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陈云1935年到达莫斯科前，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长征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具有浪漫色彩，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考察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可以还原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陈云的汇报揭示了长征胜利的原因，介绍了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改组、军事战略调整等等情况，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使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发生转变，从而纠正了此前关于长征的不实之词。
    关 键 词：陈云 长征 报告 共产国际
    作者简介：罗燕明(1952— )，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五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笔者近日撰写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外交工作史，重温了陈云长征途中离队赴苏汇报的史料，对比了共产国际此前了解的长征与陈云汇报的长征有何不同，发现两者之间差别巨大。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使长征从神秘的英雄传奇变成了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
    一、中共代表团怎样介绍长征
    陈云一行于1935年9月初到达莫斯科。此前，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已于8月20日拉上帷幕。大会讨论了新策略，决定实行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政策。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派出了20多名代表出席大会。
    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尤其是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的现状极为关注。但是，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即与上海中央局、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络，随后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在七大会议上只能重点介绍长征前的中国情况，偶然谈到长征，也只有报刊新闻可以利用，或一鳞半爪，或离事实较远。如苏区代表周和生指出：“中国红军主力已结束了向四川省的英勇进军，创立了一个新的强大的苏维埃运动的基地。”“目前，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游击队100多万人。”[1]15－16,277白区代表孔原的发言涉及红军四渡赤水的片断，说红军接近赤水市时，“兵工厂的500名工人在党支部领导下发动了暴动，解除了国民党军队一个营的武装，帮助红军攻占该城。”[1]383
    康生在谈到长征原因时，除利用报刊新闻外，还加上了解释。他否定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被迫从中央苏区仓促撤退，认为这是“国民党报纸借机造谣”和我们队伍中受其影响的“失败主义的观点……是一派胡言”。他对长征的解释是，为歼灭敌人主力达到最终保卫中央苏区的“机动作战”。又说：“红军在途中取得的胜利，红军主力同红军第四方面军的会合，强大的苏维埃基地在四川的创建，红军在最近几个月内成功地开展反攻性质的运动战和机动作战，这一切最好地证明了过去作出的决策(撤离中央苏区——作者注)的正确性”。[1]302－303
    王明因身份特殊在8月7日被安排了一整天的报告，一直讲到晚上。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他把重点放在分析红军长征前中共实行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还不能真正彻底，还不能不犯错误。”[2]437－438这个话题结束后，他才转向代表们关心的问题，说：“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以来，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红军又获得了新的胜利。”[2]448
    他指出，中央红军“不仅顺利地冲破了蒋介石将近百万军队的战略上的包围网，而且早已击破了敌人在西南方面的战线，实行英勇的西征。中国红军主力经过了将近十省的地方，跨越了许多崇山峻岭，经过了许多羊肠鸟道，渡过了许多号称天险的河流(乌江，扬子江，金沙江，大渡河等等)，一方面应战，一方面行军，共计走了六七千里以上。”[2]448
    由于只从报刊获得消息，王明报告的长征情况存在不确之处。如他称一、四方面军7月16日在天全会师(实际是6月上旬在懋功会师)；又称“根据敌人的中外报纸的消息，现时全国红军底人数已将近五十万人”等。[2]448
    王明的报告有一句话，似乎证明他当时已获知遵义会议的情况。他在列举中共“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时，把毛泽东放在首位，并用“毛泽东同志”一词加以强调，对其他人只简单罗列姓名，最后加“等同志”字样。[2]449尤其令人困惑的是，他竟把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排在名单倒数第二位，夹在王稼祥和邓发两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间。这种突出毛泽东、降低博古级别的排序，暗合遵义会议的决定。这是怎么回事儿呢？难道王明在陈云到来之前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了遵义会议的消息？
    经查实，原来我们今天看到的王明报告不是原件，而是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后，王明以《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为题于10月10日公开发表的报告修改稿。王明在附言中说：“这本小册子，是我在共产国际七次世界大会上的发言。在发表时，曾略加删改和补充。”此时，王明已听过陈云对遵义会议的传达，故能根据会议精神对已作过的报告作出修改。当然，大幅修改是不可能的，因为话已经讲出去了，只能抓住关键，“略加删改和补充”。这个关键便是陈云传达的遵义会议的第一项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以及会后“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427,449
