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两大系统的关系对近代西藏政局乃至中国的边疆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1933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又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国内战乱未息，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英国仍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及强化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政治联系，努力协调两系统的关系，以加强对西藏地区事务的管理、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针对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关系，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又是如何演变的？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有何影响？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主要依据已公布的国民政府档案，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
    关 键 词：十三世达赖喇嘛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 关系 治藏政策
    作者简介：孙宏年(1972—)，男，山东兖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边疆史地、西藏近现代史。

    ［主持人语］在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中，“近代中国的地方因素与边疆治理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又在不断深化的领域。由于内外多种因素作用，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四伏，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守土固边而奋起抗争，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届中央政府也制定、实施过种种“筹边”方略。在筹边、守边过程中，土司、部落、宗教上层人士、军阀(或称“地方实力派”)、知识分子——无论“传统”的，还是“新型”的——和近代社团等地方力量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这些“地方因素”在近代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边疆治理不同问题上的影响力有一定差异，但是总体上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央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只有让“地方因素”发挥相应的作用，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事实上，无论是边疆地区的政区设置、官制变迁、边界交涉，还是边疆政局、民族关系、社会发展等问题，近代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地方因素”，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因为“地方因素”而调整相关政策。对于近代各种“地方因素”及其功过得失，20世纪上半期学者们就有所关注，近年来许多学者广泛搜集近代档案、文献，不断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本栏目的文章就是3位青年学者在该领域探索的新成果，他们在近代西藏、新疆、蒙古地区治理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地方因素”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希望更多的学界同仁加入讨论，通过相关问题的探讨，总结近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成败得失，为今天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学术上的借鉴。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转世活佛，1904年前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关系密切，有9位达赖拜5位班禅为师，有4位班禅拜4位达赖为师。[1][p.18]此后，两大系统间冲突不断，对当时的西藏局势乃至西南边疆的形势、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都产生很大影响。1927—1933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又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国内战乱未息，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英国仍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强化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政治联系，努力协调两系统的关系。国民政府针对达赖、班禅关系问题，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是如何演变的？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对以后的西藏治理有何影响？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主要依据国民政府档案和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
