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有坚持抗战的一面，又有对日妥协谋和的一面，表现出复杂和时有变化的情况。通过对《敌乎？友乎？》、《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等材料进行分析，可以窥见蒋介石当时对日政策的真相。
    关键词：抗战 对日政策 抗战无底 不降必胜
    作者简介：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对日谋略、政策、策略，史学界作了很多研究，披露了很多史实，基本上清楚了。但如果仔细考察，仍有不明朗之处。这是当时的政治现实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当局有意造成的。从历史事实和留下的资料来看，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重要领导人的文件、讲话等讲了很多关于“抗战建国”的正确的积极的道理和政策，但又有终止抗战的意图，和日本进行媾和的秘密接触，有时接近于正式的和谈。这两种情况有时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运作的。如何把矛盾交织而又同出一源的混乱状况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是困难的。对国民党决策集团来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前景：一个是“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取得完全的胜利；另一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战，与日本妥协，维持一个暂时相安的局面，以便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随着中日战争战况的变动和日本侵华政策的某些变动，国内政治状况的演变与国际关系的变化，国民党决策集团虽然以抗战为主，但又往往游移于上述两个方面之间。这种状况直到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转入反攻为止。后一种意图在全国处在抗日高潮的情况下，国民党是难以作为一种主张或政策正式公布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但是，既有谋和的意图，事实上中日双方有时又有媾和的接触，如果真的实现了，在舆论界、国民大众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会发生大的政治震动，引发强烈的反对，然而又不能不有所透露。这样一来，用含糊的语言、混乱的概念和逻辑、暗示的手法，宣传它的谋和意图和政策，就成了可供选择的办法。因此，从混乱不清、模糊不定的宣传语言中窥见蒋介石集团的真实意图是十分必要的，甚至这类文章比正面宣传的文章有更大的真实性。
    一、蒋介石的对日原则与策略
    就当时的世界大势而言。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末，英、法、德、意四国举行慕尼黑会议，于9月30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致使德国于1939年3月14日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从这时开始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而1939年更是变化的关键。在这期间，主宰世界的国家大肆合纵连横并用、阴谋阳谋兼施，造成了波诡云谲的世界形势。对纳粹德国，英、法的政策是使祸水东泛，苏联的政策则是使祸水西流。而德国是西进还是东进要看各种情况而定。这种国际形势，经过一段阴霾混沌的时间，由不明朗到比较明朗，国际阵线由不确定到比较确定。这是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
    中日战争也处在这种国际形势之中。到1938年秋后，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和中国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基本上停止了战略进攻，战略速决的目的没有达到。此时中国仍有着很大的抗战实力，但也无力战胜日本，中日战争出现了长期化的态势。这种战局的变化，中共说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则称战争转入“第二时期”。日本是南进还是北进，是联德还是和美，成为大费周折的事。日本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和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和行动，不能不和如何“处理中国事变”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正深陷在对华战争的泥潭之中。
    在战略进攻不得不停止的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不能不重新考虑战争的前景问题，用什么政略策略使中国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至少是保存、最好是扩大在战争中取得的利益；同时又能主动地应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这时一个关系战争全局的事件就是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了本年1月16日第一次对华声明中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推倒国民政府的政策，宣布：“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主要是除掉蒋介石。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声称“日本只要求中国做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战局的变化和日方的这种表示与采取的某些行动，不能不对抗战中的国民党集团产生影响。
    关于蒋介石集团的对日谋略、战略、政策，要一直追溯到“九一八”事变，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地把握。1932年1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蒋介石授意、邵元冲执笔的题为《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①，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对日政策方针作了阐述。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长篇讲话，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也正是在此篇讲话中，在“抵御外侮”的题目下，反复讲了“三天亡国”论。这表现了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的复杂奥秘之处。1934年秋，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文表达了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和政略政策以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蒋介石在这时确定后来的战略政略和政策，虽然经过重大的事变，如“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在某些时候有所动摇和偏离，轻重缓急时有变动，但基本上是一直坚持着的。这对我们考察蒋介石本人以及民国政权的历史、国共关系的历史等都是很重要的。
