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庚子年（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之洞对唐才常在武汉地区的自立军活动，在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之前，亦采取虚与委蛇的模棱两可态度。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让张权归国，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
    关键词：张之洞 宇都宫太郎 独立称王
    作者简介：孔祥吉，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影响毋庸赘言。正因为如此，他也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学术界比较了解的是庚子年（1900年）以前的张之洞，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尤为突出，对张之洞的研究多与洋务运动、中国的近代化、“中体西用论”相关。但是，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张之洞。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封疆大吏张之洞竟然冒着承担“抗旨”的罪名，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发起所谓“东南互保”。他内心在想什么？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要弄清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要搞清楚老谋深算的张之洞的内心世界，更是难上加难。
    2002年春，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授称，在庚子年张之洞似有当皇帝的思想。其依据是该校文学部新近得到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当用日记》（注：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原稿本为宇都宫恭三氏收藏，现由日本宇都宫资料研究会在整理中）。）。宇都宫太郎遗留的珍贵资料，收藏者为宇都宫恭三氏。承其厚意，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吉良芳惠教授得以借出。笔者尽管只看到其中几天的日记，却受益匪浅。因为阅读过大量张之洞之奏折、信函及为数众多的未刊史料，不敢相信像张之洞这样阅历丰富、小心谨慎的重臣，居然有“称帝”的念头。然而，久保田文次、吉良芳惠教授所给予我的宇都宫太郎之日记，虽然篇幅不大，却白纸黑字，不能轻易加以否认。于是，我近年来便千方百计地搜寻张之洞庚子年之有关史料，以求探测这位清末大僚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
    一、宇都宫太郎日记泄露之天机
    宇都宫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军事情报人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末，曾前往湖北面见张之洞，商谈中日联交事宜。据《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条下记载：
    十七日，出省勘京山唐心口堤工；二十八日，回省。日将神尾光臣来，公方出省，令关道及知府钱恂接待。神尾密示修好之意。是时俄谋占大连、旅顺，德据胶州，英欲擅长江之利，各国军舰云集海口，日本怵于大势遣使来，嗣神尾又遣其参谋部员宇都宫太郎来密告，奉政府命，劝中国结好英、日，派学生赴日学习陆军。派学生赴日起意于此。（注：胡钧重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1939年版，卷3。）
    张之洞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称：
    致总署：日本参谋宇都宫，今晚又密告：伊此来实系奉其内旨而来，密商联交之事，语尤切实。且劝我联英，力谏联英之利，不联英之害，颇有办法。察其语气，似英人阴谋，倭已全知。今晨、蒸两电奏，想已上达，伏恳谕示此事大指，以便斟酌，相机酬对。请代奏。蒸。亥。（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文海影印本，卷79，第1417页。）
    可见，宇都宫太郎当时所承担的使命非常重要（注：参阅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79-80页。）。
    庚子期间，宇都宫太郎回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工作，身处要地，耳目灵通。其职位虽不甚高，却能预闻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根据参谋总长、次长意图制定日本在华作战方略。久保田先生提供给笔者的日记虽然仅有几天，但内容却至关重要。当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八国联军已攻克大沽炮台，占领了天津，向北京迸发。而日本则是八国联军中所派军力最多的国家。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当用日记》相关内容如下：
