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藏和平解放后，1956年4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着手进行民主改革。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大为恐惧，在西康地区发动武装叛乱。1956年11月，印度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大会。国外敌对势力和流亡的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包围达赖，鼓动“西藏独立”，策反随行官员，致使达赖和随行官员思想混乱并滞留印度。1956年底，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与达赖进行了三次谈话，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教育随行官员和达赖的家人，争取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支持，为达赖最终安全返回西藏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 键 词：周恩来 印度 西藏 达赖喇嘛
    作者简介：张双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此后，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工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各项工作，赢得了广大藏族农牧民的支持，但是，国外敌对势力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并不死心，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滞留，就是他们蓄意制造的一次严重的分裂活动。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同达赖进行了三次谈话，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规劝达赖及其家属，争取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支持，为达赖返回西藏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高度信任达赖，同意达赖根据自己意愿赴印
    印度计划于1956年11月24日开始举办为期三周的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大会，印度纪念委员会主任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不通过中国政府就直接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发出邀请信，又派出其驻锡金(今斯里兰卡)的政治专员潘特专程到西藏活动。
    恰在此时，西藏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势。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十七条协议”的精神，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筹备区域自治和地方建设事宜。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邻近几省实行民主改革的消息已经传到西藏。当时全中国已经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也促使西藏工委党员干部加快进行了建团、建党和民主改革的实践。西藏民主改革进程的加快对达赖集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于是噶厦试图阻挠各种工作的落实并威胁进步官员，使得筹委会的工作无法开展。
    在噶厦的支持下，1956年2-11月，西康地区的少数分裂分子和农奴主发动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叛乱，袭击政府机关和工作队，残杀干部和群众。这些叛乱活动与海外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有关，此时一些“藏独”分子聚集在印度噶伦堡，如达赖喇嘛的大哥当才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以阿乐群则为首的叛逃分子，孜本夏格巴、司曹鲁康娃等原噶厦官员。在美国的操纵下，印度少数官员同西藏地方上层分裂主义势力暗中勾结，伺机闹事，使达赖喇嘛对中共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疑惧，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吐露了自己的想法。
    印度在这个时候极力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出国，派潘特等人积极拉拢西藏上层官员，多次同达赖密谈，噶厦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多数主张达赖去印度。中央政府认为，达赖喇嘛若到印度很可能被“藏独”势力包围和左右，导致其长期滞留不归；如果不同意达赖喇嘛赴印度，也将招致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的不满。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以书信告知达赖和班禅，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1]
