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不断地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五四时期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主张对中国社会全部改造包括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呼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继续而且更加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五四时期和五四后亦即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前提、营造氛围和扫除障碍，从而客观上对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少还是起些积极作用。当然，他们客观上所起的这些积极作用基本上离不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些大的历史背景。
    关 键 词：民主革命派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作用
    作者简介：陶季邑(1964- )，男，湖北罗田人，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

    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下简称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探讨得较多。但有关论著只注意到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客观上有利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逐渐兴起，却未注意到他们的这些介绍客观上对推进五四时期和五四后亦即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起到一些积极作用①。
    其实，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②，作为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民主革命派在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当然也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③
    但是，他们当时力图从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吸收一些对他们本身有裨益的成分，以利于他们反帝反封和进行他们所谓的“社会革命”。这样，他们就对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介绍，尤其是五四时期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部改造包括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呼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继续而且更加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客观上对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少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当然，今人也不能夸大他们客观上所起到的这些积极作用。本文拟就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民主革命派不断介绍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和五四后，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一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如1919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创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部分的摘译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译文；此外，1919年9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较系统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的这些宣传帮助了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
    但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民主革命派也对马克思主义不断作些介绍。这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前提条件。
    (一)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派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朱执信。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体现于1906年1月、4月在《民报》第2号、第3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中。此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以下三方面的介绍：
    (1)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家世及其革命活动。如马克思“生于德利尔”，“父为辩护士，笃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创办革命刊物《德法年鉴》。“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利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恩格斯“既交马尔克，学益进”。两人出版《共产党宣言》后，“家户诵之，而其所惠于法国者尤深”。赞扬马克思在革命运动方面的贡献：“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而其功，实马尔克……尸之”[1]10-11。
    (2)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内容。指出《共产党宣言》并非“乌托邦”；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阐释《共产党宣言》关于“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思想；承认现实中存在阶级斗争；翻译《共产党宣言》关于剥夺剥削阶级私有财产权和改造社会的十条措施。还提及《共产党宣言》的影响：法德劳动者受《共产党宣言》影响，“与富豪抗”[1]15。
    (3)介绍《资本论》中的某些内容。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1]17；阐述雇佣劳动是工人贫困根源的思想；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来源于掠夺的主张。
    此外，朱执信1906年6月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说：“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以上表明，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定的介绍。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文中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2]
    除朱执信外，民主革命派人物宋教仁1906年6月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简介第一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引用《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中的几句话和“万国劳动者其团结”的口号。廖仲恺1906年9月在《民报》第7号上选译美国柏律氏的著作《社会主义史大纲》，其中也简介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的活动，引述《共产党宣言》结束语：“万国之劳动者团结！”
    尽管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不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但此时期民主革命派的上述介绍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当时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创造必要条件。
    (二)关于民国初年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民国初年民主革命派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体现于1912年10月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讲里。孙中山在演讲里赞扬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如：“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麦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此主张“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3]506,514。孙中山的这些介绍在当时有助于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
    (三)关于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五四时期，随着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继续扩大，中国工人运动兴起，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得到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主流。在此背景下，民主革命派更加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冲击。他们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等刊物，较为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当时国内刊物中，《建设》刊登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最多，超过同时期的《新青年》。《星期评论》更是与《新青年》齐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民主革命派主要利用此两家刊物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多方面的介绍。
