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时期中英两国关于西藏和南亚问题的争执，反映出丘吉尔的英国政府对于蒋介石插手印度内政的极端猜忌和不满。当时为欧洲战事所困的英国政府，无力阻止战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逐渐向印度和南亚殖民地推进，因而谋求在西藏和中国西南划界问题上予以反击。另一方面，英国对中国势力南进所采取的“报复”举措，则被国民政府视为传统帝国主义对华野心的明显证明，并另谋反击。中英两国皆以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危作为处理印度和西藏问题的最大考量，然而就在中英双方皆以国家政权安危为出发点来面对南亚问题的同时，两个盟邦之间本来就不稳定的互信和合作关系，却也一点一滴地被消蚀了。以英国作为一个观察例子可看出，在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中国并非永远只是西方列强冲击下的被动接受者(recipient)。战时中英两国在印度、西藏和南亚次大陆等问题上的争议，清楚地反映出一个西方强权因疑惧中国力量的崛起，而欲对中国展开有效的反击。
    关键词：中英关系 蒋介石 丘吉尔 中印关系 麦克马洪线
    作者简介：林孝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们都知悉，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促使蒋介石领导的中国与美、英、苏成了战时同盟，也扭转了重庆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军事侵略的压力苦撑待变的局面。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们也都无法否认，1943年10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推向了百年来的新高点，而蒋介石夫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开罗会议时的合照，不但塑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跃升为世界强权之一的形象，同时也深刻地向世人传达了当时中、美、英三个盟邦之间，立场坚定携手对抗日本的讯息。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与官方宣传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表象之间，有着一段差距，近来学术界已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之间台面下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并且探索这些冲突对于战后国际政治局势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① 这些年来也不断有外交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开始对中英这两个战时盟友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加以重新分析和评价，譬如蒋介石和丘吉尔两人对于欧亚战场孰轻孰重的争执、英国对华未曾实现的贷款问题，以及中英两国在争取美国战略军事资源上的暗中竞逐等。② 本文将利用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中文史料汇编、庋藏于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大英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档案部门(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British Library)、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等地未出版的官方解密档案及私人档案，以战时中英两国有关印度、西藏和南亚问题之互动为中心，探讨战时这两个盟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外交关系。
    一、珍珠港事变前的中英关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也迫使国民政府迁都西南大后方。过去的研究曾指出，英国为维持在华商业利益，以及维系其在远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受影响，决定对日本采取妥协的立场，例如，1938年5月，伦敦当局不顾国民政府的严重抗议，径与日本签订关于中国海关之协议，同意在日本占领区内的所有海关税收，一律由日本政府管理并存放于日本银行。到了1939年夏天，英国因欧陆局势日趋紧张，大战一触即发，为避免其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发生摩擦，形成腹背受敌之势，乃决定进一步对东京让步，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40年初，当时日本为谋取战前国民政府存放于天津英租界交通银行之白银，径自封锁天津英租界，并对英国政府施以强大压力，迫使伦敦最后屈服于东京的要求，以换取日本解除对英租界的封锁。③ 同年5月，英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以应付欧战不当，辞去首相一职，改由丘吉尔接任，然而此一局面并未能够立即改变英国在远东地区对日妥协的立场；丘吉尔上台两个月之后，英国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当时在香港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地位，乃再次屈服于东京的施压，宣布关闭滇缅公路，这不但使得重庆国民政府当时陆上对外的联系管道几乎完全被封锁，战时中国所亟需的外来军品物资之运输，也宣告中断，而对当时中国上下民心士气而言，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④
    近年来英国解密的官方档案则进一步显示出，直到珍珠港事变前，英国政府不但愿意在远东地区对日本采取容忍妥协的立场，事实上还曾经考虑暗中与日本军部进行全方位的军事情报交流合作，来抵消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往来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欲对大英帝国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势力遭受苏联驱逐的趋势予以反击。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随后国民政府的数个代表团先后路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莫斯科访问。为了抵抗日本势力进逼中国西北边疆从而危及苏联在中亚的利益，斯大林慷慨给予蒋介石军事武器装备和财政上的援助，大批战时物资则藉由陆运的方式，从中亚经北疆运往中国西南，也因而当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并封锁中国大部分海上运输线时，由西南大后方经甘肃、新疆通往苏联中亚的运输路线，俨然已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国际交通要道。一时之间，基于防御日本的共同利益，国民政府与苏联建立起自1928年以来最密切的互动关系。⑤
    另一方面，在苏联的授意下，由盛世才所主导的新疆省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对英国在南疆的传统势力加以打压和排挤。自1937年起，南疆各地的反英宣传就从未停止过，许多来自英属印度的侨民和商人，不断地因间谍罪和反新疆政府罪而遭到拘捕羞辱，其财产亦被南疆地方官员没收。当时英国驻喀什的外交官员，不但得不到新疆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尊重，甚至到最后连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亦成了问题。这种局面迫使伦敦在1939年初曾一度考虑撤出这个当时英国乃至西方国家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惟一外交据点。⑥ 有不少英国政府高层决策人士深信，英国驻南疆的外交人员遭受新疆省政府的压迫，乃是国民政府在与苏联关系明显增进后蒋介石暗中授意迪化方面的结果，目的在于报复英国不顾中国利益而对日本过于迁就的立场。伦敦的部分英国官员因而力主立即关闭滇缅公路以为反击。⑦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面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Sir A. Clark-Kerr)的质疑时，曾极力澄清国民政府并未暗中授权盛世才打压英国和英印政府在新疆的商业和外交地位，王甚至还私下向英国大使表示，当时重庆事实上并不具有左右新疆省政府的能力。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中英两国间自抗战以来本已微妙的互动关系，更形雪上加霜。⑧
