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关键词：鸦片商战 郑观应 近代经济民族主义 非理性
    作者简介：刘增合，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国内种植鸦片日趋兴盛，这是清代晚期种植经济的转轨性表现，其基本动力来自烟农对种植比较利益的自然追求。在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背景下，这一经济转型反映在观念上就是朝野人士和近代媒介所张扬的“鸦片商战”言论，虽属无可奈何，但不乏“进步”意味。于是，中国对抗西方的手段，不但有兵战、商战和学战，还有颇具讽刺意味的“鸦片商战”。近代鸦片泛滥的成因甚多，观念因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借梳理“鸦片商战”观念萌生、发展的脉络，试图揭示晚清人士关于鸦片禁政观念的实态；由这一侧面，还可以解释近代国人在维护民族利益中的非理性面相。
    一、鸦片商战言论的萌生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有丰富的内涵，“以土抵洋”是其中的一个要项。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的“以土抵洋”，大致是指以民族产品抵御外国经济入侵；狭义上的“以土抵洋”，则是依靠“鸦片商战”，发展和扩张土产鸦片，排挤进口和走私的外来鸦片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其中的“土”（土药）是民族利权的象征，“洋”（洋药）则成为外来势力经济入侵的重要工具。这一认识与当时士绅之间流行的商战思潮有关。郑观应1894年阐论“商战”理论时首次使用“鸦片战”说法，将其列为对西方进行“商业之战”的首策，“弛令广种烟土”，以进行“鸦片战”[1](P19)。与这类观念相呼应，廷臣与疆吏则采取了“寓禁于征”、“以征为禁”的政策。
    弛禁土药以抵洋药的观点曾被道光皇帝所封杀，以许乃济的弛禁论被申斥最为典型[2](P9)。此后，被公卿宿儒推重的蒋湘南仍坚持弛禁鸦片，以土抵洋，“以中国之鸦片抵夷人之鸦片，夷人为利而来，必至折本而去，久之自不复贩”[3](P35)。鸦片战争后的较长时期内，或弛或禁的言论较少出现，即或有之，亦多主禁政为不急之务，担心禁绝之法徒增苛扰，并且忧虑民间生计受到威胁[4]。咸（丰）同（治）之世，变乱频仍，清廷财库空虚，洋药纳税准进，土药名虽厉禁，而地方间或偷植，州县官吏或禁或弛，久无定法。1873年，辽东一带即因官吏升黜调迁，禁政糜烂一时[5](P6)；浙江台州官府对罂粟种植干脆息事宁人，以防烟民暴乱[5](P72)；更有甚者，地方官吏纵容属地广植罂粟以牟暴利，“蒙古的亲王伯五，因见北京附近广植罂粟，乃下令所属地区拔除所有其他作物，改植罂粟”[5](P19)。鉴于全国性禁政推行已不再可能，无奈之下，士大夫群体中萌生的“鸦片战”虽系自欺欺人，却不失为一种消极的抵制手段。
    鸦片商战在道光后期尚属被清廷封杀的危险之论，而咸同后期，特别是光绪一朝却为愈来愈多的人所信奉，公开的言论多讲以土抵洋：“近日英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且罂粟浆之成鸦片，其毒究不如乌土、白皮之甚，则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渐挽救”[6](P75)。主张与英国进行“鸦片战”的郑观应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即有以土抵洋的想法，建议民众多食川土，少食洋土，且视之为固国卫民的途径[7](P19]。光绪中叶，郑氏又列出对待鸦片的三个策略：“上策”是严定期限，一体戒除，主要途径是实行鸦片专卖；“中策”是广种土药，阴抵洋药，并暗收利权；“下策”则是“既不能禁洋药之来，又加征土药以自塞销路，吸者、种者、洋药、土药，一任其自生自灭，自去自来，惟图多收税厘，稍济燃眉之急用。”[7](P400-401)按照他的看法，鸦片专卖属于“上策”，而“鸦片战”当属“中策”一类；“上策”涉及外交，较难办理，而“中策”虽然消极，却较有希望。与郑观应相比，有人提出了更具体的鸦片战方案，简称“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宜择地以广种植也”，四目包括“择种地以编清册”、“开井塘以溥水利”、“轻税厘以保利权”、“一行价以抑洋药”等[8](P538-540)。论者的观点是主张鸦片弛禁，但论著的标题却是“禁栽罂粟策”，遮掩之间仍是提倡务实的以土抵洋方针。