    六月二十八日天气：晴
    二十七日午后，由芝罘出发（大沽发应为二十六日）的福岛少将电报“天津、大沽间联络今未明确，我拟集结兵力前进”，“大沽、天津间联络已通之，二十六日电报取消”。
    此日夜半时分，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平岩代为通译。其间，钱恂言道：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此夜宿赤坂，未归。
    六月二十九日天气：晴
    向北京赴援途中之英国海军中将西莫尔，率领联合军队于25日与各国公使一同抵达天津。东乡司令长官来电。
    七月一日天气：晴
    今日虽为星期天，以清国事件原因仍需出勤。接到了率先抵达的第一步兵大队于二十九日送至天津的电报。公使之景况现仍不明。……看望福岛少将家，无事。西权吉来访。所谓二十九日电报关于公使归至天津之报告，颇为可疑。我第五师团目前仍在动员中。
    七月二日天气：晴
    张之洞派遣的武官二十九名，其中十二名已于前日归国。其余十七名亦将于四日归国（张之洞已发来电报）。本日下午五时，在偕行社以大山总长的名义，由寺内中将代理举行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人员，除有上述十七名人员外，还有清国公使李盛铎、张之洞长子张权、及张权长子张琨、学生监督钱恂等，均出席此次招待会。途中访问柴中佐宅，告知驻华公使以及柴等之消息皆不确实，略加慰藉。
    七月五日天气：阴
    永田虎之助至公所拜访，此夜宿仲町，与叔母……散步。
    七月六日天气：阴
    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此外再募集三千名。并又提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关于日本派大尉之事，反问是否由原来所谈之二人，抑或除此二人以外，再要求二人。钱恂回答不甚分明。又提及应商讨兵费之事，步枪之件，前几日张彪也曾谈及，虽不知成否，但约定待与参谋次长商议之后再定。由天津传来太田八十马、小南良知等战死之报告。归途至奈良原忍宅第看望。
    七月十日
    钱恂至公所来访。此日午后归宅，执笔起稿……
    七月十二日
    元帅会议召开，讨论昨日所议作战计划。次长寺内中将受派遣将赴清国，余与铸方随行。（注：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宇都宫恭三氏收藏原稿本，译者孙伟珍）。）
    上引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应当说是日本史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最重要的发现。因为自光绪二十三年以来，宇都宫太郎长期在中国南北各省有许多重要活动。除张之洞外，他还接触了包括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在内的许多地方大员，故其日记与中国近代历史殊有关系。
    尤其是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底、七月初的日记尤为重要，它说明张之洞内心深处确实存在着独立称王的思想。六月二十八日所记通过钱恂之口说出了惊人之语：“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显然，想成立新政府的意见是张之洞亲口对他的亲信所说，而不是通过电报或书信表达的。
    其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只是愿意搞“东南互保”，而这同另成立一个新政府完全是两个概念。想成立新政府而自己称王的南方督抚中，只有两广总督李鸿章曾一度秘密图谋两广独立，另一个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想在湖北搞独立。张之洞比李鸿章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根据宇都宫太郎七月六日记所记，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指导军事行动。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这是张之洞所要成立新政府的武力后盾。而且，钱恂是秉张之洞之旨意来同宇都宫太郎为首的日本军方秘密联系的。
    不过，上引宇都宫太郎七月二日日记小有错误，即把张厚琨的名字误作张琨。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张厚琨及其随从于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来到日本，兵库县知事的报告称：“张厚琨，直隶人，制台之长孙。随从包括周树林、蒋汉堂、袁舛及王福四名。”（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兵库县知事致外务大臣报告，兵发秘第23号。）随后，张厚琨就读于日本贵族的学校——学习院。