    中国红军到底怎么了？反“围剿”胜利了还是失败了？红军损失多大？为什么要西征？目标何在？中共中央，那些著名的中共领导人近况如何，他们还好吗？这些都是国际七大代表极为关心的重要问题。
    中共代表团的发言，只言片语，无非是说大家不用担心，中国红军正在走向更大的胜利。这种回答，无论在可信性还是正确性上，都很难使人满意。
    实际上，中共代表团也感觉到了所言过虚。大会结束前，与会者读到一篇题为《论中国红军》的署名文章，回答了大会对中国红军现状的关切。作者是七大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这篇文章作为中共代表大会发言的补充，集中地反映了代表团对第六次反“围剿”和长征的看法。全文约1.2万字，分三章：(一)中国红军主力西征战斗的简单总结；(二)红军胜利的原因；(三)红军目前所处的新形势与任务。作者详细论述了长征过程，将它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包括敌之军事计划和红军对策的对比分析，还原了各路红军的行军线路图，具体地描述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战役。
    与中共代表团的大会发言相比，《论中国红军》更充分地利用了《国闻周报》、《大公报》、《新国民日报》、《大阪每日新闻》等中外报刊的长征报道。这些报道含有大量真实的信息，又充满了谣言、诬蔑、浮夸。作者根据这些材料，揭破敌人的谣言和阴谋，尽量还原事实真相，丰富了对长征的认识。这里略举两例。
    关于红军入黔、两占遵义、四渡赤水，文章说：红军“以高度的机动的战术，各个击破敌人，乘敌人新的计划未完成以前，首先迅速的消灭侯之担之两师与王家烈之一部，占领黔东九县，渡过乌江，占领遵义，湄潭，桐梓，鲳水。击溃川军于土城与叙永，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获得了威震西南的娄山关与遵义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了王家烈的两师与吴奇伟的两师。继续以机动的战术击败周浑元三个师，四次来往于赤水河的两岸，两次占领遵义，桐梓，终于击破蒋介石几次包围红军的计划，而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城下。结果使蒋介石在黔北川南消灭红军的计划又完全失败。”
    关于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文章说：“红军并没有去占领贵阳，而是取得了渡过乌江与包围贵阳所得的胜利后，以一部牵制敌军并取得胜利于滇黔边之毕节附近，红军主力采取了强行军的手段和机动的战术直趋昆明(云南省城)，于是蒋介石又不知红军真正意向之所在，不得不调集大军奔向昆明一带。但红军又不占昆明而西进，以机动的战术，经过元谋，组织强行军，并得当地少数民族夷(彝)民之帮助，渡过天险的金沙江，扼阻了尾追的敌人，并击溃和消灭了刘文辉的防守部队而渡过了大渡河，达到6月下旬有历史意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与西征红军主力的会合；而蒋介石之一切尾追截击红军与阻止红军会合的计划，完全失败。”[3]732－748
    这些描述，应当说还是比较准确生动的，但是报刊资料毕竟有限。《论中国红军》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红军内部的信息，只有一处用了《红星报》的战果统计，还是长征之前(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的数据。由于缺乏内部消息，作者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解释流于肤浅，失之片面。
    关于红军西征的原因，作者只谈了红军为保存实力而撤退这个表面理由，没有深究红军何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反将撤退行动拔高成党中央为打破蒋介石第六次“围剿”而采取的新策略方针，并称这个方针是王明在《新条件与新策略》(1934年11月)中阐明的。①
    关于长征的成果，《论中国红军》中只讲红军的胜仗、顺利、主动，不讲红军的损失、不利、被动，把长征描述成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断的失败，中国苏维埃红军不断的胜利，对红军实力、苏区地盘以及敌我态势，都作了脱离实情的夸大。
    关于长征的指挥者，文章认为始终是朱毛。这个看法来自不准确和浮夸的新闻报道。文章接受了朱毛指挥西征的说法。实际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才开始指挥红军。
    除了中共代表团在国际七大期间的发言和文章外，共产国际也在通过报刊不断关注红军长征的情况，经常发布相关通报材料和文章。②
    总的来说，陈云到达莫斯科之前，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借助中国白区报纸的报道对长征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这个了解只限于长征的表面现象和外部情况，而且常有失实之处和充满浪漫色彩。
    除了持乐观主义外，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看法，还有一种消极的悲观情绪。国际七大展览会展出了一幅宣传画，中国红军战士身着破衣烂衫，无疑代表了这种情绪。陈云看过这幅画后，非常不满，认为“只有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4]13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共产国际通过报刊了解的长征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陈云汇报长征情况的三份文献
    陈云赴苏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他在莫斯科遗存了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即《随军西行见闻录》、《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一部纪实文学，用于对外宣传，面向广大白区读者。陈云化名廉臣，假称被红军俘虏的蒋军医生，用这个身份在书中回避了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变化、红军战略战术的调整、红军的实力以及伤亡等情况，只讲个人经历和对中共领导人和红军的感受。《见闻录》最初在1936年3月中共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连载，单行本随后在国内多次印发。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是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正式汇报。同时汇报的还有陈潭秋和潘汉年。《报告》原稿无存，现存文献译自陈云汇报时的俄语记录，篇幅达两万多字。陈云生前没有看过这份记录稿。1996年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驻俄使馆同志的努力，在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协助下，才从俄罗斯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了它。2001年《报告》的中译文在《党的文献》第4期上首次发表。它详细论述了长征的经过，所取得的胜利及其原因，分析了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出党“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这个错误。
