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追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起源，李汉俊的作用不能忽视。因为他较早投入这一运动，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中共的重要创始人。但因李汉俊的主张在一大会议上未得到大多数代表支持，并且决意排除他的张国焘事先就选谁同各代表打过招呼，导致他会议选举时落选。后又因他与中央和某些领导意见分歧，于1924年脱离了党。但李汉俊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工农和民族的解放，直至1927年献出生命。
    关 键 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 李汉俊
    作者简介：李丹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外聘研究员。

    追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起源，李汉俊的作用不能忽视。因为他较早投入这一运动，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起草第一个党纲，一度领导党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并亲力筹备“一大”。可以说，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是中共的重要创始人。
    本文力图进一步弄清：李汉俊何时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他在中共建立上起到什么作用？他对党的纲领、组织原则和策略有何见解？
    一 一名“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李汉俊(1890～1927年)，原名李书诗，字人杰。1919年10月，英国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是两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①。究竟是什么主张和行为使他在英国人眼中成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呢？
    这年8月17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发表《怎么样进化？》一文，指出：由于资本家垄断生产机关和交易市场，工人变成同机器一样的“器具”，使弱小国家人民陷于贫困，更造成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他认为，人类要改变这种“跛子社会”，朝幸福、安定的方向发展，就要“把机器的所有权，普及于一般运用机器的人”。该文显示他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9月，他和詹大悲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著《世界思潮之方向》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文章写道，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势”。革命是根本推翻旧的思想、道德、制度、组织，“在新基础上，改建社会的运动”。译后语表明“中国决不在世界外”，要进行“扩大的群众运动”，应明确其“意识”、“目的”和“结合力”；希望“民党”、“革命党”(即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对领导这一运动有“切实的打算”。但译者看到，该党虽“好像也曾有点打算”，但因与武人、官僚等势力妥协，令人失望，故声言：“我只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我要个什么……管他给不给呢？”似乎表达出不去求人，不依靠已有政党，希望平民、无产阶级靠自身结合力组织起来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思。学者田子渝对此的解读是：李汉俊打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上述文字表达的主张与那一时期李汉俊同董必武等朋友们私下所谈的是一致的，即：当时社会发生毛病了，要根本改变；孙中山依靠军阀搞革命的路子不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方式，进行“全部改造”的社会革命；而“革命之成功必有待于新兴势力之参与”②。
    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便有意同孙中山及其政党联系。1919年夏秋之间，先有来自俄国的中、朝、日革命者拜访孙中山，讨论组织共产党和在东亚三国联合革命行动等事宜；后有苏俄使者带信给孙，敦促其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式革命③。作为1912年加入过同盟会④，留日归国后同孙中山关系密切⑤的人，李汉俊可能知道这些情况，故他萌生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想法亦非无因。
    怀有这样的激进思想和意向大概是李汉俊被视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因之一；此外，还可能因他与俄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密切关系和共同活动。
    二 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参加者
    1919年春共产国际成立后努力在全球推动、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并建立共产党。8月，俄共中央下达在东亚展开共产主义工作的指示，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随即携此指示赴远东，准备同日、中、朝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东亚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⑥。不久，“在东方国家逐步建立共产党”⑦成为共产国际的明确任务。共产主义运动遂在东亚拉开帷幕。
    李汉俊因与日本、朝鲜社会主义者有联系，成为较早投入这一运动的中国人。据1919年年假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的杨之华回忆，李汉俊曾带她“去日本、朝鲜的进步朋友家”，并“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⑧。李汉俊留学日本多年，结识一些在日本提倡解放运动的发起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据说他曾与后来发起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著名社会主义者联系⑨。1920年年初，在上海约有40名～50名日本社会主义者⑩。虽然这些人是谁尚多不了解(11)，但1919～1921年间，李至少同日本进步人士宫崎龙介、平贞藏、山崎作三郎、芥川龙之介、村田孜郎和泽村幸夫有接触，前两位是追随社会主义的新人社成员(12)。
