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着中国军政的最重要领导职务，其思想言行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2000年以来，由于研究环境的改善、观念的更新、国际交流的增加及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的开放等，史学界关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其中关于蒋介石与“安内攘外政策”及“不抵抗主义”、蒋与“对日和谈”、蒋与中外关系等课题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文章在点评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展望。
    关 键 词：蒋介石 抗日战争 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陈红民，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曹明臣，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担任着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盟军中国战区统帅等重要职务，他的思想言行对战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均有着重大影响。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对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对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进行学术考察与归纳，并进行评点。
    写作本文时，笔者有3点限定：1.2000年以来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以及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果丰硕，本文显然无法全面考察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只着重推介笔者认为此间进展较大的几个问题。2.在考察样本方面，选取发表在有代表性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学术论著暂不在考察之列。由于蒋介石的特殊地位，研究抗日战争的论文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涉及他，本文则锁定在直接以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相关研究为主题的论文。3.考虑到中日关系与抗日政策的完整性，在时限上，将抗日战争的范围限定在1931年至1945年。由于以上限定，本文不求全贪大，只求以一斑窥豹，遗珠之憾在所难免。
    一 蒋介石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蒋介石所提“攘外必先安内”，是全面抗战前的一项重要政策，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传统的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步步加深，大敌当前，蒋介石罔顾全国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目的在于集中力量“剿灭”中共领导的武装。“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为对日妥协、全力剿共而推行的“反动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进入1990年代后，有不少论著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时间、特定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进行辨析，对传统观点有所置疑。
    学者们对“攘外必先安内”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熊宗仁《“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6期)。
    黄道炫文的视野相当开阔，该文从中国历史的漫长脉络中去寻找“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源，说明这并非蒋介石所发明，在中国历史上其源有自，每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接着，文章又考证蒋氏首次提出“安内攘外”，并非学界所说的“九一八”前后，而是在1929年10月与冯玉祥作战时。蒋在其发表的讨冯文章中，有“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的句子。1931年7月下旬，蒋介石在一通电中称：“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立政府。蒋介石认为，突发的“粤中叛变”破坏国家统一，扰乱了法权收回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进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时，再次提出“攘外安内”。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之后，蒋介石在许多场合下说过类似的话，“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他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黄道炫分析认为，对蒋介石的基本立场，必须从4个方面理解：“对日妥协以民族及国民政府统治的生存权为限度”；“在复杂的形势变化中，蒋坚持不挟外力以自重”；“他确有一以贯之的对日抵抗准备的设想和行动”；“某种程度上，蒋的妥协政策也有将其作为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国脉，争取生存空间一种方法的考虑。”
    黄道炫指出，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中心，妥协是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蒋介石既有“攘外必先安内”的表述，也有“最后关头”的提法，两者的结合点即要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容，既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
    黄道炫还结合史实仔细辨析了“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方针的实行进程，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在简单的六个字后面，体现着国民政府和蒋内外交困局面下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