    光绪中叶，曾纪泽承命对英国交涉鸦片税厘并征，他也倾向于采取郑观应提出的鸦片“商战”策略。张焕纶建议他与英国谈判鸦片征税问题，张氏谓：“中土禁烟，久无长策，操之促则生变，持之缓则渐弛，况海岸辽阔，岛屿纷歧，藏匿必多，拦截匪易”，“此事转机，匪伊岁月，稍尽人力，冀挽天心，此使臣之责也”。曾纪泽对此既赞同又无可如何，断言“未易急切图功”[9](P346)。清廷内部以土抵洋的言词更为强硬，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刑部左侍郎——在光绪初年干脆扬言进行鸦片抵洋。他告知总税务司赫德：他和其他人将要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入鸦片，那时本国才可停止种植鸦片。赫德认为这是“骑虎难下”之论[10](P1009)，尽管如此，他还是建议英国令印度搞好自己的财政。
    实际上，赫德的愿望极难实现。英属印度依赖鸦片为岁入大宗，孟加拉地方生产的鸦片直接属于印度所有，而各土邦生产的鸦片在孟买出口上船，并由印度政府征收过境税。早在1871-1872年期间，孟加拉和土邦生产的两种鸦片每年收入共计八百万英镑，相当于印度政府当年度岁入的七分之一[11](P10)。由此，英国政府批评中国仅仅从卫生和道德层面看待鸦片问题，这是不够全面的，英人强调的是商业利益，“即使所说洋药的毒害作用是确实的，只要中国准许栽种罂粟而且在大规模地进行，禁止鸦片进口并不能影响吸食。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纯粹的商业问题来看”。由于英国在鸦片贸易立场上毫不退让，总理衙门措辞强硬地照会阿礼国(Alcock,Rutherfold)：如果英国不愿停止鸦片贸易，中国最后一着将是取消栽种罂粟的禁令[12](P151-155)。阿礼国深觉事态严重，1871年，他提醒英国国会说：“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13](P168)但是，英国政府不太相信土药的竞争能力。的确，1863年，赫德曾向各海关发放过一份问卷，询问本国鸦片能否取代外来鸦片，结果，除厦门海关外，牛庄、天津、九江、镇江、上海、汕头、广东各海关税务人员均称：本国鸦片对外国鸦片的进口没有妨碍，或称土药无取代洋药之可能，原因是土药味淡而涩，且失重率大[17]。税务人员的观察是仔细的，并且一语中的，土药的竞争力长期以来远远逊色于洋药，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质量较差。
    印度官方对中国愈来愈强劲的“鸦片商战”也不以为然，19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财政部长贝令(Bowring,Sir John)对于马建中发出的“以土抵洋”的信号仍抱有怀疑，对本国鸦片的竞争力信心十足，如下对话微妙地反映了双方对“鸦片战”所持有的不同立场，且概见鸦片所具有的财政和税收价值：
    马建忠：吾国之加厘金亦即暗寓渐禁之意，至度支自有正项，假使由鸦片筹饷，则开内地罂粟之禁，由官抽税，自行收买，一如贵制之例，每岁进项又岂止五六百万金镑。此法一行，则印度出口鸦片日减，而岁入之税亦日减矣。故我国现议禁种烟者颇不乏人，惟我中堂心维大局，以为与贵国和好已久，事有关乎印度度支巨款，特遣本道来此访一两全之策，如专为筹税起见，则有开禁种烟之法在。
    贝令：印度鸦片味厚，中国土烟味薄，华人多舍薄取厚，贵国罂粟之禁虽开，其销售未必能广，而印度鸦片之畅销自若也。
    马建忠：中烟销售不广者，良以栽种罂粟有干例禁，民间偷种不多，只销本土；至味薄之故，皆因民间偷种，未敢公然设立厂局讲求制法，倘例禁一开，销售既广，行见烟制日精，烟味日厚，安见终让印度也！今则我国计不出此，但愿外来之鸦片日减，内地之罂粟日稀，使吾民不受吸鸦片之巨祸，并使贵国可免卖鸦片之物议，所谓一举而两得也[15](P3140-3141)。
    印度财长绝对不会相信马建忠的说辞，大宗进款所关，印度岂能放弃。即便是中国确定禁烟政策之后，印度总督额尔金仍声称：“英政府果为此举（令印度减种罂粟、减运鸦片——引者注），是实侵犯个人之自由，舍弃浩大之军饷，而使谋利者不满于英廷，虽得禁止，印人之私有土地亦何不可私自营运耶？””[16]逻辑思维的立足点迥然有别，显示出中外人士在本国“利权”层面上不同的取向。
    二、以土抵洋观念的形成