    1927年后，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两方面很快做出反应，先后与国民政府联系，但在涉及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达赖与班禅两系统关系等问题时，双方立场有一定差异。
    1928年3月，班禅方面通过时任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兼22军军长的赖心辉呈文国民政府，指出清代以来达赖、班禅均为西藏佛教的“主教”，1910年后川军入藏，达赖逃亡印度，被革除名号，班禅被请到前藏主持政事；1912年后，达赖回藏，嫉恨班禅“亲汉”，无理强征军费、军粮，拘押班禅部属，致使班禅被迫离藏。班禅“远来中原”，并非“争个人之权利”，而是希望中央派军收回藏军所占原属川边的地方，使西藏“脱离英人之侵略，巩固国防”，“万民相安，广化佛教”。[2][p.57－63]9月，班禅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强调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对于蒙藏民族，不分畛域，一视同仁”，现在“革命成功，统一底定实现”，希望中央给予“鼎力扶助，俾我藏民早登袵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他还表示自己希望尽早晋见“政府当道”，“庆贺革命成功”，并“详报隐衷”。[3][p.5－6]
    1929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班禅驻南京、北平、青海办事处。此外，班禅方面还在成都设立驻川办公处，在康定设立驻康办公处。1929年1月，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发表成立宣言，强调：“西藏之与中国，自汉唐以还，关系日深”，“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清末民初之际，因“汉藏两方少数人为个人之利害关系，不顾大局，互相争斗”，达赖逃亡印度，“亲英派结党操政，致予强邻以侵略之机会”，使“中藏感情日趋恶化”；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西藏，“怂恿西藏独立”，“进兵占领西康”，“苛虐蹂躏”人民，这些都“由于少数亲英派之作祟”。班禅方面还表示“希望中国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4][p.3087－3090]这些都表明，九世班禅率先代表西藏各界拥护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班禅方面尽管受到达赖系统多年的压制，但仍理性地认为“少数亲英派之作祟”是“中藏感情日趋恶化”、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原因，希望中央“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
    达赖方面与国民政府的联系稍晚于班禅方面。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指派罗桑巴桑到南京，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929年1月，蒋介石接见罗桑巴桑，还致函十三世达赖，赞扬他“深明大义，内向情殷”，强调“藏卫接壤强邻，帝国主义所压迫久矣”，“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正督饬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希望“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5][p.485－486]这是国民政府对达赖系统及其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首次正式回应，此后就恢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班禅回藏等问题多次沟通。
    1929年8月，达赖派代表贡觉仲尼(即棍却仲尼)等人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呈交声明，强调：1、“达赖并无亲英之事”，因西藏毗连英属印度，不能不“略事敷衍”；2、达赖“仇华亦属误传”，1917、1920、1924年都“派员来华”，都“言明中藏亲睦”；3、“达赖、班禅感情素惬”，因班禅部属“行为不法，达赖逮捕数人，班禅遂惧而出走，并非达赖所逼”。[4][p.2473－2474]9月，达赖代表贡觉仲尼、楚称丹增、巫怀清到南京，向蒋介石表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的立场。贡觉仲尼等还与蒙藏委员会官员张至心、刘朴忱等会谈，在涉及班禅问题时表示，达赖“深知班禅为极和善之老好人，当班禅走出，达赖派员迎之不获，曾为之痛哭”，而“前次班禅在雍和宫设坛诵经，以祝达赖多福多寿”，因此达赖与班禅并无隔膜，“班禅早归则早迎，晚归则晚迎”。他们还强调，班禅“为左右之人播弄”才与达赖失和，班禅出走时三大寺“即主张派人迎归，不意班禅有借兵归藏之复函，三大寺因而亦不满意”，但西藏民众“对班禅仍有信仰，一加疏通，自可赞成”班禅回藏。[4][p.2474－2476]
    经过商谈，贡觉仲尼等与蒙藏委员会官员就达成初步意见，9月12日形成两个文件，即《解决西藏问题之预办事项》和《解决西藏之具体办法》，其中包括：“西藏与中央之关系恢复如前”，“中央予西藏以充分自治权”，外交、军事、政治均归中央办理；“达赖、班禅应加入中国国民党”，负责筹划西藏党务，“加入本党后得为政府委员”；“班禅回藏由达赖派员欢迎，中央护送”，班禅回藏时“拟派国防军随同入藏，以资保护”；“中央以达赖、班禅为西藏政教之首领”，“达赖、班禅在西藏之政教权限一切如前”，等等。[4][p.2477－2478]这次商谈后，蒋介石宴请贡觉仲尼等人，又以国民政府名义派贡觉仲尼入藏宣慰。在宴会上，贡觉仲尼向蒋氏谈到，“班禅日思借兵报怨，现欲借俄以逞，若英俄相争，藏地糜烂”，而安钦活佛是“达赖的妹丈，藏王之岳父，班禅之信徒”，可以让他“斡旋调和”达赖、班禅两系统关系。[4][p.2481]