    在东亚，尽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始自日本，共产主义的组织却由朝鲜人发端。1918年6月，一批侨居俄国的朝鲜人成立了韩人社会党，次年4月该党注册于共产国际，成为东亚人民组织的第一个隶属共产国际的政党(实为“朝鲜共产主义者”组织)(13)。该党秘书长朴镇淳8月受共产国际派遣赴东亚，11月抵上海(14)。此时上海已成为东亚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朝鲜“三一”运动失败后，很多独立运动人士逃亡中国，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5月，一位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叫罗扎多维奇(J. Rozardovtch)或鲁扎芮奇(J. Ruzaruichi)的俄共党员与临时政府成员吕运亨(15)、李光洙(16)等取得联系，此人还建议韩人社会党将总部移至上海(17)。于是该党委员长李东辉于8月就任政府总理时，党部也随同迁沪，多名骨干担任政府要职。该党宣传共产主义，并率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
    李汉俊1904年曾入日本“特为教授邻邦子弟游学”而设的经纬学堂(18)，结识一些留日朝鲜青年。归国后，他多次撰文对遭受侵略的朝鲜人民表示同情，支持其独立运动(19)。他接触到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朝鲜人，并可能通过他们的介绍认识若干在华为苏俄工作的俄国人，从而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1920年2月英国的一份情报显示，在上海永安饭店一次餐会上，李人杰与其他“对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朝鲜人李光洙和俄国人李泽洛维奇，在某些“对中国怀有真正良好意愿的人”建议下商讨组成一个团体并创办杂志。与会者决定出版《劳动者》(The Worker)月刊，每人每月缴十元用作出版费(20)。同年3月日本驻沪武官也报告：“俄国人阿格廖夫正与李仁杰、吕运亨等密筹，计划出版俄汉两种文字的《劳动》杂志。”(21)可见，成立团体和出版杂志的动议出自俄国人。阿格廖夫和李泽洛维奇都为《上海俄文生活报》工作，该报是布尔什维克在远东的重要喉舌，报社实为其在华从事活动的“重要据点和掩护机关”(22)。
    是年3月1日，李汉俊出席有七百多位朝鲜人和上百中西来宾参加的韩人独立节纪念会。在李东辉等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演说之后，他代表中国人致词：“贵我两国有不可离之密接关系，而容易行共同动作。”(23)此祝辞除表示他支持朝鲜独立运动，还期望中朝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李汉俊被选致词，说明朝鲜人对他十分看重，同时显示他可能事前已与李东辉等韩人社会党领导有联系。
    李汉俊当时“与各方都有友好的关系”(24)。除朝日俄社会主义者和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外，他还同一些中国学生运动领袖相识。譬如，1919年9月他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负责人程天放、刘振群及指导学运的孙镜亚到家里与宫崎龙介一起谈中国社会改革的道路和运动方策等(25)。这几名学运领袖是新亚同盟党成员。
    新亚同盟党是1916年夏由中朝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1920年1月更名大同党。该党领袖人物黄介民、温晋城、姚作宾等多为《救国日报》编辑。1920年1月16日《救国日报》扩版后的首发号，即发表了李人杰《对于救国日报扩张的希望》一文，表示：深晓世界情形的留学生“负有指导普通一般的同胞以造中国，使中国为适今世界潮流的国家的责任”。李若干介绍苏俄情况的译文也在该报转载。李汉俊与《救国日报》之缘显示他可能与“大同党”有关系。除该党一些华人成员、韩人成员(李东辉、吕运亨等)与李汉俊有关系外，加入该党、自称苏俄代表的波塔波夫曾将《苏维埃宪法》等英译小册子交李(26)。大同党一度被苏俄视为渗入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政党(27)，并当做在华建立共产党的一个基础。1920年春以后在上海举行的多次东亚社会主义者会议(28)，常有大同党领袖参加。
    韩国学者金秀英认为，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中朝日俄的社会主义者间有互动，而后来成为中共领导的人中，只有李汉俊“与朝鲜、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29)。这说明李汉俊在早期东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三 《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
    中国党史界多把1920年2月李大钊陪陈独秀到天津、送他赴沪视为中共创立起点。问题是：陈、李为何不先在北京而要在上海建党呢？笔者以为，除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之地，租界对政治活动的控制较北京稍宽松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上海已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活动中心——《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有韩人社会党和大同党，特别是已有一批聚集在星期评论社周围的中国社会主义者。陈到上海确是“有计划的”(30)。
    据《中共简史》，陈独秀去上海是因那里有戴季陶办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刊物(31)。这个刊物就是《星期评论》。其1920年新年号赫然出现：“希望我们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来，迎着红灼灼的太阳光，高呼无产阶级万岁！”该刊新年贺词为：“敬祝世界红灼灼的新年，希望大家热烘烘的奋斗。”(32)新年伊始，《星期评论》便显现非同一般的赤色。
    这年春起，《星期评论》开始刊登李泽洛维奇提供的英、美社会主义刊物上的文章，如4月18日载李汉俊译《强盗阶级——萧伯纳赞美波尔色维克》。同月，星期评论社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拟在该刊发表。5月1日《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发表李大钊等多位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出自李汉俊的就有《强盗阶级底成立》和他译的J. Lizerovitch和E. Maharan(33)著《五一》和《人力车夫》。《星期评论》以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引起苏俄和共产国际重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来电要李汉俊将这个“中国社会主义报”各期寄莫斯科(34)。共产国际“二大”上，刘绍周称《星期评论》为“上海的社会主义党”的“周刊”，并说，“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35)。