    周恩来的表态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对西藏及达赖的方针政策。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对于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可能出现不愿返回的情况，党内一些同志对允许达赖出国有不同的意见，“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2]11月17日，中央对西藏工委下达了关于达赖、班禅赴印度的指示：“在国境内的一段旅程中，要尽一切力量作好沿途各项工作，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对达赖、班禅离开西藏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加以充分估计，要设想到达赖他们出国后一时不愿返回西藏是有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破坏甚至掀起叛乱也是有可能的。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3]中共中央充分估计了达赖访印可能带来的“风波”，也做好了必要的防御准备。
    随达赖出访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员代表团，有噶伦索康、饶噶厦·彭措饶杰、阿沛·阿旺晋美；仲译土登诺桑；扎萨凯墨；机巧堪布洛桑三旦；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经师林仓活佛、副经师赤江活佛等主要官员。达赖一行在11月20日达到日喀则，受到十世班禅的热烈欢迎，他们在22日离开日喀则，前往锡金。在达赖参观访问印度期间，当才活佛、嘉乐顿珠等人一直向他灌输“西藏独立”思想。夏格巴等“西藏幸福会”的骨干分子则向达赖随行官员鼓吹“独立”的好处，歪曲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历史关系，要求达赖留在印度组织流亡政府，搞“西藏独立”运动。美国间谍、印度少数官员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紧密配合，提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居住。印度政府还公然挂出西藏的“雪山狮子旗”，在会上说西藏是一个“国家”，故意抬高达赖的接待规格，降低班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达赖产生了动摇，对是否返藏犹豫不决，甚至有了留在印度的意向。在随行官员中，除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个别人坚持反帝立场外，其他人或者与分裂分子合流，或者沉默观望，一时间出现了十分严峻的局面。[4]可见，此时达赖的政治态度是关系到西藏地区稳定的政治问题。
    二、推心置腹交谈，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消除达赖疑虑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于1956年1月28日抵达新德里，访问印度。11月29日，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之余专门抽出4个小时与达赖、班禅亲切谈话。12月30日，周恩来结束对巴基斯坦访问后，在回到新德里的当天不顾疲劳又立即同达赖谈话。1957年1月1日，周恩来与达赖进行了第三次谈话。在这三次谈话中，周恩来谈了关于西藏筹备自治委员会、西藏改革、西康地区叛乱、噶厦与班禅堪布厅团结等达赖集团关心的问题。
    (一)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康地区叛乱和西藏改革问题
    在第一次谈话时，达赖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开了十六七次会议，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协商不够充分，许多藏族官员对当家作主的权利是模糊的，把筹委会叫汉人机关。只有培养出大批的本民族干部，才能做好当地的各项工作，但由于操之过急，在吸收和动员干部时形成了强迫动员。西康改革中发生叛乱，大家议论纷纷，思想极为不安，现在重要的是做好善后工作，做到使大家都能信服。
    周恩来谈到：“这次张经武同志去西藏时，毛泽东同志专门交代了筹委会的工作要做好，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做，因此，必须培养民族干部，所有工作均放手让他们去作，固然一开始时有困难，但这不要紧，做好了很好，如果出了缺点和错误再帮助纠正，这样他们就会积累起经验，学会工作。对汉族干部我们要不断教育他们，注意工作方法。”关于西康地区的叛乱问题，“这个工作中有偏差，有些事情没有搞好，不能光怪下面的干部，上面也没有抓紧及时纠正，四川省在制定政策时欠考虑。做出了偏差也没有抓紧纠正，是有责任的。那里改革时，事先准备不好，搞起来后发生了叛乱”，“现在派去访问团处理善后工作，对寺庙的土地采取妥善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就不动，寺庙的武装力量亦不动。已跑出去的人如能回去，政府不予追究，并从生活上予以安置。”周恩来还转达了毛泽东对西藏改革的意见，“现在肯定不谈改革，在大家(指贵族、寺庙等)还没有安置好以前不改；而先将自治区成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将西藏的贫困状况予以改变，使大家的生活先好过起来，这点中央一定帮助，而且也帮助得起。我们目前不做的事就不谈，免得极少数人有借口搞乱子。”[4](pp.142～148)
