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袁世凯权倾内外，呼风唤雨。有些研究者往往把这种“袁世凯现象”，归结为“权谋”、“狡诈”的结果。其实，对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仅从变动着的“思想”、“观念”中去寻找，就会陷入研究的怪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而严肃地用唯物史观研究袁世凯的人才方略，不能不“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P423）
    一、立国之本，要在得人
    甲午战争中，清朝败于一向被视为弹丸之地的小国日本，被逼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还带来割地狂潮，加深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危机，使得朝野上下感到震惊。清朝为何遭到如此凌辱呢?袁世凯归咎于人才问题。他说：“夫当世无深明大义之人，故人才今不如古；当世无博达时务之人，故人才又中不如外。”[2]（271)因此，他认为：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2](P270)他的这种分析，切合中外历史事实，结论也是精当的。
    在袁世凯看来，人才是抵御外侮的栋梁。他认为：“方今列强环伺，国用El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致富强。”[3](P818)1903年4月9日，他上奏朝廷道：“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譬犹饥渴之需食饮，水陆之资舟车，不可须臾离者也。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大难迭乘，外侮日逼，振兴奋发，正在此时。然而诸务未遑，求才为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如反掌。”[3](P735)他形象地把人才视为饥饿中需求食粮，远行需要船舶和车辆代步。只有启用人才，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
    如何摆脱近代中国强邻环列、虎视狼吞的危险境地，挽救大厦将倾的危急形势？这是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袁世凯给出的答案是：“当今时局，以讲求武备为先；整顿戎行，以遴选将才为急。”[2](P487)他身体力行在天津小站用洋枪洋炮和新式方法编练新军6镇，成为全国效法的榜样。
    人才是立国兴邦之本。袁世凯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方今万国交通，列强环伺，庶政纷乘而待理，事机蕃变而日新，非有通晓中外情形，明达事务之人才，不足以济艰难而备缓急。”[4](P1199)“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今昔同慨。”[3](P818)从国家强弱的高度来认识人才的重要性，表现出非同一般官员的胆识。他认为：“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施，因时制宜，兴利剔蔽，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2](P268—269)尽管百废待兴、积重难返，只要抓住根本“广植众材”，就能够使国家地位改观。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重申“立国之本，首重用人”[5](P35)。1914年9月17日颁布大总统令，再次表示“本求贤若渴之素怀，延揽英才，共匡大局”[6]的愿望。他非常讨厌那种空谈洋务，不着边际，不干实事的人。可见，重视人才是他一贯的思想。
    人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近代中国挨打的根本内因，在于落后，其出路在于依靠人才，走向富强。“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于反掌。”因此，袁世凯认为“诸务未遑，求才为亟”[3](P818)。可见，他把人才问题，看得十分紧迫。
    他经过详尽的考察，得出结论：“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2](P270)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兴衰，原于学校。纵观世界，袁世凯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富强的国家，必然是学校众，人才多。也就是说，人才优势是其取胜的关键。
    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盛或衰亡。经济是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决定经济发展状况的，是生产力。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无论是劳动者也好，还是生产工具也罢，都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真心关注时局的人，应当满腔热情地扶植学校，培养人才。
    二、力废科举，兴学储才
    唯物史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的存在，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好恶，乃至政策取向。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教育事业飞速发展。要想赶上西方，不至于落伍，必须重视兴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而中国传统的育人基地是私塾和书院，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沿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与近代西方的新型学校相比，这种人才制度显然大大落伍。袁世凯先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早在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期间，就痛斥科举制的弊端，“用非所学”，“拙于政事”，不能通达时务，主张必须改革。
    袁世凯提出废除科举制的主张，开全国之先。
    1903年4月9日，他上奏日：“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时艰至此，稍有人心者，皆当倾念大局，与其迁就庸滥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体达用之人才。”[3](P736—737)这里他明智地看到“科举之危害，关系为重”，并且将废科举、兴学校与培养“救时”人才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明智的建议没有得到清政府采纳。
    两年之后，1905年8月30日，袁世凯再次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领衔与张之洞等人呈《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首先分析了危险局势：“臣筹(应为“等”——作者注)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囊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他们断言：“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4](P1187)在袁世凯等封疆大吏的吁请之下，清政府鉴于大势所趋，最终废除了科举制。袁世凯首倡废除科举、普及学堂，掀开中国育才近代化的新模式，是值得肯定的。
