词：章士钊 《甲寅》杂志 “通信”栏 媒介史 报刊史
    作者简介：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近年的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最重要的两项内容——文学革命和反孔思想，都是在《新青年》“通信”栏首先提出，并引起广泛的讨论与社会反响，从而引发了这场文化运动，由此可见“通信”栏的重要作用①。因此，对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作一专门的考察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章士钊在民初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等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与发展、“通信”栏讨论的问题及其社会反响的考察，说明“通信”这一近代报刊栏目的设立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思想互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思想议题与社会、政治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甲寅》“通信”栏对《新青年》“通信”栏的设置及其讨论议题所起的先导作用。
    一、章士钊与“通信”栏的设置及其演变
    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设置，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一般称之为“投函”，后来又称之为“通讯”，最后则基本上称为“通信”②。以下，我们对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与发展，作一简略的考察。
    1.章士钊主持《民立报》与“投函”栏的创设
    考察中国近代报刊“投函”栏的设置，不能不从章士钊主持《民立报》开始。
    1912年2月，于右任邀请章士钊加入《民立报》社。《民立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此时原有编辑多半任南京临时政府的要职，章士钊加入后，就成为该报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在此之前，《民立报》就设有“投稿”栏，专门刊登社外来稿，主要是消息、建议之类的文稿(作者也多为较有名气的人)。章士钊主持《民立报》后，就刊登了一则启事，称：“弟自英伦归来，颇承诸友展转探问，深以为感。弟以略有政见，即借《民立报》与诸友商证，此当较面谈函达为佳。有赐函者，以后请即由《民立报》转。或径寄弟寓静安寺路二十九号亦可。”③这本是他刊登的一则私人启事，但他说“略有政见，即借《民立报》与诸友商证”，又请诸友“赐函”，因之，不久即有读者响应。2月22日，该报刊登了读者朱德裳的来信：
    记者足下：今者清廷退位，民国已成，重大问题，以次解决。所最急者，莫如首都之地点及政府之组织。……以弟一人私见，中国此时，万不能不有内阁。共和先例，莫如法关，而一有内阁，一无内阁。其利害得失，早为学者所研究。弟足迹未至欧美，且不能睹其政治之外观，何能批评其制度之美恶?但以中国情形言之，民国权舆，百端开始，言庞事杂，舆论无常。若大总统直接担负责任，推其流弊所及，必有推倒总统之时，开各国未有之新例。且民国初成，所最惧者，莫如王政与复古，启第二次之革命。若大总统亲揽政权，总理一切，渐积所趋，即无异帝制自为，东方拿翁，容易发现。中国历史人物，有帝王思想，无总统思想。中国社会眼光，有帝王观念，无总统观念。野心家而总统也，若利用之而达其目的，其危险有不可胜言者。故就国情言之，其必用法制矣。区区之愚，未敢自信，欲就正于有道，微阁下其谁归?④
    关于这封来信，值得注意的是：一、在这封信的前面，标明“投函”，这是《民立报》第一次出现“投函”二字。而就在“投函”栏之前，另有一栏称“投稿”，说明在该报编辑心目中，“投函”与“投稿”二者之间似有所区别；二、该信的内容是关于“政见”的，而非一般普通的消息、报道、建议；三、针对该信中关于内阁制以及中国须建立何种行政制度的议论，章士钊在当日“社说”栏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评论⑤，这说明从一开始，“投函”栏的设置就体现出编读往来、自由讨论的意味。此后，《民立报》在2月27日至5月1日之间，又分别刊登了读者杨伯群、朱宗良、陈耿夫、汪叔贤(馥炎)、王季同、马育鹏、张树立、尹香纫等人的来信，提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行政法”、“共和与专制”、“统一与联邦”、“逻辑”、“译名”等问题，而章士钊针对这些问题也分别作了答复⑥。其中，章士钊与王季同的讨论书信，往来达四次。这说明，尽管《民立报》从未明确宣布它已设立“投函”栏，且所刊的版面也很小，但这种不定期的“投函”字样的出现，已引起了读者初步的反响。
    1912年5月5日，《民立报》在第一版刊登一则编辑部启事，第一次提到该报设立“投函”栏的目的：“本报之设‘投函’，原以广征舆论，互换智识。”⑦同月20日，《民立报》又刊登一则“特别广告”称，将辟出一整版，专门刊登通信稿件：
    编辑部紧要告白：本社自扩充函稿栏，爱读诸君以鸿篇巨制相贶者无数，而所扩充之栏幅举不足以容之，以致日有搁积，深有负于投函者之盛心，至为歉然。自今日起，将本报十二版全幅登载此类稿件，而“社说”之与投函有关联者，亦并见于是版，原有之小说则移于第二版，读者幸为注意。记者观欧美大报，每日所登函件及专论，有多至数十通者，必如此方足以称舆论之机关。本报不量其力，颇复以此为鹄，而尤愿出其意见与读者痛加讨论。诸君子如有关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学种种之高见或疑问，务希不吝金玉，使本报有所闻知，记者固不才，而获从诸君子之后，有所贡献于论坛，则至引为荣幸者也。⑧