    总之，笔者可以认为，宇都宫太郎日记的发现，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在以皇权为象征的封建社会中，做臣子的只能够毕恭毕敬地拜倒在皇权脚下，而不能有丝毫离心离德、取皇权而代之的非分之想。张之洞的这种独立称王、成立新政府的念头，无论是对慈禧，还是对光绪皇帝来说，都是十足的大逆不道。因此，张之洞的这种内心想法，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他是无论如何不敢公开的。然而，由于发现了宇都宫太郎日记，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张之洞庚子年的内心世界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二、日本档案中的重要记载
    张之洞在庚子年之处境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不同。李氏虽有与革命派图谋两广独立隐隐约约的念头，但随着清廷命其北上主持议和上谕的颁布，李鸿章即不得不离粤北上。张之洞在湖广地区的地位则十分牢固。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风起云涌之时，张之洞则在千方百计地厚集兵力，厉兵秣马。张之洞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剿匪，二是御侮。但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则是壮大他个人的武装实力，以便在实现个人独立称王时有坚强的武力做后盾。
    宇都宫太郎日记中提到，张权庚子年曾在东京出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循此线索，笔者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到了相关记载。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为了扩充军事力量，张之洞于庚子年春夏之交，让自己长子张权，带领部下总兵吴元恺与游击张彪、纪堪荣等重要将官，前往日本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并加紧与日方联络。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报告称：
    公信第壹百二十七号
    关于张权及湖北省武官来本邦视察军事并湖北留学生启航赴日之报告
    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殿
    张之洞总督之子张权，率湖北省武官（参阅附件名单）此次对本邦进行军事视察兼游历，本日乘坐“博爱丸”启航。同时还有留学生十五名，在钱、徐两监督委员带领下，前来本邦留学及视察，本日一同出发。
    当问及张权对本邦感觉如何，张氏回答非常高兴。张权此行将会对湖北地方今后发展颇有影响。张氏一行将于神户上陆，然后由横滨赴东京。专此敬禀。
    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件》（学生监督并视察员之部）。）
    小田切的报告还附了一张此次赴日的代表团名单，这个名单堪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献。今征引如下：
    第壹百二十七号公函附件
    户部主事张权，张总督之子。
    湖北派出武官：
    总兵吴元恺，
    游击张彪，
    同纪堪荣，
    同刘水金。
    都司王恩平。
    县丞白寿铭。
    此外尚有：
    哨官武备学生严寿民，
    同艾忠琦，
    同戴任。
    湖北派遣留学生监督及留学生：
    知府钱恂。
    知县委员徐元瀛。
    学生马肇禋，
    同卢定远，
    同刘修鉴，
    同姚恭寅，
    同董鸿袆，
    同沈翔云。
    以上为长期留学生。
    学生陈向威，
    同李熙，
    同卢弼，
    同尹集馨，
    同黄轸。
    以上为短期留学生。（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件》（学生监督并视察员之部）。）
    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名单。据此可以看出，这次赴日考察的主要目的与军事极有关系。而赴日武职大员，主要由张之洞所辖军队的重要人物组成。
    当然，除了军事人员外，张之洞还派出了部分留学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派出的短期留学生中还有黄轸。黄轸者，即黄兴原名也。
    以往许多著作称，黄兴首次赴日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即黄兴被保送赴日本宏文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则是光绪二十八年（注：戴逸、林言椒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册，第226页。）。本文上引小田切的这份报告则说明，早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1900年5月12日），黄兴即曾跟随张权，短期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