    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入藏时，带了8个问题，征询达赖和西藏地方意见，即：一、中央与西藏之关系应如何恢复；二、中央对西藏之统治权如何行使；三、西藏地方自治权如何规定，范围如何；四、达赖、班禅加入中国国民党如何？五、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上之地位与权限一律照旧，抑或另有规定；六、班禅回藏，达赖如何欢迎，中央如何护送；七、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公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发给；八、西藏对于中央有无其他希望。达赖和西藏地方如何回应呢？1930年8月，贡觉仲尼把他们的答复带回南京，其中对前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央能将中藏施主关系照前至诚有信之待遇”，西藏地方“以前原系至诚相见，现在更要竭力拥护中央”；“西藏政教，谋根本安定之法，商洽立约以后更为稳妥”；“西藏政教向归西藏政府掌管”，其自治“范围自应照旧，若原系西藏地方，刻下未在西藏治下者，自应仍归西藏范围”。对第八条，西藏地方希望先在南京、北平、西康设办公处，为防御外来侵略，“希望中央接济军械”，以后如有其他需要“再当陈请”。对涉及班禅的第四、五、六个问题，他们表示“班禅现住内地，除札什伦布庙宇教务外，素无其他政事可管，自应就近加入国民党，但素无解决藏事之发言权”；“西藏政府”向来掌管西藏政教事务，札什伦布寺是达赖赠予班禅的，如再给予班禅，“照以前旧规办理，西藏人民无不悦服”；班禅“左右人等造前后藏名目，意在分离，素不遵守藏政府法令”，班禅曾两次“谋夺达赖政教各权”，还拒缴军粮，又“拥班禅舍札什伦布而逃”，都是这些人挑拨达赖、班禅关系所致，“现在未声明逃奔理由之前，西藏碍难欢迎”。[4][p.2482－2483],[6][p.235－236]
    这些答复反映出西藏地方对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矛盾立场，一方面拥护中央，愿意加强与中央的联系，希望国民政府帮助西藏防止外来侵略；另一方面仍对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存有戒备心理，而且拒绝班禅回藏。很显然，国民政府、达赖方面都关注如何管理西藏的问题，但双方有一定分歧，国民政府希望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根本问题，而后在“扶助边疆民族”、“自治”前提下，逐步加强对西藏内政、外交事务的管理，并关注班禅回藏问题。达赖方面更关心辖区、界限的具体问题，很害怕改西藏为行省，并要求所谓的“失地”；虽然表示欢迎班禅返藏，但又把双方失和的责任归咎于班禅部属的“行为不法”。
    达赖方面立场自相矛盾，在班禅回藏问题上与两大系统矛盾激化有关。达赖方面一再指责班禅及其部属，班禅方面也对达赖方面有所指责，甚至指责蒙藏委员会有关官员。班禅方面通过报刊宣传等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西藏问题，及早解决班禅回藏问题。1928年12月，班禅方面创办汉文版《藏民声泪》，力图反映后藏人民受噶厦压迫、剥削的情况，呼吁中央把西藏划分为前藏、后藏，分别治理。[7][p.57]1929年9月，蒙藏委员会官员谢国梁为此呈文阎锡山，指出班禅方面“忌达赖与中央接近”，“宣传达赖亲英叛华，希望政府用武力解决藏事”，以“攫取全藏政权”，还在报纸上攻击谢氏“勾结达赖亲英叛国”，建议中央对达赖要“先取和平解决一切，然后调停班禅与达赖之误会，使班禅得以回藏”。[4][p.2479]
    面对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矛盾，国民政府力图调和，及早解决班禅回藏问题。不久，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紧张，西藏又与西康、青海发生武装冲突，在处理这两件事时两大系统相互指责，矛盾再次激化。1930年初，尼泊尔商人在拉萨抗税肇事引发尼藏冲突，尼方扬言出兵西藏，噶厦做好迎击准备，又请求国民政府援助。4月，班禅方面为此呈文中央，请求发给饷械，组织班禅卫队，护送班禅回藏，调解尼藏纠纷，表示班禅一旦“到达藏边，先由政府简派之大员驰赴拉萨，宣达中央意旨”，达赖方面“自必感激中央援助之恩，顾念敝佛同袍之谊，激发天良，一致内向”；班禅与尼泊尔国王“交谊甚笃，一经敝佛派员调解”，可以制止尼藏战争，有助于中尼关系的恢复，英国也找不到干涉的借口。[8]
    西藏与西康、青海的冲突源于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争庙产发生的纠纷，最初是驻康防军与向西康辖境进攻的藏军发生武装冲突，而后青海方面也卷入战争，经过中央的调解和多次的谈判，到1933年西藏才分别与西康、青海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大规模军事冲突。大、白纠纷发生之初，班禅方面积极调解，达赖方面大加攻击，而国民政府一度准备撤销班禅驻康办事处，以消除噶厦的敌意，但后因争端激化而改为保留该办事处。1930年7月，班禅方面表示愿意调解纷争，请24军总指挥刘文辉派人与班禅驻川、康办事处人员一起，“前赴甘孜县从中调解而敦教谊”。8月，刘文辉认为班禅的主张与该部意见“不谋而合”，而后班禅驻康办事处派人携带大量的绸缎、茶叶、烟草、藏洋等，随刘文辉部前往甘孜及康北一带，借“宗教情感，彻底开导，晓以利害”，希望纠纷双方“悔过息争，静候官府处理”。[9][p.6－8]但是，双方纷争并未停止，8月25日班禅致电驻康办事处，要求他们“就近妥为调停，以期和平调解为要”。蒙藏委员会接到班禅方面的报告后，9月称赞他们借“宗教关系，泯除争端，热心任事，殊堪嘉慰”。[9][p.9－11]
    对于大、白纠纷，达赖方面暗中派军介入争端，又认为班禅方面有所图谋，为此致电蒙藏委员会，声称大白纠纷“正在调和之际”，班禅派人与甘孜“驻防汉官处从中怂恿”，偏袒白利土司，压制大金寺。1930年10月18日，蒙藏委员会请班禅方面查明真相，21日班禅驻京办事处呈文蒙藏委员会，强调班禅方面“不独无怂恿川军攻击大金寺情事，抑且吁请和平声嘶力竭”，达赖方面的指责“当系传闻失实”，同时附上案卷，澄清事实。[9][p.13－16]11月1日，班禅方面又呈文国民政府，指斥达赖身边“少数作恶之人”，为个人私利，在达赖面前“挑拨播弄”，蒙惑达赖，既“违叛中央，将在藏汉人残杀殆尽”，派军驻扎西康一些地方，又打击西藏“亲汉”僧俗民众，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倚势保护”，使“全藏人民所受痛苦，日甚一日”，祖国领土“日益危殆”，要求中央“持平处理藏事”，支持班禅早日返回西藏。[8][p.17－19]
