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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密切相关。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厚重而丰富的历史编纂学遗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理论价值，不仅是推动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历史遗产颇为丰厚 中国史学肇始于先秦时期的《尚书》，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它具有“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编纂特色。此言指出中国史学自发轫时便具有很高的编纂立意。尔后，《春秋》《左传》《国语》等史学名著相继问世，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所撰《史记》首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撰史体例，从多元视角彰显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旨趣。班固对《史记》五体撰史的结构予以改造，断代为史，撰著《汉书》，遂为后世正史撰述的不祧之宗。 承《史记》《汉书》之遗风，魏晋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新局面，官方修史与私人撰述各具特色。唐初史家将魏晋以降的史学总结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杂传、谱系、簿录等13个门类，刘知幾在《史通》中从理论高度首次系统梳理了历史编纂的演进脉络，剖析了不同史书在体裁、体例方面的优劣得失，推进了历史编纂的发展。 宋元时期史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主要体现在三部通史性巨著，即司马光、郑樵和马端临分别采用编年体、纪传体和典志体撰写的《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中国历史编纂学演进至清代，呈现出范式总结的趋向。四库馆臣从文献目录学视角，将“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史钞、史评等15个门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则从史学理论维度对传统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总结，从理论上揭示了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的演进特色。 进入20世纪以来，章节体成为史书编纂的主要方式。同时，史学界也在不断探索历史编纂的新模式。 编纂体例不断创新 中国史学发展之盛举世罕匹，编纂史书规模之大亦为世界所仅有。如此丰厚的历史编纂成果，与中国历代史家发挥学术创造力是分不开的。 历代史家极为重视史书编纂体例的创新。先秦时期，孔子采用编年体纂修《春秋》。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主线，对记载史事颇为便利，故后代史家荀悦、袁宏、司马光等相继采纳。不过，编年体亦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无法对历史人物进行深描，难以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因此，司马迁创设了具有多种功能的纪传体，以弥补编年体的缺陷。然而，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均难“尽事之本末”。南宋时期，袁枢将《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依时间先后分为239目，创设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至此，形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鼎足而立的格局。可见，每种新史书体裁的出现，都是对以前史书体裁的扬弃，蕴含着史家通过创新史书编纂模式从多维度再现历史事实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