    与印度财政部长贝令的意愿正好相反，在赫德调查“以土抵洋”之后，民间罂粟种植悄然扩张。仅仅事隔十年，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陀(Medhurst,Walter H)的观察别具天地：“目前中国生产鸦片的数量如此之大，进口鸦片遭到的竞争如此严重，以致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如果不考虑到这种竞争就会显得不够完整……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的结果必将是：当中国学会怎样种植与配制鸦片使之达到与印度鸦片同等的水平时，英国在鸦片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逐步下降以至消灭。”[17](P304-305)再过十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Hughes, Patrick J.)说，麻洼鸦片的价格下跌与四川鸦片的竞争有关，四川鸦片的经销网络已经深入到上海、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等省，华北和西北居民则大多吸食本地所产的鸦片。1894年，英国领事哲美森(Jamieson,George)对上海地区印度鸦片需求量的估计更沮丧，称其为“呆滞的，而且是趋于衰退的”，而土产鸦片1894年比前一年涌入上海的总量则增加了100%以上[16](P863)。
    外人的报告与中国媒介的报道亦可参较。1897年，《集成报》转载《苏报》消息说：“前时嗜鸦片者皆吸食印土，自中国驰禁后，略有吸云南土者。彼时栽种未得其法，滋味略薄，今已直追印土之浓，故北海近年云土畅销，而公班进口颇为减色云。”[18]（第14册,P797）该消息只是描述了国内局部地区鸦片战的明显效果。1898年，该报又援引《官书局报》译自《彼得堡时报》的同类消息说：“印度鸦片销于中国，营转运者多英国人。据伦敦来信云：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鸦片之由印度运人中国者不下三万余箱，九十六年贩入中国者仅一万五千余箱，本年运入中国之数尚未得悉。按年比较，则去岁少于前年将及一半。说者谓近年以来，印度鸦片运入中国日觉减少，此皆由中国本地所产罂粟日盛，则中国财流出外国者当不至如从前之多矣。”[18]（第26册,P1485）。
    该消息所言问题与上述消息相似，唯两者所及区域不同，后者对全国情形加以关注，而前者仅注意个别区域。另外，在版面栏目的安排上，前者置于《商事》一栏，而后者则属《西国近事》，《商事》多为内稿转载，由国内访员访求所得，因探求区域之事，相对较真；后者多为外电译，就本消息来说，信源来自彼得堡媒介驻英访员，却言印度鸦片入华事，未必近真，所言趋势属实，只是引述数字多有舛误，举证如下：根据上海、广州等全国三十三个海关机构所报告的鸦片进口数量和《海关十年报告》等资料汇总分析，1895-1896年，外国鸦片输入中国分别为五万一千余担和四万九千担左右（注：这是对各个海关两年所报数字的整理；另外还参考了徐雪筠等编译的《海关十年报告》（《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367页，唯该数字的整理采用约略计算，百位数作四舍五入处理。），其中，印度鸦片占有绝大多数，波斯和土耳其鸦片则为数极少，至多不会超出数千担。另外，根据《海关十年报告》的材料等，该两年中，仅仅输入上海一地的印度鸦片（白皮土、公班土和喇庄土）分别计有二万八千余担和三万担左右。该项数字与上述消息所报道数字相差较大，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作为一种走势和状态描述，这份报道仍有参考之价值。
    长期以来，清廷名义上压制鸦片弛禁言论、禁止鸦片的传统观念虽还有发生作用的空间，但中西时局随世巨变，这类传统的禁政观念已开始调整。前述主张鸦片战的言论多为求异思变、经世时流中个别人的言论，这些言论的提出与发表有较长的时间差，况且其面世的载体多为个人出版品（例如言论结集、书札和日记等），因其出版形式、发表时间的局限，有关言论的受众相对较狭，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小。同治末年诞生的近代报刊开始发表此类言论，鸦片商战观念相互感染的途径陡增，舆论或观念生成的机率也随之增大。创刊不久的《申报》对民间鸦片商战言论有所回应，主张推行“不禁之禁”的办法。其主要论点有三：其一，既然国人喜食鸦片，就应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两千数百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巨额银漏；其二，加强鸦片制作方法的改进，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亦可增加收入；其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不禁而自禁[19]。该主张持论于“弛禁之间”，与郑观应提出的鸦片战相类似。察其所论，反叛传统的观念自不待言，更能引人注目的是，所论所言均以公开的形式直面社会，不隐讳亦不掩饰，在当时确属罕见。