    1930年11月前后，刘文辉部与藏军发生冲突，大、白纠纷演变成为康、藏纠纷。随着康藏纠纷升级，国民政府努力和平解决争端，达赖、班禅关系也成为考虑的因素之一。国民政府接到刘文辉电文，内称“闻达赖因班禅在蓉、炉设办事处有所误会”，因此怀疑班禅驻成都、康定办事处起了消极作用，1931年初决定撤销这两个办事处，以消除达赖方面误解，及早和平解决争端。刘文辉接到命令后，将班禅的两个办事处撤销，而且呈文国民政府，认为“蓉、炉班禅两办事处，藏方既有误会”，已遵照国民政府电文撤销，“藏方当无所借口”。1931年1月7日，蒙藏委员会奉令把这一决定通知班禅驻京办事处。班禅方面大为不满，10日呈文要求国民政府“查明真相”，“收回成命”。该呈文指出刘文辉电文仅是“刘之部属片面之词，并非出自达赖口中”。班禅方面悲愤地表示：如果将来再传说“班禅逗留内地，达赖之疑终不能释”，难道“诚心内向之班禅”在内地也“不可一朝居”了吗？接着，呈文强调班禅“拥护中央始终如一”，“反对独立”，被迫逃出西藏、漂泊内地；班禅对大白纠纷“不独无挑拨情事”，反而“吁请和平调解”；班禅驻蓉、炉两办事处每月仅从国民政府领取很少经费，但“为转达消息，宣传主义，异常出力”。国民政府已批准设达赖驻康定办事处，又无故撤销班禅驻蓉、炉两办事处，厚彼薄此，有失公平。
    蒙藏委员会接到班禅方面呈文后，1月12日呈请行政院暂缓撤销班禅驻蓉、炉两办事处。蒙藏委员会表示，大白纠纷发生后班禅方面派员“和平调解”，并非“从中挑拨”，并强调蒙藏委员会“现在秉承中央意旨进行藏事，关于达赖、班禅之嫌隙，自应从中调解。关于达赖、班禅之地位，亦应持平处理”，在批准达赖设驻康办事处之时，如撤销班禅两个办事处，“藏事前途将另起纠纷”，也不利于大白纠纷的解决。23日，根据蒙藏委员会呈请，行政院同意暂缓撤销班禅驻蓉、驻炉办事处。[9][p.34－40]2月初，国民政府第九次会议批准暂缓撤销班禅驻蓉、驻炉两办事处。[9][p.48－49]
    达赖方面一直关注班禅两个办事处的撤销问题，得知结果后就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1931年6月，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和西藏驻北平、康定办事处负责人呈文蒙藏委员会，要求辞职。他们指出，班禅驻蓉、驻康两办事处曾经下令撤销，而蒙藏委员会“以恐藏事前途另起纠纷呈请暂缓撤销”，指责这些办事处与蒙藏委员会藏事处、驻印通讯处等一道，“颠倒是非，淆乱黑白”。[9][p.145－151]
    由于尼藏冲突、大白纠纷引出的风波，国民政府对达赖、班禅两方的矛盾有了更多了解。国民政府力图调解双方关系，并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表明平等对待两方的态度。首先，同时加强与两方面的联系，力争调解双方矛盾。在处理尼藏纠纷时，班禅方面主张乘机回藏调解，但国民政府为协调与达赖方面的关系，未采纳这一建议，而是派参事巴文峻前往尼泊尔，与该国政府进行商谈；又派谢国梁到西藏，他和谭云山在西藏受到热情接待，再次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达赖系统的关系。1930年11月，班禅为撤销班禅两办事处一事致函蒋介石，要求“持平处理藏事”，12月初蒋氏回复班禅，赞扬他“对蒙藏民众谆谆劝导，使之倾心内向、拥护中央之热诚”，而达赖派遣代表来京，“表示倾向，中央政府以宽大为怀，对于西藏事务，正在筹备进行，将来自当体察情形，力求平允”；班禅与达赖“虽一时少有误会，仍望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共御外侮”。[8][p.20－21]
    其二，在班禅方面已在内地设立办事处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批准达赖方面在内地设立多个办事处。1931年2月，西藏驻京办事处在南京设立，西藏驻北平办事处、驻西康办事处同期设立。[4][p.3095－3099]在此前后，中央一度准备撤销、后又保留决定班禅的两个办事处，都旨在加强与两大系统的联系，平等对待双方。
    其三，邀请西藏的两大系统都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参与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为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在西藏地方的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多次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协商，力求调和双方的矛盾。在代表名额问题上，达赖方面表示“前后藏政教统归执掌，西藏代表应完全由达赖选充”；班禅方面则称“前北政府时代，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人数，均系前后藏平均分配。此次国民会议代表，亦应依照历届成例办理”。双方争执极为激烈，蒙藏委员会为此“设法调处”，曾拟定“由达赖选出六人，班禅选出四人”，作为出席代表。达赖、班禅驻京代表开始对此并无异议，不久达赖方面提出“出席代表人数过少”，请增加列席代表3人；班禅方面也认为“后藏代表不足全人数之半”，要求增加列席代表5人。国民政府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解决藏事正在进行，达赖、班禅两面，自应兼筹并顾，以免有伤感情”，况且双方一再请求增加名额，表明了“达赖班禅拥护中央，均具有诚意”，所以决定批准双方的要求。最后，西藏地方共选派10名正式代表、8名列席代表参加，九世班禅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而双方在代表总数上得到了平衡：前藏正式代表6人，列席代表3人；后藏正式代表4人，列席代表5人。[10][p.411－413]
    二
    1931年6月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随着西藏与西康、青海的战争升级，中央政府与达赖系统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渐有恶化之势。班禅则立场鲜明，拥护中央，在内蒙积极宣传爱国抗日，协调内蒙王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与达赖系统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中逐渐呈现出淡漠达赖系统、支持班禅系统的“失衡”倾向，1931年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1932年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这些都使达赖系统极为不满，他们把中央政府的疏远归罪于班禅方面，反对班禅返藏，双方矛盾更加尖锐，直至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