    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该报在标立“投函”栏之后，已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因而来信大为增加，而设此栏之目的，则是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讨论学理、答疑辩难，使广大读者的意见得以发表，以反映真正的“舆论”。因之，这一则“宣言”，我们可视作《民立报》设立“投函”栏的标志。
    然而，《民立报》这次宣布设立的“投函”栏并未能定期化，它在时断时续地延续了三个月之后，随着章士钊的离开也就无疾而终了。
    2.《独立周报》的创办与“投函”栏的定期设置
    
    “通信”栏的定期设置，是从《独立周报》开始的。《独立周报》，1912年9月22日创刊于上海，是章士钊继《苏报》、《国民日日报》和《民立报》之后所主编的第四个刊物。它出现于1912年9月，命名“独立”，既有它本身的特殊含义，也具有当时的时代意义。
    在《独立周报》创刊号的发刊辞中，章士钊开宗明义阐明了他创办该刊的理由与宗旨。他说：“英伦有周报曰司佩铁特(The Spectator)，乃记者最爱读者也。而此报之名，有三百余年之历史，相与存之至今。初发刊时，实在千七百一十年三月一日。主持论坛者，为当时文家艾狄生。司佩铁特者，袖手旁观之谓也。艾狄生实以自况，其第一文即叙述司佩铁特之为人。”章士钊则“欲自荐为东方司佩铁特”。为什么取名“独立”?他说：“虽记者痛当今舆论囿于党见，窃不自料，随同人之后，欲稍稍以不偏不倚之说进之。”据此，所谓“独立”，则含两义：“袖手旁观”与“不偏不倚”。章士钊自问：以这样的宗旨办报，前途将如何?他自答：“或不见容于今日之社会，因招巨怒极骂，人人挤排吾说，使无容头过身之地亦未可知，天下滔滔，又谁与立。”他又说，美洲有一周刊，“名仿佛与独立相近，所谓隐棣攀顿(The Independent)是也。其取义未审视吾报何如?读者试妄加以隐棣攀顿呼吾报焉，或亦避狙怒之道也”⑨。由此，该刊封面在中文刊名“独立周报”的上端，附以英文The Independent。
    从以上所引章士钊的言论可以看出，《独立周报》的宗旨就是追求“言论独立”，而他创办的理由则是“痛当今舆论囿于党见”，不难体会，章士钊是带着不平之气表达他的这些关于“言论独立”的见解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需要联系章士钊创办《独立周报》时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说明。
    章士钊早年就投身革命，1912年从英国回国后，被于右任聘为《民立报》主笔。在1912年2月至8月主持《民立报》期间，他就当时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在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当时民国初建，同盟会的人员掌握重权，“而该会中的一部分成员，妄自骄功，举动暴烈，干部领袖不能节制。同盟会便为人所诟病”⑩。而章士钊则信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崇拜英国的两党政治，企图秉着客观、冷静的态度，“冀于同盟会炙手可热之时，进以稳健之论，使不失天下之望……自后《民立报》与同盟会提携之道，不出于朋比，而出于扶掖”。这样，“有时持论，势不得不与党人所见互有出入”(11)，结果遭到同盟会中一些激烈分子的严厉抨击(12)，章士钊被迫离开《民立报》。
    章士钊既退出《民立报》，一些革命党人在《民权报》和《中华民报》上仍继续攻击他，一连十余日不休。他们称章士钊为保皇党，至少也是“徘徊于梁卓如(梁启超)、杨晳子(杨度)之间”，并说章士钊在《帝国日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会招致列强干涉，倡言“和平改革”，且用的是“秋桐”笔名，而今主笔《民立报》，却隐去“秋桐”之名，而用“行严”本名，显然是隐瞒曾经反对革命的不光彩历史。他们又说，章士钊以非革命党人而主笔同盟会的机关报，所发议论居然和梁启超相似，而且又不加入国民党，显系别有所图。这样的攻击之词，最后竟然达到了“中国可亡，而章行严之名誉不可不毁”的地步(13)。针对这些攻击，章士钊在《独立周报》创刊后，特辟“别报”栏，发表了《与杨怀中书》，一方面对自己十多年来的革命经历作了回顾，并对他不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说，他昔年参加革命，不入同盟会，民国成立，他不参加国民党，就是“要以证明不借革命党之头衔，以自矜重则有余”。另一方面，他批评一些革命党人的褊狭心态，认为革命或者立宪，都是人们本着自己的认识，同为国家之进步奋斗，不应相互排挤。而一些革命党人则认为革命成功是他们奋斗得来的，新国家应是革命党一家独占，立宪党人除了破坏、阻挠革命外，就没有干过好事，因而也无权参与新政权。对于这种褊狭心态，章士钊指出：“民国者，民国也，非革命党所得而私也。今人以国民之资格，自活动于其国，宁得以非革命党之故，而受人无理之排斥。弟固非保皇党，今退一步言之，即听为保皇党，弟固非政闻社员，今退一步言之，即听彼硬指弟为是，弟亦决不以此故生其惭怍，而缩小其运动之范围。且己以革命党自矜其功，对于稍异己者，挟一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之见，行见中华民国陷于此辈‘骄横卑劣’者之手，愈不得不设法以消其焰。吾舌可断，斯言不可毁也。”(14)
