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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军不仅仅是一个军种，更是集中着当时最尖端的近代化工业的结晶，粗略估计近代海军牵涉到的工业部门包括造船、钢铁、木材、煤炭、化学、冶金等，其余的次要相关部门更是不胜枚举，这还不算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可以说，没有这些部门的支持，建立近代海军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切身感受到威胁来自海上的清政府先后发起了由沿江沿海省份督抚参加的海防大筹议，筹议的成果就是确定了"大治水师"的海防方针。然而，由于国内能造船的机构仅有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两个而已，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部分产能又被军火挤占、造船能力不足；福州船政局由于选址错误（船政所属马尾造船厂厂址沿岸水深仅为五米）、经费支绌（每年运营费用额定为六十万两），技术储备不足（"拉伯特"式拖船坞最大承载能力为两千五百吨）、材料人工成本较高（原材料均要进口、人工也不低于国外船厂）等原因，对持币想要添购军舰的督抚们而言缺乏吸引力。因为官场的"经验"告诉他们：高层批下来的资金或者指标必须尽快使用，一旦出现拖延就必然会有其他的千头万绪用钱的地方向你伸手来挪用你的资金。因此，为避免夜长梦多，督抚们手中一旦有了资金首先就会选择技术成熟、施工迅捷且物美价廉的外国造船厂。而对本国船厂造出来的军舰，则更愿意通过低成本的无偿调拨模式来使用。 中国的近代工业皆出自官办，绝少吸纳民营资本，尤其是办海军这种国防工程，更是对一切民族资本说"不"。因此福州船政马尾造船厂无法像其它造船厂那样接商船订单来贴补船厂的巨大运营费用，朝廷除了每年下发六十万两的运营经费外不再为船政做任何形式的贴补，一年区区六十万两对于偌大一个船厂显然是杯水车薪，但为了维持熟练造船工匠队伍的考虑，造船又不能断档，历任船政大臣只好节衣缩食四处挪腾挤出不多的经费慢速维持着造船频率，经费的捉襟见肘也直接导致中国造船的技术水平增长受到严重的阻碍（福州船政局建厂所花费用为四十余万两，由闽海关所收取的四成关税结款拨付。建厂以后按规定设常年维持经费，每年额定为六十万两，亦由闽海关以六成洋税项下按下月以五万两拨付。作为贴补，又由闽省茶税项下和沈葆桢兼办台湾防务的费用中以'养船经费'名目，按月拨付两万两。至1874年，共用银五百三十五万余两。1874年在完成最初建厂合同规定的五年完成15艘军舰的建造计划后，已经身处西北的左宗棠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未对今后船政的发展做出任何的规划安排，导致船政的经费陡然吃紧。1878年以后，闽海关不能按照原来规定按期拨款，积欠甚多，以致造成船政经费持续短缺，舰船生产日趋陷入困境）。虽然船政设计部门也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追赶世界海军发展技术潮流。即便遭到中法战争法舰炮火的破坏却还能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试航了两艘最高航速分别达到17节和18节的无防护巡洋舰"镜清"和"寰泰"；十九世纪晚期设计出"平远"级近海防御铁甲舰和"广乙"级鱼雷巡洋舰，但由于经费实在支绌，使他们的设计思想无法化成现实的成果。最典型的影响就是"广乙"级鱼雷巡洋舰由于2400马力主机的性能缺陷使得军舰在试航的时候始终无法跑出16节的设计航速（同期世界各国的鱼雷巡洋舰航速普遍超过18节甚至20节，船政的技术储备显然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导致该级军舰作为鱼雷巡洋舰应该发挥出快速突击的速度特点完全无法发挥。 举步维艰的福建船政局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缩影，作为中国近代唯一一支国家编制的经制海军--北洋海军的经费拨付又是否上过近代化的正轨呢？ 自1875年第一次海防大筹议采纳丁日昌分设北洋、南洋、粤洋"三洋水师"的议定，并优先筹建北洋水师后，北洋在名义上获得了海防经费获取的优先权，其经费获取来源自其筹建到覆灭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持续了三年（1875-1877年），"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奏定，每年由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各提四成洋税，暨江海关四成内二成洋税合计约银二百余万两；苏、浙厘金项下各提银四十万两，闽、赣、鄂、粤厘金项下各提银三十万两，共二百万两；总计四百万两，分解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沈葆祯兑收。"