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方针由妥协退让逐步转趋强硬，并于１９３７年的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之际实行了对日作战。这一重大转变具有深刻的经济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内外政策归根到底是由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注：《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３３９页。】。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产生的促使国民党对日方针转变的重大因素主要是：日本加紧对华侵略扩张，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统治层的经济利益，严重威胁着英美在华利益和地位；英美等国从其利益出发，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联系；国民党当局控制的经济力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分析这些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国民党转向抗日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旋即进犯热河，并通过《塘沽协定》使国民党的统治退至长城线以南；随后又将其侵略矛头指向觊觎已久的华北，在进行军事扩张、政治分离活动的同时，加紧经济侵略扩张。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日本侵略机构“满铁”制订了《华北经济调查计划》，准备在华北各重要城市设派出机构，调查矿产资源、工业、交通、贸易、关税的情况以及其他各国在华利益及投资等问题。次年１０月，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抛出《华北重要资源经济调查之方针及要项》，提出为“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并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须对华北经济资源进行掠夺【注：〔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第１６１——１６２页，山川出版社１９８０页。】。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的帷幕拉开后，日本驻屯军于７月制订了《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进一步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注：〔日〕满铁调查部：《支那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支那•立案调查书类•２编１卷之２）》第９７页。】。随后，关东军与华北日军以“中国驻屯军嘱托班”的名义向华北派遣经济调查团。９月底，“满铁”在天津设事务所，在察绥设调查所；１０月初，“满铁”设中国部；１２月，经日本政府批准，由“满铁”投资的兴中公司正式成立，其总部设在大连，在天津、济南及上海、广州设事务所。
    矿业是日本扩张的重点。日方通过调查得知，华北煤矿储量居全国首位，且多为炼焦用煤和无烟煤；铁矿不仅储量丰富并多为含铁量５０％以上，宜于直接炼铁。日本利用其在华北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特殊地位，以合办、贷款、直接投资等形式和强力攫取的手段，渗透、控制了该地区的矿业。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在关内（华北为主）矿业投资已达３，４８４．６万美元，超过了英国的投资额【注：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１５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而在多数合资矿业中，日资也占控制地位，如山东的鲁大、博东、旭华和华北的泰记、杨家坨等五矿共有资产１，７０４．２万元，其中日资有１，２３８．４万元，约占７２．６％【注：〔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第２１０页，１９７４年。】。
    纺织业是日方渗透的又一重点。日本各大纺织公司麇集华北，或压价收买华资纱厂，或开设新厂。到１９３７年初，天津日本纱厂已有１０家，纱锭１７７，０００枚，织机数千架。华资纱厂仅５家，纱锭７１，０００枚，织机３１０架【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第５３３页，三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版。】。华北另一纺织中心青岛也为日资纱厂所垄断，华资企业几乎无立足之地了。
    日本力图控制华北地区重要铁路干支线。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方对平汉、京包、胶济、津浦、同蒲等线路的贷款已达８，７３３．２５万元【注：《日本的对华投资》（上）第４９６页。】。日方并谋划在华北新筑铁路，如沧石、沧大、津石线，以连接正太、平汉、津浦线，且直达大沽港；彰济、高徐线，连接胶济、陇海线，使山东可直通陕甘；另外还打算修筑连接东北、华北、西北的蒙古铁路。
    在向华北的经济扩张中，兴中公司尤为突出。该公司既有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直接支持，又与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团建立了联系，自成立后即投资华北的采掘、电力、贸易、运输等行业，其资本额在１０个月内从１千万元增至１亿元【注：《银行周报》２０卷４０期。】。
    日本侵略势力还在中国白银外流风潮中推波助澜，并从中获利。１９３４年６月美国颁行白银法案并在世界市场大量购银，造成银价暴涨，并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１９３４年上海外商银行的存银由２．７５亿元减为５，４００余万元【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第４１页，１９４３年。】。１９３５年４月，国民党当局与外商银行达成停止出口白银的“君子协定”，但华北日本浪人私运白银却日益猖獗。当时华北地方当局曾报告南京政府：“近有日人在榆设机关四处，专为收买关内现洋，其价以关内通用钞票一百十二元，收买现洋一百元，致现洋流出甚多，虽经我官方查禁，而唐山遵化一带，奸商仍有私行窃运者。”“日朝人结伙公开私运，显系有组织之行为”，河北一地外流白银，“以日计十五六万元，如以月计约有四百余万元之巨数”。【注：于学忠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文（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２日）。】１９３５年，本国年产银仅７００万盎斯的日本却向伦敦市场出售了８，５６０万盎斯的现银【注：《申报》１９３６年３月２日。】。据此，可见日本侵略势力攫取中国白银的贪婪。