    会后，中共代表团将《报告》整理成《英勇的西征》一文，分成三部分，添上小标题，在《共产国际》中国革命问题专号上发表，署名施平。《英勇的西征》对《报告》“作了较大修改”，突出了红军的正面形象，压缩了关于问题和错误的论述，删除了需要保密的内容，较之《报告》篇幅要短得多。
    1995年《陈云文集》第一卷出版时，编者把《随军西行见闻录》列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附录。其实，《见闻录》更有理由作为后来发现的《报告》的附录。两者都是介绍长征的，只是角度不同。《见闻录》用于对外宣传，重在塑人。陈云以旁观者的身份成功刻画和传播了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士兵的道德形象。《报告》用于党内汇报，重在叙事，揭示了长征的内幕和来龙去脉。
    还须指出，陈云在两个文献中自觉贯彻了他刚掌握的国际七大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在《见闻录》中，他以中立的立场写道：“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双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4]90－91在《报告》中，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4]34今天读来，两种表述，一呼一应，余味无穷。
    按照陈云回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应当是遵义会议后他在长征期间起草的。但从存件看，陈云到莫斯科后又作了修改，将其作为向共产国际报告的组成部分，亲笔誊写成新的手稿。手稿用后留在了莫斯科，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夹在一批中共档案中，由中办主任杨尚昆带回国内并一直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直到80年代初被发现，经陈云辨认笔迹，确定是他写的。陈云说：这“是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后来他看到档案原件，又说：“这个传达稿件不是在莫斯科写的，而是在遵义出发后的长征路上写的。”[5]中央档案馆在送交遵义会议出席者辨认这份藏件时，没有说明它来自莫斯科。陈云把它当作延安遗存的文献，作出了不准确的回忆。
    手稿原标题是《(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编者把(乙)去掉，根据上述陈云的回忆加上“传达提纲”四字，改成现在的标题，注上时间(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于1985年1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首次发表。标题、时间都是不正确的。后经学者考证终于弄清楚它是陈云提交共产国际的“汇报提纲”。如果一定要称它为“传达提纲”，那么传达对象也只能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5]
    这份手稿是不完整的。首页标明(乙)，页码从21编起，一直编到28，共8页4000余字。前面还应有(甲)，20页。这充分证明，(乙)作为同一手稿的下半部，与作者在长征途中起草的提纲并非同一件东西。
    手稿(甲)没有存件，按手稿(乙)8页4000字推算，可知(甲)的篇幅在10000字左右。一些学者很快发现，手稿(甲)实际上就是《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不同的是，《报告》是发言记录稿，不是手稿，篇幅比手稿(甲)要长一倍。透过《报告》可知(甲)的内容，亦可把《报告》当成作者对(甲)的现场发挥。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标题是编者后加的，而俄语记录稿标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发言的报告》。[4]34从内容上看，后加的标题更适合用作手稿(甲)(乙)两部分的总标题。因为《报告》主要讲红军长征，对遵义会议点到为止。《提纲》专讲遵义会议，只是涉及长征。如果说作者为手稿后半部分拟定的标题是《(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么合理的解释是，在总标题下，前半部分的标题应当是《(甲)关于红军西征的情况》。
    (甲)和(乙)是同一份手稿的上下篇。为什么莫斯科只收藏了(乙)，没有(甲)？俄罗斯保存的一份档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第8(A)号记录(摘录)》(1935年10月15日)，似乎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它记录了当天会议的一些情况。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在陈云和陈潭秋口头汇报后(接下来应当轮到潘汉年汇报统战工作)表示：“我认为，最后是让不准备发言的同志大致也像发言的同志那样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写出来。我们将在我们的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这个材料。”[6]57
    由于现场翻译需要占用大量时间，一天的会议只能安排三人(陈云、陈潭秋、潘汉年)口头汇报。陈云的发言内容又太多，也只能讲手稿的前半部分(甲)。而后半部分(乙)，根据曼努伊尔斯基提出的原则，应当上交书面材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陈云口头汇报过的内容，存有现场记录，没有手稿。没有讲过的部分，没有现场记录，但存有上交的手稿。
    三、陈云讲述的“完全不同”的长征
    陈云在准备上述汇报材料时，已了解到共产国际、苏共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从报刊得来的有限的长征知识，以及他们对长征的看法。他赞成对长征持乐观立场，在《报告》中肯定了红军西征是“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又纠正了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征胜利的不实之词，指出西征的胜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在川西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打破了敌人对我军的团团包围。