    由此可见，《独立周报》是在革命党人不能容纳不同意见的背景下出现的。而章士钊“既痛当日舆论，缚于党见，意皆有所郁结不得抒”(15)，又以“东方艾狄生”自况，因此，他创办《独立周报》，就不但打出“言论独立”的旗帜，而且决心在自己所创的刊物上实践言论独立，以养成健全的社会舆论风气。为此，在栏目设置上，除设立了当时报刊上常见的“纪事”、“政论”、“专论”、“评论之评论”、“文苑”等栏目外，又专门设立了当时报刊上不曾有过的一个栏目——“投函”栏，专门刊载读者来信。
    《独立周报》“投函”栏的设置，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独立周报》设立“投函”栏，使这一栏目经常化、固定化、专门化。尽管此前梁启超在所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曾经分别设立过“寄书”或“问答”栏，但那些栏目都是不定期的，时断时续，并未成为一个定期栏目。即使章士钊本人在《民立报》开设的“投函”栏，也未能长期坚持。而《独立周报》的“投函”栏，从第1期到第35期，每期都有。据统计，在第1至35期中，该刊共刊登了74封来信，平均每期2封，最多的一期达5封。而且，“投函”一栏在《独立周报》中处于比较醒目的位置，在“纪事”、“社说”、“专论”之后，排在第四栏(《民立报》将“投函”栏设在最后一版——第十二版)，可见该刊对“投函”一栏的重视。后来，《甲寅》、《新青年》继承了《独立周报》的这一栏目，并将其改为“通信”栏，从此，“通信”栏成为五四前后许多重要期刊的一个常设栏目。其次，《独立周报》设立的“投函”栏，专门刊载读者来信，为广大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也曾刊登读者来信，但那些来信的作者是黄遵宪、徐佛苏、汤觉顿等梁启超的师友们，并不是普通读者，因而即使是“投函”，其言论也具有浓厚的党派性与倾向性。而《独立周报》以言论“独立”相标榜，以超越“党见”为职志，在其“投函”栏鼓励发表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因而《独立周报》“投函”栏的作者(即读者)，多为普通读者。据统计，74封来信的作者，与章士钊相识或有关系的仅有马一浮、李寅恭等极少数人，而大多数作者如朱冠亭、张缉光、陈承泽、白坚武、李燕民、袁思、严伟等，均是因有感于民国时局或针对《独立周报》的言论主张而发表议论的普通读者(16)。这些普通读者的议论也有倾向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上普遍的现象，是一种社会舆论的表达。最后，《独立周报》“投函”栏的设置，为编辑与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对话的场所。该刊的“投函”栏既刊载读者来信，同时又由该刊编辑(通常是章士钊本人)针对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或议论，分别作出答复或加上跋语。这样一种编辑与读者之间自由讨论的形式，是一种新的办刊方式与风格，有利于培养公众独立思考的精神，也有利于在公众中养成健康的社会公共舆论风气，是近代报刊办刊风格的改革与创新。关于这一点，《独立周报》限于各种原因体现得尚不充分，到《甲寅》时代则表现得非常明显。
    3.《甲寅》“通信”栏的设置
    1914年5月，《甲寅》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这是章士钊继《独立周报》之后创办的又一份政论性刊物。
    《甲寅》杂志继承了《独立周报》的栏目设置，在办刊宗旨与办刊风格上，则更加明确、更加成熟。它在创刊号上明确宣布其宗旨是：“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论，尤无偏党之怀，惟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说，故本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而已。”即倡导以无党无偏的态度，从学理出发来讨论国事，它宣称：“本志非私人所能左右，亦非一派之议论所得垄断，所列论文，一体待遇，无社员与投稿者之分，任何意见，若无背于本志主旨，皆得发表。”为了充分体现其宣布的宗旨和主编者容纳不同意见、主张的精神，该刊将《独立周报》的“投函”栏改为“通讯”栏，并宣布：“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务使全国之意见，皆得如其量以发表之。其文或指陈一事，或阐发一理，或于政治学术有所怀疑，不以同人为不肖，交相质证，俱一律欢待，尽先登录。若夫问题过大，持理过精，非同人之力所及，同人当设法代请于东西洋学者以解答之。”(17)从上述通告中可以看出，《甲寅》旨在倡导一种新的文风，即“朴实说理”的文风，也在倡导一种新的刊风，即反映“公共舆论”、主张言论独立的刊风。《甲寅》所倡导的这种文风和刊风，否定了民国初年那种党派意味浓烈、好持绝对之论、学理不足以服人就进行人身攻击的论战文风，也否定了那种只刊载倾向于、有利于本党本派言论的刊风。这种文风与刊风，对于提高读者的识别判断能力，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指出，章士钊的政论文风。影响了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人，形成了“甲寅派的逻辑文”(18)。事实上，《甲寅》的办刊风格也开一代新风。
    正因为章士钊与《甲寅》所倡导的是一种新的文风和办刊风格，当时的读者对《甲寅》尤其是“通信”栏，都非常重视与欢迎。当该刊尚未印行时，一读者从《时报》上读到其创刊的广告，就写信给编辑部说：