    张权，举人出身，在京师为主事，乙未年（1895年）曾参与京师强学会活动。他出使日本的时间是一个非常敏感时刻。当时的北京非常混乱，义和团士兵随处可见，列强之公使正在商调派兵入使馆。张权在日本期间，张之洞不断用电报遥控，其主要有以下内容：
    致东京钱念劬，密，与吴镇、张游击同阅
    筱电想达。都下事种种难解，总署换人，大局难料，日本参赞，被董军戕，中东成衅，奈何？鄂省拟添兵二千，吴镇、张游击等已略看军队否？此时日人相待情形语气如何？若再募日本两大尉有妨碍否？速公同筹议，电复，衣囊锅瓶等拟购二千份能速否？抑或在内地制，并酌复督署。效。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辰刻。
    致东京钱念劬
    急，鄂添兵练兵甚急，吴镇、张游击等速回，购物买枪，钱守议办，如现成即带回。鄂督署，号二，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亥刻。
    致东京钱念劬
    养电悉，十五日电旨调李鸿章迅速来京。上意当已悟刚董之谬，悔开衅之非。日本闻此旨后作何议论？尊意目前有何补救之策？速示。董军祸国，罪不容诛，顷闻大沽炮台已开战，不可问矣。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亥刻。
    致东京钱念劬
    漾电悉。大沽廿日确失。俄日大队先登岸。合肥前已电召，内意必愿议和。阁下速密商外部，讽以各国吞华，于日本最无益。董拳开衅，本非上意，若举动过猛，京城溃，乘舆危，畿辅各省同时大乱，西国得九，日本得一，仍自蹙也。此时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议。如能从中维持，宽缓定约，以后华感日德，必愿事事联络，谁能阻之，此日本无穷之利。东半球利害关纽，在此数日，力劝其熟筹审处。前途语意如何，盼速复。李钦差能与日人深谈否？此电皆冠冕正大语，我若兼托李与日商有益否？候速复再定，壶，漾。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辰刻发。
    致东京钱念劬
    村田枪系何口径，每枝须配弹一千，价若干？数太巨，能分年付否？……价能分年，即多买，速复。剿匪必须有械，务议定必售于我，勿令翻悔。数续电再定。
    鄙人与两江刘，两广李相，苏抚鹿，皖抚王，及李钦差秉衡，俱屡次电奏，力请剿匪。袁抚亦屡电愿剿匪。李斋星使如未奉旨下旗，员生似可不回，即复。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亥。
    急致东京，钱念劬并告吴镇、张游击
    漾二电悉。所谓联刘、袁、荣靖匪，如何办法？剿匪自是鄙人所深愿，惟荣军尚可力劝之，南军安能远到北方？鄂东皆愿剿匪，速明白详示。员生川资约须若干？速电示，即汇。事急费绌，购械为先，衣束只可缓办。村田枪可用否，价若干，速复。如尚可用又能运到，速多购定，当速汇款。代造枪弹，能行否？均速复。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戌。（注：《张之洞未刊电稿》（近代史研究所藏本），丙编，下同，庚子五月二十三日去电。）
    上引电文中，收信人钱恂，字念劬，浙江吴兴人；吴镇，即总兵吴元恺；张游击，则是指张彪。
    不难看出，张之洞背着朝廷所派出的一个由自己长子率领的军事考察团赴日活动，是一个不寻常的举措。这个军事考察团完全是按照张之洞的个人意志来活动的。钱恂向宇都宫太郎提出张之洞要成立新政府的建议时，张权已经来到东京一个多月。这样重大的问题，钱恂显然是在与张权等仔细商议之后，才正式向日方提出的。宇都宫太郎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记称；“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这里的“有言”二字颇重要，很有可能是张之洞在其子张权离开武汉前所言。
    张权所带领的军事团队在日本大约呆了四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北京义和团运动闹得最厉害的时期。八国派侵略军由天津大沽登陆，直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山西，命奕勖、李鸿章在京主持和议。这是有清一代历史政治变动最为激烈迅速的时刻，而负有联络日本军政各界使命的张之洞长子一直呆在日本，四处活动。最后等到大局一定，当清廷大权仍在慈禧手中时，张之洞才下令张权一行撤回国内。
    据长崎县知事的高秘第330号《关于清国人归国之报告》称：
    一、清国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子、户部主事张权及总督之孙张厚琨并两名随员，于昨午前乘“西京丸”来港。同日下午，乘坐原来船只向上海出发。在本港停留过程中，没有异常情况发生。
    二、清国湖南省学生杨土辉，十九岁，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此次归国途中，于上月二十九日上陆旅居本市西滨町，宿岩永方，昨日搭乘“西京丸”向上海方向出发。滞在中无异常情况发生。谨此报告
    外务大臣青木周藏通报内外两相，警视总监，神奈川、兵库、福冈知事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四日长崎县知事服部一三（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件》（学生监督并视察员之部）。）