但是由于南洋大臣沈葆祯从京畿重地防务要紧的大局出发以及对李鸿章在1874年台湾事件中对他的大力帮助的感激（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沈葆祯四处借调陆军赴台而屡遭各省督抚白眼推搪的时候，只有李鸿章积极响应，下令驻扎在徐州的淮系唐定奎部铭字武毅军十三营6500人精锐赴台以壮声势，最终靠着这支劲旅在气势上压倒了只有3600人的日军，促使台湾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奏请将划归南洋的那部分二百万两也划归了北洋使用，所以在这一时期北洋方面理论上能拿到的经费为四百万两。 第二阶段持续了将近八年（1877-1885年），南洋和北洋的经费分开解送，因此理论上南洋的那二百万两是沾不到光了，北洋的经费来源只剩下了"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理论上总共为二百万两。另外，李鸿章为弥缝额缺，于光绪九、十年间提用淮军协拨及长芦运库银一百一十六万两，十一年又动用直隶海防捐输一百一十二万八千两。 第三阶段为海军衙门阶段，为期只有一年（1886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让北洋海军终于有了娘家，所以经费比以前稍稍宽裕了一些。除了规定该有的二百万两之外，还有粤省余存洋款四十二万余两，闽省造船余存六十万两，部库所存神机营息借洋款一百零八万两，各省海防捐输一百余万两，总理衙门匀拨出使经费二十五万余两的额外进项（额外进项总额为三百三十五万两）。但是就在这一年，海军事务衙门就被各处嗷嗷待哺的嘴巴折腾得焦头烂额（除了北洋海军的经费，还要关心北方与海军有关的煤矿、铁路以及东北三省练军的军饷），所以奏请从第二年起，北洋海军的经费改由常设的海防经费支付。 第四阶段持续了七年（1887-1894年，其中1891年及以后只拨给了基本的维持费用，购舰的预算被户部尚书翁同龢截留用于他用），在这个时期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其官佐兵将的工资花销以《北洋海军章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和舰队维护经费一起由常设的海防经费支付。又由于南洋、福建和广东三支水师的经费被另案拨付、独立于海防经费之外。因此，定额为五百万两的海防经费就都拨付给了北洋的海防。 笔者作了一个预估，如果从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该拨付下来的钱都拨付下来的话，北洋海防该到手的经费应该不低于六千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为一百三十五亿，绝对是个天文数字。看上去简直就是财大气粗，那么北洋海军怎么可能会没有多少钱花呢？ 可实际的情况是：二十年内应该到手的六千七百五十万两白银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北洋海防经费从未解足份额，每年实际收入在一百万两左右波动。二十年中，北洋海军领到的海防经费，总共才二千三百万两，其中光绪十二年至二十年这最后的八年里共收到一千零五十三万两，每年到手的经费约占同年国库开支的1.6％左右（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岁人平均达到八千三百六十万两，岁出平均为七千九百万两--刘锦藻前揭书，第8267-8268页）。其中在1890年（也就是光绪皇帝大婚的那一年）最为寒酸，北洋一共只收到海军衙门发给"镇远"等八船俸饷20万两、长芦运司十六年分应解海军衙门铁路经费划拨八船俸饷31914两、直隶新海防例第九批捐款划拨八船俸饷100702两、直隶新海防例第十批捐款划拨八船俸饷71394两、海军衙门找发八船俸饷20855两、共收到424865两（不到四十三万两，而理论上可以拿到的数字五百万两），足见美好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总是差距很大。虽然中枢对海军的经费也竭力做出了安排，但由于国家没有建立近代的财税体系，所以即便经费有了安排也难以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再好的安排也只能成为画饼。 近代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小农经济制度注定让近代中国无法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有鉴于此，洋务派们被迫以办新式海军为破题，使得煤炭（海军战舰的燃料）、钢铁（军舰建材）、电报（军港基地的联络）、翻译（和外国海军的交流）、西式教育（培养近代海军人材）等近代工业化标志性的行业能以"海军衍生产业"的由头逐步兴办。但是其他看上去和海军无甚关联但实际上却对国家综合国力至关重要的工业产业则完全不会得到关注，更不用说去兴办了。1888年北洋海军宣布成军，海军的建军步伐随之戛然而止，以办海军为破题兴办的那些工业产业要么和海军切割关系，要么被迫停办。原本就畸形发展的中国近代工业变得越发举步维艰、雪上加霜。 