    《星期评论》社1920年上半年的发展与中共的形成关系极密。自1月间《星期评论》编辑所和总发行所迁至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李书城、李汉俊寓所)后，该社逐渐聚集起更多立志革命的人士。3月末俞秀松、施存统到来，不久陈望道、丁宝林等也相继加盟。他们为《星期评论》工作，并多住在社里。而李汉俊此时成为该社“思想领导中心”(36)。《星期评论》不仅刊登多文讨论劳工问题，李汉俊等还在工人中筹办工人夜校、工人合作社。该社成员与工人往来，支持工运，曾散发数千份传单声援上海染织厂工人罢工(37)。4月2日，李汉俊与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等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38)。
    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的俄共党员魏金斯基(华名吴廷康)、季托夫、金万谦抵沪。当月，吴廷康即与杨明斋到《星期评论》社座谈(39)。以后他们召集数次会酝酿建党，参加者除个别人，如《新青年》编辑陈独秀、《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邵力子、《解放与改造》编辑张东荪，大多为《星期评论》社成员，如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刘大白、沈仲九、施存统、俞秀松、丁宝林等。可以说，《星期评论》社以其群体参加了初期的组党活动。因此，瞿秋白视此社为建立中共的“细胞”之一(40)。
    四 参与发起中共早期组织
    中共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其酝酿阶段约自1920年4月始。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在反复讨论中觉得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便先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记得：“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41)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中国1920年5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反映出建党有一定步骤，初期组织用过不同名称，且非一帆风顺。韩国学者徐相文从1920年5月前张东荪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党时机未到”研判出这是张“不参加的实际行动”(42)。5月底李汉俊发表的一文在谈到与张争论时道：“起了争执，是不是主义前途的障碍……与其由混杂分子组成一个庞大不纯的团体，不若由纯粹分子组成一个虽小而纯的团体。”(43)李关于组成有“主义”的“团体”宁缺勿滥的主张并非无的放矢，似透露出那时已有建党的尝试。
    共产主义组织初建时参加者并不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除了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核心的党的“胚胎”，还产生了与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结盟的统一战线式外围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因组织内信仰混杂而一度以“社会共产党”为名(44)。此外，那时中国还有东方共产党、支那共产党、社会共产社、兵丁贫民共产团等以“共产”为名的组织。
    1920年7月初，在华俄共党员会议在北京召开，议决以“若干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为基础成立共产党(45)。在吴廷康返沪后召开的“中国积极同志”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对建立中共表示坚决赞成(46)。同年夏在上海成立附属“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中国科——即“上海革命局”，成为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中心。以吴廷康为首，陈独秀、李汉俊等为成员的革命局即后人所谓“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式的建党工作随之启动。9月，陈独秀告诉刚到上海的李达：“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47)上海建立起党的中心组织后，随即着手在外地组党。李汉俊主要负责湖北，致函要董必武、张国恩等“组织起来”，以后又亲去武汉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李汉俊加紧理论宣传。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于1920年9月出版后，又着手译《价值、价格与利润》等马克思著作。他校对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并帮助李达从德文补译部分郭泰(H. Gorter)著《唯物史观解说》。《新青年》成为党的刊物后，李汉俊参与编辑，以后又为党刊《共产党》撰稿。他参与发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团的机关——外国语学社辅导俞秀松、李启汉、刘少奇、彭述之等学习马克思理论(48)。还为武汉的党团组织讲解唯物史观。
    在党内被视为“最有理论修养”(49)的李汉俊受托起草党纲，其重要条款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50)。因陈独秀、李达不赞同“生产合作”，此条后从党纲中取消。但“合作生产”是马克思提倡的，认为它能“动摇”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51)。李汉俊曾介绍第一国际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纲领，包括根据马克思“合作生产”等指示作的第一国际大会决议(52)。故他参考这些文献草拟的党纲符合马克思主义意旨。
    8月15日《劳动界》创刊，李汉俊担任主编。他重视对工人的启蒙，在发刊词中说：印这个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在《金钱与劳动》一文里他深入浅出阐述劳动价值论，让工农明白什么是剥削(53)。李汉俊不仅利用报刊启发工人、店员等的觉悟，还主持工运工作，派李中、李启汉分别组织机器工会和纺织工会，并于1920年10月同陈独秀等参加机器工会的发起会(54)。
    在中共初建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工作中，李汉俊均发挥了关键作用，故在党的早期组织参加者眼中，他与陈独秀同为组织的“核心”和“主要工作”的“负责”者(55)。
    五 主持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党的“一大”
    中共成立之初，因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56)，陈于1920年12月赴粤后，李遂代理党的书记。不久，党在上海的中央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以推动工运发展并培训和选派人员赴苏留学。