    日本侵略势力还策动、操纵了大规模的对华商品走私。１９３５年以来，随着国际市场银价下跌，白银私运出口渐趋冷寂，然而以日本商品为主的对华私运入口却渐趋严重。当时日军借口《塘沽协定》强行阻止中国海关人员在长城一线和冀东沿海武装缉私，从１９３５年９月起海关缉私便受妨碍；日方还直接组织各种私运公司，公开运输私货；１９３６年又策划冀东当局抛出《沿岸输入货物登陆查验规则》和《查验费征收细则》，规定输入货物只须缴纳一笔远低于中国关税的查验费（约为关税的１／４），便可“合法”进入内地。这样，大批私货由冀东涌入并流往各地。据统计，从１９３５年８月到１９３６年４月，自冀东运往天津的走私物品有：人造丝８９，６１７包（４，０３３，７４５公斤），卷烟纸６，１７１包（１，１８３，８３６公斤），布匹１２，１３１包，白糖４７９，２９６包（４３，１３６，６４０公斤），杂货１１，０５２包；其中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９日起一周内由天津运出的私货就有人造丝１，８６２包（８３０，７９０公斤），白糖４１，１７１包（３，７０５，３９０公斤），卷烟纸２４５包（１５，２３９公斤）等。【注：《银行周报》２０卷２０期。】
    日本侵略势力还竭力反对与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力图在华北建立由日方控制的货币体系。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党政府颁行币制改革令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大使馆武官矶谷、华北日本武官高桥、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大使南次郎等随即发表谈话加以攻击，公然表示要进行阻挠；在华日本银行和厂商也一再拒绝遵守币制改革令；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还频繁调遣部队、寻衅威胁，并企图立即实行华北的“自治”。在施加外交、军事压力的同时，日方谋划所谓“自主”币制。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华北日军制订了《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并于次年２月提出修正案，对建立日方控制下的币制的发行机构、发行额、本位币与辅币的种类与进位制都作了具体规定【注：〔日〕《现代史资料•续编》第１１卷第１０８－１１５页。】。经过日军松室孝良少将与冀察方面的“协商”，１９３６年５月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另行印发纸币。次年３月，伪冀东银行也发行了面额为１０元、５角的纸币及１角的辅币。
    毫无疑问，在华日军充当了这一时期经济侵略扩张的直接谋划者与推行者，他们与财界、企业界的侵略势力以及中国的分裂势力、民族败类沆瀣一气，向各重要经济领域与部门肆意渗透扩张，日本政府也对上述侵略行径或加以支持，或给予指导。例如，在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３日的《处理华北纲要》中，提出“我方的指导，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和对一般民众的指导方面，并抓住大局”；在同年８月１１日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中以及后来的第二、三次《处理华北纲要》里，都提到要在华北“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史料选编》第１９４、２０４、２０７、２１２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在１９３６年下半年的中日外交谈判中，又压中方接受降低关税、经济“合作”等条件【注：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第５６页，１９８１年版。】。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表明，对华经济侵略扩张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侵华计划中的重要方面，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此是不能推卸罪责的。

二

日本的侵华政策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对整个中华民族进行奴役与掠夺。这不仅使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深受其害，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南京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极大损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国民党的对日方针也转趋强硬。
    第一，日本的侵略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金融困难。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起的金融恐慌，是当时中国社会中原有的经济矛盾受世界银价猛涨的影响而加剧的结果。国民党政府曾采取一些措施以摆脱这一困境：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５日起财政部除开征银出口税外，另据世界市场银价开征平衡税；１２月限制出境携银为５０元；次年２月，财政、铁道、军政三部联席会议决定对平津及上海、南京、广州、汉口、济南七地报运白银事项严加注意，并令驻军对海关进行配合【注：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第１２４２号（１９３５年３月４日）。】。但是，在日军和驻华日本外交机构的纵容、包庇下，白银走私禁而不止。对此，国民党当局也深感忧虑，认为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中国政府的“存银流罄，不仅整个国民之经济，立有崩溃之虞，且恐引起全国恐慌，发生骚动。民命国运，危险万状。”【注：国民政府行政院第３１４６号令（１９３５年６月５日）。】１９３５年５月底，国民党政府决定对走私银元出口者一律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处，此后又陆续颁行了《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运输银币银类请领护照及私运私带处罚办法》等条令，直至实行白银国有，全面收兑民间存银。