    在上面的重要文件中，蒋介石确定了以下几条重大原则和策略：
    1. “攘外必先安内”。这可以说是一项基本国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面临着两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国内反对势力。也就是说，蒋介石政权有两大任务：一是“安内”，二是“攘外”。他确定的总方针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而重要的是这个“先”字，这两个方面有先后轻重之别。在不同的情况下，先后轻重可能有所变化。它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牵制，也可以互相促动。但对蒋介石政权来说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
    2. “和”“合”原则。“和”就是和平，“合”就是合作。关于“和”的问题，在日本无休止地侵略中国领土的情况下，公开明确言“和”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说得含糊一些。他在《敌乎？友乎？》一文中说，“革命外交要不固执而能因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九一八”以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对日外交有和与战两种抉择。“和”的问题始终是蒋介石对日外交的重点之一，在对日外交表示强硬态度的同时，仍不忘言和。例如，1935年11月19日，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述非常时期的外交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1937年7月17日，蒋在庐山发表讲话，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作了四点坚定的声明，同时又表示，“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时，正是中国抗战政治形势最好的时期，这次大会的宣言中仍说，“惟吾人郑重声明，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终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从以上这些言论看，蒋介石的所谓“和”决不只是一种应付日方侵略的策略，而且还是他的对日外交的一个基点。在蒋介石的对日作战中，谋“和”求“和”问题一直存在，大概直到开罗会议时为止。
    3. “四不”外交政策与“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从蒋介石的表述看，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其真意是什么不容易明白。蒋介石对日政策的研究者都忽略了。《敌乎？友乎？》有一段话这样说：
    但知国民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责问当时的军事统帅蒋介石：“既要死守济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弃济南，何以又留一团兵力死守济南城，而最后又命其退出？”蒋氏称：“这就是我们革命军的战略。第一当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城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第二是要顾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牵制住北伐的进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国军队，不做无意义的牺牲，只是济南抵抗到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暴露于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退，且使外国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抵抗福田整个一师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处，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唾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21年1月间所发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定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动的②。
    “四不”对日外交政策与“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完全相应一贯”的问题，是考察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内外政策的关系的一把钥匙。这条原则所表述的意图可作如下的分析：在军事上，面对日军的进攻，可做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做了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后撤，以免引起更大的战争。在抵抗的同时或后撤之后，就寻求妥协，可以送出部分国家民族利益，同日本订立地方性局部的协定，但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不签订正式的条约，如日军再次进攻，就再如法炮制。在对日外交行动上，本着“四不”方针，可以和日方谈判，只要不到“最后关头”，就以谋和求和为目的。蒋介石的这个“革命战略”是：以军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政策的贯彻，以便实现“安内”的首要任务。如果说北伐是济南事件发生时的大局，那么“安内”“统一”便是此时的大局。这种战略主要是来自对内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当时日本采取的逐步侵占中国领土不是一次性的灭亡整个中国的侵略政策(我们把它叫做急进的蚕食政策)的一种因应办法。但由于日本侵华政策的实施时有变化，这里也就蕴藏着蒋介石的政策的某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变化之中仍有不变的东西，核心问题是维护蒋政权的统治和他个人的独裁地位。