    1921年年初吴廷康返俄，党的上海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随即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困境。2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搜查《新青年》总经销处，后又查封编辑部，没收刊物并罚款，《新青年》等刊无法在上海出版。经费短缺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为解决党的经费问题，李汉俊函请陈独秀让《新青年》社垫支经费，未果；于是他便与陈望道、李达等卖稿筹款。为维持党的生存，他常熬夜写稿，甚至当掉亡妻首饰以补经费不足。
    在困境中，李汉俊主持的党组织仍努力推动职工运动。3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罢工，他除派党团员前去工作，还撰数文支持，指出罢工要求合理而非“要挟”，称赞工人“齐心的团结力”(57)。4月，上海党组织由李启汉出面成立“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在李汉俊参加的一次会上，筹委会组成各分会，并发出召开纪念五一节大会通函。29日，设于渔阳里6号的筹委会总部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并被禁止开会。然而“五一”那天，一些党团员同一些工界人士冲破禁令和封锁举行了小规模游行并散发了传单(58)。《共产党》月刊第6号《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上海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和工运的发展。
    由于俞秀松、杨明斋先后赴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大会，4月又有外国语学社大批学员赴俄，留沪党团员人数剧减；又因法捕房“五一”前后连续监视渔阳里6号(59)，使设在那里的党、团机关无法活动。于是，“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的李汉俊“决定暂时把机关部停止活动”，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请示工作，提议请陈回沪，或将中央迁粤。包转达意见后，陈表示他暂无法回沪，中央也不能迁粤，“目前请李汉俊暂呆在上海对各方面联系”(60)。初夏由沪到粤的SY袁同畴告陈独秀“李汉俊苦撑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心)非常吃力”(61)。上述史实说明，直到5～6月李汉俊仍是党在上海中心负责人。
    然而据李达回忆，1921年2～3月李汉俊因陈独秀寄沪的党章草案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认为是“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于是另草党章“主张地方分权”；陈阅后大发雷霆，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李汉俊非常气愤，遂要李达做代理书记(62)。暂不论陈、李就“党章草案”争执，笔者以为，李汉俊有可能一气之下说出让李达暂代书记的话，实际上却未卸掉书记责任。
    在筹备党的“一大”工作中，李汉俊常就一些问题与李大钊、陈独秀通信讨论(63)。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抵沪后向李汉俊要“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预算”，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支持。对此，李汉俊以党的负责人身份对马林表示了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及对其资助的态度。不久，他同先期到沪的张国焘商讨“通信中说不清楚”的问题，告诉他“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就召开“一大”具体事项进行筹划，并建议张同马林晤谈(64)。大会日期、地点确定后，他与李达分头或联名通知外地和日本党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沪出席会议。最重要的信由李汉俊写给广州的陈独秀(65)。
    由上可见，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李汉俊始终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
    六 在“一大”会议上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的寓所，中共“一大”开幕。李汉俊与李达作为上海代表与会(66)。他在会上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通过梳理、分析各种记载，笔者发现，他的异见主要是在讨论党纲、工作计划时发表的有针对性的批评建议。
    “一大”讨论的文件由张国焘主持起草，参考了吴廷康写的“临时党纲”(即《中国共产党宣言》)(67)、陈独秀托人捎来的党纲草案(68)、“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及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纲领等(69)，并掺杂了其个人主张。
    首先针对草拟党纲的任务和目标部分，如“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李汉俊鉴于中国并非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还比较幼稚的情况，主张党当前任务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而应当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以实现“民主政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李不赞同刘仁静“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直接目标”和张国焘“不管各国情形怎样，是要无级专政的”的说法，认为中国国情特殊，以后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研究(70)。
    其次，党纲中有中共“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切联系”的条款，讨论中有人说，“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一般应拒绝其入党”；“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李汉俊则主张，“对知识分子要放宽些”，吸收党员的条件应“不论成分”，“只要他信仰、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应重视对青年学生的组织和教育，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作骨干去组织和教育工人(71)。