    记者足下：读上海《时报》，见诸君有新志之作，踵《独立周报》，而以健全稳练之作指导社会，甚盛甚盛。自大记者主持《民立报》以来，仆即见其对于“通信”一门，颇为注意，意在步武欧美诸大周刊、日刊诸报，以范成舆论之中心。然国人研究讨论之心，不甚发达，虽亦有应者，而究属寂寥，是诚可惜。仆当《独立周报》时代，亦曾妄以管见，填其余白。今幸大志赓续前志，锲而不舍，论风之开，仆将以是卜之，而仆所有怀疑，亦有时会相与剖晰，此诚私心狂喜者也。(19)
    可见读者对章士钊设置“通信”栏的用心是理解并欢迎的。另外有一读者，在读了《甲寅》第1号之后，也致信该刊编辑，说：“记者足下：大志首期出版，展诵一过，拍案欢迎，如当郑卫杂陈之中，忽闻钧天成池之奏，心神之感，江海同深，转移风气，针灸政俗，将视此志矣。”又说对于《甲寅》言论，也有不赞成之处，因《甲寅》欢迎读者来信批评，他愿意提出来商榷：“惟是不佞对于足下立言之际，亦有欲妄加批评之处。管蠡之见，当于事理与否，非所敢信。然大志广其途以征言，不佞附于斯例，自可谬为陈说，惟幸足下有以进之。”(20)由上引两例可见，《甲寅》的办刊宗旨与办刊风格，得到了好学深思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与认同，因而“一时风行全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1)。
    《甲寅》“通信”栏所刊通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独立周报》。据统计，从第1卷第1号到第10号，《甲寅》共刊载了88篇通信，平均每期达9篇之多。在这些通信中，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牵涉到政治、思想、宗教、伦理、经济以及时事，在此我们不拟详细介绍，仅举其前三号的篇目，以见一斑。第1卷第1号：周悟民《政与学》、郑逸《世界大势与中国》、李菼《宪法会议》、吴敬恒《人心》、曹工丞《人民与政府》、吴宗榖《逻辑》、CWM《民约》、桂念祖《佛法》；第1卷第2号：李北村《政本》、周悟民《人治与法治》、陈蘧《政治与历史》、刘陔《新闻记者与道德》、CC生《生机》、吴市《逻辑》、曹工丞《通信道德》、黄枯桐《佛法》；第1卷第3号：何亚心《平政院》，詹瘦盦、韩伯思《复旧二首》，朱芰裳、顾一得《新约法》二首，郁嶷《人口》，张尔田、梁士贤《孔教五首》，陈敏望《宗教与事业》，李大钊《物价与货币购买力》，高吾寒、高一涵《民国之祢衡二首》，周锐铎《译书》。
    二、《甲寅》“通信”栏与民初社会、文化的互动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甲寅》杂志“通信”栏在批判袁世凯专制统治，传播民主主义思想，解答读者心中的疑惑，廓清读者思想中的迷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概括而言，“通信”栏促进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反映了思想演进与政治、社会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
    1.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
    “通信”栏的设置，沟通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他们之间思想、主张的交流与互动，使报刊舆论转变为真正的公众舆论。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官办的邸报以外，民间办报的空间狭小。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兴起，维新派所办《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中国近代始有民办报刊(22)。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创办了《民报》，它们或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哲学、法律等学说，或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从公共舆论形成的角度看，这些刊物虽然反映了部分公共舆论的意见，但主要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各个政派的主张和利益。民国成立后，政党、派别林立，所办报纸数量激增，全国统计达五百多家(23)，刊物也较多。但是，从办报形式与风格而言，这些报刊的撰稿人基本上是本社编辑，其立说、撰稿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与读者没有多少联系(当然不否认读者仍受其影响和引导)。这样，编者(立说者)与读者(接受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疏离。而“通信”栏的设置，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论坛，又为编者了解读者关心的问题、答复读者的疑问和反复阐发本人的主张、观点，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编者与读者之间，一方提出其主张观点，一方反馈其读后的反应；读者对于社会现象或学说理论提出疑问，编者则予以回答和评论。这样，在立说者与接受者之间就形成了思想、论题的互动。这种思想、论题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引起编者或其他读者的关注，由此引发对一批重要问题的讨论。