    4. “以空间换时间”与寄希望于有利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以空间换时间”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在蒋介石的战略策略中有着必然的联系。蒋介石什么时候开始用“以空间换时间”概括他的战略战术笔者没有考查，但这种思想至少在1934年7月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话中已经明确表述出来了。蒋介石虽然说，解决日本侵略问题依赖国际干预是不可靠的，但他始终把抗日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于日本的侵华而形成的国际干预上，特别是美、英、苏的干预上。“七七”事变以后，他不断地呼吁英、美等国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1937年9月20日，蒋介石对《巴黎晚报》记者谈话中说：“1931年以来，六年来日本之暴行，证明日本征服中国，进为东亚盟主之野心；若列国仍不采取及时措施，遏制日本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国原有之贸易为之消灭，即各国在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故对日制裁，非所以帮助中国，亦所以保护国联会员国及相关非会员国本身之利益。本人深信各国远大眼光之政治家，必当有见及此。”③ 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答由沪赴京之外国记者问时说：“中国此次抗战不仅在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即为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伸正义，因此，公约及盟约之签字国，应对于中国之奋斗加以援助。”④
    以上材料可以充分说明蒋介石如何把中日战争的解决寄托在外国的干预上。在他看来，日本在中国扩大侵略，势必引起和加剧日本与美、英、苏的矛盾，甚至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可以趁此机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空间换时间”就是与此相关的一种战略。
    5. 防范“倾覆政府”和“同归于尽”的问题。蒋介石在《敌乎？友乎？》一文中多次谈到国民党政权和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的问题⑤。《外交评论》在编发此文时写了一个说明。它说：“此文就中日两国互存共荣之旨，反复申论，精辟绝伦。”可见“互存共荣”、不要“同归于尽”是此文的主旨。
    日本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就把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九一八”后又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而且图谋进一步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反对和抗拒日本侵略，两国是敌国。这个问题蒋介石是很清楚的。那么，他为什么专门发表文章，反复讲中日两国(实际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互为敌就会“同趋绝灭”、“同归于尽”呢？从政治常理来说是荒唐的，依蒋介石的逻辑则是合“理”的。为什么中日两国长期相持斗争下去双方就要“同归于尽”，蒋介石讲了国际和中国国内两方面的理由。
    1932年1月21日，在以蒋介石的名字发表的《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中，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而可以“诉之九国公约于非战公约”和“对日交涉”的外交方针。他向国人呼吁“万不可逞一时之快心，轻言绝交宣战，而斫丧我四万万人民与中华民族之命脉”。这是一条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什么采取这种方针，他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说：“盖自日本帝国主义以暴力侵略东北以来，一般人民，不深求其原因，察其内容，只以此事发生于国民党执政之时期，遂责国民党无泯变机先之处置，因引以为执政者之罪。不逞之徒，则又借此为倾覆政府之良机，肆行捣乱，假爱国之名，而行破坏政府之实，号为督促政府，实以牵制政府，于是政府不但须瘁智毕虑以对外，而且须疲精劳神以对内，内外交侵，邻敌益得乘虚而制我，则外交又安得而胜制”。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就在此时，他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为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上面的意思，《敌乎？友乎？》一文又作了进一步的申述。蒋介石指出，日本对中国国民党的观察有两种错误，“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他辩解说：“在民国16年以后的国民党，明白放弃容共政策，尤其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从国民党历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观，实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在中国言，能理解东亚存亡关键，能理解日本并能理解中日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国民党向来的理论是比较清楚的。”这是说国民党向来是不排日而认为“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他进而论述国民党是不会被推翻的，即使被推翻那对日本更为不利⑥。蒋介石又从国际关系上论证日本整个灭亡中国的政策对它的不利，以至于不可能实现⑦。