    当尘埃落下，大局已定，张之洞决定放弃独立称王之念头后，才把张权由日本召回。张之洞这一特殊的外交活动是极为秘密地进行的。它对了解张之洞庚子年帝王思想一闪念的内心世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三、亲信幕僚的密谋策划
    张之洞在把张权所带领的湖北军人派往日本的同时，还同他周围的幕僚磋商研讨。这种磋商亦是在十分诡秘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研讨的核心问题，即是对清廷最高统治者之态度。香港《明报月刊》第九卷第十期，曾披露周康燮之《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一文，内容至关重要。现征引如下：
    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原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览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庵老弟密鉴。立顿首。（注：周康燮：《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香港《明报月刊》，第九卷第十期，转引自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印书馆，第139页。）
    该密信中所涉及人物都是庚子年间与张之洞非常亲近之人物。写信人为陈三立，原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收信人为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龙大令，名泽厚，字积之，广西临桂人，曾参与唐才常召集的张园国会；王秉恩，字雪澄，又字息存，四川华阳人，举人，为张之洞之亲信幕僚；陶观察，名为陶森甲，字渠林。吴天任先生除考证以上诸人外，又指出陶森甲“时以湖北候补道员代表鄂督赴沪与议东南自保者”（注：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第140页。）。
    但是，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记载，陶森甲似乎为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心腹，经常代表刘坤一与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秘密联系。尔后，陶森甲又屡屡将两江总督衙门之密件，诸如朝廷与刘坤一之间往来密信等机密文件，转输至小田切手中。陶森甲是一个十分活跃的诡秘人物。
    此信之开头称，“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说明写信时间正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向八国同时宣战之时。当时慈禧之宣战诏书称：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可见，此信写作时，正是北京朝廷内部极度混乱之时。慈禧头脑发热，任意妄为。面对八国联军之强大攻势，清政府随时可能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局面，因此陈三立在密信中称：“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这里的“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显然指的是建议张之洞采取非常措施；而“洞其症结，转其枢纽”，则可能是指将慈禧为首的守旧派赶下台，以光绪皇帝取而代之，或由张之洞组织新政府。枢纽者，执牛耳者也。
    当时，在刘坤一周围也聚集了一批幕僚，他们曾想采取“迎銮南下”等非常手段，把慈禧政权架空，但为刘坤一所拒绝。因此，陈三立致梁氏之密札谓，“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原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显然，刘坤一不愿意作此冒险举动，因而他们又把“转其枢纽”之希望寄托于张之洞。
    又据皮明庥先生分析，留学日本士官生傅慈祥系与东京帝国大学之留学生黎科组成请愿团归国后，“先后在南京武昌见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们脱离清廷‘自立’，张之洞未明确表态，刘坤一却严厉拒绝”（注：皮明庥；《唐才常和自立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页。）。
    这种说法与陈三立信中所谓“刘已矣”，可谓不谋而合，说明张之洞之称王念头，比刘坤一要强烈得多。
    此通函札说明，陈三立是一个参与密谋策划的重要人物。对张之洞深有了解的刘厚生曾在后来回忆此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之洞原来是一个首鼠两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而没有一定政见的人。……陈三立等欲以转换政局之重大责任希望张之洞，安得不失败？”（注：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第100页。）