首先看“民约”问题。在《甲寅》杂志创刊号上，第一、二篇为主编章士钊撰写的长篇政论，其中第二篇题为《读严几道〈民约平议〉》，是专门为严复的《民约平议》一文而撰写的商榷文章。事实上，这一问题首先就是由读者“通信”提出的。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通信”栏中，刊有读者CWM君的来信。信中称：“天津《庸言报》载有严君几道《民约平议》一首，自时文之铮铮者。惟仆于其为文之旨，颇不满意，为足下道之，以为何如?”在信中，该读者回顾了严复传播西方思想、学说的贡献及其思想地位，但是，他“乍得严君之文而喜，乃细读之而益悲”，因为严复的《民约平议》“痛诋自由民权，至欲铲除净尽”。他不同意严复的观点，在信中激烈批评严复“掊击卢梭”，是“支离灭裂”，“无的而放矢”。对这封读者来信，章士钊在答词中指出，该信批评严复的态度“偏于感情”，而不“合乎名理”，为此他“别为一文”，以还质严复(24)，该文就是《读严几道〈民约平议〉》。这封来信触及了民初思想舆论界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1914年初)，严复在《庸言》杂志上发表《民约平议》，不仅从学理上批评西方传入中国的卢梭“民约论”，又指出“民约论”不适合当时的中国。严复在文中声称：“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换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25)这就是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应当放弃自由平等的要求。袁世凯周围的御用文人即利用严复的观点，宣称“民权自由，群治之所由不进”。人权自由之说不仅不能救国，反而会误用(26)。这种论调的流行，迫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得不起而应战。章士钊的《读严几道〈民约平议〉》一文，就是针对严复对卢梭民约论与天赋人权说的攻击而展开的反批评。且不谈章士钊该文的思想贡献(27)，仅从办刊的角度而言，章士钊的这种做法，既从学理上阐述了他作为刊物主编对严复文章的态度和认识，又对读者来信提出的现实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与解释，这在当时的报刊中是很少见的，是章士钊独创的办刊方法。
    再如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也是由读者来信提出而引起讨论的。读者郁嶷曾致信《甲寅》，称他“比为此间诸生讲授农业政策，对于人口过庶问题，不揣谫陋，妄有研究，于西国鸿哲持论，且多微词。自顾所学极浅，谬附解人，终不慊怀。”因此，他将自己所撰之文寄给《甲寅》，请主编者“为斯问题下一最终解答”。对这封信，章士钊在跋语中说：“所发问题，切要而极饶趣味”，表示将“乐与贤者一纵论之”(28)，撰写一篇专论刊布于《甲寅》第4号，同时将郁嶷《人口过庶问题之研究》刊布于《甲寅》第3号。后来，因章士钊本人太忙，就委托其弟“运甓”(即章勤士)撰文答复。运甓所撰文题为《人患》，连载于《甲寅》第1卷第8、第9号。郁嶷在文中分析和比较了英国学者赫胥黎与斯宾塞的人口观点，指出人口随着自然进化，已越来越多，成为学者担忧的问题，但他认为“安知近世人口果有过庶之一境”，因而要研究。针对郁嶷的观点，运甓则运用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人口增长是必然的趋势，不应担忧“人口过庶”，而要及早预防人口过剩。为此，他主张改革中国家庭关系，排弃养亲之传统，同时又提出限制生育及注重教育的主张(29)。在这里，《甲寅》编者既回答了读者的疑问，又将两种对立的观点载于一刊，分别介绍给其他读者。这种由读者来信提出疑问，编者予以解答或评论的做法，促进了编者与读者双方之观点、主张、思想、论题的沟通，而其他读者的参与讨论，则将一个个体心中的困惑转变为公众讨论的话题，由此形成了编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立说者与接受者)之间思想的互相促动、互相提高。除上述问题外，其他诸如孔教问题、开展“文艺复兴”问题，都是分别由读者张尔田、黄远庸在通信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尽管在《甲寅》上未展开讨论，但在《新青年》上则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
    (2)编者(撰稿人、立说者)的主张、观点，在读者(接受者)中引起反响(赞同、质疑、批评、驳难)，而读者的意见反馈于编者(立说者)，使编者单方面的思想观点(话语)转变为众多读者的主张与信仰，从而使精英知识分子(立说者、主编与撰稿人)的意见转化为一般公众的普遍认知。典型的例子，如关于“政本”问题的讨论。当《甲寅》创刊时，正是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加强专制统治之时，因此《甲寅》在第1号就发表了章士钊的《政本》一文，从理论上对专制统治进行批判。作者指出，为政之根本在“有容”，在“不好同恶异”，即要容许对立面的存在，这样双方互相监督，取长补短，统治才有力量。反之，则互相争斗，结果必致灭亡。而专制统治“强人之同于己”，恰与为政之本背道而驰，因此必然不能长久存在。此文对革命党也进行了批评，认为革命党失败是犯了“好同恶异”的错误：“而彼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30)因而在发表后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赞同者的议论，此不赘述，仅引两封持异议的来信，以说明主编章士钊是如何运用“通信”这一栏目来宣传其主张的。