    第二，妨碍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统制。从３０年代初起，国民党政府开始对各主要经济领域与部门实行统制。１９３３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此后相继设立公路、水利、农村建设、棉业统制、丝业改良等委员会，开始对棉、蚕、粮、渔、火柴、糖、盐、茶叶、煤油乃至整个金融实行统制。但从１９３５年起，这些统制受到日方的严重妨碍。在金融方面，日资银行以治外法权为由拒绝向中国方面交出存银约一千万元兑换法币；在日方武力要挟和冀察“特殊化”的借口下，平津等地收兑的现银５千余万元无法南运；被日方视作“蒋介石系统”的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在平津等地遭到排斥；另从１９３６年６月至次年５月，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法币在天津发行额只增加了５８％，而同期河北省银行券的发行额却增长了３５０％【注：〔日〕满铁产业部：《华北经济综观》附录第１０页，１９３８年。】。这些对国民党当局的金融统制一度造成极大的困难。另外，其他方面的经济统制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干扰破坏。大批的走私食糖、火柴、煤油、卷烟纸，以及日方在华北内蒙等地大量购盐，都对有关方面的产销、税收管理带来影响。
    第三、严重影响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人。日本侵略势力直接操纵的对华商品走私，导致了中国关税收入的锐减。据统计，１９３６年３月天津、秦皇岛、烟台、龙口四处的海关收入为２５，３２８，０００元，较上年同期减少１３，２７５，０００元，减收达５０％强【注：《申报》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走私最猖獗的１９３６年５月，天津海关三周内便减收６００余万元，按此比例年短收将达１亿元，约占关税总收入１／３【注：中国驻英大使馆《关于华北走私的备忘录》（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９日）】。上海海关１９３６年１至３月的关税减收额达２５％至３０％【注：《银行周报》２０卷１８期。】。关税减收对国民党政府的整个财政收入关系甚大。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年平均财政实收仅为５．７亿元，而关税收入在税收预算中一般占５０％以上【注：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４６－４７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这一时期日本对华走私导致的关税损失，远甚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失陷给南京政府带来的直接关税减收。这也是国民党当局对华北走私的反应实际上比对东北失陷的反响更强烈的重要原因。日本方面当时就颇为得意地说：走私使得“占国民收入大宗的关税收入出现巨额减收”，因而成为“南京政府的生死问题”【注：〔日〕参谋本部：《中国的走私问题》（１９３６年５月７日），《现代史资料》第８卷第１５３页，东京１９６５年版。】。
    国民党当局极为重视华北走私的危害性，逐步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遏止。从１９３５年９月至次年５月１５日，国民党外交当局曾六次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停止对华走私。５月初行政院召开内政、外交、财政、军政、交通、铁道六部会议，决定扩大海关缉私权限、强化路运缉私。在缉私机构方面，成立了以孔祥熙为委员长的防止走私委员会，在南京（后迁天津）设立以英国人安斯迩为首的海关防止路运走私总缉查处，在济南设防止公路内河私运检查处。同时接连颁行了一系列防止走私和缉私的条例、办法，并规定收买漏税货物者依刑法科刑，严禁银钱业收受漏税货物作抵借款；对偷漏关税并持械拒捕或威胁缉员警、勾结外人、秘密结社者处极刑等。然而这一切仍无济于事。孔祥熙在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华北之走私漏税，自二十四年秋季始，益形严重。虽经绳以严律，但在北方之关务官吏，对于享受领事裁判权外国人民之非法行为，则仍不能执行法令，以致走私更加猖獗。漏税损失，甚至每周有二百万元之多。且私货倾销，为害国家经济及中外正当商人之营业者，更匪浅鲜。”【注：《中央银行月报》５卷１１号，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更能说明走私问题与国民党对日方针之间关系的，是蒋介石在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０日与英国财政顾问李滋罗斯的谈话。蒋在谈到中国关税和缉私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时说，他（蒋）的政策曾经是忍耐和抑制全国的反日情绪，但他确认已经达到限度了，华北的海关是关键问题，对海关的任何侵夺或者试图用其他未经财政部同意的现有组织来取代海关，都将被认为是宣战。【注：〔英〕《英国外交行政策文件》第２辑第２０卷，第８６１－８６２页。（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１．ＸＸ，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４．）】很明显，国民党当局面临财政收入遭到严重损害之际，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方针。
    第四，国民党当局在华北的经济利益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１９３５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势力策动华北自治，企图“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史选编》第１９８页。】日方对华北地方当局软硬兼施，限期宣布“自治”；伪冀东当局自行接管了有关地区的关税、盐说、田赋，并扣截铁路收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方压该会截留属于南京政府名下的各项收入；１９３６年下半年又向冀察方面提出“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和八要项，企图绕过南京当局，全面控制华北的航空、铁路、煤矿、铁矿、筑港、电力、农林渔、通信等领域和部门。当时，华北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南京政府每年从华北征税收入约１．３亿元，税外收入１，０００万元，扣除用于华北的支出约８，３５０万元（行政费、征税费、军费、外债负担额等）后，仍有纯收入５，６５０万元；【注：〔日〕参谋本部：《华北自治运动的推移》（１９３６年１月９日）附表，《现代史资料》第８卷第１３４页。】