    以上蒋介石周到地讲述了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的道理。如果日本当局继续推行整个灭亡中国的政策，中国则不得不进行抵抗，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使中国不会灭亡。而“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势力就可能“乘机倾覆政府”。日本的行动还会与英、美、苏发生冲突。这样双方就会“同归于绝灭”。蒋介石向日本当局呼吁“直认事实，悬崖勒马”，放弃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合作。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没有接受蒋的呼吁。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以至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二、“七七”之后的历史表现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和平解决”的意思，在河北日军进攻的前线有“就地解决”的谈判。这种举动与签订《塘沽协定》时的情况十分类似。但因日军继续进攻没有结果。
    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有“陶德曼、狄克逊调停”事件。这次和谈因双方条件相差太大没有结果。在谈判中，蒋介石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也考虑到国内问题。他对陶德曼说：“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⑧ 蒋介石的这些话和在《敌乎？友乎？》中的表述是一致的。
    陶德曼调停结束以后，1938年间中国抗战在大规模地积极地进行着，但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官员和所谓民间人士与日本方面的秘密接触也在进行。当时接触的渠道有三条：一条是乔辅三和中村丰一之间，一条是贾存德与萱野长知之间，一条是肖振瀛与和知之间。这三条渠道进行的秘密会谈是蒋介石主导的，都没有结果。
    日本的诱降策略并不是全没有收获，日本方面与汪精卫主导的日汪谈判实现了日本的要求，汪精卫离开重庆，叛国投敌。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并组织政府对日本有利也有不利，有利的方面是可以给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加上一层伪饰和使伪政权分担一部分统治沦陷区的任务；不利的方面是增加了与蒋介石集团和谈的障碍，更加难以实现结束侵华战争。
    1938年是中日战争最激烈的一年。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抗战越积极越能得到人们的拥护。这时是国内政治形式最好的时期。国共关系是抗战时期国内形势的关键问题。1938年3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呼吁“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表示“向坚决领导全国抗战的蒋介石先生致敬”⑨。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说：“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⑩ 同一天作出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表述了同样的意思。这些可以看成当时政治形势良好的突出表现。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集团的对日谋和意图仍有所表现。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1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表示了积极抗战的态度，但又说：“惟吾人郑重声明，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终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中国对于日本，既明示以抗战之目的，更本必死之决心，尽可能之努力，以赴此目的。必使日本了然于中国之目的，知中国终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变计，放弃其侵略主义，更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然后中日共存之希望始达，太平洋之危机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实之保障。”在引用的这些文字中，《敌乎？友乎？》中的意思依稀可见。前面已说过1938年中日双方有多次关于议和的秘密接触。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英为了集中力量应付欧洲的局势，需要缓和在亚洲与日本的矛盾冲突，有意怂恿中日和谈，酝酿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日本方面，在欧战爆发后，也正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以便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对此就需要有自己的主动性，深陷对华战争之中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在保住既得到利益的前提下，暂停中日战争，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中国政府方面如何呢？按蒋介石的说法，在日军攻下武汉以后，战争进入第二期。第二期是转守为攻的时期。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夸大战绩的说法(共产党人所说的“相持阶段”更为准确)。但这时战争的激烈程度确实比以前有所降低。“安内”与“攘外”是国民党独裁政权能否施行它的统治甚至能否存在下去的两个主要问题。战争态势有所缓和使蒋介石有较多的注意力关注“安内”问题。1939年1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它的政策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不过不是根本性的转变)。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消除共产党的威胁历来是蒋介石国民党“安内”的重点。加强国民党自身、巩固对国家的统治、抑制共产党发展，成为这次五中全会的主题。全会闭幕以后，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宣布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为全体国民的“共同目标”，号召全国同胞“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这个总动员的主要目的，是在团结对日的号召下，巩固国民党的统治。1939年5月，蒋介石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并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这一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国民党加强对内的统治，主要的斗争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制定了若干防共限共制共的办法，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1939年，发生了严重的国共摩擦事件，即一般书籍文章中所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5月至10月，国共两军之间在苏北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并进行了黄桥之战。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之间最严重的武装冲突，几乎到了完全分裂的地步。