    随着苏联势力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大幅扩张，英国政府非常担心其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会因此受到严重威胁，有鉴于此，1939年冬天英国内阁在一连串机密会议讨论之后，决定在中东和中亚各地强化原有的情报网，并且在尚未建立情报站的地区建立新的据点，与所有反苏和反共政治团体联合抵抗苏联的势力。这些据点也包括驻喀什的总领事馆。⑨ 更引人注目的是，为了对抗重庆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与苏联三方在南疆对当地英属印度公民的“联合打压”，在1939—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伦敦方面甚至已经决定在不让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知悉的前提下，答允日本军方一再提出的与英国展开情报合作的要求，彼此交换有关苏联在中亚和新疆活动的情报资讯，以对抗共产党势力对远东地区和印度所可能造成的威胁。⑩
    二、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外交角力
    1941年12月7日，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部，以海、空军突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一时之间中、美、英成了战时的盟友，而英、日之间秘密军事情报合作的可能性，也随着中英两国于12月13日签订《共同防御滇缅路协议》并形成军事同盟的关系，而烟消云散。另一方面，南亚次大陆的政局，自英国政府于1939年宣布对德作战以来，就呈现相当不稳的状态。以甘地(Mohandas Gandhi)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为首的印度国大党(The Congress Party)人士，对于英属印度政府未正式咨询印度立法议会就把印度卷入战事极为不满。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席卷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于1942年春攻陷缅甸，进逼滇西，战事已直逼印度东部边境。(11) 此一局面对英帝国在全南亚地区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印度和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安危也同时影响到西南中国的战略安全。1940年秋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谈时，就对当时部分印度国大党人士正在与日本政府暗通款曲之事深表忧虑，而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的攻势，将会对尼泊尔、不丹、锡金和西藏造成骨牌效应，并使西南中国严重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12)
    印度内部政治情势的高度不稳定，促使蒋介石夫妇决定于1942年2月前往印度访问，欲说服当时与英印政府水火不容的印度国大党领袖们，如甘地和尼赫鲁等，参加同盟国阵营，而不为日本所分化利用。蒋介石当时不但向英国政府要求前往甘地故乡、同时也是印度国大党大本营的瓦尔达(Wardha)访问，而为了赢得国大党人士的好感和支持，蒋介石还央请英属印度政府不要安排他下榻于印度总督豪华气派的官邸，而是安排进驻一般的平民旅社，他并且希望印度总督欢迎他的官式排场，能够愈简单朴素愈好。(13)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访问印度的要求，伦敦决策高层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扭转中国官民对于英国先前“亲日”的负面印象，同时也可以让蒋介石有机会体验到英国对华的友好态度，然而丘吉尔本人对于蒋介石夫妇提出的诸项请求，特别是前往瓦尔达与甘地会谈，以及婉谢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私下却感到十分不悦；在蒋介石一行准备启程飞往印度的前夕，丘吉尔亲笔拟了一封措辞与口吻甚为突兀的信函，除了希望蒋介石一行接受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之外，还要蒋好好思考，一旦他执意前往瓦尔达会晤甘地等国大党人士，对中英两个战时盟邦的合作关系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还特别提醒蒋介石，印度国大党的不合作主义对英殖民母国与战时中国所带来的麻烦和危害是相等的。(14)
    然而丘吉尔的这封信函在转呈给蒋介石之前，被即将担任东道主的印度总督林里资哥(Lord Linlithgow)和陪同蒋访印的英驻华大使卡尔给拦了下来，在事后致英国战时内阁的机密报告中，印度总督婉转地提醒丘吉尔，这封措辞强硬的信函将会给来访的重庆友人极为不良的印象，他因而建议改为由他本人代表首相与战时内阁，向蒋介石口头传达来自伦敦的劝告。印度总督同时也指出，若一味坚持不让蒋介石一行在印度会见任何国大党人士，将会使蒋介石有“被玩弄了(being tricked)”的感觉。(15) 印度总督的这番言论，令丘吉尔相当冒火，他一方面质疑林里资哥，蒋介石凭什么认为若见不到甘地，会觉得自己被英国政府所“玩弄”？另一方面则严厉斥责印督本人已在浑然不觉当中，让蒋介石成为英属印度政府与印度国大党之间争执的最后“仲裁者”，而这也将是大英帝国最为不幸之事。虽然丘吉尔最后在信中勉强同意不再追究印督与驻华大使的擅作主张，不让蒋介石夫妇读到他那封措辞不太友好的信函，但他也下令英印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蒋介石前往瓦尔达会晤甘地。(16)
    尽管英国政府内部为了蒋介石的到访闹得不可开交，然而当蒋氏夫妇一行于1942年2月9日抵达新德里之后，英属印度当局仍给予他们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最热忱的欢迎。(17) 在与蒋介石的闭门会谈当中，印度总督虽避免直接劝阻蒋前往会晤甘地，不过在会谈结束后，印督却私下求见蒋夫人宋美龄，希望她能够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将无法同意中国的贵宾们前往甘地的故乡，因为此举将会让全英上下感到极端尴尬和难堪。蒋夫人当即表示谅解，而几乎在同一时刻，蒋介石也收到丘吉尔一封措辞较为婉转的私人信函，劝阻蒋介石不要前去会见甘地，而是应以中英两国战时合作关系的大局为重，蒋介石立即回信表示同意，而会晤甘地的计划至此已几乎胎死腹中。(18)
    重庆国民政府高层在战时不惜碰触英帝国殖民统治上的敏感禁忌而如此积极地要求往访甘地并调停英印政争的努力，似可从更宽泛的地缘政治和战时中国的战略观来加以理解。1942年初，印度国大党部分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在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领导下，公开与日军合作并对抗英国殖民统治，早已不是个秘密，博斯等人当时手中曾握有一支“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接受日本的军事武装援助，并且在沦陷后的新加坡和仰光等地，替日本政府扮演维持当地秩序和政治宣传的积极角色。(19) 而国民政府在1942年底的诸项机密情报里，也证实由日本所扶植，由印度、西藏的亲日反英分子与周边团体所组成的“第五纵队”，早已深入藏南、印北边境。这些报告并且评估，印度政局如果持续不稳，导致英国殖民统治的垮台，恐将影响西藏政府的政治动向，而一旦拉萨方面决定改与日本合作，则中国西南大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其安危将受到严重威胁。(20) 这似乎也可以解释，尽管蒋介石对于顺利调停英印之间的争执并无把握，但为了战时西南中国的安危不因印度政局的动荡而受到威胁，他仍要积极前往印度访问并会晤甘地。