    (1)称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胡汉民④1919年12月在《建设》第1卷第5号上发表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指出：“但到马克斯，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所以创设这个学说的名誉究竟归于马克思和他友人恩格斯。”戴季陶⑤在《建设》和《星期评论》等刊物上也撰文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4]977，“马克斯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4]1022。
    (2)介绍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胡汉民1919年10月1日在《建设》第1卷第3号上发表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里介绍唯物史观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如：“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社会的关系而起。”“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的物质生产不能调和，于是成为问题。拿一种主义理想，调和社会的关系，于是发生学说。一切主义理想，皆是历史的生产物，又是移动的生产物”，等等。其于1919年12月1日在《建设》第1卷第5号上发表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里还总结说，唯物史观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3)介绍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中的某些观点。胡汉民1919年12月1日在《建设》第1卷第5号上发表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里介绍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所谓阶级，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经济阶级，大抵一方是经济上压服掠夺他人的，一方是被人压服掠夺的。”还根据《共产党宣言》介绍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介绍阶级斗争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社会组织之改造常依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行”。“阶级斗争，为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朱执信承认现实中存在阶级斗争，他于1920年3月在《建设》第2卷第2号上发表的《野心家与劳动阶级》一文里说：“阶级斗争，成不成问题，是看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者生活工作条件如何。”他认为，阶级斗争具有多种形式，“用炸弹手枪，是阶级斗争”，“用小册子，用演说台，也是阶级斗争”；“聚众要挟、杀人放火，是阶级斗争”，“罢工、罢市、怠业，也是阶级斗争”[5]。
    (4)介绍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某些观点。戴季陶1920年5月1日在《星期评论》第48号上发表的《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一文里指出：“我对于社会主义，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斯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他于1920年5月1日在《星期评论》第48号上发表的《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一文里说：“经济是决定人类社会构成形体的，工具是决定经济的组织的。一旦工具发生了大变化，于是生产、分配、交换、交通，一切社会之经济的条件都要随着变化。”同期刊物还发表其《上海的同盟罢工》一文，说道：“工银问题和工作时间问题是相连带的，是拆不开的。倘若工银不能加多，工人的生活不能改良，时间问题是不能单独解决。资本家所以能压制劳动者，强迫劳动者多作工，他们全靠工银来作武器，使工人不作多时间的工，就不能得到可以维持最低生活的工银。”
    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通过《建设》和《星期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客观上对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在中国兴起产生了一些促进作用。孙中山1920年1月29日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里说道：“《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6]210蔡和森1926年指出：《星期评论》“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的欢迎，并结合了一部分先进分子”[7]9。李立三1930年2月指出：《星期评论》社是“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几个组织之一；它和《新青年》在五四时期先进文化团体中“最占势力”。“《星期评论》刊物的销路最广，销到十几万份”。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这些先进文化团体“造成共产主义思想运动”[7]209-210。
    可见，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四)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随着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民主革命派业已开始发生分化。其中有些人逆历史潮流而动，逐渐成为国民党右派，走上反革命道路。但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等人与时俱进，欢迎苏俄对他们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们合作，改组国民党，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开始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靠拢。在这一背景下，此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924年8月在民生主义演讲里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定的介绍。
    (1)赞扬马克思及其理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是科学派”，“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8]360-364。
    (2)介绍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指出：“(马克思)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8]363在这里，孙中山误认为马克思只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
    (3)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指出：“照马克思派的办法，主张解决社会问题要平民和生产家即农工专制，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一切政治经济问题，这种是激烈派。”但又认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8]378,392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孙中山的上述介绍虽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严重的不足之处，但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客观上还是有些积极意义。
    总之，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民主革命派不断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从而客观上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起了一些推动作用。
    当然，如前所述，五四时期和五四后，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一直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现在加上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作些介绍，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所以五四时期和五四后在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出现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越来越得到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才开始出现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假如马克思主义没有传播到中国，那么五四时期和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前提条件。所以，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介绍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为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前提条件。
    二、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过程中，必然产生独创性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总结和提炼创造出新东西，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总结中国历史经验。
    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民主革命派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更不可能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过程中将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外，民主革命派也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承继中国历史遗产。但他们五四时期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