    12月7日，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了谈话情况，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再次见面时专门谈关于西藏的政策问题。12月22日，周恩来离开印度。12月30日，周恩来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返回新德里，当天下午，周恩来告诉达赖：“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讨论时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疑虑。现在主要是搞好建设，发展西藏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过了，包括贵族、寺庙的生活水平都比现在有所提高时，看情况再谈改革，那时办法也就多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希望你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去对你不利。因为到那里后固然对你的安全或者没什么危害，但极可能有些人乱搞在一起，造成一种很困难的局面。”达赖承认随行官员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国后接触了许多在此的藏人，“他们只说坏的，不说好的，使这些随行官员的思想被扰乱了。这是最复杂、最不好处理的。”[5]
    第三次谈话时，达赖告诉周恩来，随行官员仍对西康改革和改革中发生的叛乱有很大意见。周恩来希望与几位官员谈谈，达赖表示同意，并说：“本来筹委会成立以来各方面的工作均很顺利，人员都很努力，但中间由于西康改革发生叛乱的影响，曾一度使大家的思想混乱。如果这些事情处理好了，大家都加劲工作”，西藏自治区“早则在1957年底，迟则在1958年初”就可以成立。[5]当时的达赖虽然爱国立场不坚定，但与顽固的分裂分子是有区别的。
    (二)关于噶厦与班禅堪布厅团结问题
    噶厦与班禅堪布厅的矛盾可以追溯到民国初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下属官员在后藏寺庙、庄园的管理权力、税收、乌拉差役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九世班禅被迫于1923年出走内地，噶厦当局夺取了班禅系统在后藏的权益，激起了扎什伦布寺所属官员、喇嘛的强烈不满，双方矛盾越来越深，直到新中国成立。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设宴庆祝“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曾发表讲话：“西藏民族内部团结起来，是西藏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希望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方面的人员，衷心地理解和实现这个方面的协议，永远地团结起来，为建设新的西藏而努力。”[6]在中央的支持下，十四世达赖欢迎十世班禅返回西藏。1952年4月29日，十世班禅与达赖在拉萨见面。6月23日，班禅抵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达赖和班禅初步恢复了团结友好。
    1954年9月15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和他们谈了团结问题，“西藏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没有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没有汉藏民族的团结，没有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团结，建设西藏是不可能的。”[7]达赖喇嘛在谈到与班禅的关系时说，“我和班禅很好，但是贵族和下面的官员如何想，那就难说了”，“好在这次在北京有毛主席主持公道，我和班禅以及双方重要官员都到北京，只要大家能够真实地将过去的情况摆出来，我相信是非会弄清楚，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7](p.169)1954年10月至1955年3月，达赖随行的噶厦官员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官员代表进行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谈判，协商拟定了解决的办法。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厅之间关于历史和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的批复。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达赖、班禅下属官员仍有芥蒂，彼此不信任，历史遗留的税收、庄园、寺院、乌拉差役摊派等问题大多没有解决，特别是在噶厦与堪布厅政治地位是否平等问题上的分歧更大，堪布厅不愿意接受噶厦的领导。班禅愿意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而噶厦仍希望按照传统政教职权管辖班禅堪布厅和后藏地区。噶厦和堪布厅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达赖与班禅的关系。
    在第一次谈话中，达赖就告诉周恩来，与班禅的关系“总的来看比过去进步得多了，特别是在筹委会成立之后，各机关中两方面的官员共同工作，一般在团结上做的很好，比较高级的官员中基本上是好的，但在各级机关中两方面的一般干部中还有不少问题，因而不论如何努力两方面的团结看起来总是有困难的”。周恩来说：“毛主席曾多次讲过，西藏筹委会的工作主要靠你和班禅负责，你为正，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把西藏的事情办好。班禅应该尊敬你，你应该多照顾班禅。固然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问题的，但下面的干部中间还有问题，你应该教育你的部下去主动地照顾班禅，班禅也应该教育他的部下对你尊敬，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作搞好。这点我可告诉班禅有事和你商量，尊敬你。”[4](pp.143～147)