    熊宗仁提出，评价“攘外必先安内”，“必须把国民政府确立这一政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统一起来，把对这一政策的理论诠释和实际运作统一起来，把影响这一政策实施走向的内外原因统一起来，才能客观、全面地判断其复杂的历史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据此，他分析道，“攘外必先安内”并没有为中国的抗战提供发动的基础。“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进一步实现和维护国民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它虽然包含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独立完整、争取民族生存自由的原则性和民族性，但其党派性却高于民族性。因此在对内对外问题上，国民党政府选择了先解决国内问题再解决对日问题的方针。而共产党事实上也是先解决国共两党的国内矛盾斗争问题，才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的侵略。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国共两党的斗争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极大地影响了对日抗战的大局”。
    熊宗仁的结论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
    对照两篇论文，黄道炫文史实学理皆较明晰，把蒋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安”方针置于当时的内外因素之中，寄予更多的“同情式理解”。熊宗仁文发表于后，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苛责反而稍多，然其文中大胆地提出，共产党当时的选择是“先反蒋后抗日”，同样将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
    二 蒋介石与“不抵抗政策”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面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大陆史学界长期认为是张学良“忍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蒋是“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张做了蒋的“替罪羔羊”。此后，蒋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均采用了“不抵抗政策”。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一)张、蒋两人究竟谁负主要责任；(二)蒋介石是否一直实行“不抵抗政策”。①
    曾景忠的《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一文，围绕“东北当局绝对听从国民政府的指示、命令吗？”“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究竟是谁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国民政府处置事变方针可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等问题展开论述，依史实逐一进行分析与澄清。文章的结论是：(一)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有时并不听蒋的命令，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二)说蒋介石下达过“不抵抗”命令，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三)事变前蒋、张二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仍有明显区别。(四)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张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之后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
    范德伟与庄兴成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关于“不抵抗”的研究，要力避在蒋介石与张学良二人的责任孰重孰轻上打转转。该文从蒋、张二人的一贯主张与当时处境出发，对两人推行“不抵抗”的分歧和演变作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其结论是，尽管“不抵抗”在名词上完全相同，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不抵抗”背后的内涵却是完全不同的：张学良是为实行“全国抗战”主张而导致了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而蒋介石的不抵抗则是要推行“力避全国抗战”战略。本文肯定了张学良是实行“不抵抗”的，蒋反倒是避免使用“不抵抗”一词：“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从蒋的电文、日记、讲演、书告中，均未见用‘不抵抗’一词，而是用‘忍让’、‘避免冲突’、‘稳健处理’等词语来表述……蒋似乎一直在有意不用这种词，表示自己同‘不抵抗’有距离。”然而，全文却从动机上为张的“不抵抗”辩解，文中有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全力对外’的基本信念，导致了他(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说明作者对此结论也不是那么自信。
    过去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批评，并不止于九一八事变，而是认为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妥协与不抵抗，不仅不抗日，还对淞沪抗战等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进行阻挠。近期的研究虽未正面否定此观点，但却多论述蒋在九一八至七七之间的对日态度与抗战准备，实际上是对蒋实行“不抵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杨天石的《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结合蒋介石日记考察蒋的对日谋略，其结论是：九一八事变后蒋在国人的批评指责之下，对日政策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各口抗击来犯日军；在谈判桌上，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过若干抗争。但是，就其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在对日步步退让的同时，又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对内，调整政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和中共的矛盾，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关于蒋介石与局部抗战的关系，一些论文也提出了新的解释。肖如平的《蒋介石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中心》(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0年4月浙江大学)指出：一二八事变前夕，蒋联合汪精卫在反对与日绝交的同时，适时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原则。淞沪抗战爆发后，蒋尚未完全复出却已实际负起领导全局的军政责任。他和汪精卫确立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原则，成为中国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原则。蒋所主张的抵抗，“实质上是适而可止的正当防卫，目的在于宣示中国的抗战决心，防止日军侵略的扩大，为最后的交涉作预备”。他对上海守军的支援是有限度的，尤其在第五军增援上海后，从江西、河南等地抽调的军队，目的不是参加淞沪抗战，而在防备日军侵略的扩大。
