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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人 1937年，商务印书馆遭遇的打击比1932年更重，由此经历了八年的苦斗。八一三之前的两周，王云五总经理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谈话会后，迅速赶回上海紧急动员布置、落实撤退事宜，将杨树浦和闸北工厂的机器、货栈所存的书籍纸张向租界迁移并当即租借临时厂房和栈房，终使大部分机器和纸张书籍，免遭大毁。 当时，商务在上海的职工有一千一百余人，又面临失业失居的困境，这个问题如何应对？ 王云五总经理在《八年的苦斗》中写道： “为商务利害计，当然给资遣散，俟将来有需要时，再行酌量复进用。当情谊计，则此千余职工皆在商务服务多年，且于一二八后为商务致力于复兴与工作，虽因丧失工作场所而不得不遣散，终觉有所不忍。为社会计，则全面持久之抗战，出版与印刷事业将普遍遭遇损失，与一二八之役，出版业中遭严重损失者只有商务一家，迥不相同，在彼时解雇后之职工不患无出路，而在此日则解雇后出路极难……” 最终，倾向于情谊和社会方面的考量，也获得了董事会主席张元济的赞同，“以万一战事波及上海，决定维持全体职工生计。”具体谋划：第一步是一旦停工，则发给维持费；第二步在租界迅速开设临时工场安插停工者，并扩充香港工厂尽量将停工者移调；第三步是在内地分设若干工厂，移调职工前往。 八一三当天，商务立即通告所有因战事丧失其工作场所的职工一律暂给半薪，以维持其生计。同时，对于在租界内继续工作及各地分馆厂人员则予以减折发薪。这种维持全体职工生计的办法与一二八时完全不同，“可是这种善意和至今仍认为正当的办法，却不幸得很，产生了不良的结果。” 因为，商务要移调那些停工的职工去香港做工、去长沙开厂时，职工多不愿奉命，甚至原在长沙的职工也纷纷要求调回上海……由此，自认由于立场、反响和功利的不同，商务采取的“留人办法”不能不自承失败了。职工们既有维持费可以聊生也可继续寻活赚钱，还无风险，在这样的感觉下生活，谁还会替“资本家”去战区冒险？ 当时，上海也有出版商，如中华书局，一面把沪厂工人全部解雇，一面把机器尽力以种种方法迁运内地，等到机器落地后再招雇已解雇的工人，并令具结入内地后如有意外各安天命，不得向雇主要求抚恤。工人因为生计，皆乐意受雇并愿具结，结果，不仅内迁成功还有些乐不思蜀了。 八一三之后的八年，从长沙、香港到重庆，等到1945年历经八年苦斗再回上海，商务已成曾经。 解雇、留人，孰对孰错？立场、反响和功利的不同终也难有定论。决定权在决策者手里，对于商务而言，第一次是对的？第二次是错的？不过，历史的经历，今天拿出来看，也许是可以读出一些意思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