    1933年12月前的两年多时间，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已有明显的不同态度。首先，在封授达赖、班禅名号问题上，蒙藏委员会最初拟定同时册封达赖、班禅，但1931年6月国民政府会议决定先行册封班禅，进而引导达赖倾向中央。6月12日，考试院长戴传贤致函国民政府会议，称蒙藏委员会认为“达赖喇嘛通达教理，了澈世务，班禅额尔德尼通达教理，行持精严”，又都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他们“拥护热诚，洵堪嘉尚”，“拟请中央给予达赖以护国普化广慈大师名号，给予班禅以护国宣化光慧大师名号，以示褒荣，而彰诚悃”。戴氏则肯定达赖、班禅“精通教理，了澈世谛”，又“拥护中央，矢忠民国”，建议授予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大师”名号，授予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4][p.2607－2608]但是，当天的国民政府会议仅仅通过“给予班禅封号等案”，[11][p.742]达赖册封问题未能通过。
    6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表彰班禅额尔德尼“志行精诚，翊赞和平统一”，决定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以示优异”。[4][p.2608－2611]7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典礼，授予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10][p.445－448]册封班禅前后，国民政府也在考虑达赖方面的反应和对策。1931年6、7月间，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在日记中就记录了相关情况。6月12日，国民政府会议通过“给予班禅封号等案”，7月1日举行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职衔”，两天后国民政府会议又“因讨论西藏事及对付达赖等问题颇久，午后一时顷始散”。[11][p.742－749]很显然，国民政府虽然做出册封九世班禅的决定，但又顾虑此事对达赖方面的影响，所以在册封后就召开会议“讨论西藏事”，会议中心议题之一是“对付达赖”，讨论很长时间，可见当时南京政府的决策中枢已确定了支持班禅的政策，但在如何对待十三世达赖方面仍有顾虑。
    其次，在达赖、班禅及其部属在中央的职务问题上，中央政府尽管力图显示平等对待的态度，但总体上看班禅及其部属较多受到任用。这在主管西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尤其明显，一直持续到1949年。达赖方面，贡觉仲尼在1931年至1933年3月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3年3月间为常务委员；阿旺坚赞1933年3月起担任委员，1942年辞职；土丹参烈1943年5月起担任委员，直至1949年。班禅方面在蒙藏委员会优势较为明显：九世班禅1928年至1937年都是委员，其部属罗桑囊嘉1929年至1934年3月间担任委员，1932至1934年间为常务委员；康福安担任蒙藏委员会驻印通讯处主任；罗桑坚赞1928年4月起任藏事处处长，1937年1月后调任参事，1939年10月调任委员，直至1949年；朱福南在1932年前后担任藏事处的科长，1935年2月起担任委员和常务委员，直到1944年2月。[12][p.304－325]
    在国民政府内，九世班禅在1932年4月被任命为西陲宣化使，政治地位明显高于达赖。早在1931年6月，蒙藏委员会就秘密呈报国民政府，拟请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为以后进藏做准备。[4][p.2608－2611]国民政府认可了这一建议，1932年4月正式决定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并“指定青海香尔德驻锡办公”。[4][p.2617－2618]
    中央政府对两大系统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主要与达赖、班禅两方面在诸多问题上的表现有关。“九一八事变”事变后，达赖系统主导的噶厦继续与西康、青海大打内战，使不少人怀疑达赖方面是否拥护中央。1931年，有人就指出“现今我国人士，因达赖累次犯康，并向某国订购大宗军火，必谓达赖受某国唆使，具仇华态度，其实亦不尽然。达赖对华正取猜疑与观望两途，此殆无容否认也。”[13][p.92]1933年夏，十三世达赖与日本秘密联系，希望“日本政府建议中国政府不要从与西藏比邻的川、甘、滇诸省对西藏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希望“能秘密地得到指导和说明”。[14][p.212－213]此时，日寇正蹂躏东北、进攻华北，达赖希望日本介入西藏事务，难免有引狼入室之嫌。尽管这一秘密未必为人所知，但西藏仍与康、青作战，无疑恶化了内地民众对达赖的印象。
    与达赖方面形成对比的是，班禅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其言行受到社会各界赞扬。班禅到内地后，日本就极力拉拢，河口慧海就三次会见班禅，甚至探询他是否有意访日。1933年初，日本人两次谒见班禅，7月、11月又要求收为弟子，随行班禅“学法”。[14][p.198－203]面对日寇入侵，班禅大师不仅多次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严词拒绝日方拉拢，在边疆地区宣传抗日、爱国。1931年5月5日，他参加中央党部第113次纪念周时，发表《希望国人认识西藏》，表示“西藏自与中原发生关系以来，始终不能离开”；5月10日，他又发表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演讲，回顾唐代以来西藏与内地的关系，立场鲜明地强调“西藏为中国领土”。9月，他在呼伦贝尔发表演讲，呼吁“一致团结保全领土”。[15][p.123－124]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内蒙地区人心不稳，班禅在内蒙地区宣传爱国抗日，在内蒙自治问题上协调中央政府与内蒙王公的关系。