    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下半年，日蒋之间进行了“桐工作”、“钱永铭工作”等秘密谈判和接触。其中“桐工作”的谈判双方正式提出了各自的条件，是一次重要的谈判。这件事如果仅仅把它看成蒋介石的应对策略，没有实质性的用意，是不正确的。
    蒋介石集团和日本之间的谈判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但是既然有此意图，在国民党内部一定范围之内就会有所提示以至于有所讨论。在国内舆论上也不能不以模糊的语言有所暗示，以免万一事情被公开或成为事实引起突然的大震动。这种暗示性的模糊不清的语言表达正恰可证明蒋介石集团媾和意图的存在。
    三、“抗战到底论”与“不降必胜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是日蒋有意谋和秘密接触频繁的时候。蒋介石在五中全会开幕词中郑重地提出“抗战到底”的问题。抗战到底的“底”是什么，抗战到什么情况就是到“底”了，蒋介石有他的明确的盘算，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但没有公开向舆论界表白。在五中全会开幕词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惟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
    他又说：
    这一年来的国际形势大体来说，表面上虽然是动荡不安，而其潜伏的主流总是朝着维护信义和平的方向前进。……从种种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们(按：指“民治大国”的政治家)有遏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最近这种形势更是日趋明显。
    蒋介石的话明白地说是“抗战到底”是“惟一的方略”，最近国际形势是趋向于“世界和平”。前一个意思是含糊不清的；但是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抗战到底”的“底”，可以是一种解释，当然也可以有别种解释。蒋介石的心机也就在这里。
    蒋介石在六中全会上有一个讲话，“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他是这么说的：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为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中日问题如何“真正的解决”呢？他说：
    就整个国际关系来说，中日问题，就是远东问题，亦就是太平洋问题，只有由远东有关的英、美、法、苏等国大家共同一致召集国际会议，公正解决，才与各国都有益处，才能得到远东和太平洋真正的和平。……我们今天只有一心一意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中国更必然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我所说“抗战到底”的真义，也就是如此。
    他号召国民党党员“作长时期的努力，以完成主义的建设，树立国家永远强盛的基础，然后才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实现光荣的和平”(11)。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蒋介石赞同国际上关于召集太平洋国际会议解决中日战争促使中日和谈的主张，蒋的条件的基本表述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并且说由此中国可以“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而“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是中国抗战的“一贯的目的”。这样中国抗战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底”。当然蒋介石还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加以掩饰。
    但是“抗战到底”问题当时舆论界已经知晓(可能这正是蒋介石故意传出以试探国民的反应的)。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爱国的人由此发生疑问并追问，所谓“抗战到底”的“底”究竟是什么？如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那么中国的抗战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蒋介石集团有必要对此种问题作出解释，并按他们的意图引导舆论和民意。就笔者所见到的材料而言，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可以说明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这两篇文章一篇是《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见1939年2月13日《大公报》。下面简称《认识》)，一篇是《不降必胜的道理》(1939年7月7日。下面简称《不降》)。这两篇文章收入由他人编辑的作者的文集《时局论丛》(笔者见到的是该书1945年6月的订正再版)中。
    文章的作者名叫王芃生。此人有特殊的身份。《时局论丛》的“编选者言”和“序”作者怕一般人不知晓，作了特别介绍，并指出王芃生所写文章的特殊意义和目的。《编选者言》说：“先生参预机密，对于敌情之判断类多准确。”“其料敌断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八年来先生公务极忙，原少执笔时间，其发表文字多于时局迷离人心惶惑时偶一为之，以其精于料事长于修辞，每一文出大有振奋人心之作用。”“序”作者说：“抗战以来，每遇时局混沌，群言肴杂，或外论有与我不利者，则先生虽忙必振笔为文，或抽暇演讲，一本于主义国策，皆有真知灼见。故读其文章或聆其讲演者，疑难为之廓清，心身于以振奋。八年来先生参与机密，虽不主管宣传，然对于抗战宣传之贡献最大者，先生实为有力喉舌之一。”从以上介绍可见王芃生其人其文有三点值得注意者：(1)他是一个“参预机密”的人；(2)他的文章往往发表在“时局迷离人心惶惑”之时；(3)他的文章“一本于主义国策”。因此，此人的文章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特殊的重要性。《时局论丛•序》中说：“其抗战理论，一本遗教，如《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等篇，是为反驳恢复七七以前之态度而发”。于此可见一斑。