    针对“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保守秘密”、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的条款，和有的代表“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主张(72)，李汉俊表示，“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他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同时又指出，不应对议会斗争抱过高幻想。他还提出修正案：“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73)
    在讨论劳动运动方案时，就组织何种工会发生了争论。张国焘和刘仁静提出“要向产业工人进军”，“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重要”，而毛泽东等做实际工作的代表说：“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多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办的工厂里，人数不多，因此，产业工人、职业工人都要组织”(74)。李汉俊的意见是“容许职业工会”(75)。最后决议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中国共产党宣言》申言“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地扰乱资本家的国家……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1921年春陈独秀拟的党章草案也“主张组织产业工会”(76)。这些内容被张国焘纳入党的工作计划。也许李汉俊觉得这种“产业组合”的“大罢工”或“总同盟罢工”的工团主义革命方式不适合中国，才在“一大”表示，如果不相信总罢工可以马上消灭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平时应引导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状况，开阔他们的眼界”(77)。这里包含了政治和经济斗争。这在试图“使阶级仇恨激化”，“用暴动精神”教育工人的张国焘，自然不可接受(78)。
    在讨论与其他政党关系问题时，张国焘等声言“不与任何政党联合”，甚至认为国民党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是“一丘之貉”(79)。李汉俊则表示在目前斗争中应当“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援助国民党”(80)。结果决议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81)
    某些不讲策略、关门主义、自我设限的条款连共产国际代表也不认可，以致有时张国焘不得不遵命取消刚通过的决议并加以修正(82)。董必武后来评论说，“一大”决议助长了“关门”政策(83)。俄国史学家潘佐夫(A. Pantsov)亦指出，尽管大会代表们“借用布尔什维克理论”来制定文件，但他们对其他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孤立主义立场”“比列宁和托洛茨基还要激进”(84)。可李汉俊出于国情和策略的考虑有的放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多遭否定，最后表决基本“维持原案”。虽然李汉俊在自己提案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他深感一些代表“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85)。
    的确，“一大”产生的纲领和决议中若干条款不仅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应与“民主主义政党”结盟，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教导(86)；而且无视列宁关于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要“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87)等战略和策略。
    李汉俊在“一大”的发言反映出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水平，而会上对他的批评则大多显示了这些方面的不成熟。对此，马林很快意识到了。1923年他给李汉俊的信写道：“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88)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在“二大”前后对党的任务、策略作了适合国情的调整，申明要与国民党“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建立“民主政治”；要到议会“告发”军阀的罪恶，为工农经济利益“辩护”；党员不可任“政务官”；工会应从事劳工的“经济改良运动”和“劳动立法运动”等(89)。不难看出，这些与李汉俊在“一大”的提议十分接近。
    但李汉俊“一大”前后的认识在一些重要方面确同苏俄、共产国际不一致。
    其一，他对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怀疑，认为那是共产党的“专制”，而倾向建立“民主制度”(90)。其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弊病：“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主张“各地方政策不宜相同而应由各地方自己去决定”(91)。其三，他“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92)，主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中共以国际主义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并反对党员领共产国际的“薪水”(93)。
    这些意见似产生一定影响。“一大”通过的党纲没有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中制原则和吸收党员的条件；直到“二大”才强调组织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通过的党章有“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党的基层组织并参加活动和“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的条款。另据《中共简史》，因李汉俊等持有“机会主义思想”，“一大”上“无法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94)，结果仅议决“联合第三国际”和向其“报告工作”；也是在“二大”上中共才议决“加入第三国际”(95)。