当时，读者李北村致书《甲寅》，指出袁世凯政府“以一私部之异，压天下使从同”，抵制袁世凯的办法，只能是“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为私化”。而如果按照章士钊提倡的“有容”主张，那么其结果一定是专制统治大行其道，由此可见《政本》一文是“有意为恶政府谋救济，是援恶”(31)。针对这位读者的驳难，章士钊在答词中指出，所谓“有容”，“乃在使异者各守其异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诱致异者使同于我也”。他进一步申论《政本》一文的观点：“愚为《政本》，只论同异，不论是非，若以同为是，以异为非，即是好同恶异。故真正立宪国，其政党所守之规律，在认反对党行为之合法。”(32)章士钊的意思无非是说，不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有对立面，因而其执政的原则在于容许对立面存在。可见他是从理论上抽象地分析这个问题，并不以现实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动摇其原则。在同一期上，读者周悟民也在来信中提出，章士钊《政本》一文既主张“为政之本在有容，在不好同恶异”，又说“为政在人，人存而政举”，这样，得出的结论就会是“政治为枝叶，而人才始为根本”。因此，他认为章士钊的观点“偏于人治，而略于法治；偏于道德方面，而略于法律方面”。针对周悟民的疑问，章士钊指出，所谓法，即是“一国所有公私权力相维相系之规则或习惯也”，而法治之精神，在于“一国之人，共守权界而不失”，而要守此“权界”，首先就要克服人类“好同恶异”的共同野性。这样，结论自然是“必也先不好同恶异，而后可生法治之精神”(33)。由此可见，章士钊作为编者与立说者，在得到读者相反的意见后，既不回避矛盾，也不强为辩护，而是在评论对方的观点时重申自己立论的要点。这种编者与读者之间平等讨论、自由对话的方式，既有利于立说者完善其主张，又有利于立说者观点的传播。就这样，主张“有容”、反对“好同恶异”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和认同(34)。此外，如关于国体问题、联邦论问题，也都是由撰稿者(章士钊)提出，然后引起读者讨论的(35)。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通信”栏及“通信”这一形式，沟通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双方的思想互动。
    2.“通信”栏与民初社会、文化的互动
    “通信”栏不仅促进了读者与编者之间的互动，实际上，“通信”栏本身也处在一个更大范围的互动关系中。编者与读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现实环境中，而现实环境则处在变动之中，因此，编者与读者乃至“通信”栏本身也都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变化着。“通信”栏中，读者与编者之间讨论的话题(思想言说)，既是双方自由的对话，同时也是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凡是“通信”中热烈讨论的话题，都与现实政治、社会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密切相关，与编者和读者的生活、思想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信”栏的思想言说(讨论的问题)与政治、社会之间处于互动的关系之中。下文以“爱国心”为例说明这种关系。
    “爱国心”问题是在“通信”栏最先提出的。《甲寅》第1卷第2号刊发了CC生(陈独秀)的来信，信中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对此，章士钊认为其言“急激”，拟撰文论述此一问题(36)。不久，陈独秀在《甲寅》杂志第4号上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明确提出“爱国心与自觉心”问题。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他尖锐地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国家本应是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增进个人自由幸福的工具，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则是，国家为专制者所把持，成了他们残民以逞的工具，这样的国家值不值得人民去爱呢?他认为“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愤激之余，他说中国只有听任亡国瓜分的命运：“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矣”。他以激烈的态度宣称：“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37)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旨，本意是呼吁人们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呼吁人们爱国应以对国家目的的自觉为前提。但“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说法则又失之偏激、悲观，而“有国不如无国”的说法流行更表明了人们在自觉之后的彷徨心情。