    袁世凯对兴办学校具有独特的认识，确信学校是培育新政人才的摇篮，并倾注满腔热情。他提出“惟五洲之强弱，视其教育之轻重，经国要图，莫此为巨”[4](P1337)的建议，被清政府采纳。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袁世凯尤其看重师范学堂，认为“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3](P581)，效法欧美，大力兴办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同时，袁世凯重视培养军事人才，建议清廷“似宜亟饬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材”。“练兵之道，教将为先。教将之方，劝学为亟。……中国非无可用之兵也，患在无将；亦非无忠勇之将也，患在不学。”他主张设立军事学校，学习中外兵法、战法，培养将才，练成劲旅。在财力十分窘迫的情况下，袁世凯“尽力设法筹拨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以补公家之不足。同时亲自捐款2万元，表率群僚士绅。对捐资兴学者，袁均奏报请奖，给以鼓励”[7](P111)。他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在直隶创办武备速成学堂、行营将弁学堂、测绘等学堂、陆军武备学堂、军官学堂、陆军讲武堂等军校，培养了吴佩孚、阎锡山、李烈钧、杨杰、蒋介石等一大批军事将领，逐渐改变了军官队伍的构成，对中华民国的军事和政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至1906年6月，直隶共办农工、医学、师范、图算、电报、女子、吏胥等学堂约4549所，入学人数不下10万人[4](P1338)。由此使当时直隶近代化教育程度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培养了一大批现实急需的经济、军事等各种人才。
    三、破除常规，量才用人
    如何破除常规，量才用人，逐步建立一套人才选拔机制，是袁世凯着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方面，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启迪。
    (一)注重人才的道德品质
    在选拔人才方面，袁世凯看重的是学粹品优，体用兼备。他说：“大抵才尚有为者，或心术不皆纯正，心尚无他者，或才具不尽优长，皆未足寄以事权。”[2](P283)他认为徐世昌“学粹品优，才智明敏，尤能留心兵事，谙习戎机，洵为体用兼备”[2](P22)，于是，就向朝廷保举，委以重任。他注重州县官员的官德，认为基层官员应把“亲民”放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邦本莫重乎民，而亲民之官，莫切于州县。诚以国者，民之积也。凡百新政，大都关于民事为多，亦大都先从州县办起。一州县得其人而州县治，各州县皆得其人而全国治矣。”[4](P1267)
    对于新式军事人才，袁世凯制订的道德规范是：“尊君亲上，专心向学……以期款不虚糜，学皆可用。”[ 3](P488—489)不能挥霍国家的钱财，将领应当具有“忠诚”、“智谋”、“勇敢”、“光明坦坦”等优良的品德。
    袁世凯最憎恶的是：狡诈者；工舞弊浮华者；鲜实心轻率者；难与持重嚣张者；难以持久贪吝者；见小而遗大虚骄者；夸远而蔽近犹豫者；多疑而少决暗昧者；执滞而难通不知爱民者；不足与言公忠不知自爱者；不足与励廉耻者[8](P186)。对于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他“随时加以惩治”，决不宽容。
    (二)重用新式知识分子
    新式知识分子具有新知识、新眼光，是建设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能否启用新式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官员的胆识和能力。袁世凯兴建新建陆军时，大胆录用由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如冯国璋、段琪瑞、王士珍、陈光远、何宗莲、段芝贵、王英楷等人。其中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琪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后被称为“北洋三杰”。
    袁世凯敢于打破陈规，重用留学生。在接见前来参拜的留学生时，与其他军机大臣的傲慢不同，袁世凯“必鞠躬伸双手，表示接头还礼”[9](Pll9)。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举荐任用了唐绍仪、蔡绍基、梁敦彦等大批留学生。袁世凯称赞唐绍仪“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洵为洋务中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罕其匹”[2](P361)，保举他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后升为奉天巡抚，再升为民国内阁总理。此外，袁世凯主张避开外国政府，直接聘请“学术博通，志趣端正”的外国人充当教习和顾问，如教育方面有渡边龙圣，医疗行政方面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这样既达到“借才异国，任用客卿”的目的，又收到“进退惟我，从违亦惟我，自可有利无弊”[2](P484)的实效。
    (三)重用实业人才
    工商业是近代国家的支柱和命脉。袁世凯提倡发展实业，重用周学熙、孔多森等人发展实业，依靠严修、胡惟鲁等人筹谋兴学育才。他曾对人说：“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情我自任之，办学的事情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10](P116—117)他还保荐詹天佑修筑了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筹建的铁路——京张铁路。这体现出他用人所长和用人不疑的特点。
    除重用西洋留学生，袁世凯奏请“凡游学日本毕业回国之学生，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经臣陆续派办洋务及师范、实业、各学堂、局、厂”[3](P998)。其中金邦平、富士英、黎渊、嵇境、傅汝勤、徐增礼等都得到了重用。
    袁世凯认为：“举办要政，人才为先，其有为效最著之员，自应登之荐剡，以昭激劝。”[2](P965)他善于将人才放在适当的位置，发挥其作用。如在直隶总督任上，他认为候补道汪瑞高“学优操洁，心细才长”、“能扫除积习，厘剔蠢奸”[3](P640)，便上奏朝廷“破格擢用”，升任直隶长芦盐运使。
    (四)建立新式用人机制
    吏治是人才的导向。袁世凯认为：“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进退因之，民生之体戚系之。故欲转移风气，整顿地方，莫先于讲求吏治。”[2](P91)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格外重视吏治人才的选拔与培训。他说：“直隶当兵燹甫靖，百废待兴，亟须提倡吏才，冀皆闻风兴起。”[3](P564)为此，他派遣吏治官员分赴各国，考究外国的政治、学术情，增长智慧。甚至他自己也表示要赴日本参观访问。可见，在强邻入侵、清朝诸多官员懵懵懂懂的情况下，袁世凯重视吏才，并努力与世界接轨，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袁世凯痛恶清末朝廷任用官员重资历、重规矩的做法。他认为“限于成例，补缺綦难，实非鼓舞人才之道”[4](P1469)。他强调：“今当朝廷破格用人之秋，宜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3](P868)主张破除成例、破格擢用。民国初年记者黄远生曾称赞他“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11]。