    另一方面，虽然丘吉尔曾努力劝阻蒋介石一行前往瓦尔达与甘地会面，但是他本人却不会不清楚，当时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已是岌岌可危，英国在远东的战场上必须深深仰赖中国军队来牵制日本敌军。换言之，在此一危急关头，伦敦当局事实上并无开罪蒋介石的本钱。(21) 也因此当蒋介石于2月15日有机会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和驻华大使卡尔长谈，并再次向英方试探安排他本人与甘地会面的可能性时，英印政府决定不再坚持原议，主动提出折衷方案，希望蒋与甘地能在瓦尔达以外的第三地会晤。英印当局还希望蒋介石能够先与全印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22) 会面，以冲淡中国领导人与甘地会谈所带来的强烈政治意涵。(23) 最后蒋介石夫妇一行于离开印度前夕，总算如愿在第三地的加尔各答与甘地会谈，而伦敦与新德里高层则私下评估，如此的安排，既能够保住大英帝国的颜面，又让来自重庆的贵宾见到了想见的人，可以说是能被各方接受的结果。(24)
    三、中国军事力量进入缅、印的折冲
    蒋介石1942年2月的短暂印度之行，虽然最后突破英国政府的政治禁忌，见到了甘地，但终究未能成功化解英国政府与印度国大党之间长久以来的歧见和对立。蒋介石夫妇这一趟访印之旅，原本应该增进中英两个战时盟友间的关系，然而其结果却是加深了彼此间的猜忌、误解和鸿沟。在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曾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透露他的访印观感，蒋除了极力贬抑英属印度政府在当地的种种不当措施之外，还极力贬抑英国政府，认为丘吉尔与他的内阁要员根本不了解印度事务，蒋并大胆预测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很快将会全面崩溃。(25) 蒋介石虽不断在公开场合强调他在调解印度问题的态度上，完全以同盟国合作为考量，没有一己私心和偏见，然而英国政府上下却毫不领情，不论在伦敦或是新德里，皆有不少人视国民政府“善意与积极”的调停为严重侵犯英国内政。到了1942年夏天，当英国政府与印度国大党谈判破裂，以及英印政府逮捕甘地和尼赫鲁之后，中英间的这种猜疑与缺乏互信，愈形严重。8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英驻华大使薛穆(Sir Horace Seymour)，表示关切印度局势。这位刚履任不久的英国大使立即婉转“提醒”蒋介石，认为他似乎过分关心印度国大党的事务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蒋介石召见驻华大使关切印度政局之后，更是毫不客气地要薛穆转告重庆高层，同盟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应是彼此间互不干涉对方内政，丘吉尔也指出，即使当中国内部国共意见分歧最尖锐之时，英国政府也从未曾加以任何最轻微之评判。(26)
    蒋介石除了亲自关切英印政争之外，亦曾电令当时在美国交涉盟邦事务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游说支持重庆对于战时印度问题的立场和主张。(27) 1943年春蒋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更公开发表讲话大谈印度脱离英国独立对同盟国的重要性，并呼吁英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甘地和尼赫鲁等“有远见”的印度政治领袖。(28) 蒋夫人在美国的几番谈话，让伦敦和新德里的反华情绪达到了战时的最高点，并视她有关印度事务的发言是“至为可议(most objectionable)”和令人反感的。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并要驻美大使向宋子文表示英国政府最严重的关切，同时考虑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29) 首相丘吉尔在致艾登的私人信件里直指在美国的蒋夫人是一个“麻烦”(a problem here)，其言行举止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a spoilt child)。(30) 然而回顾历史，也许对中英两国关系最为不幸的是，二战时期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对印度问题的积极关注和介入，让英国体认到所谓“中国帝国主义”(Chinese Imperialism)在南亚的迅速滋长，以及未来一个强大统一并具有国际地位的中国，在战后对于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威胁和挑战。此一体认让英国政府决定在西藏和中印边界等问题上进行反击。(31)
    英国政府对战时中国的不信任，首先表现在拒绝同为盟军的中国部队进入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护滇缅公路不受日军破坏，曾经下了许多功夫，如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动员国军第五、六、六十六军准备入缅作战，并且积极征调滇川、滇康和滇黔边境其他部队以为后援。然而，英国政府却迟迟不愿意下令让早已集结在云南边境的中国军队进入缅北。(32) 到了1942年3月，当日军攻陷仰光、战情已到万分危急之际，丘吉尔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中国部队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尽管如此，英方却又不愿充分供应中国军队所必需的油料和补给品。同年5月，日军攻陷密支那，中国数万名远征军被迫撤退至印度东部，而当时英方驻印军事当局还曾一度拒绝远征军的主力进入印度境内。(33) 一份战后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明白地揭示，当年英国政府高层对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迟迟不肯答允的最主要考量，即是忧惧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藉由对日作战而进入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这份备忘录并且举证指出，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进入缅北之后，曾在陶杲(Htawgaw)地区向当地部落发布政令，任命该地区的地方首长并执行征兵令。虽然中国在缅北的短暂统治因日军随后的反攻而暂告中止，然而中国部队于1944年底再度反攻缅北，国民政府的势力也重返此一地区。此外，英军曾在更南的八莫(Bhamo)地区与入缅的中国游击队不期而遇。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仍不断在缅北地区活动。(34)
    伦敦和新德里高层对于战时中国政、军势力南下的高度恐惧和担忧，并非全然捕风捉影，特别是当战时中国的此一“南进”运动获得美国的极力支持之后。(35) 1942年3月，美国派遣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来华，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以及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此举也标志着中美两国战时在亚洲战场上联手抗日。对于二战时期史迪威在华事迹，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已有许多论著加以研究，然而这些论著却往往忽略了史迪威对战时中英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在初抵重庆不久，史氏就向国民政府提出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构想。根据史迪威的看法，势如破竹的日军很可能最终截断缅甸北部的公路或航线，以阻隔积累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运往西南中国。史氏因而强烈建议国府调遣约10万中国官兵前往印度，就地利用印度的物资装备。史氏表示他将协助训练这些中国兵士成为一支优秀善战的军团。(36) 史迪威的建议原则上受到重庆高层的接受，而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英国政府最后勉强同意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Bihar)的蓝伽(Ramgarh)设立训练中国部队的营地。1942年秋，9000名自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成了首批在蓝伽受训的中国部队。(37)