因此，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招致许多误解与批评，章士钊也“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38)。为了解释读者的疑惑，也为了回答陈独秀提出的“爱国心”问题，章士钊先后发表《国民心理之反常》、《爱国储金》、《国家与我》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探讨爱国心与自觉心问题。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则就陈独秀之文撰写了长篇通信《厌世心与自觉心》，也加入对此问题的讨论。这样，当时的思想舆论界就围绕着“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主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陈独秀、章士钊、李大钊是这场讨论的主角，而高一涵、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则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这一问题(39)。
    关于“爱国心”问题之所以引起热烈的讨论，就在于陈独秀提出的这个问题与当时读者所面临的政治、思想状况密切相关。“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解散国会，取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逐渐实行专制统治。袁世凯的统治，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民国虽“号称民国”，实则“阳奉共和之名，而一切惟反乎专制是务”(40)；中华民国的现实政治“固仍为清之政治，不过变清国为民国一名词之不同而已”(41)。民主主义者痛切地感到：“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42)然而，对于这种专制统治，袁世凯及其御用文人则以“忠国”、“爱国”的名义，要求人民为之做出牺牲，忍受其专制统治。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宣称，古今立国之道唯在“修明法度，整饬纲纪”，要求人们对国家做到“忠于一国”。如何才能做到“忠于一国”呢?他声称：“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43)他所谓的爱国忠国，就是要人们只有“义务心”，而不要有“权利心”，即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服从他的专制统治。这样，在忠国爱国的名义下，人民的权利被剥夺，而统治者的非法行径则合法化了。这迫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得不思考并回答：爱国究竟爱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才叫爱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究竟如何?因此，对“爱国”进行严格的界定，弄清国家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以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就成为摆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面前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与课题。因之，《甲寅》“通信”栏提出“爱国心”的问题后，迅即引起了李大钊等思想敏锐的青年思想家和部分读者广泛的讨论。《甲寅》“通信”栏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三、余论：《甲寅》“通信”栏的先导作用
    《甲寅》杂志的“通信”栏，除了以上所论“民约论”、“政本”、“人口”、“爱国心”等问题外，还提出和讨论了其他许多问题。其中，在《甲寅》“通信”栏提出的话题“新文学”与“孔教问题”，尽管因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甲寅》停刊而未能展开讨论，但由于这两个问题触及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变革的重大方向，因之在《新青年》上则成为热烈讨论的议题，并由此引发五四新文化运动。
    众所周知，“文学革命”与提倡“新文学”是《新青年》的重大功绩之一。实际上，这一问题最早也是发端于《甲寅》“通信”栏上。1915年9月，著名记者黄远庸写信给当时主编《甲寅》的章士钊，指出从讨论政治问题入手去解决救国问题已走人绝路：“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他明确指出，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提倡新文学：“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他认为应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的经验，在中国也发起一场文艺复兴，并希望章士钊能做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44)由此可见，黄远庸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新文学，是要发动一场思想革新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旧思想。他在政治变革走人死胡同的时候，提出以文学为手段从事思想革新运动的途径，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前进的需要，预示着一场以文学革命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即将兴起(45)。