近代中国始终没能建立得起来的近代工业化体系归咎于没能建立起近代的财税制度，长年农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使得清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十九世纪晚期的几十年里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过在七、八千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贸然加赋是要冒着天下造反的危险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结余也是相对固定的，能结余二三百万两已经属于好年景了，如果遇到某年灾年那就得闹财政赤字，甚至被迫向外国举债。而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需要大笔的钱财投入，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过程就像一个不断吸入财富的无底洞，清政府就算把每年结余的那数百万两全都投入进去也不够塞牙缝。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洋海军每年额定经费纸面上能有二百万两但是从来没有一年能足额领取的根本原因所在。 封建小农经济的存在就建立不起近代化的财税体系，没有近代化的财税体系，就无从建立近代化的工业体系，近代中国"自强"、"求富"了三十余年，却因无法撼动旧有体制而始终只能在表面上裱糊粉饰，如同隔靴搔痒，使国家始终在近代化门槛前徘徊不前。 和中国"洋务运动"徒治表不及里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也谈不上彻底，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改革的精髓--"脱亚入欧"政策彻底改变了国家体制，原本大权在握的将军和大名的权力被收回，作为小封建主的武士阶层的特权地位被取消，市民的地位得以提高。在1878年镇压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鹿儿岛武士集团发动的不成功的叛乱后（史称"西南战争"），由普通农民根据近代兵役制训练而成的新军击败了一千多年来为日本军事主力的士族武装集团，阻挠日本近代化的最大一股势力就此消失不见，日本国家的近代化就此驶上快车道。 政治上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社会体制上建立平民户籍制度和近代司法体系；文化上的全面西化、移风易俗、兴办近代教育；经济上的土地改革、兴办近代金融。这些措施使得"船小好调头"的日本在短短三十年里迅速的从一个落后的军事封建政权蜕变为一个完成初步近代化的近代国家，正式的迈入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近代化的直接好处就是使日本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近代工业体系，虽然初始的时候很稚嫩，但却活力十足，使得日本能够无所牵绊的全力发展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近代海军。 根据长期担任日本明治政府大藏卿的大隈重信在他的著作《开国五十年史》中记载：1880年由他掌握的大藏省向海军下发了三百一十万日元的经费（一日元汇率约等于一银元，相当0.7两白银，略略多于北洋海军一年的额定经费），到了1889年国会通过的由大藏省提出的海军经费额度就猛增到了九百三十万日元（占该年全国预算总额的11.7%、军费预算总额的40%）！九年时间里海军经费增长了200%！这固然是这一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整军备战的结果，但若非日本建立起了近代的财税制度，日本海军经费要做到如此猛增也是不可想象的。 1883年，日本开始了第一期对清军备扩张计划，要购买和建造包括两艘7000吨级一等铁甲舰在内的三十二艘新舰艇。首期扩张案为期三年，需要购买十三艘防护巡洋舰以下的舰艇，同时大力扶植进而发展日本本国的造船业。 由于大量的资金被建设船厂所挤占，为期三年的首期扩张案最终只成功买回了"筑紫"号撞击巡洋舰和"高千穗"、"浪速"、"亩傍"三艘防护巡洋舰（其中"亩傍"号因海难损失），但是国内的建造大中型舰艇的横须贺海军船厂，主攻舰炮制造、建造舰艇为辅的吴海军工厂，建造小型舰艇的小野滨海军船厂以及民营的川崎造船所和三菱长崎造船所等造船企业因为有足够资金的大力扶持，军舰设计和建造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86年东京大学正式设立造船专业、次年又开设了武器制造专业和火药专业，开始培养舰船设计和军械制造人才。 有了如此坚实基础，横须贺厂承建了"桥立"号和"秋津洲"号防护巡洋舰；小野滨造船厂承建了"爱宕"级和"大岛"级炮舰；吴海军工厂为海军提供了大量的大口径速射炮和装填有下濑火药的"钢铁榴弹"，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在近代化门槛外徘徊不已，犹豫着是不是要迈过去；日本则毫不犹豫的跨过了近代化的门槛继续大踏步的前进，并且为了证明自己"很行"而向那个依然在犹豫不决的中国亮出了锋利的倭刀……（文/顾伟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