    伦敦的战时内阁和新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虽然无法公开拒绝中国军队在印度受训的提议，然而英国内部上下却从未怀疑此一计划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就直率地指出，一下子有为数如此多的中国部队驻扎在印度的土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极端政治敏感性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中国政府正欲积极插手调停英印政争，蒋介石本人还对印度国大党怀着高度的同情心。(38) 另一方面，自1942年秋起，史迪威不断说服重庆派遣更多的中国军队前往蓝伽受训。从10月开始，平均每天约有400名国军前往印度，两个月内，共有约2.3万名国军抵达蓝伽。此事曾令伦敦的印度事务决策官员相当忧虑，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是从单纯的军事补给运输上来考量，印度政府都不该接受如此多的中国部队。(39) 到了1943年夏天，总共有约3.3万名中国部队在印度，而史迪威还希望把总数增到10万名，他还准备利用这些训练过的精锐部队，来反攻缅甸和滇西。至此，英国政府已无法再容忍和坐视，当史迪威于1943年7月访问伦敦时，英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正式拒绝了他所提出的让中国在印部队的总额达到10万名的构想。(40)
    四、英国加紧拉拢西藏
    前曾论及战时英国政府在面对战时中国势力全面地向南亚次大陆的可能延伸时，曾决定在西藏问题上作出反应，以对抗伦敦和新德里官员眼中的“中国帝国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于1943年春天，即宋美龄在美国公开对印度问题发表看法之后不久，伦敦高层决定以具体措施来巩固英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麦克马洪线(The McMahon Line)”以南的土地，自西向东，约可分为3个地段，包括印度东北的阿萨姆省(Assam)和不丹(Bhutan)及康藏接壤的门隅(Monyul)，阿萨姆省中段与西康接壤的珞隅(Loyul)地区，以及阿萨姆东部与西康、云南接壤的察隅(Zayul)地区。(41) 自清末以来，这一地带的边界从未真正有效地被中英两国政府所加以勘定。英国虽于1913—1914年的西姆拉(Simla)会议上从西藏代表那里取得这一地区的“主权”，然而历届中国政府却从未正式承认英藏之间任何协议之法理有效性，这些所谓的已被“割让”给英印政府的领土之中，除了与不丹接壤的门隅地区之外，在民国时期同时被划为中国的西康省版图，而直到二次大战初期，英印政府事实上也从未真正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进行有效管辖。(42)
    英印政府对于中印喜马拉雅山麓边界地区所采取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到了1943年春有了急遽的改观。尽管伦敦高层深为欧战所羁绊，其仍决定在中国势力尚未全面进入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之前，先行巩固英国在这些边区的传统地位。1943年3月，印度“东北边境行政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正式宣告成立，负责掌管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各项行政事务，这也是英印殖民政府自1914年以来，首次将这块主权归属仍备受争议的地区纳入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内。(43) 边境行政特区成立之后不久，英印高层立即派遣了数个军事勘探队，分头前往门隅、珞隅和察隅等地区活动，而从1943年秋到1944年的夏天，伦敦当局和英印政府在未曾知会重庆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先后在察隅地区的重要据点瓦隆(Walong)、洛隅地区的里嘎(Riga)，以及门隅地区提朗宗(Dirang Dzong)以南的卢帕(Rupa)等地分别设立了军事要塞，并且在当地积极修筑军营、房舍、公路和小型机场等工事。(44)
    英印政府除了决定全面地将政、军触角向北延伸至中国西南边境，以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南进的反击措施，同时也积极对西藏政府下功夫，以强化英国的一贯政策，让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例如在军事上，尽管外交部门态度消极，英国战时内阁仍于1943年底批准售予西藏一批总额藏银10万两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山炮炮弹。这批军火于次年夏天陆续自印北经藏南的亚东、帕里等地运抵拉萨。(45) 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1944年8月，英印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Sir Basil Gould)衔命专程前往拉萨访问。他除了向西藏政府高层解释英印当局决心增强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统治之外，还提出一系列财政和外交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英属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和寺院提供财政援助，以补偿其以后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将要失去的税收，以增强拉萨当局的实力，来对抗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地区逐渐增强的影响力。(46) 英方也鼓励拉萨高层考虑在战后派遣外交使节常川驻印，以增加西藏在国际上的知名度。(47)
    获悉战时英国在中国西南边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新举措和对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拉拢活动后，重庆高层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此解读为“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的领土野心，因而谋思报复。1944年11月7日在重庆外交部召开的一个跨部会“藏案会议”，即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国民政府高层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包括进一步推动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经贸、政治和宗教联系，更积极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层面上拉拢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三小国，甚至暗中鼓动这些国家于战后脱离英殖民帝国势力而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48) 正因为如此，当轴心国力量对于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的军事和政治威胁逐渐消退之际，中英两国之间因印度问题所衍生的猜忌和政治角力，却仍未见和缓。只不过讽刺的是，在中英双方的认知里，由印度问题所衍生和反映出来的种种争议，皆不约而同地被彼此解读为来自对方的“威胁”，然后在中英各自认为其政权和国家安危已受到严重挑战的考量下，又不约而同地准备向对方采取反击和报复。
    五、结语