    曾景忠的《长城抗战研讨二题》(《历史教学》2006年第7期)指出，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之前，即严令张学良认真备战。战事爆发后，蒋又向前方将领发出手令，督励将士“奋勉前驱，克尽天职，以完成我中华民族惟一光荣之战史”。战事失败后，蒋准张辞职，“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呼声。张学良的辞职是势所必然的。这或许是对其‘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清算。断言蒋介石为转嫁热河沦陷的责任，落井下石，逼张学良辞职，此说未必能够成立”。杨奎松的《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指出，1936年10月，蒋介石确定在绥远对日伪军采取攻势，先发制人，以显示中国方面保卫绥远决心，蒋并亲赴太原策动。确凿的事实说明，“绥远战役为蒋介石幕后主导”。文章还详细分析了绥远抗战发生的原因，对蒋发起和中止此次战役的目的有所说明。
    仲华的《1931—1937：蒋介石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从“关于中日全面战争的认识”、“关于国防的认识”、“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等方面，分析全面抗战前蒋介石应对日本的军事思想，其结论是：从九一八至七七期间，“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对未来战争有益的成分，又有消极的，为独裁统治所用的成分，其中处处充满了矛盾和碰撞”。蒋的军事思想无法解决两个迫切的问题：不足以应付一场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无法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军队。
    对于蒋介石与抗战准备的关系，也有新的发掘。有论文指出，继1933年、1934年两次庐山训练后，1937年5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三次庐山训练，训练对象为全部师旅长及前西北剿匪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及各省党委中学校长训导员、军训人员以及各地专员与各县教育民政科长等。与前两次训练的内容有很大不同：“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蒋介石因西安事变时身体受伤，对此次训练未能事事亲力亲为，“但仍予以悉心指导。”(见黄道炫：《1937年的庐山训练》，《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有几位硕士研究生分别以蒋介石与局部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为选题，撰写了学位论文。
    三 蒋介石与对日“和谈”
    作为战争中激烈厮杀你死我活的对立双方，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与日本的一些接触与谈判显得特别神秘，谁主导？谈什么？由于谈判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资料极少，难得其详。但蒋介石在交战状态下与日本的谈判，长期以来都被用来当成是其“假抗日”、“真投降”、抗日立场与态度不坚定，随时准备投降的最好证据。最近的研究在此方面有重要的突破。
    杨奎松的《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开启了利用蒋介石相关档案进行新研究的先河。论文通过对蒋介石与陶德曼调停、高宗武的秘密使命、孔祥熙与日本的秘密接触、宋子良的香港之行、张季鸾行动等活动的考察，认为这些活动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蒋未必都是主动者，更不一定是幕后的操纵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而是认为是和是战，必须依据国际国内之大势，有全盘之规划和慎密之设计，能达到不战而胜之目的，且必须操之于己(中方)。蒋与日本谈判的基本要求是日军必须限期完全撤出长城以外(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同时自动废止过去两国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杨奎松论文的结论是：“蒋介石是坚持抗日的。他自抗战开始，即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基本诉求。当然，在此诉求下，蒋也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但就目前所知，几乎所有与蒋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蒋对抗日战争所带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较国民党内多数领导人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故其抗日态度明显较众多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更为坚定。但蒋也无意完全堵塞对日秘密沟通渠道。”对其下属或明或暗地从事此项沟通，“蒋感觉有需要时便不坚决反对”。
    王建朗的《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详细分析蒋介石等人1940年8月期间为张季鸾赴港与日方接触所准备的一组文件，阐明了其对与日和谈的基本立场。文章的结论是：“对于关内地区，他(蒋介石)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地撤军，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则更进一步，如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取消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其他的不平等特权。对于东北地区，他表现出了较大的妥协性，未能将同是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而准备以特殊方法予以处理。”蒋介石与日方和谈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吴景平的《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以蒋介石、王世杰、周佛海、王子壮、胡适、徐永昌、翁文灏、张嘉璈、陈布雷等名人的日记为史料依据，分析了七七事变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接连遭受重挫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对日和战的态度。