    《认识》一文提出了一个作者认为非常重要的“对于抗战的‘质’的认识”问题。他说，“抗战的‘质’的问题”就是“抗战即革命”。他引证蒋介石的话说，“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以我之抗战，在敌寇为欲根本吞并我国家与灭亡我民族，在我国，绝不容许我国家我民族之独立生存有丝毫之危害。在主义上言，实为民族战争，由完成我国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革命。革命战争无时限。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这是说中国的抗战无所谓终结，也就是抗战没有“底”，“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就是“到底”。抗战的目的是什么却没有说明，或者说是“获得独立自由与平等”。这种笼统的话是可以作不同的解释的，是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政治场合的。
    作者接着说：“少数的人因‘质’的认识不清，发生好些不应当有的‘量’的奇问：抗战究竟有没有期？有底没有底？什么是底？”作者“肯定的答复”说：“‘革命战争无时限，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这是总裁的训示，是最正确的答复。”又说：“抗战确实有‘底’，它的‘底’仍是……总裁说的‘战争目的达到之日’，也就是必得由军事上‘获得最后胜利’。那时，用国际会议的形式也好，中日直接谈判也好，横竖在那‘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或谈判席上，我们已由军事的最后胜利，十足把握住了发言的决定权’，那自然能获得独立自由平等的真正解放了，绝不是什么恢复‘七七’以前，或‘九一八’以前的原状等浅薄的见解，可以算‘底’的。”说到这里，作者的本意已经说清楚了。
    作者又别出心裁，说什么在抗战中没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他说：“我们既知道‘抗战即革命’，由这个逻辑，我们更可以认识抗战是与革命俱来的，那么在抗战未发动以前，只有抗战时机迟早的选择，决不能认为，主张即时抗战者为主战，也不能认为时机未至者是主和，因为只是时机的问题，并非不抗战。在抗战发动以后，在没有达到战争目的以前，更没有所谓主战派或主和派，只有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因抗战既是革命战争，根本就没有分出主和或主战的余地，因为革命是不容许妥协的！”按作者的逻辑，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没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分，如此也就没有坚持抗战与进行屈辱妥协以至投降之分了。我们知道汪精卫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的，例如他曾说：“中华民国之新生命，内容是怎么样的呢？最近六全大会(12) 宣言里头已经指出：‘实现和平，实施宪政。’实现和平，对外而言；实施宪政，对内而言。实现和平，所以救国家于危亡；实施宪政，所以解人民之束缚。”(13) 又说：“我们今日，必须大步的踏入国民革命的新阶段，这新阶段的指导方针，是去年八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示，‘和平，反共，建国’。这方针与国民革命之最终目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是一贯的，为达到这最终目的，在现阶段中，要本着这方针而努力。我们为什么要建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建军，便是要在现阶段中，本着这方针，努力奋斗，完成现阶段的使命，以达到最终目的。”(14)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话也好，王芃生的话也好，汪精卫也是可以照样说的。
    根据上面引录的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认识》所谈的意见叫作“抗战无底论”。“抗战无底论”实际上是抗战既无底而又有底。所谓有“底”，就是蒋介石所说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所谓无“底”，就是“底”是可变而不是死板的。这里实际上所透露出来的所谓“抗战无底”就是和谈的基本条件既可以是如蒋介石说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也可以是其他条件，和谈的形式可以是国际会议也可以是中日直接商谈，只要取得“光荣的和平”就是达到革命目的了。按这种设想去做，对蒋介石来说是完全可以的，他早就说过“革命战略”是“能伸则伸，当屈则屈”的。《认识》这篇文章是用含糊不清的语言，不合常识的逻辑，向国民向舆论界透露蒋介石集团的谋和意图。
    我们要读的第二篇文章是《不降必胜的道理》。按一般正常人的思维，抗日战争只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是胜利，而这篇文章所讲的却是“不降必胜的道理”。不投降就一定胜利，这是什么逻辑，其中有什么奥秘，我们且看这位作者是怎么说的。
    《不降》一文引证蒋介石的话作为立论的根据。所引蒋的话有：“我们如果能像第一期抗战的精神一样的牺牲奋斗，而且能更进一步实事求是地做去，那么‘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就毫无疑问。”“我现在要向各位同志讲明的，就是敌国目前已经失败，且有种种理由，证明他最后一定要遭受最大的失败。我们只要奋斗下去，就有必然胜利的把握。”在引录了这些话以后作者说：“我想再没有比这还明快而彻底的‘不降必胜论’的了”。这位作者还这样郑重地说：不降必胜论“其实只是革命精神，在今日也就是抗战理论，最简括的显示”。在这里，作者把“不降必胜论”说成抗战理论的概括的指导原理。
    作者对“不降必胜论”还有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不降必胜’四字是粉碎一切投降理论的最后武器。主要的理论和事证，在《五中全会开幕词》里，已有过详确的指示”。我的论证“只是证明，只要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在任何情况之下，最后胜利都是我们的”。“诸位，日本的军事还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坚决抗战到底，纵不必有赫赫之功，最后胜利也都是我们的”。“不降必胜的道理”原来就是如此。
    作者还用一种歪曲所引原文原义的做法论证他的说法，我们抄录这段文句如下：