    吏治程序化、规范化，是袁世凯的一个贡献。在编练北洋常备军时期，袁世凯规定：新军所有高级将领必须经过考试。考试录用成为常规手段，并建立了一套定期考核制度。袁世凯制定了考核官员的五项标准：“一阅历，如曾办何事有无成绩等类；一批判，如公牍文字可觇学识等类；一律例，如新旧法律及各国宪法等类；一行止，如举动静躁及吸食鸦片等类；一口才，如问对详明有无条理等类。”[12](卷三)袁世凯执政的北京政府初步建立了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机制，确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举行留学生出国选拔和归国甄拔考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
    “有功必赏”、“有罪必惩”是袁世凯用人的基本原则。他在就大总统职后的《告军界文》中说：“凡所以待遇我军人者，无不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他要求上下级之间，“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亲”[5]。
    在育才、用才的同时，袁世凯还建立了储备人才的模式。即：一是现用的；二是备用的；三是储用的；四是培用的[13](P156)。这种人才梯队格局，无疑是具有远见的。
    四、经验与启迪
    研究历史人物应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袁世凯在用人、育才和建立用人机制等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弱点。他的认识和实践，无时无刻不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和本人素质的制约。
    有比较，才有鉴别。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4](P154)袁世凯确实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首先是参考确立了新的人才观。“末期的清帝国是一种地方分权的专制政治，帝国被一种官僚政治所统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社会结构以家族为中心，其结果是裙带风盛行。”[15](P3)而袁世凯则把人才置于“立国”、“富强”的高度来看待，并逐步付诸实践。其次，废除了科举制度。科举制流行1300多年，误导许许多多的人皓首穷经，不顾社会潮流，脱离社会实践。再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一大批新的育才学校。洋务派虽然在中国开创兴办学校之先，但在30多年时间里只创办新式学校30余所。戊戌维新派梁启超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6](P13)可谓惊世骇俗，但百日维新期间只创办了一所京师大学堂。袁世凯仅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创办新式学堂4549所，培养新式人才10多万名，并且培养了新式将领。清朝末年军队衰弱，袁世凯大办军事学堂，培养并引进留学生充当军官，大大提高了军队素质。英国人贝思福观察新建陆军后得出的结论是：“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另外，创立了新的用人机制，在文官考试、破格提拔、人才储备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袁世凯为何能够重用人才呢?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答案隐藏在深刻的社会现实中：一是时局需要人才脱颖而出。社会的需要，胜过100所大学。中外严酷的竞争，亟待大批人才。二是政府的需要。清末，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1902年2月28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日：“造就人才，为当今急务。”[17](P335)国家维护正常运转，必须依靠真才实学的人才。三是袁世凯能够睁慧眼、识时务。当时的中国必须重用新式人才，才能迎合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清末民初，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甚至迎来一个“黄金时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内有辛亥革命的促进、外有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等原因之外，不能说与执政的袁世凯重用人才没有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3]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中)[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4]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袁大总统书牍[Z]．上海：新中国图书局，1912.
    [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中心，1974.
    [7]侯宜杰．袁世凯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8]刘凤翰．新建陆军[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所，1967．
    [9]陶树德．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A]．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10]严修，高凌雯，严仁曾．严修年谱[Z]．济南：齐鲁书社，1990．
    [11]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12]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卷三[M]．北京：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1907．
    [13]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十三天皇帝梦[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14]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关]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M]．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6]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M]．北京：中华书局，1978．
    作者简介：赵书刚，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