    1945年3月，一份英属印度政府内部拟定的预测中国战后在亚洲地位的极机密文件，曾广泛地在新德里和伦敦的决策层中流传。这份文件明确指出，战时国民政府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对于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殖民统治而言，乃一极大的挑战；战时中国对于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所可能带来的威胁，事实上并不亚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于远东地区，以及希特勒对于欧洲所带来的威胁。此外，在英印官员的普遍认知里，蒋介石虽然在政治宣传上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极尽诋毁之能事，但对“中国帝国主义”给印度和东南亚所可能带来的威胁，却不予反思，甚至视为理所当然。蒋介石的这种思维，充分地反映在其1943年所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当中。(49) 此份文件同时特别担忧中国的崛起对于英国在印度利益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譬如国民政府持续不断地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将有助于中国逐渐将其势力延伸至印北和缅北，从而对印度的国防造成严重威胁。此外，一旦新疆地区的政治情势不稳定，也可能导致苏联力量的再次进入，并成为另一个危害印度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份报告力主战后英国应团结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英联邦成员，共同对抗中国势力的向南扩张。(50) 由于这份文件的内容具有外交和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英国政府高层曾一度下令严禁外传，甚至还指示外交部门暂时不要让英国驻华大使和印度驻华代表知悉其内容。(51) 英属印度政府1945年的这份文件，似可对战时中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做一历史的注脚。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时之间让中英两国成为战时盟友，然而此一表象却无法掩盖两国之间因印度和西藏的地缘政治及战略安全所发生的摩擦；战时国民政府因极度担忧自身政权的安危会随着印度国大党人士与日本的妥协而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欲积极介入并调停英、印之间的政争。然而，丘吉尔的英国战时内阁则将国民政府的此一“自卫”举措，以及中国部队在印度和南亚其他地区的活动，视为在战时国际地位日渐提升的中国欲向外扩张其势力的明显证据，故决定在西藏和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反击措施。英国的反应，反过来又被国民政府解读为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野心和企图。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中英两国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来看待对方，并进而采取“防御性”的措施，而这些举措却又成为彼此眼中来自对方的“威胁”。中英双方本已不强的互信关系，就在这种恶性循环的互动模式下被消蚀殆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总脱不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模式，在这个大的理论框架下看待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52)，鲜有论著以反向思考的方式考察西方强权如何面对一个在国际社会逐渐崛起的中国。本文以英国为观察实例，指出在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中国并非永远只是西方列强冲击下的被动接受者。战时中英两国有关印度、西藏和东南亚事务的争议，清楚地反映出一个传统西方强权对向外扩展的中国势力的忧虑和疑惧，以及因此对中国所采取的“再回应”和反击措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如何看待中国的对外关系，如何将其认知反映在对华政策上，似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注释：
    ①有关这类著作，参见Xiaoyu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lement Leibovitz, The Chamberlain-Hitler Deal( Edmonton, Alberta: Les Editions Duval, 1993) ; Clive Ponting, 1940: Myth and Reality( Chicago: Ivan R. Dee, 1991) ; Andrew J. Whitfield, Hong Kong, Empire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at War, 1941—1945(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②有关战时中英关系与太平洋战争的研究，参见Judith Brown and Wm. Roger Louis( eds. ) ,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esp. chapters 13, 20 and 28; Anthony Best, Britain, Japan and Pearl Harbor: Avoiding War in East Asia, 1936—1941( Lon 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95) ; 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p. 117—125;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p. 72—102.
    ④N.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London: Longmans, 1967) , pp. 149—150;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p. 216.
    ⑤宋子文的私人档案表明，1937年10月至1939年6月之间，莫斯科曾经三度给予国民政府贷款，总数高达2.5亿美元，当时中苏之间亦签有一个为期10年的秘密航空协议，苏联政府实质上垄断了阿拉木图(Alma Ata)至哈密的航线。Memorandum on the Barter Transactions with USSR, undated, 1944; 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ivil Aircraft of the USS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ular Ai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Hami and Alma Ata, Chungking, 1939, T. V. So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25. 有关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合作，另见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Kashgar Diary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1938, enclosed in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September 1, 1938, British Library( London) ,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OIOC) , L/P&S/12/2332; Report from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6, 1938, L/P&S/12/2358.
