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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及周边地区的气候和地貌状况完全不同于东部，地表以黄土覆盖为主，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为了用水和生产生活的方便，聚落的选址主要位于河流的两岸。区域内气候条件相对比较干旱，每年的雨水季节比较集中，突如其来的降雨往往造成河道崩溃，危及沿岸居民生活。特别是早期黄河及支流的摆动，经常造成流域中下游地区泛滥成灾。面对因气候异常造成的洪水泛滥，如果还使用东方式的水资源管理模式，采用围堵水域的方式，只会造成更大的洪涝灾害。共工和鲧正是采用东方的围堵方式治水，所以导致了失败。 共工、鲧等部落是以治水为主要技术的技术部落或治水世家，也许受到东部水资源管理方法的影响，当鲧的部落继续沿用早期在东部的经验进行中原的治水实践，没有任何改变，失败是必然的。鲧的后继者大禹与东方集团似也有较密切的联系，禹娶于涂山氏，《左传》又说大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位于安徽，安徽蚌埠禹会村的考古发现，逐渐将禹会诸侯的历史清晰化。而大禹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吸取教训，根据中原地貌和气候特点，勘察地形，改堵为疏，疏通河道淤塞点，将多余的水引入主河道，尽快排出。《国语》和《孟子》所载大禹疏川导滞，使得高地更高，低地更低，从而将内涝形成的大面积沼泽排出，形成可耕种的区域，排出的水在低洼的地方形成大泽，使不同类型土地都变得有利于生计。大禹根据九州不同地区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水资源管理办法，赢得了个人声望。这种既有对聚水成泽传统的继承，又同时采用了新的疏导方法，是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 良渚之后的考古发现也表明，由大禹革新的治水技术逐渐成为中原地区城市选址和建设的原则。如传说是禹都阳城的王城岗遗址，选址就相当讲究，北依矮山，北高南低，周围有人工环壕和五渡河、颍河等自然河道绕城。方燕明认为，王城岗城壕底部近水平设计，有利于五渡河水流入，有防御和排水双重功能。王城岗依托的山势不高，当出现暴雨时，地表径流不会太大，同时城址沿山坡倾斜，有利于多余的水向下排出，周围的护城河可成为最有效的排水泄洪通道。这样的选址既保证了生活用水，又在遭遇暴雨时能有效畅通地快速排出。夏代之后的都城建设延续大禹的治水经验，经常会发现有池苑渠道的迹象，如在偃师商城、殷墟等地都有发现。修建池苑渠道，聚疏结合，既有利于防洪，又可满足游乐和生活用水，成为历代都城选址和建设的基本法则。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提出，东方国家的文明产生于大规模的灌溉农业，由于大规模灌溉设施建设的需求，社会需要对劳动力进行有效管理，来建设和维护水利系统，从而导致社会产生了权力和财富的分化。这一单因素解释国家起源的理论是否合理？对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等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东方文明的产生是否有作用？需要考古证据的验证。良渚水坝的发现，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水资源管理在国家起源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新的发现表明，共工和鲧的治水方法并非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神话传说，中国早期人类管理水资源经历了不同阶段，并在适应不同地区时有所演变，技术也有所提高，最终中原水资源管理模式在大部分地区取代以良渚水坝为代表的东方模式，成为中国水资源管理的主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