    可见，围绕清廷最高权力的转换，张之洞和他的亲信幕僚曾在私下多方筹划，不少人均知其事。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局面瞬息万变，张之洞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因此，这些筹划均未能付诸实行。
    四、对自立军若即若离的态度
    对于张之洞在庚子期间欲独立称王的内心活动，除了由钱恂向宇都宫太郎明言，想成立新政府的言论可作为证据外，还有一个证据，即是张之洞对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举事所采取的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态度。
    众所周知，唐才常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挚友，与康有为、梁启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康有为到日本不久，即向日本关心中国的人士反复陈说他有湖南好汉，可作为反对慈禧政权的后备力量（注：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第371页。）。而唐才常庚子年初春在上海成立的正气会，就带有明显的反满倾向与亲光绪皇帝之情结。后来，改为自立军，曾打出起兵勤王的旗号。自立军中组织复杂，既有维新派、留学生、激进的革命党，也有哥老会等会党人士。尤其是由东京归国的留学生，其中不乏由张之洞亲自培育的两湖书院之高才生，他们曾试图劝说刘坤一、张之洞抛弃愚昧无知的守旧政府。对此，刘坤一明确表态极力反对，而张之洞则不置可否。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曾对此事有过揭示。后张篁溪据冯说编写了《自立会始末记》，其文曰：
    唐才常、林圭等所发富有票，借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纂夥，势力日渐膨胀。林圭认为机不可失，促唐才常赴汉口谋速发难。唐才常至汉时，值北方义和团事起，西太后与载湉西行，以北方无政府为词，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犹疑莫决，同时对会党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压抑，似非全无好意者。唐才常多方设法促张之洞自决，张无所表示。唐才常以为无望，乃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张之洞闻而深恨之。乃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注：《自立会史料》，岳麓书社1983年，第9-10页。）
    冯自由的上述言论，曾经被广泛征引，但是并不严密，时间稍有错误，即把唐才常劝说张之洞的时间，叙述为“西太后与载湉西行”之后，这是很不正确的。事实上恰恰是在“西太后与载湉西行”之前，当时的政局混乱不清，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正是由于张之洞对这些试图推翻慈禧政权的“狂妄之徒”，既没有给以警告，也没有予以镇压，所以给唐才常等人造成一个印象，张氏“似非全无好意者”。因此，自立军才决定把总部及活动中心移到武汉地区。可以说，自立军就在张之洞眼皮子底下进行活动。在张之洞的放纵态度之下，湖北、湖南的营伍中的不少带队人物，如威字营统领黄中浩、武功营的辜人杰等不少人员纷纷买了富有票成了自立军的成员。
    对张之洞试图“与佛尘合作”，利用自立军之事，其亲信梁鼎芬曾予以严词警告。梁鼎芬致函张之洞称：
    鼎芬闲坐江上，忙花院中，竟能手办一大贼，报国愚诚，可以少慰。惟一贼甫获，群贼蠡起，势极汹汹，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鼎芬定计办理此股贼匪，心力坚果，本可不必商量。敬念我公清望冠时，素以天下为己任，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但恐执事顾忌游移，心慈手软，但切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今特专诚奉恳，公必能奋然兴起，昌言讨贼，任事刚决，发议正直，鼎芬伏处瓜牛，自闻风鼓舞，心悦诚服。如仍居宽厚之名，为博大之事（如特科荐梁贼启超之事），未能同志，无可属望，鼎芬即还我故山，合天下志士，誓灭此贼，不复告公。祸在眉睫，要办即办，乞公一言，请即定志，明晰示我。若同坐抱冰室，千怀万语，散时仍无着落，则此日可惜，此贼难办，鼎芬刚肠直性，未能久羁，日内告辞，回山办贼，区区愚诚，上爱吾君，下爱吾友，国危至此，贼势猖獗又至此，真不胜痛愤忧迫之至，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谨上尚书足下，鼎芬顿首。四月三十日。（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115页。）
    梁鼎芬此函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之洞对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若即若离、徘徊缠绵的立场是非常危险的。而张之洞之所以在兵荒马乱之际，容忍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其根子就在于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独立称王的情结。