    庄子对于我们的最后胜利，指出得更明确、更精深：“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以众小不胜为大胜者，惟圣人能之。”这个道理极高深，不独日本军阀不懂，如有对于我们最后胜利的信念不坚定的人们，最好去精读《庄子》！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蒋委员长，他兼承着庄子这“以弱胜强”的战争哲理的精华，演出“积小胜为大胜”的口号！这分明由“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脱胎，而说法不同；但却互为表里，并不相悖。庄子说的“众小不胜”是指外形，蒋委员长说的“积小胜”是指实质！(15)
    其实，庄子的原话是这样的：
    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鰌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从庄子的原话中是引不出作者那种解释的。庄子的原意是：风说，我可以从北海刮到南海，但是以指触我，我抗拒不了；以脚踏我，我也抗拒不了。这是我的“不胜”。但是“折大木蜚大屋”只有我能做到，这是我的“胜”。两者比较起来，“不胜”是“小”，“胜”是“大”。庄子说的“众小不胜”与“大胜”不是在同一事物上，而是表现在不同的事物上。风的“折大木蜚大屋”的“大胜”，绝不是“指我”“鰌我”的“小不胜”积起来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战争，一场战争可以分为若干战役和许多次战斗。作战中的不胜有两种情况：一是打个平手，相持下去；二是战败(不降而败的事例很多)。“众小不胜”是不能“积”起来成为“大胜”的。所以“以众小不胜为大胜”是不能解释为“积小胜为大胜”的，是更不能解释为“不降必胜”的。作者引庄子的话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用不合逻辑的论证为蒋介石的两手政策(既抗战又谋和)服务的。
    总之，“不降必胜论”所表达的意图无非两个：其一是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实现“光荣的和平”，这就是胜利。其二是“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达成”“抗战的目的”，即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借用外国力量战胜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这两者都是抗战时期蒋介石集团的政策策略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处于尖锐对立和斗争的状态，由于片面的政治宣传的影响，对于抗战期间的蒋系国民党存在着片面化的看法，否定它在抗战中的积极方面和所作的贡献。1978年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影响下，历史研究者从多方面考察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注意到了它的另一个方面。但在某些场合，似乎又有只就国民党的某些官方文书和它的正确言辞对它作出评价的情况。这两个方面似乎都把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研究简单化了。笔者这篇文章试图把抗战时期的蒋系国民党的复杂情况作一些说明。是否得当，期待着史学界的批评与指正。
    注释：
    ①此文的写作与发表情况见彭敦文的考证文章《蒋介石奉化故里演讲考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②因为《敌乎？友乎？》一文是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的，故文中叙述蒋介石的政策言论时，用第三者的口气。
    ③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印：《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第一辑，1939年5月25日出版，第9—10、116页。
    ⑤摘引几段如下：甲，“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辛，“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之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智慧了”。这段话是全文的结束语，可见蒋介石用意之深沉和希望之殷切。
    ⑥他说：“无论由何种方面说，中国国民党在此十年以内是没有一种力量所能推翻的。”“国民党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于三种因素：一为历史的使命，有中国如此之历史，即必然有中国国民党。二为时代的使命，有今日的世界与时代，就必然在中国有担负时代使命的国民党。三为民众的心理，因中国处于如此情况下，民族意识就自然要求有一个领导中心的力量和组织。所以国民党决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后，中国还必然的有领导民族对外的一种组织……”
    ⑦他说：“现在日本如果为便利控制中国而高唱亚洲门罗主义，则中国尚未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以前，欧美诸国对中国是有错综复杂而且极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利害关系，甚至在军事上也有深厚的影响的。日本此时欲排斥列国，以东亚人之东亚的口号而置中国于绝对支配之下，如此不仅美俄已敌视日本，欧洲诸国都要敌视日本，尤与英国利害极端相冲突。……今日本若悍然不顾，而以东亚主人自居，其结果非造成世界上全是日本的敌人而不止。”
    ⑧施子愉译：《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第四集第一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三卷。
    ⑨⑩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1)《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台湾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六，第477、479、478、475—476页。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以后公开发表的。
    (12)指1939年8月由汪精卫主持在上海召开的投降派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3)《中华民国之新生命》(1939年10月10日)，《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第103页，1940年10月出版。
    (14)《建军之目的》(1940年1月5日)，同上书，第160—161页。
    (15)所引庄子的话见《庄子•秋水》。这段引文的标点是原来的点法。见王芃生：《五年战果的赢利总决算》，《时局论丛》，第46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