    媒体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有《申报》这一类世俗的报刊，即便是与宗教宣传有关的《万国公报》亦瞩目此一问题。1892年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成为广学会的言论机关，广学会的成员涵盖了外交官、税务司、洋行代表、传教士和律师等，该会常务工作多由担任协理的传教士，特别是书记（总干事）控制[20](P72)。在书记或总干事成员中，不管是林乐知、慕维廉还是李提摩太，其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传教士，该刊的作者群体也主要是一些传教士[20](P75)。人所共知，基督教与鸦片是格格不入的，长期以来基督教徒矢志不渝地反对鸦片，对英国的鸦片贸易政策颇有微词，而且，反鸦片问题曾一度成为1888年上海基督教传教大会的讨论主题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为基督教徒所关注的媒介，在1892年复刊以后不久，即刊发署名古吴钓叟的文章，论者称自己对待鸦片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直抒胸臆”，称自己的建议为“创论”，他对传统禁止鸦片的观念持反对态度，称单纯的禁止罂粟的言论是“蹈常袭故”、“陈陈相因”之论，断言其“愚亦甚”，属于不察际会之巨变，未观中西大势，作茧自缚的愚蠢之策。作者主张推行“不禁自禁”的办法：“有种烟一法尤为至善之法。夫西人售烟专中国之利，中国种烟夺西人之利；西烟道远价贵，中烟产近价贱，吸者畏贵喜贱，则中烟将争购，西烟将不售，则银亦不入西国矣”，“且西人烟售中国已矣，既禁之不能，拒之不可，莫妙于中国种烟而使西烟不售，此策之至善者也。如更听民种烟，则外国之烟不能种，于中国则贩烟者将折耗而不来，殆至外国之贩烟不来，而后中国之种烟斯可议禁矣，斯时也而后禁种焉”[21](P12774-12775)（注：除了古吴钓叟以外，求异思变的国人中尚有多人坚持以土抵洋说法，称道光朝以来的禁烟之议为“老生常谈”。例如，有人撰文专门谈论夺取洋药之利的具体办法[8](P538-540)。）。
    论者在陈述自己的观点之后，尚有意寻求同调支持，一是引证广东友人待鹤斋主人的观点说：“近观粤友待鹤斋主人所著《救时揭要》一书中，有‘自禁鸦片烟论’，竟所见略同。其言曰，鸦片烟为害，曷若不禁而自禁。今洋土多而川土少，土味淡而洋味浓，浓者吸之瘾重病深，淡者吸之瘾轻病浅；洋土多则府库日虚，川土多则漏卮可免，若洋土能仿外国之例税倍于价，而川土则照税则之例轻收其税以助国用，□人多购川土少购洋土，岂非固国卫民之一道乎？”二是发现美国宗教人士林乐知也主张开禁鸦片，古吴钓叟称：“林进士乐知”所著《中西关系略论》主张开土药种贩吸之禁、以保利权，是对待鸦片问题的权宜之计，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系不得已之选择[21](P12776-12777)（注：林乐知来华前的学历，仅止于四年制学院毕业（参见姚松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58-59页，台北传记杂志社，1971年）。林乐知自署“美国进士”，或因京师同文馆学生资格，除满汉举人贡生外，还兼收进士出身的官员，遂以大学毕业同于清朝中进士（参见《清史稿•选举志二•学校下》）。）。古吴钓叟对外人这一看法深有感慨，“林君美国人也，乃能见及此而进忠言，而华人反见不及此而置之不论，岂旁观者清而当局者迷耶？何不思之甚也！”叹息国人的禁政观念不能与时俱变。
    林乐知对中国鸦片问题的态度，除了古吴钓叟所提到的《中西关系略论》以外，1893年，他还撰写有关鸦片问题的专论，仍阐释他原来的观点，将其刊于《万国公报》，以广影响。林乐知坚持主张“不善之中立一善法”，由于中国“国帑缺民生困”与洋药大量准进有关，他的看法就是以土药抵御洋药，曲折救国，最后鸦片之害可绝[21](P13866-13867)。中法战争之后，国内“自改革”的倾向日趋明显，“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成为多数时贤共识，过去僵硬的鸦片禁政处置方式确需反思，既然禁之不能，拒之不可，那么鸦片商战的言论随处流播便不足为奇。