    然而，张之洞又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他在容忍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的同时，又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维持两宫。他在《致上海英总领事》电报中称：
    ……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不特臣民尊敬皇太后，亦如英人之尊其后，皇上又加有母子之恩，尤极尊敬皇太后。我皇太后之心不安，则我皇上之心亦无以自安。现东南各省，极力弹压，尊旨保护洋人，然假使各国不尊敬我皇太后、皇上，薄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昨遣委员与汉口英领事谈论及此，英领事亦深以为虑。并云：近年各国多听上海各报讹传，几信以为真，不知中国真情如此，已电达外部等语。英领事词意甚为真切，务请贵总领事详察。须知康党谣谤，全非中国之实事，尤非中国臣民之公言。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盖我中国尊敬两宫，并无异视，亦望各国于我两宫均必尊必敬，则中国人心，不致为所激动，各国见闻，不至为所荧惑，祸乱之端，或可稍戢。……（注：《张之洞未刊电稿》，庚子六月二十九日去电。）
    这是张之洞公开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即暗中默许自立军人物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大肆活动。在他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侥幸心理，一旦有机会独立，他便可以借重偏师，把唐才常手中的力量，变成实现自己政治梦想的工具。
    张之洞这种阴暗心理，似乎不曾对外人吐露，但由于宇都宫太郎日记的面世，人们的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只要把此期间的历史事件排列起来，便可把张之洞的意图看得一清二楚。现将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予以摘要排列：
    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唐才常之自立军所属前统领秦力山（鼎彝）在安徽大通举事，占领大通，张贴告示，以讨贼王、清君侧而谢万国为号召。右军统领沈荩在湖北新堤举事（一说沈举兵在汉口事败之后）。
    8月11日（七月十七日）安徽大通自立军失败（秦力山走日本）。
    8月12日（七月十八日）八国联军占领通州。
    8月13日（七月十九日）李鸿章、盛宣怀电刘坤一、张之洞等，电商联衔谏阻两宫西幸，张持不可。
    8月14日（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入北京。
    8月17日（七月二十三日）张之洞电李鸿章，请各国勿攻北京，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尚不知北京失守）。
    8月21日（七月二十七日）两宫抵宣化府。自立军督办唐才常等谋在汉口举事，事泄被捕（举事日期原定8.9，继展至8.19，再展至8.23）。次日，张之洞杀唐才常、林圭、傅慈祥、黎科等二十人，自立军完全失败（湖南巡抚余廉三亦大捕党人，先后捕戮者有汪镕、唐才中、蔡钟浩、方成祥、徐德、李英、谭翥、何来保等百余人）。
    9月4日（八月六日）张权一行由日本返回上海。
    显然，张之洞发现八国联军的炮火并没有把慈禧为首的清廷摧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仍安然无恙，虽然狼狈出逃，却同样可发布政令。大局已明朗，任何独立称王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张之洞当机立断，立刻在汉口英领事允诺下，于租界抓捕唐才常及其自立军同伴，并且迫待地将他们杀掉。
    在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与英国领事关系密切，还可以从以下未刊密函中略知一二：
    译英领事复辜委员信：
    顷接来函，均已领悉。昨所谈此次进兵，专以除暴安良为主，必仍遵敬两宫，已照尊议径电沙侯，请各国政府速行公布，中国宣告官民电内并声明：
    太后训政，张制台及各督抚皆以为名正言顺，故翊戴两宫，毫无异视。且谓此次与洋人为难，实非太后本意，各国不能归咎于太后云。
    弟更以己意，切实陈告，政府如不速将尊保两宫之意预为表明，中国各省必皆猜疑外人，恐长江一带局面，亦不能久持等语，新禀制台，请再电致贵国驻英星使，转达敝政府，以助弟说。
    至外间谣传，端王暗干称制之事，制台已深知所言不确，请制台查明敝处前述。沙侯(SALISBURY)愿助制台诛讨端王，照会行文照复敝处，弟当一面电告上海总领事登报，一面径电敝国政府也。
    又尊意欲请制台将北方构祸缘由，及现在督宪筹划之宗旨，详叙登报，此举实为要着。务望阁下速代制台拟洋文稿来，以便嘱上海各西报登载。
    又闻尊谕，近日制台因北事焦虑万状，当祈婉禀制台，宽怀释虑。凡张制台及南洋刘制台名望，素为各国所重，两公果有裨益大局办法，各国政府必愿受商。倘制台有欲商沙侯之事，弟必竭力尽诚，相助办理也。（注：《译英领事复辜委员信》（未刊稿）。）