1933年3月，日军进犯热河等地，班禅即致电中央，表示“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榆热”，其目的“无非欲实现大陆政策之阴谋”，我国军民正“为自卫而抵抗”，他将向各族人民“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并举行法事“追荐前方阵亡将士”。[8][p.57]10月，国民政府为此明令嘉奖，称赞他在“国难未已，疆域多故”时“力镇危疑，维系边局”。[8][p.71]这一年，内蒙自治运动迅速发展，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巡视内蒙，到百灵庙与各盟旗王公会商。班禅此时正在百灵庙，10月25日向王公强调“此次诸位所集讨之自治”，“须受中央近几天来扶持与若干制度之限制”，只有如此“蒙人方能享到自治真正之益”。[8][p.72]黄、赵到内蒙与王公协商时，双方争执不下，班禅出面协调，使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国民政府根据达赖、班禅系统的不同表现，采取了逐渐趋向班禅的立场，但达赖方面对中央政府的区别对待极为不满，不仅以西藏地方政府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而且大肆攻击班禅及其部属，进而指责蒙藏委员会。1931年6月，贡觉仲尼和西藏驻北平、康定办事处负责人联名呈文蒙藏委员会，表示“办事备受牵掣陷入困境”，要求辞职。他们指责蒙藏委员会重用班禅方面的康福安等人，表示中央政府为“优待黄教绥怀远人”，对班禅“尽可隆其礼遇，崇其虚荣”，但不应让其部属“与闻政事”。蒙藏委员会29日就此予以回复，强调他们不应因康藏纠纷而辞职。30日，他们再次呈文，强调蒙藏委员会藏事处“为西藏反动分子所组织，多方破坏藏事之进行”，“中央将畀班禅何种名义，必启西藏阋墙之争，更无解决藏事之望”，他们感到“藏事前途无法进行”，如果中央对“西藏反动分子不即屏除及班禅事件不予停办”，他们仍会提出辞职。[9][p.145－151]
    1932年5月，西藏驻京办事处呈文“陈述班禅方面种种谬举”，又绕过了蒙藏委员会，以“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员及民众全体大会”的名义，呈递“示谕”、“宣言书”。这些呈文、示谕、宣言书把矛头指向班禅本人，指责班禅部属，特别是蒙藏委员会内的班禅部属，进而指责国民政府对达赖、班禅两方面厚此薄彼。对九世班禅本人，他们称“班禅在藏中不过一宗教师，与一般教徒同隶于达赖喇嘛统属之下，初无若何特殊地位”，“扎什伦布管理权，实为前代达赖喇嘛所赋予”；指责班禅“离间中藏感情”，阴谋夺取达赖的政教大权，“悖经背教，为所欲为”。他们强调，九世班禅被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职衔是中央“受其蒙蔽”，国人“误认为班禅为西藏政治首领之一”的结果，请求中央“收回成命”。对班禅部属，他们攻击操纵蒙藏委员会藏事处、驻印通讯处，在康藏纠纷中“妄报军情，淆惑听闻”；罗桑囊嘉、罗桑楚臣等购买军火，班禅驻各地办事处“造谣捣乱”，要求中央没收班禅方面所购军火，裁撤班禅办公处，改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1][p.2619－2628]
    面对达赖方面的攻击，九世班禅极为大度，一再在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等政要面前赞扬达赖“修持精严，义理洞澈”，[4][p.2607－2608]但班禅部属忍无可忍，也向中央呈文斥责达赖及部属。1932年6月，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罗桑坚赞呈文行政院，针对达赖方面的攻击，指出达赖、班禅“互为师弟，为藏教主”，西藏人民对他们“崇拜信仰，初无二致”，二者“地位平等，无分轩轾”；达赖“秉性骄横，凡事专断，内则排斥班禅”，“外则听人离间，希图脱离中国独立”，辛亥革命后藏事日益“败坏”，所以1923年班禅到内地“陈述藏情，请求挽救”。接着，他历数十三世达赖“祸藏”十项大罪，包括辛亥革命时“驱汉官，逐汉军”，“背叛中央”；“始则联俄以拒英，继则亲英而叛华，反复无常”，“勾结外援，遗害地方”；残害第穆活佛和第穆寺僧众，“侵权害命”，又“违背佛法，惨杀同种”；对西藏“僧民之稍拂其意者”和“清末流落西藏之汉军”，“滥施酷刑，罪及无辜”；侵吞后藏寺庙、人民财产，在全藏“横征暴敛”，“挑起康藏斗争”，等等。他还强调，尽管达赖派代表与国民政府联系，但“毫无诚意”；贡觉仲尼等“专以要挟政府为能事，攻击班禅为目的”。最后，他表示达赖、班禅个人争执“所关固小，而在国家之领土主权所系实大”，达赖反对班禅是因为班禅“拥护中央，与达赖独立自主之主张根本不能相容”，请求中央“明令讨伐”达赖，先撤销其驻京办事处、查办贡觉仲尼等人，进而“彻底解决藏事”。[4][p.2628－2633]
    在两大系统相互攻击的情况下，作为中央主管机关，蒙藏委员会主张表面平等对待、实际上支持班禅。1932年6月，蒙藏委员会向行政院呈报意见，首先根据清代《理藩(院)则例》、《西藏通志》等典志，强调达赖、班禅在宗教上“并无显著高下之分”，清代前、后藏分别由达赖、班禅主管，因而达赖方面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该委员会又指出，达赖、班禅“虽均表示拥护中央”，但“事实表现，显有不同”，班禅“上年来京觐见，面陈藏事，并参加国民会议，颇具热诚”，而达赖自“康藏事件发生，始则占据甘、瞻，继则对于停战条件反复，终至复与川军冲突”；班禅被特派为西陲宣化使是为“宣传三民主义、中央政令暨抚慰青海、西康等处喇嘛寺院及信仰佛教之民众”，其职权“限于进而教化及执行国府所特许之慰抚事宜，不涉及行政”，所及地域“限于青海、西康，而不及于西藏”，并非“永久之职”，只“限于班禅回藏之日为止”。[4][p.2635－2635]
    当然，在回复达赖方面时，蒙藏委员会坚持上述立场，又在语气上做了调整。7月11日，委员长石青阳分别致电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三大寺及僧俗官民大会、十三世达赖。他表示内地“官绅信奉喇嘛教者比清代为多，故于达赖大师甚为钦敬”，愿意“诚意合作，恢复昔年之关系，尤愿全国帮助增进西藏之福利”；“政府对达赖、班禅并无厚薄之成见”，“宣言所说，都可商量，只要达赖有事实表现而已”；班禅“宣化名义，只关宗教”，让他驻锡青海香德尔寺，“原是本来住锡之所，无助彼回藏之意”；“前年达赖无人在京，故本会任用班禅左右”，并非轻视达赖。他还强调，“政府并无助班禅回藏之心”，希望达赖“念五族一家，努力恢复旧日关系”。[4][p.2640－2641]在这些电文中，蒙藏委员会解释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只关宗教”，任用班禅部属是因为“前年达赖无人在京”，强调“政府并无助班禅回藏之心”、“对达赖、班禅并无厚薄之成见”，同时要求达赖在“恢复旧日关系”上有“有事实表现”。