    民间的言论走势亦有流变。同治末年，北方的辽东半岛在形式上尚禁止鸦片的种吸[5](P3)，但西南省份则不知禁令为何物，“民不知非，视同禾稼”[22](P459)。南北不同步，东西有差异，历来如此，观念的生成和变动亦概莫能外。光绪初年，留心时务者曾在给书院学生的策试考题中提出：“洋药一项每岁金钱出口甚巨。中国吸烟者多，而罂粟之禁，虑妨民食，势必土浆日少洋药居多，宜用何策杜塞漏卮无害谷产论？”[23](P24-28)，学生的答题和书院山长王韬的眉批多持开禁鸦片之议[5](P35)。禁烟名士许珏在给赵尔巽的信函中也说：“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许珏此言所及之现象在在皆有，即便是孙中山这位受人尊崇的伟人在19世纪90年代也主张，“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非欲徒托空言之可比拟（注：许珏言论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第26卷，档案编号160；孙中山所言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18页，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大致说来，经世之风与民族主义思潮对鸦片禁弛观念影响巨大，刊诸媒介的言论多数主张对外来鸦片实行商战，以牙还牙，传统的速禁或断禁主张未能成为舆论的主流。
    三、商战的成效与恶果
    与士人群体坚持的鸦片商战观点相对应，清廷内部多数官员主张“以征为禁”、“寓禁于征”。“禁”与“征”当然冰炭对立，无可调和，但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这一对矛盾政策却被地方官员付诸实施，名义上是禁止鸦片，实际上却侧重征税。1855年8月，上海道台便对允许上岸的外国鸦片征收税款，每箱25元，但却遭到鸦片商的拒绝；翌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始自江苏之上海，定以每箱24两，以20两归入军需交拨，4两作办公经费”（注：参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61页；另据1856年10月25日《北华捷报》云，每箱征收20元，约等于纹银20两。）。这些私自征收鸦片税的举动，总是标榜“以征为禁”。清廷对此宽严不一，对待福建省的私自征税，上谕的态度颇可玩味：“鸦片烟例禁森严。前有人奏请弛禁，迭经大学士九卿等议驳在案。该员叶永元等何得变易名目，擅行抽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也不应张贴告示，骇人听闻，且妄称奏明，更属荒谬。”[24](P11-12)谕旨的真实含义，即全局名义上仍行禁政，若因局部防剿需费，姑以暂时征税为权宜之计，推行“以征促禁”。此后几十年中，多数地方大员心领神会，暗暗贯彻了这一意图，与“鸦片战”观念相互默契。清光绪三年（1877年），放英使臣郭嵩焘连上两疏，请求朝廷主持禁烟[25](P368-369)。然而，朝廷内部对此却看法不一，公开言论且不具论，私下之表态尤为重要，刘坤一的观点即大体反映了各方对鸦片税厘的倚重。是年十二月初，他在私人信函中说：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26]。
    这种朝野默契不难达成。此后，鸦片税厘并征谈判时期，类似的言论即不再遮掩，为了追逐鸦片税收而放言无忌，丝毫不再顾及国体。
    “以征为禁”的重心在“征”，即凭借税率之低昂来达到操纵的目的。因而，如何确定恰当的土药税率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若以筹措经费、排挤洋药为目的，则主张低税率；如强调推行禁政，则主重税率。结果最终以李鸿章的低税率主张左右了鸦片税政的实施。李氏的目的极为明显，排斥印度鸦片入华，以保中国利权不外泄。对鸦片实施低税率政策实际上就是采取“鸦片战”的策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成效极为明显。在低税率政策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是洋土药价格变动的关键时期，根据各口岸领事的有关报告可以看出，1863年，厦门、镇江地区的土药价格为洋药价格的一半左右；二十余年后，在汉口等一些较大的城市地区，这一比例降至三分之一[4]。1870年后，土药产量总体上已经超过洋药进口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鸦片战的目标已初步实现。但是，随着土药规模日益扩大，鸦片产业逐步壮大，鸦片之祸更为严重。更为棘手的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系中已深深地嵌入了鸦片税厘这一支柱，百政需款尤赖此一饷源，断之不可，禁之犹难，陷入了赫德所称的“骑虎难下”的窘境。这是鸦片商战策略所带来的主要负面影响。