    辜委员者，乃辜鸿铭也，时在张之洞幕府充洋务委员。由英领事此函不难看出，张之洞与英领事的配合是何等的默契。张之洞能在汉口英领事允诺下，于租界管辖区内抓捕唐才常及其自立军同伴，绝非是一起偶然事件。
    安徽大通距湖北近在咫尺，当自立军前军统领秦力山等8月9日起义时，张之洞很早能得到消息，但他十多天按兵不动，不露丝毫声色，因为大局尚未明朗。直到八国联军攻克京师，慈禧政权安然无恙，张之洞才于8月21日向唐才常挥起屠刀。他杀害唐才常不迟不早，是在他刚刚获悉慈禧政权没有被摧毁的消息之后。
    此后，张之洞对自立军的处置十分严厉，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张之洞捕杀自立军的报告，可以看出张氏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之立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六年留中奏折。）。
    在镇压自立军的同时，张之洞又千方百计向慈禧及亲信表示自己的忠诚。除了给行在送厚礼之外，他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致电其姊夫鹿传霖称：
    致西安，军机大臣鹿尚书
    荣相到否？前数日接保定探电言：联军到保后，英提督与保定委员言，询及荣相与刚、董，并称欲加惩责，盖以攻馆有武卫中军之故。鄙人已与刘岘帅电邸相，力言荣相力请剿拳匪，不愿开衅，种种证具（据），请邸相向各使力为剖白。晤荣相时望转达。荣与鄙人不相识，此为公义也耳。荣谈及鄙人时，议论若何，祈示。……九月初五日。（注：《张之洞未刊电稿》，庚子九月初五日去电。）
    电文中之“保定探电言”，是说张之洞派在保定密探发来消息。读张氏函电档案可知，他在京、津、沪等地布有密探。张之洞做贼心虚，生怕荣禄等权贵看出其内心深处的活动，故而有此电报。他一面打探消息，一面试图通过其姊夫，当时已经在西安行在之军机大臣鹿传霖，向满人权贵荣禄表示自己的忠诚，可谓狡兔三窟。
    余论
    对于张之洞庚子年的帝王思想，清廷大员知之者甚少。但是，日本政府却通过宇都宫太郎等军方人士的报告，已经了解到张氏欲组织新政府的愿望，故而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庚子议和逐渐提上日程后，曾有计划提出让中国成立一个由张之洞组成的新政府。张之洞闻讯后，生怕日本人捅出乱子，急忙予以阻止。张之洞之未刊电稿中有“急致东京钱念劬”一节，其文曰：
    函悉。李使急欲荐仆入政府，骇极。顽固充塞，必受其害。务恳千万阻止。感祷，盼复。闰八月十六日午刻。（注：《张之洞未刊电稿》，庚子闰八月十六日去电。）
    李使者，驻日公使李盛铎也。此电文开头即称“函悉”，说明张之洞是收到钱恂之密函后才急忙回电。而李盛铎推荐张之洞入政府，也很可能是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而提出的。善于察颜观色的张之洞，此时已经不敢再想出任新政府首脑了。
    第二天，张之洞再致电钱恂，更详细地说出其中原委：
    千急，致东京钱念劬。顷见日本国书言：如果切望和平，须明降谕旨，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并望不幸陕西，即回北京，而表自觉开罪友邦之过实据，则各邦岂有不允议和之理等语。后两条即回京表开罪姑不论，第一条简重望立新政府，显然意再鄙人。朝廷固未必照办，设或允之，遽行宣召，不惟长江必乱，大局定变，前功尽弃。且拳党尚繁，仆两次与合肥联衔，攻首祸诸人；又与各疆臣联衔攻董……必受其害。务望托青木诸君设法，迅速婉达伊藤，此时总以不离鄂为妥，中外有益，千万要紧。若北上议事，先抛荒鄂事，亦属万万不可，总以在鄂亦得与议为妥。盼复。名心叩。效。闰八月二十日。子刻。（注：《张之洞未刊电稿》，庚子闰八月二十日去电。）
    日本政要想让张之洞出来组织新政府，张之洞却深感时移势易，他已经完全放弃了独立称王的思想。此刻，张之洞不是不想组织新政府，而是觉得日本人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只能起到帮倒忙的作用，故而心急火燎地发出“千急”电报，极力劝阻。“千急”电报在张之洞文献中是很少出现的。
    张之洞的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是同上述分析相辅相成的。据此，更可了解张之洞之庚子年称王的内心世界。
    最后还应该指出，说张之洞庚子年想独立称王者，并非自日本的久保田文次教授始。久保田文次教授是见到宇都宫太郎日记后产生此认识。而在多年前，范文澜先生已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分析义和团运动期间，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对组织新政府的态度是，密切“观望形势，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拥护，组织傀儡政府；如帝亡后存，或帝后同存，他们深信沙俄势大，满清统治决不崩溃，则拒绝拥护”。当张之洞发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帝后同存，于是“先发制人，乘唐才常等未及起事，即搜捕得二十余人，仍不敢白日行刑，二更后押到僻静处斩首，香涛老谋深算，自必有此一著”。是范文澜与久保田文次都先后提出了张之洞想组织独立政府的问题，真可谓中日两国历史学家“英雄所见略同”。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