    随后，周恩来继续与班禅谈话，班禅表示愿努力加强与达赖的团结，服从中央的政策。第三次谈话时，达赖告诉周恩来，随行官员虽然仍有意见，但认为与班禅的关系已不是主要问题。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央认为过去到现在达赖的领导是主要的，班禅是帮助达赖领导。希望自治区早点成立起来，那样就更好的统一领导。行政上统一了，达赖就便于领导了。[5]
    三、争取尼赫鲁，教育批评随行官员，促使达赖丢掉幻想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刻意挑起西藏问题。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昌都时，美国政府拉拢西藏上层分裂分子，计划让达赖喇嘛到国外搞“西藏独立”。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印度使馆曾经两度策划引诱达赖喇嘛外逃。
    (一)争取尼赫鲁，打消达赖集团获得印度支持的幻想
    在11月29日周恩来与达赖第一次会谈时，达赖将夏格巴、阿乐群则等分裂分子的活动对自己造成的困惑告诉了周恩来，他还说，尼赫鲁于11月27日和28日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除了问候、询问访问情况外，尼赫鲁还谈到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
    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会场不挂中国国旗，不提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印度媒体报道宣扬印度、西藏“两国”的友好关系。印度还组织藏民前往新德里朝拜达赖，在班禅的住房、乘车、招待等方面故意与达赖有所区别。印度这些做法的动机十分明显，是对阴谋搞“独立”的势力的鼓励和配合。[8]而英国和美国的间谍、传教士以及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则在噶伦堡策划“西藏独立”，由美国提供经费，准备武装暴动，使达赖不能回西藏。这些都得到了印度政府某种程度的默许，甚至不公开的支持。这也是西藏上层分裂分子怂恿达赖留居印度的一个主要依据，因此周恩来争取尼赫鲁对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打消达赖幻想的关键。
    第一次谈话时，周恩来告诉达赖，印度与中国友好的关系是主要的，至于印度是否有挑拨破坏的想法，是会有的，但我们不计较。“我们对印度所搞的一些挑拨事情的立场是爱国主义的立场，我国各民族是团结的。这个立场不能丢掉。我们对他们是友好的态度，如果下面有些人做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站稳立场，给以严正的态度，那他们就再不好做坏事了。”[4](pp.146～147)
    第二次谈话时，周恩来告诉达赖，我们掌握了帝国主义在印度进行挑拨和破坏活动的一些材料，准备请尼赫鲁谈一下，因为尼赫鲁早在1951年就表明了态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有些不满的人在印度搞颠覆活动是不允许的。[5]
    12月31日，尼赫鲁邀请周恩来去旁遮普邦参观。在火车上，周恩来同尼赫鲁谈起了达赖问题，他指出，噶伦堡有坏人活动，那里有将近一万多藏民，有人要将达赖请到那里去搞请愿，对西藏搞颠覆活动。尼赫鲁承认噶伦堡是国际间谍的活动地，但推脱说他不知道噶伦堡有那么多的藏民，大都是锡金、不丹、大吉岭等地民众，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恩来指出，我们估计他们“把达赖搞到那里之后，组织些坏人请愿，留拦达赖不回西藏”，进行颠覆活动，反对中国。尼赫鲁表示，他将注意防止出乱子，如果发生乱子，他将采取行动禁止。周恩来说，我们发现噶伦堡有人与拉萨的坏人联系搞叛乱，如果我发现噶伦堡派人或信件在西藏指挥鼓动的证据，将通知印度政府处理。尼赫鲁还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只是宗教上的联系，没有政治企图。周恩来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关系，但是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果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而且印度政府下面的一些官员在处理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不注意，说西藏与印度是两个国家。尼赫鲁只好说，这些人无知，不懂得政治。[5]尼赫鲁表示要在当天晚六时同达赖和班禅谈话。
    此后，周恩来多次与尼赫鲁谈起达赖，并特别关照尼赫鲁要注意达赖的安全。他说，达赖和班禅是你们邀请来的客人，在访问结束后，印度政府有责任使他们安全地返回西藏。尼赫鲁并不承认印度方面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周恩来列举的事实面前不得不重申不支持“西藏独立”，并要把达赖安全送回中国。
    尼赫鲁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策划“西藏独立”，暗合印度的利益，印度政府给予了支持；另一方面，印度在外交上需要维持与中国友好，要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能公开支持“西藏独立”，所以对于达赖的访问，印度政府充分暴露出了其两面手法，间接支持了西藏上层分裂分子，但由于中国政府和周恩来的严正态度，尼赫鲁又不能做出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的举动。
    在与周恩来谈话后，印度政府对外国间谍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活动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也制止了夏格巴等人计划在加尔各答用汽车劫持达赖到美国总领事馆的阴谋。这对西藏上层分裂分子是一个打击，也促使达赖对是否留在印度进行了反思。