另外，华北的矿产资源、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铁路与公路等，当时在关内均占极为重要的地位。【注：参见《东方杂志》３３卷７号所载《华北冀鲁晋察绥五省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之地位》一文。】毫无疑问，如果对日本在华北的扩张继续妥协退让，国民党当局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就会丧失殆尽。因此，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南京政府有关部门对日方关于“华北经济提携”的方案，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外交部认为：该案所列各项经济事业“无一非中央政府统制事业，而绝无一提及中央”，因此“中央断无承认该项文件之主张”。财政部的有关司署则表示：“华北今日地位之阽危，彼方谋意之深刻，经济提携不过避名取实之手段，我国决不可受其牢笼，轻于尝试。”【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２辑２０册，第２０９页。】实业、铁道、交通等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建设委员会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见。因此，国民政府行政院于１２月５日致电冀察当局，明令不得接受日方的“经济提携”案，重申一切中外合资企事业、与全国或其他各省有关的交通水利事业均应按南京当局的规定办理，或由中央统筹核办。【注：《民国档案》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概括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日方针转向强硬，是有其经济上的原因的。在此之前，南京政府曾默许华北地方当局对日方的无理要求作出退让（尤其在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所谓何梅协定的交涉中），发布和重申了“邦交敦睦”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问题上也作了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妥协退让，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野心。相反，正是在国民党当局处于财政竭蹶、金融恐慌的时候，日本在各经济领域的扩张与破坏愈演愈烈。这些经济领域的冲突又与政治、军事方面的争端相联系，从根本上涉及当时极为敏感的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如果在经济问题上继续退让，就会进一步激怒人民，使国民党统治内外交困的局面加剧。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在对日方针上不得不改弦更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

三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在加速对华侵略扩张的同时，竭力排斥英美势力，严重威胁到英美在华利益。１９３１年在华外资总额３２４，２５０万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分别为３６．７％、６．１％、３５．１％；到１９３６年底，在华外资总额４２８，５３７．２万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已分别为２４．４％、７．９％、４８．９％。【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５２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第２页。】１９３３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１３４，５５６．７万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分别为１１．４％、２２．４％、９．７％；到１９３５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９１，９２１．１万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则为１０．７％、１９．２％、１５．２％。【注：〔英〕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的英国对华政策》第１８８页。（Ｓ．Ｌ．Ｅｎｄｉｃｔｔ，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Ｂｒｉｔｉｓ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３－３７，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很明显，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及商品输出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英美。再从华北来看，１９３６年该地区出口总额１９，１１０万元，日、英、美所占比例分别为３５％、１９％、２８％；进口总额１４，０９０万元之中，日、英、美的比例依次为４４％、９％和１０％。【注：〔日〕古屋哲夫：《日中战争史研究》第２４６页，吉川弘文馆１９８４年。原书按：若计人走私因素，日本占进口总额的比例更大。】随着日本的扩张，英美在华的经济地位下降，矛盾日益加重。
    １９３４年４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攻击英国通过国联向中国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指责美国对华提供棉麦贷款与出售飞机，称日本负有“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使命”，“其他外国或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１分册，第２６１－２６３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在英、美的强烈不满与质询之下，日本外相广田不得不表示天羽声明并不代表政府，但这并没消除英美方面的疑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当时便认为：“广田批准发表此项声明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声明恰好准确地表达了日本正想推行的政策。”【注：〔美〕格鲁：《使日十年》第１３６－１３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中译本。】