    李汉俊虽较早接触苏俄人员，却质疑布尔什维克的若干原则和做法，反对一切依靠和服从共产国际。这样，他在“一大”便成为贯彻共产国际意图的障碍。于是张国焘利用大会主席职权打击、诬陷他，说他“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会下散布他“是有问题的……是黄色的”，并故意违反原议“设法每日皆定汉俊住宅为会场”(96)。7月30日晚的会议终于被法租界侦探注意。在参会的大多数人撤离后，李汉俊不顾个人安危留下应付随之而来的巡捕房警探的搜查和盘问。对法警询问家里为何藏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他镇静地用法语回答：自己“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并告那两个外国人是北京大学的英国教授，利用暑假来沪一起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97)。法警在审问中未发现破绽，又没搜到证据，只好悻然离去。李汉俊以自己的沉着机智掩护了中共成立会，也保护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安全。随后，他毅然前往嘉兴南湖出席末次会议，参与文件的通过和中央局的选举。因李汉俊的主张未得到大多数代表支持，并且决意排除他的张国焘事先就选谁同各代表打过招呼，导致他落选。
    中共正式诞生了。然而，对党的组建尽过心力的李汉俊却先是被排挤出中央，后又因与中央和某些领导意见分歧于1924年脱离了党。尽管自己一些意见受到歪曲，被扣上“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经济派”等帽子，但他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工农和民族解放，直至1927年献出生命。
    注释：
    ①FO(英国外交部档案)405/228，157号文件附件(1920年4月7日)。
    ②《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李人杰：《改造要全部改造》，《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1928年4月)，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田子渝提供复印件，第13页。
    ③国史编撰委员会：《韓國独立運動史资料》(四)，汉城1967年版，第639页；FO 228/3211，1919年11月2日。
    ④汉口档案12993.2(藏台湾国民党党史馆)。
    ⑤根据英国情报，李人杰“是孙逸仙的常客”；孙是李“最重要的朋友”。FO 405/233，107号文件附件1(1921年9月26日)；FO 405/228，157号文件附件(1920年4月7日)。
    ⑥，T. I. 1920～1925(Москва：РАН，1994)第4号文件。本文除参考俄文本，还使用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两个中译本。下面引用该档案集时，一律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不写编译者和页数，只写文件号。
    ⑦尤丁和诺斯：《苏维埃俄国与东方》(X. I. Eudin and R.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⑧《杨之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25～26页。
    ⑨日本警方1921年4月报告，李汉俊同“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有交往”。石川祯浩编注、刘传增译：《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第3页。李当时不在日本，应指有通信联系。
    ⑩国会图书馆编：《韓國民族運動史料(中国篇)》，汉城1976年版，第25页。
    (11)仅据现有资料，有松本三郎、刀田次郎(《韓國独立運動史资料》四，第675页)；喜平次郎、平井(《申报》、《新闻报》1920年5月5日)；高岛一郎、冈本(英国外交部档案)等人。
    (12)宫崎龙介：《寄自新装的民国》，(日)《解放》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版。平贞和泽村与李的关系见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0页。
    (13)徐大肃：《朝鲜共产主义文件，1919～1948年》(Suh Dae-sook(ed), Documents of Korean Communism, 1918～1948)，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8页。
    (14)金俊燁、金昌顺：《韓國共産主義運動史》第1卷，首尔1986年版，第169页。
    (15)吕运亨(1886～1947)1918年在上海创立新韩青年党，次年参与筹建韩临时政府，任外务次长。1920年参加高丽共产党，1928年加入中共。朝鲜光复后，任“朝鲜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47年被暗杀。
    (16)李光洙(1892～1950)1919年参与起草“二八独立宣言”，后至上海参与筹建韩临时政府，任外务委员，主编政府机关报《独立新闻》和汉文《新韩青年》。1921年返朝。1930年代与日本合作，1949年因叛国罪被捕，次年病逝。
    (17)具大业：《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朝鲜》(Ku Dae-yeol, Korea under Colonialism)，汉城电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金秀英：《共产国际与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在上海》，(Kim Sooyoung, The Comintern and the Far Eastern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 PhD diss)，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第76页。
    (18)日本晓星中学《学籍簿》，李喜所：《中国留学史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7页。
    (19)参见其《排日问题》，《救国日报》，1920年1月16日，增刊第1～2版；《朝鲜的独立精神何如？》，《星期评论》35号，1920年2月1日，第4版；《求神救我》，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0日，第4张第14版。
    (20)FO 228/3214，1920年4月8日；FO 405/228，157号文件附件。
    (21)引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77页。
    (22)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在华早期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此文也介绍了这两位俄国人。
    (23)《韩人独立周年纪念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3日，第3张第10版。
    (24)FO 405/228，157号文件附件。
    (25)宫崎龙介：《寄自新装的民国》。
    (2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7号文件。
    (27)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周祖义、李玉贞译)，《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根据1920年第16期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共产国际》)订正若干词。