    ⑦Kashgar Diary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1938,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Kashga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ecember 5, 1938, OIOC, L/P&S/12/2332; Special Survey of Intelligence: Condition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Sinkiang, 1939, conducted by Office of the Deputy Director, Intellig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13, 1939, L/P&S/2275;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January 15, 1939; Foreign Office( London) to Sir A. Clark-Kerr(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 April 4, 1939, L/P&S/12/2358.
    ⑧British Embassy(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6, 1940, OIOC, L/P&S//12/2358.
    ⑨India Office Minute Paper, dated October 3, 1939; 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Soviet Threat to British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Office, dated October 28, 1939; Office of War Cabinet to India Office, December 16, 1939, OIOC, L/P&S/12/2277.
    ⑩日本外交和军事部门早在1935年就曾以意识形态为由，积极要求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但这项提议却同时为伦敦和英属印度政府所婉拒。Government of India Minute Paper, dated January 24, 1935; India Office Minute Paper, dated February 14, 1935, OIOC, L/P&S/12/2368。然而到了1940年春天，在日本不断透过英国驻东京、阿富汗等地使领馆的秘密游说和南疆事件的影响下，英国军方、外交部门和英属印度政府同时赞成进一步与日本在“防共防苏”的目标下，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密切合作。果真如此，则1940年夏英政府突然封锁滇缅公路的举措，就不算是个令人感到突兀的决定了。Foreign Office to India Office, April 8, 1940; India Office Memo, dated May 14, 1940, L/P&S/12/2368.
    (11)M. E. Chamberlain, Britain and India: The Interaction of Two Peoples(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4) , pp. 186—226; Stanley Wolper, A New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pp. 329—349.
    (12)Clark-Ker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19, 1940,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 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 , 436/16158 F4817/57/10; Clark-Ker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24, 1940, F4890/57/10. 有关蒋介石与卡尔会谈的中文摘要，另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8—42页。
    (13)Confidential Report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4,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ime Minister' s Office Records( PREM) , 4/45/3.
    (14)Prime Minist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personal and secret, dated February 3, 1942, PREM, 4/45/3. 丘吉尔在致蒋介石的信函末端，再次警告蒋介石必须考虑会见国大党领袖，特别是甘地，所带给同盟国的不良后果，其警告的原文如下: " I must therefore beg that Your Excellency, with whom I hope to collaborate in the closest possible way in conjunction with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Premier Stalin, not only in this war but in the world settlement which will follow it, will be so very kind as to consider these serious words of mine. "
    (15)Viceroy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5, 1942, PREM, 4/45/3. 与印度总督持相似观点的，尚有印度事务大臣爱默利(Leopold Amery)，他认为让蒋介石有机会亲眼瞧瞧甘地和尼赫鲁这两个“矫情和不切实际的家伙(niggling and unpractical creatures)”，也不是件坏事。Mr. Amery to Lord Linlithgow, February 2, 1942, OIOC, MSS. Eur. F. 125/11.
    (16)Mr. Churchill to Viceroy, personal and secret, dated February 6, 1942, PREM, 4/45/3. 丘吉尔致印度总督林里资哥有关蒋介石会见甘地的信函原文如下: " On what grounds would he( Chiang Kai-shek) regard himself as having been' tricked' ? He proposed himself and will be an honoured guest, but he has no right to interven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Emperor and any of the King' s subjects. It would be disastrous if you( Viceroy) put yourself in a position where we had Gandhi and Nehru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Viceroy of India on the other, with Chiang Kai-shek arbitrating between the two. " 然而伦敦和新德里的不少英国官员则替林里资哥叫屈，认为事实上是丘吉尔本人误会了蒋介石会见甘地的动机，他们认为蒋只是希望印度内部能够团结一致对抗日本，而印督林里资哥本人则无意替英国政府找麻烦，他只想尽好主人本份，让蒋介石一行访印能够圆满顺利。Mr. Amer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to Viceroy, February 6, 1942; 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6, 1942, OIOC, L/P&S/12/2315.
    (17)对于接待蒋的规格和礼仪，当时英印政府曾有不同的意见，此乃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家元首是林森，而非蒋介石。尽管如此，英国最后仍决定给予他最隆重规格的欢迎。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7, 1942; Mr. Amery' s Instruc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7, 1942, OIOC, L/P&S/12/2315.