    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４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书面谈话，点名攻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投靠英美、“蹂躏”日本之“正常权利”，扬言要以武力解决华北问题。【注：〔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日本对华的基础观念》（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４日）。】这立即引起了英美方面的注意，认为多田骏的声明“毫无疑问代表了日本官方的政策”，【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２辑第２０卷，第６１１页注２。】“揭示了在东京的幕后正在发生的事情”。【注：〔美〕博格：《美国与１９３３－１９３８年的远东危机》第１５８页。（Ｄ．Ｂｏｒ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１９３３－１９３８，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
    多田骏声明预示着日本即将推行驱逐英美在华势力（首先是华北）的行动。１１月中旬，在北平的英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几乎同时向各自政府报告了日军正以武力逼迫实行华北“自治”的消息。
    英美当时在华北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华北“自治”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失，英国在华北的主要经济事业有：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四大银行和中英公司、福公司两大辛迪加的机构，开滦、门头沟、焦作三大煤炭公司，壳牌、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与卜内门碱公司，对津浦、平汉、北宁、道清等铁路的贷款投资等。美国在华北有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慎昌洋行、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地毯厂美商古绅洋行天津毛织厂，等等。此外，在华北的经济地位一旦丧失，就意味着英美在长江流域、华中与华东地区更大的利益将直接面临日本的威胁。这就迫使英美政府对华北事态的发展作出公开的较强硬的反应。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５日，英美就华北“自治”问题各自发表了声明。英国外交大臣贺尔表示：“此种事端之产生，实属不幸，盖无论其真相若何，皆足使人相信日本现正施用武力，铸造中国内政之发展与行政之安排也。任何事件徒能损害日本之声望，与妨碍各方所愿日本与中国及其他邻友间相互友好关系之发展。”【注：《外交评论》６卷１期。】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在华北“现在进行着一项性质不同寻常而可能有远大影响的政治斗争”，“无论这事的起源如何，无论是谁干的，无论所采的方法如何，事实是很清楚的，有人在努力——同时有人在抗拒着——造成中国北部几省的政治地位和情况的重要变化”；“在上述地区内，美国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是相似的。在这地区有着，而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也关连着，相当多的美国国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１辑第４８０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这是英美对华北“自治”运动首次公开表明反对的态度。
    １９３６年春夏之际大肆泛滥的走私是华北“自治”运动的产物，它进一步威胁着英美的利益。首先，直接影响外债的担保。根据有关协议，国民党政府须从１９３６年关税收入中支付５５，３６４，９３１元外债以及４１，１７８，３８２元的庚子赔款。【注：《中行月刊》１２卷１－２期合刊，第２２－２８页】而华北的关税收入每年要提取１，４００万元作为外债负担。【注：〔日〕《现代史资料》第８卷第１３４页。】走私导致中国关税的锐减，势必严重拖宕对外债的偿还。其次，冲击着英美原来的市场。当时走私物品种类甚多，大宗的有人造丝、酒精、染料、电池、胶靴、轮胎、卷烟纸、干贝、香水、电气材料、烧碱、针、布匹、食糖、煤油、西药等。这不仅冲击了华资工商业，也极大影响了外商。例如，１９３６年４月至５月上旬流入天津的走私煤油、汽油有４４，０００箱，日租界的石油商专营私油，使英美产品市场几乎丧尽。因此，英美方面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１９３６年５月２日、１９日和６月１日，英国大使克莱武接连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照会，指责日本扶植利用冀东当局、策动走私，表示严重关注着中日关系的现状。６月４日，英国政府令克莱武大使向日方表明：英国的利益与中国的和平、海关完整密切相关，如果迫使中国选择战争，日本的利益也会受损。【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２辑２０卷，第８６８页。】５月１４日，美国大使格鲁就华北走私问题向日本提出抗议；２５日国务卿赫尔宣布正在调查包括日本在华北走私、夺取美国市场在内的，在华美国商业受到损害的情况，并考虑采取外交行动予以应付；【注：《申报》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７日。】此外，英美方面还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就日军策动走私、干涉中国缉私的情况向日本政府交涉，国民党中央政府必须直接处理缉私事务而不许地方当局介入，有效制止走私，结束华北的“特殊化”局面。这些都表明，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威胁着英美在华利益与地位，英美对此已不能熟视无睹了。
    当然，这一时期英美与日本的经济利益矛盾与冲突，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于原料产地、商品市场与投资场所的争斗，属于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范畴。但是，由于日本采取的是推翻南京国民党政权，排斥他国在华势力、独占中国的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而英美采取的却是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扶植南京政权，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下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在华利益与势力范围的政策，这就使国民党政府只能投向英美一边。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冲突、英美政府所表示的对日本的强烈不满，不会不对国民党政府发生影响，使之对日本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