    (一)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
    五四时期，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如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指导革命实践斗争。他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新思潮，李大钊1920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里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和劳工阶级觉悟，就产生“劳工神圣”新伦理，工人阶级必将通过对社会根本变革来实现其历史使命。
    此时期，民主革命派在十月革命影响不断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历史背景下，也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如胡汉民试图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像伦理道德问题和家族问题，等等。其结论是：这些问题产生根本之因在于“社会生活”或“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法”。1920年1月1日，他在《建设》第1卷第6号发表的《阶级与道德学说》一文里指出：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凡属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人的生产关系，随其社会关系，随其社会存在，一齐变化”，“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过程”。所以，“无论关于道德的什么理想学说，都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生活与传统习惯矛盾的结果”。
    朱执信也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原理来观察中国社会。如他于1920年6月在《建设》第2卷第5号和8月第3卷第1号上发表的《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一文里指出：“兵的心理，几乎可以说，全是兵的生活做出来的。”所以要研究“兵的心理”，“就要从兵的生活着手研究”。
    戴季陶甚至公开声称“赞同唯物史观”，试图以“社会生活决定精神”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现实。他于1919年9月1日在《建设》第1卷第1号上发表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一文里试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其观察角度是“无论一个甚么问题，没有不和‘生活’有关系的”。戴季陶重视经济统计，认为这是解析社会问题的基础，指出：“考茨基说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斯、因格尔斯所以能够发现那一种很深邃的‘唯物史观’，完全是得力于统计学的发达。”[4]977他于1920年3月14日在《星期评论》第41号上发表的《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一文里还试图探求五四运动爆发之因，认为五四运动爆发是“国民的生活缺陷”因欧战“解放”、“革命”大声音惊醒的结果，是国人因觉察到“生活的不安而生的社会运动”。此外，分析资产阶级态度的前后变化：中国资本家因“五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而“赚了大钱”，便不自觉地随大流而行，但等到发现“五四”促使劳工运动高涨、妨碍自身利益，便很快改变其立场。
    显然，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尽管存在一些严重不足之处，尤其是只接受唯物史观经济方面的观点(如社会生活决定精神)，而对其政治方面的观点(如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历史使命)避而不谈，但客观上对同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开始研究中国实际问题。所有这些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
    五四时期和五四后，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如李大钊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他于1920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里指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它“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这是孔门教条得以沿袭的深刻根源。
    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人士胡汉民也试图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他在中国首先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他于1919年10月1日、11月1日在《建设》第1卷第3、4号上发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举出以唯物史观辨析中国哲学史的六要义，不满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时势说”诠释先秦哲学，指出：“时势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求其最初原因，总在物质的关系。”此文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之生成和发展的开篇之作。无疑，胡汉民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哲学史的先驱。胡汉民在此文中还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井田制。正因此，德国汉学家罗梅君评价说：胡汉民对井田制的研究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首次尝试[9]。
    戴季陶也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他于1919年8月17日在《星期评论》第11号上发表的《随便谈》一文里同意胡汉民的观点亦即“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也认为周秦诸子各种学说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井田制的破坏”。他于1919年9月1日在《建设》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一文里还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战争，认为，造成战争之因一定是“‘社会的生活问题’横在他的根底上”。“中国所有的乱事，根源都是在机器制造品输入一件事上的。所以，说破坏就是经济上的旧物破坏，说建设也就是经济上的新物建设，战争的原因就是在此，一切政治的思想的争斗都是为此。”
    由此看来，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客观上对同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所有这些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有助于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主张对中国社会全部改造尤其是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必须对当时腐败中国社会亦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或全部改造，而不是渐进社会改良，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空谈。
    此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主张必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和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根本解决。李大钊1919年4月27日在《每周评论》第19号上发表的《废娼问题》一文里初步提出“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和“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指出：“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稍后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里进一步论证“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和“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说道：“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10]27所以，李大钊主张必须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上的构造”都是“表面构造”，它们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言之，“经济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解决”[10]21。李达1921年5月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五一”运动》一文里也指出：“要想把社会问题根本解决，要想使劳动者完全由被压迫、被掠夺的当中解放出来，非根本的改革社会组织不可。”
    此时期，出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实现三民主义的需要，也由于部分地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民主革命派也主张对腐败中国社会进行“全部改造”，尤其是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亦即要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组织问题。如胡汉民1920年4月12日在《建设》第2卷第4号发表的《致马伯援论革命》一文里向“社会上许多有知识有血性有良心底青年”发出呼吁，“社会要全部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谋幸福，为社会去魔障”，文中还提出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胡汉民受唯物史观影响，认为一旦社会经济组织发生变化，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也将随之变化。所以，他所谓“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解决社会经济组织问题。而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不良”，以致“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因此，胡汉民主张重点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组织。此乃其“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主张。他于1920年5月在《建设》第2卷第4号上发表的《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一文里对此继续说道：“社会改造不能限于一部分，而全部改造须以社会经济的组织为中心。”