    (二)教育批评随行官员，警告分裂分子
    达赖的两个哥哥受美国政府派遣，想拉拢达赖到美国去。流亡海外的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则向达赖的随行官员煽动“西藏独立”，对他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随行官员的态度对达赖有直接的重要影响，因此，通过对达赖家人及随行官员的教育批评，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争取达赖的关键。
    第一次谈话时，周恩来对达赖说：“对在这里的藏民及地方政府官员，应该给他们做些工作，包括你的两个哥哥在内。但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不要要求过高，不要一次就劝他们回去。能劝说回去就回去，很好，不能回去就算了。不要勉强。你的姐姐的孩子在这里读书很好，不一定回去，在这里也可以学不少的知识。告诉你的姐姐不要因为孩子问题把两个弟弟的关系搞僵了……总之是要家庭的关系保持友好，不能一下弄僵，他们马上想不过来也很难怪，因为他们受美国的影响较深。”[4](p.147)
    11月30日晚，周恩来宴请了达赖及其母亲、姐姐、两个哥哥、经师和噶伦等人，向他们解释中央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周恩来说，常住国外的嘉乐顿珠、当才活佛，一时对国内的情况看不清没关系，可以在国外多待些时间，多看些时间，愿意住在国外，可以常住下去，不要急着要他们回国。[4](p.316)12月7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总的来看，达赖出国情况还好，但也有问题，如美国通过达赖的哥哥劝说达赖去美国，此事已经告诉尼赫鲁请印度注意，他答应找时间同达赖的两个哥哥做一次单独谈话。[4](p.391)
    第二次谈话时，周恩来严肃告诉达赖：“现在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其想法。据我们从国内得到的消息，拉萨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他们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的行为。如果万一发生了叛乱，我们是一定不能允许的。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将叛乱平定下去。人民也会起来反对他们。这样对那些搞叛乱的人是十分不利的，至少他们的目前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现在，我们还是尽量说服他们不要乱搞，我们决不会在那里挑起事件。”现在希望你还是早点回去好，“有些人主要想利用你不在的机会搞起乱子，使你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回去后不好处理。毛主席希望你能早日回去。到那里去对你不利。”[5]周恩来针对达赖摇摆不定的态度，说：“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你如果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美国的所谓帮助西藏独立，顶多也不过是拿些钱把达赖一家养起来，不要上当。”[4](q.393)
    第三次谈话时，达赖说：“上次总理给我谈的问题，都详细地给随行官员传达了，并要他们去讨论。现决定尼泊尔不去了，那兰陀要去，要我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礼品都同意。关于去不去噶伦堡的问题，几个噶伦不好处理，他们觉得有困难。他们拟见总理报告一下自己的苦衷和意见。我告诉他们，见总理时把自己的任何意见都讲一下好。”[5]
    第三次谈话后，周恩来分别接见了达赖的两个哥哥和随行主要官员，就西藏的改革、筹委会工作、西康叛乱等问题强调：有人想搞“西藏独立”，“这是叛国行为，我们决不允许。在印度搞西藏独立，尼赫鲁也不允许。他重申过去的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尊重中国的主权，同中国友好，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同我是五项原则倡议者，应该模范地执行五项原则。有人说印度支持和援助，是假的，是骗局。因为尼赫鲁亲自给我讲了，他不允许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说美国援助，更是骗局。它离西藏那么远，又不能从印度领土上越过去，只有吹牛。”关于有人想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搞“独立”问题，周恩来指出：“这是行不通的。达赖喇嘛留在印度是既害达赖喇嘛也害西藏。达赖喇嘛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能搬到印度去。达赖喇嘛留在印度，西藏工作不能停止，各项工作照常进行。只是达赖喇嘛留下以后，就成了难民不能搞政治活动，只剩下宗教一方面了。而宗教圣地在西藏，不能搬到印度。这样就把达赖喇嘛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了。”[4](pp.277～287)
    周恩来同达赖及其随行官员和他的家人多次谈话，反复申明了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揭露了“西藏独立”阴谋的欺骗性，这对爱国立场并不坚定的达赖是很好的教育。据阿沛·阿旺晋美回忆：“周总理说，他讲这些话是很诚恳的，希望我们几个人认真考虑，很好地讨论。我们几个人很认真地讨论了周总理的谈话，一致认为这些话的确很诚恳又很实在，使大家的头脑清醒了。于是权衡利害，决定同那些分裂主义分子摊牌，排除他们制造的困难，力争达赖喇嘛早日返回西藏。接着向全体随行官员宣布我们的决定，做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教育工作，要他们自己选择，是追随分裂主义分子，还是按我们的决定行事，何去何从，必须明确表态。大家都表示保证执行我们的决定，绝不动摇、反悔。紧接着我们几个负责人同分裂主义的核心分子们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要他们拿出搞‘独立’的依据和外国支持援助‘独立’的凭证，不能光说空话，否则一切后果完全由他们负责。他们支支吾吾，拿不出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只好接受我们的决定，保证不再制造麻烦，不阻拦达赖喇嘛回西藏。经过这场斗争，我深深地感到，周总理的谈话对于挫败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澄清随行官员中的混乱思想，促成达赖喇嘛下决心返回西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p.278)