四

１９３５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中的又一重大变化是：国民党当局在财政金融困难及日本侵略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进一步向英美等国谋求财政经济及其他援助。英美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以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控制。
    第一，在币制改革问题上，英美先后发挥了较大作用。
    １９３６年６月国民党政府正在酝酿币制改革之际，英国宣布李滋罗斯赴华。李滋罗斯自１９２４年起一直担任英国首相及财政大臣的国际金融事务首席顾问，１９３５年又出任国联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他的赴华表明英国当局对中国事态的关注，仅此一点，便极有利于国民党当局抛出币制改革方案。９月下旬李滋罗斯抵华后，根据英国当局的指示参与了制订中国币改方案。他提出：中国放弃银本位，取消各商业银行发行纸币之业务而由政符银行专司，新币制汇率与英镑相联，英国提供贷款作为外汇保证。【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２辑２０卷，第６３０－６３１页。】在公布币改令的一周之前，国民党方面便将最后方案通知英国，要求予以合作。英国财政部向在华各英商银行转告同意合作的意见。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英国大使贾德干于１１月４日（即币改令生效之日）颁令，要求所有在华英人及团体停止用现银支付。【注：《银行周报》１９卷４４期。】这就使中国方面绕过治外法权，获得了英方将率先遵守币制改革的保证。１２月，英国政府又同意在华英商银行交出存银兑换法币。当月底与次年１月初，英商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等银行，以及花旗、大通、运通、荷兰、华比、中法工商等欧美银行，均向国民党政府银行交出了存银。另外在中国公布币制改革方案的前后，中国大使施肇基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多次谈判，在施肇基作出中国币制不与任何外币相联的允诺后，双方于１１月１３日达成协定：中国按每盎斯６５．６２５美分的价格向美出售５，０００万盎斯白银，所得款项存入纽约银行；美方的代表监督中国使用该款；中国不向伦敦市场抛售白银。【注：〔美〕《美国外外关系文件》（１９３５年）第３卷•远东，第６４１－６４２页。（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ｕｉｔｅｄＳｔｒａｔｅｓ．１９３５Ｖｏ１．Ⅲ，ＦａｒＥａｓ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５３．）】国民党政府宣布币改时，直接掌握的外汇仅为３，０００万美元，因此这笔售银所得的３，２５０余万美元，对于维系新币制汇率的稳定，无疑是十分急需的。
    第二，国民党政府从英美等国获得了大量外汇与借款。
    １９３５年底至次年初，国民党政府再度谋求向美国大批售银而获得外汇。１９３６年４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陈光甫赴美与摩根索谈判，并于５月中旬达成《中美白银协定》：美方从当年５月至次年１月从中国购买７，５００万盎斯白银（每盎斯４５美分），中国可以要求美方用黄金支付；美方另向中国提供２，０００万美元外汇，中国以５，０００万盎斯白银作抵；中国售银收入存于纽约，由美方监督使用；中方同意开铸银辅币，放宽工艺用银限制，增加发行准备中银的比例。【注：〔美〕《摩根索日记摘要》第２２６页。（Ｊ．Ｍ．Ｂｌｕ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Ｄｉａｒｉｅｓ，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ｒｉｓｉｓ１９２８－１９３８，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ＭｉｆｆｌｉｎＣｏｍｑａｎｙ，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５９．）】摩根索并公开声明，将以购银方式向中国提供美元外汇。对于这一协定，日本方面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已经用一种有害于日本的方式大大巩固了中国的经济局势”。【注：〔美〕杨格：《１９７年７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２７７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译本。】
    １９３７年，国民党政府又获得了大量美元外汇。这年４月，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皮尔逊访华，与中方达成１５０万美元信贷协议，用以购买美国机车。【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３７年）第４卷第５８６页，华盛顿１９５４年。】这笔贷款数目虽不大，但却是棉麦贷款以来美国政府所属银行的首次贷款，表明美国在对华经济关系上正采取积极方针。同年７月８日，孔祥熙在美国与摩根索达成协定：美方按每盎斯４５美分的价格，买下《中美白银协定》内中国作抵的５，０００万盎斯白银和原先存于旧金山的１，２００万盎斯白银，中方可用卖银收入在美购黄金。【注：《摩根索日记摘要》第４７９页。】次日，孔祥熙又同进出口银行达成原则协议，美方将在两年里提供５，０００万美元的信贷。【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３７年）第４卷第６１０页。】