    与中共代表团此前介绍的长征相比，陈云汇报的价值在于揭开了长征胜利的秘密。他用亲身经历说明了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凶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激烈的党内争论、领导核心和决策层的改组、军事策略的灵活调整，来摆脱重重危机，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并使中共本身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陈云汇报的重点。此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不知道有这个会，更不知道这个会是在革命的生死关头召开的，对扭转长征被动局面和保障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云在手稿(乙)中全面地介绍了遵义会议的背景、出席者、讨论经过和决定。他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会议检阅了临时中央“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认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他还特意指出，会议决议传达后，广大党员和指战员“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此前王明和中共代表团认为，红军西征以来在朱毛指挥下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不断失败。
    陈云汇报时则指出，西征是由“靠铅笔指挥”的人来领导的，最初并不顺利。出发前，临时中央没有在党内、红军和群众中做解释工作；所带行装和机器太多，妨害行军；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在第一阶段的西征中，军事上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我们对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原来的领导人竟要把反对他们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到达贵州时，红军才“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占领遵义后，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从此，“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及其原因是王明极力回避的问题。王明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与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主报告如出一辙。他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蒋军推行步步为营的堡垒策略，使红军“诱人深入，击破一方”的旧战术不再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把各苏区的力量以及苏区与白区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红军冲出中央苏区的行动体现了这一新策略。他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利，代之以战争正在进入“长期性和延续性”的说法。[2]387－397
    博古的主报告不否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但把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
    陈云在汇报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主报告“没有显著地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这个错误就是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侧翼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他还指出，尽管敌人采取堡垒主义，“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
    陈云的汇报揭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被迫西征，并非如王明所言，是因为诱敌深入失去了战场。实际上，临时中央压根儿就没有使用这一策略。
    陈云还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高度点出了临时中央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左倾”错误。他说，“我们同19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19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我到莫斯科后，在同王明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他还指出了临时中央在干部政策、富农、商人问题等方面的“左倾”。
    最后，陈云在汇报结束时还向国际执委书记处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的《报告》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在会上针对陈云的发言，深有感触地说：“我要说，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过外国党的这类材料。我认为，迄今为止在我们对中国的态度上有过许多的热情和下意识的爱，但我要让你们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5]57
    注释：
    
    ①《新条件与新策略》是一本汇集王明关于国内统一战线问题一系列文章的小册子，1934年在莫斯科出版，收录了《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一文，王明在其中谈到了“新策略方针”。
    ②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1935年2月11日、3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85－690页；Ar. 哈马丹：“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1935年7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85－690页。
    参考文献：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I[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王明言论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6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4]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刘明钢．破解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谜》[J].党史纵横，2006(2).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