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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如果历史是一个确定有始有终的过程，还会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进程吗？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未来是确定的吗，是值得期待的吗？许多学科在为之付出努力。“大历史”的倡导者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人类未来可区分为三个阶段：近期未来指大约100年的时间，存在着可以用科学模型进行预测的种种趋势；中期未来指100年以上的漫长时间，在这一时间中，要准确预测人类的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远期未来指生物圈的命运取决于地球和太阳的演化，终结不可避免。 最后，既然历史的终结不可避免，人类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应当是历史何时终结，而应当问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活得如此久远？至少在当下，宇宙的演化仍旧超出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但人类却可能由于破坏环境、相互杀戮等自身原因而随时面临灭顶之灾。 从社会历史时间角度进行思考 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恩格斯引用歌德的名言“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后，猜想了有机生命的消失与地球的死亡。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评价黑格尔的历史观时写道：“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这段论述说明，恩格斯已经充分注意到宇宙时间的科学尺度对历史观念可能造成的影响。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这种带有历史终结性质的时间观展开阐述，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康德那样束手无策，也没有像黑格尔那样陷入自相矛盾。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历史时间角度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历史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而“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就使得唯物史观与一切以往的历史哲学有了根本区别：首先，唯物史观从事实中而不是从头脑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其次，唯物史观将历史认识始终看成是与时代及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暂时性认识，这就不会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沦为僵化的教条。再次，既然“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这就给予人的能动性以足够重视，避免落入决定论的窠臼。最后，由于“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在对未来的展望中，共产主义就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革命性，而不是完美的设想，因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从社会历史时间中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