    不过，章士钊对这一主张却不以为然，他强调政治改革的优先地位。他在给黄远庸的答词中称文艺只是社会之事，而社会之事必须是政治得到改良，人民程度提高后的事情。他说：“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因而，他对黄远庸提出的极富深远意义的“新文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发生文艺复兴，也是欧洲政治变革的产物，而在当今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一切皆为旁枝末节，任何伟大的文艺作品均无济于事。因而，他的结论是：“以知非明政事，使与民间事业相容，即莎士比亚、嚣俄复生，亦将莫奏其技。”(46)
    这场讨论尽管在当时未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但它却在民初思想界预示了一个新的趋向，即实行文学革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就在章士钊否定黄远庸主张的同时，《新青年》创刊。一年多以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表明了他对这场讨论中双方观点的取舍。他明确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在黄远庸与章士钊之间，明确地站在了黄远庸一边。在对欧洲政治、科学与文艺的评判、选择中，他也隐含了对章士钊偏重政治轻视文艺的观点的批评：“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按，章士钊称‘嚣俄’，即雨果)、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培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47)由此，陈独秀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从以上所论可知，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是章士钊在民初所首创，这是他为培育健全舆论而专门设立的报刊栏目。这一栏目的设置，既吸引了众多青年思想家和学者名流参与，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而“通信”栏提出和讨论的问题，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息息相关。主编者将广大读者心中的问题刊布于“通信”栏，提供给更多、更大范围的读者，使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发生共鸣。而之所以发生共鸣、引起讨论，则在于他们生活于同样的现实政治环境、社会生活之中，同样在为中国寻求新出路。“通信”栏讨论的话题、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编者与读者的政治及思想活动以及他们的精神追求，这一切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互动关系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通信”栏这一开放的公共论坛，吸纳了黄远庸、张东荪、陈独秀、李大钊、郁嶷等当时思想舆论界一批杰出的青年政论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们追随章士钊汇聚于《甲寅》，但他们所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既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现状的批判，又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展方向的探索。这种探索并不受《甲寅》主编章士钊的主张、观点和视野的局限，而黄远庸的观点显示了舆论界部分代表人物对章士钊所主张的“政治救国”道路的超越，开始以提倡“新文学”而走向新的救国途径的探索。尽管章士钊不赞成黄远庸的观点，但黄远庸的来信仍然在《甲寅》公开发表，可以说，正是主编章士钊的倡导，《甲寅》“通信”栏的开放性、公共性才得以实现。而“通信”栏提出的问题，后来为《新青年》“通信”栏所继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甲寅》“通信”栏不仅推动了民初报刊公共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新青年》“通信”栏及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引领和先导作用。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