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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上海，见证了从“黄金时期”的异常繁荣到战火弥漫、民不聊生，从霓虹灯下的迷醉夜晚到白色恐怖弥漫的万火齐湮。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社会贫富的极化，再加上两次作为中日两军对垒之最前线，上海成为东西方力量冲撞最为剧烈的场所。1933年，当德国建筑师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受纳粹威胁流亡上海之际，他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矛盾且具有冲击力的都市。 鲍立克出生于德国东部易北河畔一个政治氛围浓厚的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德绍市的社会民主党领袖。1923年，正值德国社会民主党提议推行满足工人阶级居住需求的社会住宅计划之际，鲍立克听从父亲的建议，进入皇家萨克森理工学院（后更名为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学，高年级时转入柏林工业大学。这一时期，由现代建筑大师和教育家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创办的包豪斯学校在魏玛遭受纳粹党的驱逐，被迫迁至德绍。鲍立克参与了包豪斯德绍校园的建设，并选修了部分课程。在这期间，他与许多现代建筑先锋人物结识，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在毕业后正式受雇于格罗皮乌斯的事务所。 包豪斯与魏玛共和国有着深厚渊源，大多数教师和学生趋于左倾或是国际主义人士。随着纳粹党占据德国议会多数派位置，包豪斯学派的师生被迫流亡海外。换一个角度说，这一事件也促进了现代主义运动在全球的传播。鲍立克及其父亲先后成为极端组织暗杀名单上的人，在朋友的帮助下，鲍立克受与共产国际远东活动关系紧密的汉堡嘉及夫人乌苏拉之邀，辗转来到上海。鲍立克最初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时代公司（Modern Home），这是为掩护乌苏拉上级佐尔格在上海从事谍报活动而创办的。1938年，鲍立克的德国护照到期，由于他与犹太人关系密切，且有布尔什维克的嫌疑，上海德领馆拒绝更新他的护照，鲍立克成了一名无国籍人士，被禁足于上海租界之内，却也因此与大上海都市发展结缘。 1941年，鲍立克无意间看到一本过期的美国《生活》杂志，上面刊载了一篇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推广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理念的文章，鲍立克随即给他的老师写信。这封信给鲍立克带来了一个机会——1942年，格罗皮乌斯的学生黄作燊归国后在圣约翰大学创办建筑工程系，鲍立克成为建筑系的第二位全职教师，教授室内设计与都市计划。 1945年10月，在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的主持下，鲍立克作为圣约翰大学都市计划教授受邀与陆谦受、吴之瀚、庄俊、施孔怀等建筑师、工程师及市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了都市计划技术座谈会，筹备战后上海启动编制都市计划的具体事项。后来，鲍立克逐步成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他所做的“论大上海之改建”的演讲，奠定了将上海定位为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基础。 抗战之后，上海大都市的土地与空间第一次被统一到同一个市政管理体系之下，使得规划一个真正的现代都市成为可能。《大上海都市计划》一、二、三稿是中国城市第一次在现代规划理论指导下完成的较为完整的规划实践。该计划的编制紧密跟随欧美城市发展与规划理论范式的转变，可以被视为1940年代中国城市规划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集大成者。初稿突破了当时上海的行政区域，预测上海人口在50年后将发展到1500万人以上的规模，确立了大上海必须走向区域城市组团的布局方式，提出通过人口、港口和工业功能向外疏散，新城建设与市区重建并举，以适应现代城市生产生活的需要。二稿形成了中心城区快速干道系统和土地使用的初步方案，并对人口预测、土地区划和港埠计划进行了深化。配合二稿，设计组还完成了闸北西区重建计划和上海绿地系统、港口建设的专题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