    对于蒙藏委员会的回复，达赖方面更为不满，6月至8月间贡觉仲尼等人多次呈文行政院，要求“派员彻查”班禅方面“种种阴谋”和蒙藏委员会“重重黑幕”。6月15日，贡觉仲尼等呈文行政院，指出“中央派遣专员入藏，达赖喇嘛力斥众议，毅然派遣代表来京”，使“西藏对于中央之关系，已具有和平恢复之端倪”，但“不意在代表等未到达之前，班禅方面既阴谋破坏于先，西康方面又重启战争于后”，以致“纠纷迭起，阻碍横生”，形成“今日之局”。他们还指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接受班禅方面贿赂，“不思所以团结五族一致御侮之道”，不顾“中央与地方之利害得失”，呈报中央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石青阳有意用“武力对付西藏”，让格桑泽仁“树一部分势力于西康，班禅树一部分势力于青海”，使“西藏问题愈难解决”，还使青、康地方“不可收拾”。因此，他们要求中央“速派公正大员”调明真相，“另派关心边事、熟悉边情之公正大员主持藏康事务”。[4][p.2635－2639]
    由于达赖方面态度激烈，7月5日石青阳与贡觉仲尼等人长谈4小时之久，力图缓和关系。石氏强调，“政府对西藏始终欲恢复旧好，委曲求全，未有武力对付之命令与计划”，他本人“更无主张武力压迫，弃藏据康之意思与谈话”，并希望达赖在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上应有“相当之表现”。这次会谈后，石氏呈报行政院，表示贡觉仲尼等人似乎“成见甚深”，把“过去种种事件不利于西藏，一切错误”都归罪于蒙藏委员会和他本人；21日他给达赖、三大寺等的电文，目的在于“昭示政府对待国内民族一律平等、酷爱和平、无微不至之盛意”，但“一纸电文不能戢其乘机攫利之野心”。贡觉仲尼等人也不认同这次会谈的效果，7月22日再次呈文行政院，称“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员暨僧俗官民全体大会”在20日来电，又行政院“迅予明白批答，藉慰藏情而释群疑”。[4][p.2642－2645]他们此次把这份要求“批答”的呈文也同时呈报给蒙藏委员会，表示因为西藏方面来电催问才呈请的，态度稍有和缓。8月2日，贡觉仲尼等人态度又变为激烈，再度呈文行政院，直接指责“蒙藏委员会助长班禅阴谋，破坏藏中和平”，要求中央取消蒙藏委员会驻印通讯处，没收班禅方面“历次购运军火”。[4][p.2645－2648]
    1932年8月之后，西康、青海军队重创藏军，击退玉树和金沙江东岸的藏军，西藏的亲英势力受到打击，达赖系统中主张与内地和好的力量渐有抬头，达赖方面与中央关系开始转变。12月，尽管国民政府隆重举行仪式，班禅正式就任西陲宣化使，但达赖方面不再抗议，而以西藏“三大寺僧俗民众代表”名义呈文行政院，表示曾“因班禅权位之事备具呈文宣言”，由贡觉仲尼呈交，阳历7月11日接到蒙藏委员会石委员长电文，得知“近年内地官员及人民等对于佛教信仰之心较往年尤多，且对于达赖亦有尊敬爱慕”，并“有汉藏照前和睦之意，甚为欣悦”。[4][p.2648－2649]
    在达赖方面决定缓和与蒙藏委员会的关系时，国民政府更想乘机调解达赖、班禅的矛盾，所以1933年1月致函陆兴祺，表示达赖方面“似对于班禅方面尚未能完全谅解”，希望他利用“久居印度，熟悉藏情”的优势，“从中斡旋，设法恢复达赖、班禅间情感”。[4][p.2650]班禅方面也看到此时达赖方面的转变，1933年初派安钦活佛等人经印度进藏商谈。他们进藏后，受到十三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双方经过认真会谈，提出了解决前后藏主要问题的初步方案，达赖方面“同意减免扎什伦布所属各宗谿历年拖欠的军费、租税，其他问题待九世班禅回藏后解决”。[16]西藏僧俗民众为此极感欣慰，表示班禅派“安钦呼图克图、王罗皆秘书长代表回藏，民等欣慰之余，满望班禅佛座跟即回藏，与达赖佛座欢聚一堂，使藏众蒙福”。[8][p.77－81]但是，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两位大师在世时实现和好的机会再度丧失，九世班禅回藏的问题也受到很大影响。
    余 论
    1927到1933年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取代北京民国政府成为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又因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各族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稳定边疆局势、维护国家统一也成为人心所向，因而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备受关注。此时，英属印度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英国已不大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强硬地干涉中国内政了，因此国民政府努力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施政，达赖、班禅两个系统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央治藏政策的重要内容，为此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如何评价这些政策呢？
    首先，这几年间，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关系仍然处于对立状态，而且矛盾不断激化。原因是什么？有关论著从不同角度做出解释，原因的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上形成的达赖、班禅活佛不同特点，特别对政治、宗教关注程度的不同。[1][p.16－18]其次，两大系统部属之间的矛盾，是双方矛盾不断、冲突不止的重要原因，曾经到过西藏的段克兴就认为：“达赖与班禅在佛教上同占有最高地位，由同参而师徒，情同父子，亲过兄弟”，但“班禅被迫出走后，极乐净土，几变为地狱鬼域，刀兵四起，万民不安，推其原，皆属达赖臣仆与班禅之臣仆，互相猜忌所构成。”[13][p.92]此外，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是两大系统矛盾、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这一时期，尽管双方都有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但是双方又有一定差异，特别是在如何对待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置“九一八事变”后一致抗日的“国恨”与西藏和邻近地区的“内争”的关系上，都反映达赖方面、班禅方面立场的不同。这既是双方关系持续紧张的原因，也是国民政府对达赖、班禅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
