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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错误和主导性舆论掩盖真相，固化了一些知名学者的偏见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在民国外交界纵横捭阖数十年的元老级人物顾维钧站在彼时国际背景和中日实力对比的角度，得出了与丁文江、胡适等人不同的判断。在顾氏看来，日本推行以武力或阴谋控制中国，并从南京政府统治下分割华北的政策，蒋介石其实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危机，但他却先是忙于在江西省和共产党作战。等到共产党于1934年10月开始被迫长征后，蒋接着又肃清该省残余，并从南到北进行尾追。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同时对付共产党的威胁和日本的侵略。要对付日本这个外来的威胁，还需要有进行准备的时间”。虽然身在海外，顾维钧判断“政府的政策是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对日本让步，以争取时间，一方面彻底解决共产党内患，一方面为对付严重的势不可免的日本外来侵略作准备”。顾维钧还揭示出另一层鲜为人知的外交背景，即“日本外相广田的所谓对话三原则之一是要中国与日本协商合作，来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尤其是在华北地区。这一点，在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是可以接受的”。从某种角度上讲，顾维钧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不少外交官的倾向，这又与长期从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蒋廷黻之意见，颇为气味相投。 单就当时整个国统区的舆论环境而言，所有刊物都几乎一边倒地对红军的长征进行口诛笔伐。且不论国民党直接操控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大公报》，其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比如，有的文章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夫赣湘年来匪祸之重大，可谓极空前未有之牺牲，人民因种种关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数计，而生者之困苦，亦复无可形容……抑人所痛恶者，赤匪也”；有的对国民党“剿匪”惟恐不力，“吾人切望当局治匪，亟需远瞩高瞻，勿仅专重赣闽，而当统筹川黔”；有的则希望国民党把中共彻底消灭，不能对长征中的红军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正是由于对红军长征了解不足，信息接收极不对称，就连对共产党表示同情的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因无法了解中共活动的真实情况，也往往被一些失实的报道所误导，产生很强烈的隔膜感。 由此可见，当时红军在舆论上是面临巨大压力的，这在国统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多么险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