    鸦片战推行后，土药种植规模急剧扩大，鸦片对社会毒害的程度加深。1887年，推行洋药税厘并征之前，除台湾和海南外，各地都大量生产鸦片烟土，其中的川、滇两省为重灾区，约略统计，云南三分之一的农田转产罂粟，四川省估计有70%的男人是鸦片吸食者。“中国内陆教会”的创始人哈德逊•泰罗(Revd J Hudson Taylor)1893年时证实了鸦片在中土流播之速、普及之广：“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这是他访问中国十个省份后得出的结论[13](P169)。报刊言论说得更具体、深刻：“鸦片之为害我国，其蔓延已四五百年，而范围所及，实兼心理、政治、社会、生计、外交诸问题，莫不被其影响，自非根本之地改弦更张，合君民上下以全力注之，未易扫数百年之积习。”[27]。此时的鸦片愈来愈成为“问题”，而且是一个牵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鸦片问题”的范围比较宽泛，既有外来鸦片的大量准入，又有土产鸦片的强劲替代，以致形成了鸦片泛滥这一蠹国病民的社会问题。丰富的中外鸦片资源的供应，民族文化、国民根性、娱乐样态和社会风气的相互感染，遂形成“准全民”吸食的颓废精神状态，盗匪、娼妓、自杀等伴随其中，并与这一颓废精神状态相呼应，加剧了王朝末代特有的价值混乱和伦理失衡，此处姑视为鸦片之精神文化问题。社会经济的推演有特定的规律，鸦片经济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经济样态的守恒，将追逐暴利的经验和观念植于民众头脑，种植经济的改型换代日益催生出明显的鸦片经济产业，其不但涵盖了鸦片种植、加工、内外贸易、运输、保卫等行业，并且产生了经纪、批发零售甚至鸦片吸食之附属产品的研制与开发等，此类态势不断递加和推演，以致孕生出争论不休但客观上却是日益壮大的鸦片经济问题。国体相关，禁政推行必不可免，但英国等恃为国用和军费大宗，岂肯相容相让？清廷重臣、总理衙门以至于20世纪初的外务部多为此交涉所累，故又衔生出不绝如缕的鸦片外交问题。最当措意的是在朝野纷争中，渐趋增强的国用财政对鸦片税厘的倚重甚至是依赖。由此，鸦片问题又演变成为鸦片财政问题。且不论上述鸦片问题的影响的深入和广泛，仅就吸食鸦片者本人所遭受的鸦片毒害而论，称其“伐性醢骨”，意甚妥帖。1897年1月，《万国公报》对国外毒品吸食者的丧才失德深感忧虑，专门刊文描述吸食者的心理和行为，颇具感染力。晚近以来，西人常以睡狮比喻中国现状，国人则多以“狮而云睡，终有一醒”自豪，汪穰卿反而认为，此睡狮实际上是特指哺乳大的驯狮，被饵以鸦片，使终日昏昏，俯首帖耳，取义殆至长睡，永无醒时，因呼国人憬然悟之[28]（《出版说明》）。
    鸦片商战的负面影响已经使整个民族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国人在庆幸以土抵洋的成功之后，面对的却是土药泛滥和流毒横溢，庆幸转而变成忧虑。以土抵洋作为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观念，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鸦片商战”仅是其中之一。无论商业之战，军事之战，还是更广阔的文化竞争之战，正面的影响相当大，唯独鸦片商战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大抵消了它的正面作用。晚清国人在鸦片禁政上的非理性观念当然事出有因，攘外安内的思维趋向与利权不可外溢的务实言论适应了时势的需要，不可视之为纯粹的“非理性”思维，但在社会风气、民众身心、道德文化以至于清廷财政上，均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恶劣影响。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内心主张禁绝鸦片，而又担心被一般人士视为迂腐之论的现象，颇值得琢磨。这种长期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尽管最终将会带来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却不可否认地含有“政治正确”的意味。时过境迁，对它的评价自然又当另有别论。观念问题的复杂性决非一般时论所坚持的非此即彼式的单向度论断所可概括。鸦片禁政观念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要等到清末新政时期才得以启动和萌生，最终以禁政与新政相契合，限时禁绝鸦片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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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