    英国在中国币制改革前后曾考虑对华贷款，后因顾忌日本与美国的反对而拖延下来。随着远东局势的演变，从１９３６年下半年起这一问题出现了转机：日本对华的扩张和其他西方国家打入中国投资场所的态势，使英方急于采取行动；币制改革后法币与英镑的汇价保持稳定，为英方加快对华资本输出、扩大贸易提供了便利。至１９３７年７月底８月初，孔祥熙在伦敦与英方正式达成了整理内债借款协定２，０００万镑、广梅铁路借款协定３００万镑、浦襄铁路借款协定４００万镑。中方则以关税、盐税收入作为担保，同意保持英人在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务，向中央银行派遣英籍顾问、监督借款的使用，等等。【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３７年）第４卷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另外孔祥熙１９３７年抗战前访欧期间还达成了新的借款协定，其中有：与荷兰达成１，０００万荷币的信用贷款，与瑞士达成６，０００万瑞士法郎借款，与法国分别达成调整金融借款２亿法郎及购置飞机信贷１．２亿法郎，与捷克达成购买工业设备、材料信贷１，０００万镑。【注：《民国档案》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国民党政府还在铁路建设上获得了大批借款。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国民党当局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利用他在西方金融实业界的影响争取外资，另一方面清理积欠铁路债务以提高信用。这样，从１９３６年起至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国民党政府同德、法、比、英、捷克等国达成铁路借款达３１，９３２，３７０镑。【注：详见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第６３－９３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版。】
    第三、国民党当局主要从德国获取了大批军备和国防物资。
    德国政府当时迫切需要战略物资及农产品的稳固供应处，并试图在军事、政治方面影响与控制南京政府，德国工业集团也急于打入中国市场。因此，德国在谋求与日本结盟的同时，一度采取了较积极的对华经济方针。
    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３日，德国哈普罗公司总裁克兰与南京政府签订易货协定，同意中国以原料物资与德方交换军事工业品。为了加快中德军火交易的步伐，１９３６年４月８日，国民党政府的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在柏林签署了《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规定德方向中国提供１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方可用此信贷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方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３辑５卷，第４１１－４１２页。（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Ｇｅｒｍ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ｒｉｅｓＣ，Ｖｏ１．５，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６．）】这就使国民党政府能在外汇拮据的情况下，迅速从德国获得大量急需的武器装备。据统计，１９３６年国民党方面从德国购入武装与军事装备达６４，５８１，０００金马克，１９３７年亦达６０，９８３，５００金马克，【注：〔美〕科贝，《德国与中华民国》第２２０页。（Ｗ．ＣＫｉｒｂｙ，Ｇ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其中包括高射炮及牵引车、反坦克炮、机动火炮、海岸防卫炮、野战榴弹炮、鱼雷艇、布雷艇、水雷、各种炮弹及子弹、探照灯、钢盔等。【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３辑６卷，第１７－１８页。】此外，德国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兵工厂设备与技术，制造一些德式军械。德方当时曾认为：中国在德国顾问及武器之下重整装备，三年后便会达到使日本不容轻视的地步。【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３辑６卷，第７４４页。】
    勿庸置疑，这一时期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是以强化各自在华地位、争夺投资场所与市场为目的，往往以中国方面付出沉重代价为前提：中国的财政金融被控制，重大经济主权和利益受损害，增加了新的经济负担，在外贸产品构成中处于劣势，等等。因此，这种经济联系的加强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进一步深化了。然而，在中日矛盾愈益激化、中国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危险日益逼近的历史条件下，英美等国与国民党政府经济联系的加强，客观上增强了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抗衡的实力，有利于促使国民党对日方针的转变。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宋子文在谈到英国对华巨额贷款时曾说：虽然这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弥补军费增加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预算”时局。【注：《外交与企业》第１７０页。】也就是说，这是国民党当局决定抵抗日本入侵时所考虑的重大因素之一。事实上，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直接充实了法币的外汇保证，也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多笔铁路贷款的获得使铁路建设加快，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初步形成的大规模引入外资、技术设备的方式与渠道，为战争时期获取外援作了准备；英美等国从其日益增多的在华利益出发，在日本全面侵华时，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行动。但是，如前所述，这些援助是以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换来的。

五
    