    朱执信也主张对腐败中国社会进行“全部改造”，包括“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亦即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组织问题。他于1920年6月在《建设》第2卷第5号和8月第3卷第1号上发表的《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一文里说道：“改造要全部改造。……现在我们想改造社会，自然要打破经济的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
    戴季陶1919年11月16日在《星期评论》第24号发表的《政治问题应该研究不应该研究？》一文里也提出要全部改造中国社会，包括“驱除”和“打破”“官僚、武人、政客、绅士的专横”；对于中国社会问题也主张“根本解决”，亦即解决社会经济组织问题。鉴于“目前一切政治上的罪恶”之“总根源”在于“分配不均”，所以他进一步指出要改造“生产社会的组织”尤其是“消费社会组织”。
    很明显，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呼吁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部改造”和“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尽管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三民主义，但客观上对同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要求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多少还是有些积极意义，并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主张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所有这些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呼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识工农解放问题的重要性，并深入工农群众之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此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和接触马克思主义后，认识到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主张到工厂和农村去，依靠工农群众尤其是工人，投身实践斗争。如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中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认为“将来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开始抛弃“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旧观点；他于1920年8月17日在《晨报》上发表的《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里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在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主张知识分子加入劳工团体，更多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才是青年学生“安身立命的地方”。
    此时期民主革命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主张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从工农群众中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尤其是要深入工厂，以工人“为主”或“做中心”，只有这样才能改造中国社会和实现其三民主义。如朱执信把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工农尤其是工人身上，他于1920年3月在《建设》第2卷第2号上发表的《野心家与劳动阶级》一文里指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他还于1920年6月在《建设》第2卷第5号和8月第3卷第1号上发表的《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一文里指出：“想改造社会”，就要从“农人”和“工人”中去寻找力量。但“现代做工的人，感觉痛苦了解缺憾的程度，比农人更强，所以现代肯替主义拼命的人，还是要为主的向工人方面找去。”“要想改造现在的组织，自然要拿劳工做中心。”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拿来做改造社会的一种力量”。
    戴季陶1920年3月21日在《星期评论》第42号上发表的《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一文里也说道：“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冒险的青年，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倘若既不能达工读互助的目的，便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因为“要研究也得在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员；要试验也要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
    无疑，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呼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工农群众中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尤其是以工人“为主”，尽管有其不足之处，如想利用“农工的帮助”来实现其三民主义，但客观上对同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呼吁到工厂和农村中去、依靠工农群众尤其是工人有些积极意义，并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深入民众，投身实践斗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农运动实践相结合。所有这些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有助于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继续而且更加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五四时期，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基本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反封建，因为封建政体和封建思想是实现民众解放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此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希望在于实现资本主义，所以也必须加以驳斥。唯此才能为推进五四时期和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障碍。
    此时期民主革命派在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又积极抨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障碍。
    (一)民主革命派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批判封建政体和封建思想。李大钊早在1916年5月15日于《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就指出：“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11]五四时期他坚决反对独裁专横和各种形式专制主义。陈独秀在五四前后也同样坚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派就开始抨击封建主义。(1)抨击封建政体。孙中山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讲中指出：“中国数千年来”所推行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2]325；(2)抨击封建传统的理论支柱孔孟等“圣人”。有的指出：孔孟“圣人”与君主之间是“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的关系，君主之所以要“圣人”，“彼非真信圣人也，信圣人学说之足以驾驭国民也”[13]。
    到了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继续而且更加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如孙中山1919年12月20日在上海民治学会的演说里指出：中国几千年实行的是“专制政治”，除了“向人民要钱”和“防备人民造反”以外，“别的事，样样都不管了”。“专制国，皇帝是一国的主人，所以他一个人可以奴役官吏”[6]173-174。蔡和森因此赞扬说：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积极“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攻击旧文化”[7]28。
    可见，辛亥革命时期尤其是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积极抨击封建主义，客观上对同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批判封建主义有些积极作用，并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对封建主义。所有这些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障碍。