    这时，尼赫鲁从印度全局的利益考虑，也劝达赖返回西藏。达赖对我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说，这次出访，他自己没有主心骨，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说西康的情况很混乱，自己也发生过动摇，同周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随行的大部分官员也稳定了。[4](p.317)
    周恩来离开印度后，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于1月先后乘飞机返回拉萨。达赖一行在去过噶伦堡后也于2月15日回到西藏亚东，4月1日返回拉萨，并致电毛泽东说已经顺利回国。同日，达赖喇嘛致电周恩来：
    亲爱的总理周恩来：
    去年我赴印度参加佛教大会，在新德里先后会见您的期间，承蒙给予有益的教诲，使我非常高兴。我把这些教诲深深地记在心头，访问了印度政府和佛教信徒，并代表我国在那兰陀把玄奘的顶骨和修建纪念堂的捐款送给印度。现在各项任务完成，我于四月一日平安回到拉萨。此次往印度参加佛教大会，正如您所知道的一样，对于中印两国及佛教徒间亲密友好关系都有很大的利益，特再一次奉闻。祝您身体健康，并求您常常在各种工作方面给我以教诲。
    达赖喇嘛
    四月一日[9]
    周恩来于次日复电：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四月一日给我的来电收到，祝贺你在胜利地完成了访问我们友好临邦印度以后平安地返抵拉萨。想起在印度的时候，我们一起畅谈，是令人愉快的。希望你今后能抽暇多写信来畅所欲言地交换意见。并且希望你在领导西藏的工作中，在团结西藏各方面的工作中作出新的贡献。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10]
    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外交技巧促使达赖喇嘛安全返回拉萨，挫败了美国间谍、印度右派和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策反达赖的阴谋。1957年5月14日，《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进行的”，“中央在重新考虑了西藏地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以后，决定从今年起至少六年以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在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六年过后是否即时进行改革，到那时候依据实际情况再做决定”。今后至少六年内，在西藏地区的工作有可为和不可为两个方面，可为的是“要继续进行和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以达赖集团为主要对象”。不可为是“一、停止和结束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二、不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三、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四、不办不是西藏上层和下层迫切要求和同意的建设事宜”。[3](p.71)“六年不改”是中共中央充分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对达赖集团作出的一次重大让步，但是达赖不愿接受民主改革，不愿放弃压迫剥削广大农牧民的农奴制度，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最终在1959年走上了叛国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页。
    [2]《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3]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66)》，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4]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页。
    [5]《周恩来同达赖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
    [6]《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日报》1951年5月28日。
    [7]张定一：《1954年达赖、班禅晋京记略——兼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8]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9]《达赖给周恩来致敬电》，《西藏日报》1957年4月1日。
    [10]《周恩来致达赖电》，《西藏日报》1957年4月28日。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