    (18)从蒋介石致丘吉尔的这封充满客套与外交辞令的信函来看，吾人并无法知悉蒋介石此时对于丘吉尔劝阻他前往会见甘地的真正反应和看法为何，然而从后续的发展来看，蒋介石在此刻仍强烈希望有机会见到甘地。Viceroy to India Office, February 11, 1942, OIOC, L/P&S/12/2315; Churchill to Chiang Kai-shek, personal and secret, February 12, 1942; Chiang Kai-shek to Churchill, February 13, 1942, PREM, 4/45/3. 有关蒋介石与印督会谈的中文节录，另见《战时外交》，第351—358页。
    (19)有关二战时期轴心国欲拉拢印度国大党人士对抗同盟国，以及印度民族主义分子与日军合作的相关研究，参见Milan Hauner, India in Axis Strategy: Germany, Japan and Indian Nationalis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1) ; Peter Ward Fay, The Forgotten Army: India' s Armed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2—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而根据已经出版的中文档案资料，蒋介石在新德里与尼赫鲁会谈时，尼赫鲁亦曾主动向国府高层说明博斯等人与日本人合作的情况(《战时外交》，第424—426页)。
    (20)《行政院致外交部函》(1942年11月10日)，《外交部档案•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藏档(以下简称“台北档”)，172—1/0016；《军事委员会致外交部函》(1942年12月24日)，《外交部档案•美总统派军官二人入藏》，台北档，172—1/0012。
    (21)Prime Minister' s Personal Minutes, February 12 & 13, 1942, PREM, 4/45/3; India Office Minute, dated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
    (22)真纳所领导的全印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乃英国在1906年所扶植创立的团体，意在制衡印度国大党的势力。真纳最后成为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的首任元首，有关真纳与全印穆斯林联盟之研究，另见Stanley A. Wolpert, Jinnah of Pak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3)Minute by the Secret of State of India Office( Mr. Amery) , dated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 根据中文资料所显示，会晤甘地的计划后来能够峰回路转，在于英驻华大使卡尔的极力促成，而英印当局似乎也有意以重新安排蒋介石与甘地的会晤，来换取蒋在他的《告别印度同胞书》中，采取较为中性与温和的措辞(《战时外交》，第390—394页)。对于卡尔和新德里方面立场的转变，丘吉尔和伦敦方面并未加以反对和阻挠。
    (24)Viceroy to Mr. Amery, February 17, 1942, OIOC, L/P&S/12/2315. 有关蒋介石与甘地的会谈纪要，见《战时外交》，第411—424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官方私下对蒋介石夫妇的这趟印度之行，普遍反应不佳，认为此行对于中英两国在远东战场上的协调事宜，根本毫无助益，双方也浪费太多时间争辩一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为此，丘吉尔还曾指示英国驻美大使必须向美方强调，蒋介石这次访印之旅是“成功的”。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21, 1942; 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7, 1942, OIOC, L/P&S/12/2315.
    (25)British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eign Office, March 20, 1942, OIOC, L/P&S/12/2315. 事实上，除了向美国方面抱怨在印所见所闻之外，蒋介石回重庆后亦曾不只一次提醒丘吉尔和英印高层，应对印度国大党采取更宽容的政策，认为若当前印度政治问题不立即解决，则危机将日甚一日，待日军侵印后再言解决，将为时过晚。《战时外交》，第434、437—438页；Lord Linlithgow to Mr. Amery, February 23, 1942, OIOC, L/P&J/8/509。
    (26)Note by Mr. Hollington Tong, enclosed in Seymou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12, 1942; Churchill' s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enclosed in India Office to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7, 1942, OIOC, L/P&S/12/2315; 《战时外交》，第476—481、485—487页。
    (27)《战时外交》，第466—467页；Sir R. Campbell(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eign Office, July 31, 1942, OIOC, L/P&S/12/2315。不过在争取美国支持战时中国对印政策方面，国民政府是失败了。罗斯福总统明白告诉蒋介石，对于英、印纠纷，美国将不提供积极调解，对于印度内政问题，美国将谨慎自持，避免任何轻微之干预(《战时外交》，第482—484页)。
    (28)Lord Linlithgow to India Office, April 16, 1943, OIOC, MSS. Eur. F. 125/24; Viscount Halifax(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eign Office, April 20, 1943, L/P&S/12/2315.
    (29)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pril 28, 1943; Mr. Eden to Viscount Halifax, April 29, 1943; Mr. Amery to Lord Linlithgow, May 12, 1943, OIOC, L/P&S/12/2315. 英国政府最终并未向重庆提出抗议，因为伦敦方面考虑到宋美龄当时虽贵为中国第一夫人，但却未担任任何官方职务，她大可表示其有关印度的言论仅只是她的“个人意见”。
    (30)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to Foreign Secretary Eden, May 22, 1943, PREM, 3/90/5B.
    (31)英国政府的此一“报复”说以及“中国帝国主义”的看法，充分反映在印度总督和伦敦高层之间、英国驻美外交官员与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之间的私人信函，以及战后英国外交部回顾文件当中。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cy towards India, FO Research Department Memo, dated January 8, 1964; T. V. Soong Papers, Box 26, T. V. Soong' s Memo, May 1943, undated, FO 370/2753/LR2/4; Lord Linlithgow to Mr. Amery, April 16, 1943, OIOC, MSS. Eur. F. 125/24. 当时英国外交决策圈里的另一个普遍看法则是，若蒋介石希望英国允许印度独立，则国民政府亦应同意西藏脱离中国独立。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Philip Broad( Foreign Offic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to G. F. Hudson( Foreign Research and Press Servic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June 16, 1942, FO 371/31700 F4214/2768/10.
    (32)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孙克刚：《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3)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台北，综合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116页；杨大镇：《中国远征军印支征战纪实》，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34)Foreign Office Memo entitled" Relations between Burma and China" , written by B. R. Pearn, Foreign Office Research Department, dated May 31, 1948, FO 405/17912 F7962/359/79.
    (35)譬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对丘吉尔施加压力，要求他在亚洲战场上给予蒋介石全面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印度和缅甸战场。来自美国的压力迫使丘吉尔于1943年1月致函蒋介石，保证英国对中国的支持。President Roosevelt to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January 8, 1943; Churchill' s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enclosed in Churchill to Eden, January 25, 1943, PREM, 3/143/6.
    (36)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 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53) , pp. 134—136.
