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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99-1902年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他酝酿并提出“新史学”的时期。在“反满”与“保皇”之间的徘徊，使其在史学表述上尽管常常坚持国族立场，但有时亦冲破理性的束缚，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在反满意识最强烈的1902年，梁氏一度因种族意识趋向强烈使其难以确定历史书写主体，影响《新史学》的写作与发表。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时，梁氏才将“新史学”确定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萌芽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在政治分歧明显与族群矛盾激烈的清末，写谁的历史问题直接决定了如何书写问题。相较干汪荣宝、刘成禺等人的观点，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提倡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的中国史观念，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族意识；种族意识；历史书写主体；粱启超；《新史学》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学者计划)“族群、革命与现代化——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学”(13XNJ021) 作者简介：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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