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说，当年林彪出逃乘坐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毛泽东为接班人问题苦苦思虑，有人向毛泽东推荐了方孝孺的《深虑论》。毛泽东说，方孝孺自己被灭十族，何谈深虑？弃之不读。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深虑论》声名不彰，读过的人不多。作为领导干部，还有那些当今事业成功、家资宏富的企业家和巨商大贾，读读这篇《深虑论》，对如何对待人生，如何对待钱财，如何对待子孙家族，或许会有一些教益和启发。 方孝孺作为帝王之师，他所说的“深虑”，是天下之虑，帝王的家国之虑，也是为子孙的身家之虑。 首先，他认为，考虑天下的人，总是把很难的事、自己不放心的势力和人，思虑、预防得很严密很周详；但祸端却常常发生在那些恰恰被忽略的地方。他认为，这其实不是考虑周密不周密的问题，而是天道，是人的智力所难以企及的。 其次，方孝孺用中国历朝兴亡更迭作为例证，说明即使拥有无限权威、可以动用无限资源的帝王，要想保住帝位世代不变，仅着眼于防，不管心思多么缜密，也是防不胜防的。秦得天下，汲取了周朝诸侯太强的教训，实行郡县，但灭秦的刘邦却起于陇亩蒿莱；汉汲取秦不封诸侯而速亡的教训，大封刘姓王，却出现了七王之乱；唐太宗听人预言说姓武的人会杀其子孙，于是尽除姓武的臣属，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杀他子孙的这个人，就是服侍在他身边的媚娘武氏；宋太祖汲取唐末五代武人割据称雄的教训，尽削领军将领之权柄，以至于金兵南下无兵可御，徽、钦二帝城破被掳。这些结果，总是出现在当初那些开国帝王们深深的思虑之外。 最后，方孝孺认为，难道是这些作为一时雄杰的帝王们聪明不够、思虑不周吗？当然不是，世事的发展变化，圣人也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啊！这里我们看到，对身后事的“深虑”者，历代帝王，都是具有过人之智，盖世之才，百代之功，无往不胜，无攻不克，造就了辉煌的生平业绩。也因此，他们高度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安排决定百年之后的事情，但形势比人强，世事的变化是任谁也不可抗拒的。这些不世出的伟人尚且不能，何况仅有一点小功小成之人？ 当然，方孝孺的《深虑论》，是讲给旧时的帝王听的，用心殊为良苦。儒家不是不可知论者，方孝孺这里所说的天道，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其实就是规律，是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天道不可违，规律不可抗，掌权者要对人心有所敬畏，对规律有所敬畏。所以，方孝孺认为，真为后人计、为子孙计，唯一能做的，就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守住“万变不离其宗”的“宗”。这个“宗”，就是方孝孺所说的“德”，这也体现了儒家始终一贯的“德治”理念。治乱之世，事功之人，可能视“德”为迂腐之论。但人间社会，真正起作用的、长久起作用的却只有“德”。可以想想，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取代这一个“德”字吗？ 那么，“德”是什么呢？其实，儒家思想里的“德”，对普通人来说，就是社会的公共底线；对政治家来说，就是为政施策必须遵循的最一般的规矩和原则；对掌权者来说，就是对规律的顺应和对人心的敬畏；对社会治乱来说，就是民众对统治耐受力的基本限度。这个“德”字，中国社会讲了几千年，兹事体大，不论什么时候，修身、齐家、治国，都不可不察！即使在今天，居权势要津之人，要善始善终，不出问题；商企巨富之室，要绵延承传，相对久长，能起作用的还是要守住一个“德”字。具体说，至少有三点需要体会深思。 一个是，时势变化中守住方向。世情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变化之中。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能对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有充分的预见和把握，因此，顺应得当，应对成功，人生事业成功。但一个时代的具体应对策略方法，是无法传承的，是不可能运用到另一个时代去的，生搬硬套，就成了谬误；没有看清变化，举措失当，也必然得其反面。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在生活和人生中守住的方向。这绝不抽象，关乎每一个人的行为选择。比如，领导干部思虑的重点是应该放在为党尽责上，还是放在个人退休后和身后之事上，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处理为党的事业计和为后世子孙计，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应该怎样对待巨大的财富，应该怎样选择资本的投向和领域，等等。我们看到，那些被曝光的大奸巨贪，其实都有着很高的智商，有的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不小贡献。他们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从根本上说，就是错估了形势的发展，误判了党的改革走向、自身纠错能力和人民对贪腐的容忍度，以至于在社会转型发展中方向迷失、走向了覆亡的邪路。 另一个是，“天道”难测中守住底线。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还不能排除发展的反复和偶然性干扰，因此古人认为“天道”难测。但社会既然是由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交往方式，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与人、集团与集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必然会出现利益的交集，这种交集的纽结点，就成为法律。法律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硬性调节和规范，它是社会的最底线。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相对宽松的道德底线。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组织和团体之间必然会发生关系，这个关系的交集点就是道德。道德其实是出自基本人性的考虑，是对人性弱点的软性约束，也是对社会基本关系的软规范。无论相对于人性，还是相对于社会组织，道德比法律更基本、更深刻，也更为稳定。正因此，我们无论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普通人，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求我们的子女，都应做到变中守法律，变中守道德。做到这些，才是真正长远之道、深虑之策。 再一个是，智慧有限中守住节操。在中国传统文化那里，气节操守是官员“德”的核心内容。气节，就是忠诚于信仰；操守，就是忠诚于职责。除去意识形态因素不说，信仰、操守任何时候都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既然无法完全预测社会的变化发展，既然无法做到准确地应对人事世情，我们就必须把一些基本的东西守住。人无信不立，事无责不成。没有信仰，怎么可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呢？做事没有责任意识，事情怎么能够成功呢？许多人和事都告诉我们，不恃聪明，不称智慧，不弄技巧，而察趋势、明大道、守根本，秉持住基本的原则，以此立身，以此传家，以此遗子孙，方可保事业长久，子孙无虞。 所以，方孝孺不是让我们不要深虑，而是要从更深一层上去虑，从“天道”、规律上去虑，从“德”、从底线上去坚守；多虑方向性的东西，多虑根本性的东西，多虑真正长久的东西。如此，才是真正谋深虑远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