文章指出，其时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弥漫着悲观主义的情绪，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即便是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在战局失利时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是，在这一期间的几个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能以国家存亡、民族根本利益为取向，以维护国民政府的独立和尊严为底线，顺应举国上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民意，克服了各种干扰……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力图实施，促成了战时决策体制的形成，表明和守住了抗战的基本立场，使得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稍后，吴景平又发表《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认为1938年，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天石在此课题上着力更多，他先后完成一系列的文章，如《“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蒋介石日记披露抗战期间对日密谈内幕》(《党史文苑》，2009年10月上半月)等，逐个详解了蒋介石与日本几次密谈的策略与应对。据他的研究，“议和”的背景与过程十分复杂，但基本上是蒋利用日本的“诱降”心理与其周旋。
    其实，如果从政略的角度来看蒋介石与日本的“和谈”，则显示出蒋其实是有一定谋略的。如蒋1940年前后与日本的“和谈”，正是汪精卫投降后与日本协商建立伪政权之时，蒋有利用与日本的“和谈”来延缓汪伪政权建立的意图。
    四 蒋介石与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
    鹿锡俊先后发表了两篇全面抗战前蒋介石与中日苏关系的论文，很有启发意义：《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提出，对蒋介石而言，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随时间变化而各有侧重。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造成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几年后，鹿锡俊又发表《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将考察时间往后延伸。该文的几点结论是：“在1935年国民政府对日对苏政策的转折过程中，蒋介石一直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在蒋介石主导的中国对日对苏关系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全局来说，对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考量，是最根本的因素”、“蒋介石在对日对苏关系的因应中，从‘以中立谋日苏相互牵制’的总战略出发，一面力求以苏制日，一面也试图以日制苏”、“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趋向放弃中立，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华北事变后日苏两国在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国民党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李玉贞《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斯大林》(《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0年5期)，着重探讨抗战时期蒋介石几次请斯大林“仗义兴师”和蒋谋求同苏联缔结互助公约两个问题。文章认为：“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朋友到失和的过程。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中苏国家利益的需要。蒋介石多次要求苏联出兵直接对日作战，但斯大林仅仅答应给中国援助，避免直接对日。蒋介石多次要求与苏联缔结‘普遍性条约’或互助条约，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苏联为了保持其东部和西部边界的安全，先与德国后与日本缔结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条约。国民政府一度相当艰难。1945年8月14日苏联参战(引者说明：原文如此。1945年8月8日晚苏联政府对日本声明，于次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固然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收回的主权是不完整的。蒋介石赢得的只是一场安慰赛。”
    关于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黄道炫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主要讨论了1942年缅甸战场上中国方面两个主要指挥者蒋介石、史迪威对战争失败的责任问题。史迪威过多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指导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有一定责任”。范德伟的《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分歧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军事历史》2010年第5期)，在黄文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两人的责任问题，论文指出，1942年中国远征军兵败缅甸，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分歧有密切关系。史迪威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坚信进攻能够拯救缅甸，一再改变蒋以纵深配置守卫上缅甸的计划，把中国远征军主力集中到曼德勒以南，造成了上缅甸的兵力空虚。而蒋介石想让远征军主力退守上缅甸，日军攻占腊戍后迅速分兵攻击，击破了蒋建立缅北根据地的计划。蒋随后支持杜聿明率部绕道回国，导致了中国军队在野人山的劫难。
    杨天石的《联德还是联英美？——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抉择》(《同舟共进》2010年3月)虽不是篇十分规范的论文，但却指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即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0年，国民党内的孙科、白崇禧等人曾提出要联合在欧洲战场上获胜的希特勒德国。蒋介石则力排众议，继续推进联络英美的外交方针。历史证明，蒋介石的选择则是明智、正确的。