    (28)英国The Call(《呼声报》)1920年4月1日据3月消息刊出“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报道。1920年秋冬及1921年春吴廷康和朴镇淳先后主持中日韩社会主义者会议筹建共产党。
    (29)Kim Sooyoung，第87页。
    (30)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31)韦慕庭、郝莲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在华顾问》(C. M. Wilbur & J. L. How,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8页。社会科学研究会1927年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也写道：陈独秀到上海，“适有《每周评论》(应为《星期评论》)在谈马克斯主义，独秀同志即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民九年五月)”。
    (32)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日，第1张第3版。
    (33)在《星期评论》上，前者的英文姓名被写为J. Lizerovisteb，李汉俊译为“李则罗维起”。根据英国档案，此人英文名应当是J. Lizerovitch，一位1917从英国到上海工作的俄国人；后者被译为“马哈兰”，可能是葡萄牙人。关于这二人的情况和考证，可参见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3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2号文件。
    (35)《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卷(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伦敦：新园出版社)1977年再版，第139页。刘提到的5月1日“周刊”上的口号，恰是《星期评论》该号中缝上的“不劳动的不得吃”、“世界是劳动者的世界”。
    (36)《杨之华的回忆》。
    (37)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598页；《杨之华的回忆》。
    (38)1920年4月3日《申报》(第3张第10版)、《救国日报》(未拍摄报头)的有关报道有“李人杰”的名字。
    (39)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一大”前后》(二)，第564页。
    (40)瞿秋白：《中共党史纲要大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0页。
    (41)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俞秀松：《自传》，《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31页。
    (42)徐相文：《中国共产党建党问题的再商榷》，《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2004年)，第92页。
    (43)《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30日，第4张第1版。
    (44)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6月参加的社会共产党性质待探讨。
    (4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4号文件。该报告俄文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为复数。
    (46)舍维廖夫：《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远东事务》(K. Shevelyov, 'O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r Eastern Affairs)，1981年第1期，第130页。
    (47)《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1980年4月)，第3页。
    (48)卡达特和程映湘：《彭述之回忆录》(C. Cadart and Cheng Yingxiang(eds.), Mémoires de Peng Shuzhi)，巴黎：伽里马德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49)《马林致共产国际的报告》，1923年5月15日，塞克：《第一次联合战线的起源，斯内夫列特的作用》第2卷('Maring's Report to the Comintern dated 15 May 1923', in T.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莱顿1991年版，第453页。
    (50)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36页；李达回忆为“劳工专政”，上书第7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第20卷，第190页。
    (52)《劳动者与“国际运动”》，《星期评论》，1920年5月23日至6月6日连载。
    (53)《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54)《李达自传》；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6日，第3版。
    (55)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62页。
    (56)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137页。
    (57)《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3月5日；《没有劳动者的中国》、《要挟》、《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觉悟》，1921年3月6～8日。
    (58)《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1921年4月21日报告中“湖南人Li Hoen-tsung”应为李汉俊。因陈望道也被误写为湖南人，李启汉拼写是Li Chi-hoen。另见4月30日和5月2日报告。
    (59)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 1921年5月2日报告。
    (60)邵维正：《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察》，《“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包惠僧的一封信》，《“一大”前后》(二)，第433页。
    (61)袁同畴：《与陈独秀先生早年的一些接触》，《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1977年5月)，第45页。另见《袁同畴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丛书》第16辑。
