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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先生不唯学术视野广阔，更在古代制度史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其名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和《宋登科记考》等，已成为古代史特别是宋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如今，龚先生将其历年发表文章和相关评论文字汇为一册，结集出版，题名为《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为学人深度了解龚先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历提供了机会。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近150万字。其中，宋代制度史自然是龚先生研究的重点。职官、科举两项，该书中共收录集中讨论宋代的达44篇，通论整个中国古代的论文16篇，讨论汉魏南北朝的3篇，专门讨论唐代及兼论唐宋的10篇，讨论明清时代问题的7篇。反映出龚先生对职官、科举制度之研究，是以宋代为重心，兼及前后时代并注重从整个中国古代考察制度变化的特点。 书中所收论文大致可分为五个类型。一为专题研究，如《中国历代职官别名研究》《论宋代皇帝与科举》《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论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等。二为具体考证某项制度源流变迁之作，如《“宰相”官起源考识》《关于西汉“武功爵”的级数及其他》《唐代孝廉科之置废及其指称之演变》《宋代两“天文院”考》《关于明代“内阁”出处之商榷》等。三为职官、科举文献订误、考释与补正之作，如《文莱国宋墓“判院蒲公”索解——兼评《西山杂志》（手抄本）的史料价值》《〈文献通考·职官考〉订误》《〈宋史·职官志·总序〉注释》《〈文献通考·宋登科记总目〉补正》等。四为从职官角度对人物仕履考订与考释之作，如《〈全宋文〉小传中有关官制问题的商榷》《文学遗产整理与官制学养》《北宋改革家范仲淹仕履官衔系年考释》《北宋名相富弼仕履官衔系年考释等。五为对职官、科举制度概念及文献学意义之阐发之作，如《论官制研究在文献学上的意义》《关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科举家族”定义商榷》等。 从整部论文集来看，龚先生对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并未停留在对制度本身之考证和梳理上，而是通过对制度史的深度研究，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相关学术领域的疑难问题，如本书之首篇《论官制研究在文献学上的意义》，通过对欧阳修《泷冈阡表》中所署官衔之准确释读，不仅纠正了长期流传的《古文观止》注释中的错误，更揭示出官制知识素养在阅读、整理文献及考证史实中的普遍价值和意义；《中国历代职官别名研究》一文，则是首次提出“职官别名”这一研究议题，并系统总结出职官别名的分类、滋生规律和研究意义。当然，诸文中还是以解决疑难问题者居多，仅举一例：如《木兰诗》的时代与作者及《乐府诗集》所收两首《木兰诗》的关系，曾是文学史界争论不休、颇存疑窦的学术问题。龚先生则从一个史家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其《北朝本色乐府诗<木兰歌>发覆——兼质疑<全唐诗>误收署名韦元甫<木兰歌>》一文，不仅从情节和语言风格上对两首《木兰歌》进行比较研究，更从名物制度上比较研究，颇具说服力地指出，《全唐诗》所收署名韦元甫《木兰歌》，即《乐府诗集》所收《木兰诗》之二，应是北朝本色民歌；而《文苑英华》所收署名韦元甫《木兰歌》《乐府诗集》所收《木兰诗》之一，即现在各种古典文学作品选本采用的《木兰诗》，显然是经唐代文人对《木兰歌》加工润色过的集体创作。文章还对《木兰诗》署名韦元甫的原因作了合理推论，从而对久争纷纭的学术问题作了较大程度的澄清。 龚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古代科举制度，其重要支撑便是《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近年来，随着《宋登科记考》等著作的陆续出版，与之相互因应的研究论文亦相继发表，此便是收入《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中编的28篇论文。与职官制度研究一样，其中既有对史实发覆之作，亦有理论性总结与阐发之作，可谓篇篇有其新意。如《唐孝廉科置废及其指称之演变》一文，针对学界多认为唐代科举不曾设置孝廉科的问题，运用唐代传世纸本文献与大量出土文献资料，对其中有关唐代科目史料，进行钩沉、梳理、厘析、考辨，揭示出唐代孝廉科置废情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性质，论定唐前期孝廉科确实设置过的事实真相。《科举制定义再商榷》一文，则总结、分辨对科举制定义的各家之说，对科举制定义重新界定，即将科举制界定在三个条件之下：（一）设进士、明经、制科等科目招考，取士权一归中央，由朝廷定专司、专官知贡举；（二）招考向全社会开放，原则上许平民或官员“投牒自举”报考；（三）地方与中央定期、定点举行二级以上考试，命题统一，“以文取士”。此文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学者们对于科举制定义的说法，并使对科举制起源问题的认识变得更为清晰。《论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一文，则征引大量史料和事例，深入剖析出清代八股文评定标准中的“理、法、辞、气”基本含义、“清真雅正”标准的确立原因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和思想旨归。可谓见解深刻，论述精辟。 对于龚先生的卓越学术成就，曾有不少学界同仁好奇是如何做出来的。逐一浏览下编和附录，龚先生治学之路和方法便能使读者豁然明白，首先就是他一生坚守的“不怕慢，只怕站”座右铭。这一深含哲理意义的座右铭，揭示了做学问：在认定了学术方向之后，不能一曝十寒，要有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他说：在当今纷繁的社会里，杂事与诱惑的东西很多，要学会取舍，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操守，抵制诱惑，再忙，每天都要做一点正在做的研究工作，也就是每天都要向前跑，宁可跑慢一点，却一天都“不能站”。这样看起来慢了，从全局来看却是快了，效率高了。龚先生治学的另一特点，就是富于创新，他“知难而上，敢于创新”，勇于开拓、富有前瞻性的魄力；而这种创新，是充分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