    (37)有关二战时期中国驻印军队的编练和整训，另见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10页；郑洞国、覃异之：《中国驻印军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78—92页。
    (38)Lord Linlithgow to India Office, October 2, 1942, OIOC, L/P&S/12/2320.
    (39)Minute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India Office to Consider the Proposal of China that Additional Chinese Troops Should be Flown to India for Equipment and Training, October 2, 1942, OIOC, L/P&S/12/2320. 虽然印度事务部官员力主婉拒中国和美国增加受训中国军队的名额，英国最高军事参谋本部最后仍不得不加以妥协，同意史迪威的方案。Chief of Staff( London) to Commander-in-Chief India, October 10, 1942, enclosed in Foreign Office to British Embassy( Chungking) , October 11, 1942, L/P&S/12/2320.
    (40)Government of India to War Office( London) , June 10, 1943; Memo by Mr. Peel(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 dated June 15, 1943; India Office Memo, dated June 3, 1943; Minute of Chiefs of Staff( London) , July 31, 1943, OIOC, L/P&S/12/2320. 有趣的是，这些文件反映出英国当局除了畏惧中国政治军事影响力在印度的增强之外，也把矛头指向史迪威，认为他的个人野心太大，一旦有更多的中国部队在他手下，他将更能够在战后南亚和东南亚的政治版图上扮演关键角色。易言之，当史迪威坚称他让中国军队在印受训的主张是为了同盟国在亚洲战场上的战略利益时，英国高层却认为他的提议带有浓厚的个人考量。
    (41)这一片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新月状地区，向来亦被西方学术界及英印当局称之为“东北边境行政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有关“麦克马洪线”以及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向西藏代表交涉取得这些土地的相关研究，详见Parshotam Mehra, 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 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 s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1904—47( London: Macmillan, 1974) ; 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
    (42)Manilal Bose, British Policy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pp. 175—208;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fordshire, England: Roxford Book, 1989) , pp. 12—21.
    (43)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March 11, 1943; India Off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pril 17, 1943, OIOC, L/P&S/12/4200; J. N. Chowdhury, Arunachal Pradesh: From Frontier Tracts to Union Territory( New Delhi: Cosmo Publications, 1983) , pp. 240—243.
    (44)此一时期英印政府在中印边境的各项活动，反映在下列中英文原始档案和报告当中：Report 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for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23, 1943 to June 30, 1944, OIOC, L/P&S/12/3114; Sir B. Goul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July 16, 1944, L/P&S/12/4214; 《军令部致外交部函》(1944年5月30日)；《西康省政府致外交部电》(1944年7月7日)；《蒙藏委员会致外交部函》(1944年7月20日)；《外交部欧洲司备忘录》(1944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英印侵略西康边境案》(一)，台北档，172—1/2670。值得一提的是，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却也显示出，在未能真正有效统治金沙江以西的西康地区的情况下，重庆高层事实上并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取得英国人在中印边境活动的第一手情报，而是必须仰赖往来于康印藏边区的康藏商人们的口述报告，而各方叙述的出入之大与错误之多，使得国府高层最后也不得不怀疑这些情报的确切性和真实性。见《驻印度专员沈士华呈外交部》(1944年8月29日)；《外交部欧洲司签呈》(1944年10月9日)；《云南省政府致外交部函》(1944年1月29日)，《外交部档案•英印侵略西康边境案》(一)，台北档，172—1/2670。
    (45)Government of India to British Political Officer at Sikkim, November 3, 1943; Extract from Yatung News Report for the Period Ending July 31, 1944, OIOC, L/P&S/12/2175;《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建呈外交部》(1944年4月17日)；《蒙藏委员会致外交部函》(1944年9月4日)，《外交部档案•英售藏军火案》，台北档，172—1/0009。
    (46)根据英国档案，古德向拉萨重申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英印当局自西藏全权代表伦钦夏札所取得的领土权益，而西藏政府虽曾向他表示不能接受其在门隅等地的传统税收权利遭到侵犯，但拉萨高层并不打算向英方反驳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Sir B. Goul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November 1, 1944;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November 15, 1944, OIOC, L/P&S/12/4217.
    (47)《蒋委员长致外交部长宋子文电》(1944年12月26日)，《外交部档案•英对藏宣传独立案》，台北档，172—1/0014；《外交部藏案会议节略》(1944年11月7日)，《外交部档案•关于藏案会议》，台北档，172—1/0017。有关1944年古德使团访问西藏之研究，另详见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pp. 465—471; 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pp. 406—419。
    (48)《外交部备忘录》(1944年6月)，《外交部档案•关于藏案会议》；《外交部签呈》(1944年11月)，《外交部档案•藏案纪略》，台北档，172—1/0017、172—1/0002。
    (49)英国政府官员对于《中国之命运》里关于中国传统疆域及于西藏、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以及缅甸北部地方的说法，尤其感到反感，英内阁甚至预言，未来战后中英两国在外交上最大的争执和冲突来源所在，将会是西藏与香港问题。Hugh Richardson, Tibetan Précis( Calcutta, 1945) pp. 85—86;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Office Record, 134/277/FE( O) (45)3, H.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May 16, 1945, OIOC, L/P&S/20/D222.
    (50)Government of India group paper entitled" Modern China' s Asiatic Empire" , dated March 20, 1945, enclosed in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June 19, 1945, OIOC, L/P&S/12/729.
    (51)India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July 4, 1945; Colonial Office to India Office, July 12, 1945;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August 22, 1945, OIOC, L/P&S/12/729.
    (52)有关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讨论，可参见他如下的作品：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1989) 。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