    (二)民主革命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如李大钊对资本主义进行多方面批判。(1)资本主义是战争根源。1918年12月在《布尔什维的胜利》一文里已经指出：“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14]五四后仍然说道：“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决不能有真正的平和，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常常有战争的危险潜伏着。”[15](2)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仅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多数人并无民主可言。他于1922年7月1日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发表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里指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人民之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此外，陈独秀也同样对资本主义进行多方面批判。
    在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派便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孙中山1905年5月中旬就对资本主义进行抨击，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12]273；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讲中又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12]327-328
    到五四时期，胡汉民还受十月革命影响，1920年5月1日在《建设》第2卷第4号上发表的《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一文里指出：“到了最近时代，则资本自身已发现无数弊害，不能保存，为有识者所共认。”主张“使私有不平底制度自然消灭”。李人杰1920年1月在《星期评论》新年号发表的《男女解放》一文里也指出：“私有制度是万恶之渊”，“应该要打破他的”。
    由此可知，辛亥革命时期，尤其是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继续而且更加抨击资本主义，客观上对同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尤其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有些积极意义，并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转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障碍。
    六、结语
    综上所述，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民主革命派不断对马克思主义作些介绍，尤其是五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试图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主张对中国社会全部改造尤其是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继续而且更加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为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前提、营造氛围和扫除障碍。
    此外，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学说给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些有益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亦即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理论。
    因此，虽然民主革命派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亦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在向当时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严重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上对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少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不过，今人不能夸大民主革命派客观上所起到的上述这些积极作用。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人来承担”，而民主革命派当时并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其次，民主革命派只是客观上对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些积极作用，但主观上反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第三，民主革命派客观上所起到的这些积极作用基本上离不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些大的历史背景。正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国内五四运动推动，尤其是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独立登上政治舞台，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注释：
    ①如上世纪80年代郭圣福的论文《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被以后一些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所参考。该文认为，五四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由过去宣传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推动和促进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初步奠定了以后国民党制定的‘三大政策’的思想基础，奠定了以后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交朋友、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基础”。但该文并未注意到民主革命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客观上对推进五四时期和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再如90年代拙文《五四时期国民党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1993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3年第3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2期等杂志摘录或全文转载，并被以后一些学者所参考。该文也认为，五四时期，聚集在孙中山周围的一批国民党理论家称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介绍并宣传了唯物史观中的某些原理。并运用唯物史观中的一些观点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和中国历史，还部分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学理论。这在当时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为日后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准备于思想基础。但该文亦未注意到民主革命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客观上对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②这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是指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这段时间。
    ③参见郭德宏：《近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第57页)。
    ④五四时期，胡汉民仍然追随孙中山先生，是此时期较重要的民主主义者。以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亦即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以前，胡汉民基本上不反对新三民主义，亦即基本上不反对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当然他也不敢反对。换言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胡汉民尚未成为右派，“基本上是一个中派人物”；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以后，胡汉民“才开始逐渐成为国民党右派”(参见拙文：《对胡汉民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第188-189页)。
    ⑤五四时期，戴季陶也仍然追随孙中山先生，同样是此时期较重要的民主主义者。以后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戴季陶迫于孙中山的权威，表面上服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赞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在孙中山逝世以后，戴季陶的真实面目始大暴露，他一反常态，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于当年6、7月间提出“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重要理论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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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3.
    [1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3：545.
    [1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0.
    [1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1.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