    五 几点认识
    综观史学界对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的新进展，可以概略地得出以下的认识：
    (一)笔者在《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学术月刊》，2011年5月号)中曾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蒋介石研究的轨迹，认为蒋介石研究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要包括：中国大陆自身的社会发展、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界研究观念的变化、两岸关系的演变、学术交流与史料的开放程度。近十多年来关于蒋与抗战的学术研究史，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如上结论。
    确实，对蒋介石与抗战的研究的进步，与中国大陆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而增强的自信心，执政党对既往历史认识的某些宽容，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民众史观等对革命史观的冲击，并形成多种史观并存的局面，使得对近代历史的认识角度与评价标准从单一转向了多元化。
    评价蒋介石与抗战的关系，与对蒋介石的总体认识是一体的，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蒋介石到底是否真心要抗战？在革命史观之下，蒋介石是中国黑暗势力的总代表，行为是“反动”、“卖国”，在抗战期间必然是“假抗日，真反共”。而最近的研究基本肯定蒋介石是真心抗日的(虽然肯定的程度有所差异)，以此为前提与出发点，具体探讨蒋介石与抗战准备，抗战战略与策略，抗战对日期交涉、内政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成败与得失，虽对蒋的战略眼光、政治军事能力、形势判断与个人私心等限制造成的战局困难多所批评，但也客观地指出当时中国综合国力与日本的巨大差距，日本处于进攻一方所具有的优势，及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等因素，使中国难免要处于困难的局面。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华民族全民族的解放战争，蒋介石是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对其的评价，实际上影响着对整个抗日战争历史的定位。中国史学界对于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果对蒋介石抗战期间的言行基本否定，则很容易得到一种割裂历史的解释：即这场获得胜利的伟大战争是在一些始终妥协的、不坚定的、甚至是随时准备投降的人领导下进行的。
    (二)毫无疑问，对蒋介石与抗战研究的进步，是建立在相关课题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各国各地新史料不断开放基础之上的。尤其是1990年代末台北“国史馆”开放蒋介石档案、2006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蒋介石日记，这两批数量大、时段长、内容精细的珍稀档案，包括了蒋介石的日记、往来书信、公文电稿、家书、年表等，为从整体上研究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稀史料，这其中包括了蒋介石与抗战的史料。从那时开始，有关蒋的研究开启了新的阶段，从过去主要利用间接史料，隔靴搔痒，转为利用直接史料，从“蒋介石不在历史现场”到“蒋介石在历史现场”，学者们可以知道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所思、所言、所为(尽管有人对其日记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有质疑)。事实上，本文所提到的许多成果，多数是依据蒋介石档案与日记为基干史料完成的。而且有些课题，如与日本的秘密交涉，原本资料绝少，如果没有日记等私密资料，根本就无法完成。
    (三)近10年来蒋介石与抗战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与进展，主要集中在与新史料的开放与利用相关的课题上，尤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或拨乱反正，或探幽发微，或弥补空缺，值得充分肯定。从更广泛更长远的角度考虑，蒋介石与抗战相关的课题很多，目前的研究仍有不足，表现为以下两方面：1.研究课题有“碎片化”倾向，需要拓宽。一些重要课题，如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政略战略、蒋介石如何利用抗战来整合国民党的组织与军事力量、蒋介石如何认识中国战场与世界战场的关系等，近期反有被忽视的倾向，成果较少；2.在资料运用上，出现了过于倚重蒋介石档案与日记，忽视其他史料的倾向。其实，在相关课题上，海内外公开与未公开的其他资料与档案也极其丰富。这些不足，或许正是未来研究突破的方向。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这个命题，可以从两个理路上去理解：一是蒋介石的作为对于抗日战争诸方面的具体影响与评价。二是抗日战争在蒋介石个人生涯、思想与事功方面的作用与地位，即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蒋介石对日本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政略、战略，这场战争对此后蒋有何影响等。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前一理路上，而后一理路的研究亟待加强。
    2011年9月，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与牛津大学“中日战争研究项目组”，共同举办了“蒋介石与抗战”工作坊，专门探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关系，提交的论文包括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军事战略与人际关系、蒋政权下的公民认同、妇女动员等，论题宽泛。2012年1月，牛津大学又举办了“New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1931—45)”的学术研讨会。这种专题性的研讨会，有助于相关课题的深化。
    *本文初稿在牛津大学主办的“New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1931—45)”(2012年1月，Oxford)上宣读，承Hans van de Ven(方德万)教授点评，杨天石教授提供建议，谨致谢忱。
    注释：
    
    ①杨天石教授提示，蒋介石首次提出“不抵抗主义”是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查蒋1928年5月10日日记：“上午与儒堂谈话后，组安、稚辉、静江诸公皆来也，报告济南情形之经过，讨论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确有“不抵抗主义”。但此时之“不抵抗主义”与九一八事变后之“不抵抗主义”，提出背景、时机不同，其内涵与外延也有较大差别。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