    (62)《“一大”前后》(二)，第9～10页；《李达自传》。
    (63)《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写，会前，他与陈独秀意见相同，“汉俊与守常等是一个意见”，未提李达参与函商。高朗撰《董锄平的一生》说董离京赴沪前，“李大钊提笔给李汉俊写了一封信”，李汉俊阅信后，安排董参加上海支部活动。1921年7月6日“鲍庆香致蓂阶信”(田子渝提供)显示，董6月中到沪。沈雁冰回忆李汉俊“忙于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176页。
    (6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3页。
    (65)包惠僧回忆陈独秀“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一大”前后》(二)，第386页。
    (66)中共早期参加者提到党的早期负责人和“一大”代表时，大多把李汉俊放在李达之前。
    (67)Shevelyov文内引党1921年3月预备会议通过的“临时纲领”部分内容与张国焘认为于1920年11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样(Far Eastern Affairs, 1981, no. 1, p. 136)。该宣言即为张国焘“讲稿”所说“独秀从伍廷康得来”的“党纲”。
    (68)1927年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有陈独秀党纲的较详细内容：“党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确定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应该是信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共产主义。”笔者以为，引起李汉俊1921年春反对的党纲大概与此类似。
    (69)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77页)、李丹阳、刘建一的《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评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对后两点有详考。
    (70)《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下同。李的观点参引《中共简史》、陈潭秋和张国焘回忆。
    (71)参引陈潭秋、刘仁静、张国焘的回忆。
    (72)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第139页。
    (7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董必武1929年致何叔衡信说关于大会的报告是李汉俊和他起草的(《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3期)。该报告真实反映了大会辩论各方的观点。另见张国焘、陈潭秋、包惠僧、陈公博回忆。
    (74)包惠僧：《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中央音乐学院党史组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9年版，第104页。
    (75)汉档12993.2(藏台北国民党党史馆)。
    (76)《李达自传》，第4页。
    (7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第53页。
    (78)《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张国焘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13页。
    (79)见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的回忆。
    (8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8页；汉档12993.2。
    (81)这里主要引用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Chen Kung-po,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MA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1924年，附英译“决议”。
    (82)汉档12993.2；《“一大”前后》(二)，第420页。
    (83)维尔斯：《红尘》(N. Wales, Red Dust)，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40页。
    (84)潘佐夫：《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A.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urrey)，寇松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85)参引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的回忆。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246、239页。
    (8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174、139页。
    (88)《中共中央某领导人致李汉俊的信》，1923年6月25日(英文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89)参见《“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74、76、89页。
    (90)韦慕庭、郝莲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在华顾问》(C. M. Wilbur & J. L. How,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第53页。
    (91)《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9～30页。
    (92)汉档12993.2。
    (9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3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31页。
    (94)韦慕庭、郝莲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俄在华顾问》(C. M. Wilbur & J. L. How,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第54页。
    (95)参见《“二大”和“三大”》，第68页。
    (96)《“一大”前后》(二)，第420页；汉档12993.2。
    (97)《“一大”前后》，第422、306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