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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胡适认为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政敌而非“匪”、“寇” 当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政界、学界乃至广大民众所关注的焦点更多在于日本侵略问题。据曾与蒋廷黻一道进入国民政府任职的学者何廉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日本的军事威胁已足以引起中国的权威方面要求和日本立即摊牌。这包括了所有反蒋分子：桂系军事集团、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天真无邪的学生集团，高喊要和日本人决战，还有知识分子。我必须说其中也有例外，例如北京地区比较现实的集团，此中有胡适、蒋廷黻和丁文江等。他们十分清楚，现在和日本作战为时过早，后果只能是民族自杀一途。这后一集团是支持蒋的政策的，那就是先统一，再和日本决战。”何廉将丁文江、胡适与蒋廷黻归为支持国民政府政策的知识群体，这大体不差。不过同是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人物，丁文江、胡适则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政敌而非“匪”、“寇”。他们提倡：“我们对于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且不是普通的政敌，它建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第二个政府，“政府之下，一样有委员、主席，有军长、师长；政府之上，一样有党部，有党员”。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有共同的信仰，有行之有效的政纲，又有国际背景，亦不能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军或是“匪”来等同视之。 既是政敌，自当采用现代政治的途径即和平解决国共争端。在丁、胡等人看来，国民党的“剿匪”实质上是内战，双方交锋，只会落得个两败俱伤、越剿越乱的下场。国民政府“用三年的工夫，几十万大兵，全国的财力去打共产党，到如今还没有结果”，原因何在？因为武力只是治标，政治改良方能治本。可惜，国民党近几年来耗用了无数的人力财力，却只注重治标的办法，没有注意到治本的方略。实际是“一方面用武力去剿共产党，一方面却又用政治去制造共产党”，好像唯恐剿灭以后无事可做的样子。况且红军能够蓬勃发展，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难辞其咎，丁文江指出：“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实力。同时国民政府和政府的军队，却因为改变了口号，发生了心理上的变化。‘匪’不是内乱，‘剿匪’不是内争，名称一变换，就可以粉饰太平，说军政时期终了了。”为何本欲灭火，却偏偏往火上浇油？为何本是止战，却战端愈演愈烈？丁氏干脆逼问道：“然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究竟这种政敌是谁造成的？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丁建议“我们不妨让他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他共产主义的试验”。与丁文江观点近似，胡适更是气愤地指出如果老百姓“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 不专注于御侮大业而与共产党“做游戏”，这是丁、胡等人最担忧的问题。时至国家危难关头，“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国共两党是该以和平方式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争端的时候了。丁文江甚至指出：如果我是蒋介石，只要国共两党“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我要立刻与共产党休战”。胡适在一次会见前来拜访的史沫特莱时，聊及国共内战及长征的问题，他建议“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它各省可以仿效”。总的来说，丁、胡等人政敌观的背后动机，不外乎出于统一与抵御外侮的需要。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共双方并非“西风”与“东风”的生死搏斗，国共双方“应把一切对人对党派的小问题都暂时搁起，打起精神来想想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这是丁、胡诸人的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