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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种史书体裁中，历代史家也注重体例的改造与革新。纪传体是正史撰述的主要载体，但两千年来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之中。譬如，司马迁所写《史记》为纪传体通史。班固则书写了纪传体的断代史，删除《史记》中的“世家”，改“书”为“志”。其后，陈寿首次采用纪传体记载了同时并立的魏、蜀、吴三个政权的历史。范晔编纂《后汉书》时，则在纪传体中新增《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方术列传》《列女传》等篇目，完善了纪传体史书的内部体例。就编年体而言，《春秋》所记仅限于有年月可考的史事，至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其容量得以大大拓展，不仅记载人物和事件，而且记载典制和议论，对于没有确切年月可考的史事，也作了适当处理。可见，编年体史书由《春秋》的初具规模，到《资治通鉴》的鸿篇巨制，经历了一个不断革新的历程。同样，其他史书体裁也是在不断创新中日臻完善的。 史学遗产亟待总结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厚重遗产，理应得到全面的总结，从而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然而，长期以来，历史编纂学往往被视为编书技术与方法层面的问题，这种看法限制了学术界对其价值的认识和成就的发掘。今天的史学研究应该纠正对历史编纂的认识偏见，以便更好地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遗产。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内容异常丰富，大致说来，应包括如下数端：一是重视对历史编纂思想的发掘，包括史家的著史立意、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如何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等。二是总结历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勾勒出中国史家对历史编纂进行理论总结的整体风貌。三是关注时代与历史编纂的互动，既考察时代精神如何折射在史家的历史编纂中，又揭示出历史编纂学著作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四是将官修史书传统与私人撰史历程并重考察，充分发掘两者的主要成就、关系、特点等。五是着力探讨历史编纂如何助推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如何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入发展。六是细致爬梳史家编史的过程，着意于其著史的使命感、责任感。七是将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突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与优长，回应后现代史家对历史叙事的质疑与挑战。 中国史学要想在当今国际史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则应加强自身的话语体系建设，对中国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历史编纂学遗产的总结、继承乃至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重大的学术工程，需要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研究”（09AZ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