    其二，国民政府成立后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关系经历了从平等对待两方面转向支持班禅方面、冷淡达赖方面的“失衡”过程。1931年5月前，国民政府在各种全国性政治会议、设立驻内地的办事处等方面力求平等对待两大系统，并与达赖系统、西藏地方政府商谈如何在藏施政的各种问题。这种平等对待两大系统、力图和调解双方矛盾的政策，首先与蒙藏委员会的主张密切相关。作为主管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1931年前后蒙藏委员会注重在加强与达赖、班禅联系的基础上调解双方矛盾，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前述1930年12月以蒋介石名义给班禅的回信，就是由蒙藏委员会起草，呈请蒋氏核准后回复的。在撤销班禅驻蓉、炉两办事处问题上，蒙藏委员会特别强调，“关于达赖、班禅之嫌隙，自应从中调解。关于达赖、班禅之地位，亦应持平处理”。[9][p.36－37]在制定工作计划时，该委员会也把调解两大系统矛盾列入其中：1932年下半年的行政计划中有“呈请政府遴派大员赴藏，与达赖接洽”，“调解达赖与班禅过去之误会”，“书面调查西藏政教情形”；“恢复中央与西藏间原有关系”，“宣传中央与西藏过去之密切关系”；1933年的行政计划中有“实行派大员入藏，接洽恢复中央与西藏间固有之关系，并调解达赖与班禅间之误会”。[10][p.345－352]而且，各界有识之士的建议也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如谭云山曾经随谢国梁入藏，1930年7月呈文国民政府，其中强调“对于西藏内部之争，宜采取大公无私态度，用相当有效方法使双方和好”，不可听信片面之词，不可偏袒任何一方，否则“对于任何一方皆无益处，国事前途及生障碍，爱之反所以害之也”。[4][p.2531－2540]
    尽管国民政府力图平等地对待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但康藏纠纷、班禅回藏等影响了中央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关系，也使中央政府与两大系统的关系也逐步出现“失衡”倾向。1931年6月以后，班禅系统明显地受到中央支持，达赖系统则对中央极为不满，甚至蒙藏委员会也受到达赖方面的指责。如何评价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及其变化呢？当时，西方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支持班禅对抗达赖，如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当时曾指出，由于统治西藏的喇嘛教圣地对蒙古有政治价值，所以近年来英国支持达赖，而中国采取了支持班禅以对抗的政策。[17][p.237],[18]对国民政府在达赖、班禅不同的态度，国内有学者也认为1930年至1933年间，“国民政府在改善与发展同西藏地方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在处理与调解达赖喇嘛与班禅的关系方面却有许多失误”，当“他们之间在中央面前就西藏的是非曲直展开论战”时，“国民政府决心支持班禅返藏，大有倚重班禅以抑达赖之意”。[18][p.239－241]笔者认为，中央对达赖、班禅系统的政策变化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又与达赖、班禅两方面当时的表现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班禅系统拥护中央、维护统一，达赖系统却不断扩大康藏纠纷，并演变成藏、康、青战争，这就使中央逐步地转变为疏远达赖系统，信任班禅系统。国民政府的政策转变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来看并非是在1930年至1933年间一开始就因为两大系统在“中央面前就西藏的是非曲直展开论战”，而“决心支持班禅返藏，大有倚重班禅以抑达赖之意”。
    其三，国民政府对达赖、班禅政策是当时西藏治理政策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变化，都是从维护国家统一、确保边疆稳固的立场出发的：1931年5月前力图平等对待两大系统，既在事实上明确宣告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了有效的管辖，又在政治上照顾了两大系统的要求和利益，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拥护统一、力量又相对较弱的班禅系统的有力支持；1931年6月后逐步地疏远达赖系统、信任班禅系统，目的是确保了班禅系统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平等地位，有效地抵制了亲英、亲帝分裂势力的活动，维护了国家统一，有利于西南边疆稳固。
    其四，国民政府在1927—1933年的政策对于以后西藏政局、中央治藏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国民政府隆重追悼、大加褒扬十三世达赖，1934年又任命九世班禅为国民政府委员，积极支持他回藏。这使班禅方面很受鼓舞，达赖系统、噶厦却感到很大的压力，促使西藏地方始终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同时，这也加深了害怕失去权势的西藏地方中间力量对中央的疑虑，英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西藏分裂势力乘机破坏，极力阻挠九世班禅回藏，直至1937年他抱恨圆寂于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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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