分析国民党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还必须对国民党当局控制的经济力量的变化进行考察。从根本上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本侵占东北以及对华北等地的渗透扩张，又给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损害。但这并不排斥某一时期、某些部门的经济有相对显著的发展，更不意味着统治阶级及其代表所掌握的社会财富、经济力量不能有较大增长。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英美等国的扶植下，国民党当局对外举借新债，对内运用政权力量，从各地方军阀、异己势力集团处集中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从包括中小工商业者在内的广大民众那里聚敛了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在不触动其统治基础的前提下，对某些经济关系进行了调节。到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当局控制的经济力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第一，基本确立了金融统制的体系。
    从１９３５年起，国民党当局利用金融恐慌和中日矛盾激化的局势，断然采取措施，建立政府银行网，控制商业银行与钱庄，实施币制改革。同年３月，国民政府宣布中央银行增资到１亿元，居各行之首位；１０月在中央银行属下设立中央信托局，资本１，０００万元。在加强中央银行地位的同时，又对中国、交通银行改组：规定中国银行资本由２，５００万元增至４，０００万元，官股由１／５增至１／２；交通银行资本由１，０００万元增至２，０００万元，官股从１／５增为３／５；两行的官董原各为３人，现增至各９人；官监从各１人增为各３人；规定中国、交通二银行各项业务，均系“受国民政府及中央银行委托”。【注：《修正中国、交通银行条例》。】至此，实力雄厚、影响重大而难以驾驭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就完全为国民党政府所掌握了。另外，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３５年４月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升格为中国农民银行，资本由２５０万元增为１，０００万元，次年１月复授权该行发行纸币，并与中、中、交三行共同接受地方银行的现金准备与保证准备。于是，国民党政府银行体系正式确立了。
    １９３５年５月与６月，财政部乘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银行的告急而接管三行，随后将三行资本总额均定为４００万元，官股均为８５％以上，由官董任三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注：《银行周报》２１卷１０期。】１９３５年６月，财政部又拨金融公债２，５００万元救济濒临停业的钱庄，组成以财政部次长徐堪为首的钱业监理委员会和以中、中、交三行为主的救济钱业放款委员会，从而严密控制了上海的钱庄业。此外，国民党政府银行还加强了对储蓄、农业贷款及渔业贷款的统制。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３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币制改革令，其主要实施情况为：以政府各银行所发纸币为法币，收兑其他银行之纸币，至１９３６年底，法币占货币流通额的比例由币改时的６７％增为７８％；【注：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收兑民间银币银物，至抗战前夕敛集了３亿多盎斯白银；由中、中、交三行统制了外汇买卖业务。
    币制改革的施行，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大部分区域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这是民国以来任何地域性集团不能比拟、任何地方实力派办不到的。这对民族工商业发展具有阻碍作用，并在以后进一步显现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腐朽性。但是在抗战前夕，这种金融统制却有利于国民党当局统一各地的政治、军事力量和财政渠道，客观上有助于限制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和挫败日方策动的分裂活动。此外，金融机构的统制与货币的统一，又利于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爆发时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敷作战之需。
    第二、岁入有较大增加，收支状况有好转。
    国民党当局在国内通过增加税收和举借内债以增加收入，抵消沉重的支出负担。
    从关税来看，１９２９年２月起废除旧税则，进口税率从“值百抽五”升至７．５％到２７．５％。次年２月起以海关金单位计征进口税，从而免受银价变动的不利影响；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４年又多次提高进口税率并开征附加税。这样，关税收入由１９２９年的１７，９００万元增至１９３７年的３７，９００万元。【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附录一。】盐税方面，财政部于１９２８年７月起管理征收，次年恢复嵇核制，以后又采取一系列增加中央收入、减少地方偷漏截留的措施，并数次提高税率；西南事变后，南京政府又控制了粤桂盐务。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征得盐税２０５，４３３，０００元，比１９２９年增收２３５％。【注：《银行周报》２１卷５期。】再从统税来看，自１９３１年截厘后开征，通过不断增加税项、提高税率，在全国划一课征机构、扩大开征地区范围，征得的税额有较大增加。１９２９年相应的税收额仅４，０５０万元，１９３６年虽因日本染指华北而减收，但仍达１３，１３０万元。【注：《民国财政史》第４７页。】由于控制了关、盐、统税并增加了收入，国民党政府的整个财政收入状况有了一定保证，１９３６和１９３７年财政实收分别达８１，７００万元和８７，０００万元，而１９２９年的数额仅为３３，４００万元。【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附录一。】
    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发行公债库券来敛集民间财力。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１９３５年币改前，以财政部名义发行了３５种债券，共１，６３６万元。另从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６年，国民党政府以铁路、公路、电气、水利等建设项目名义，向国内各银行借款６，３５０万元；从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发售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共２８期，扣除支出后，纯收４，８６０万元。【注：《国际劳工通讯》３卷１２期。】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的改善及其他收入的大量获得，整个岁出岁入状况渐趋平衡。
    第三、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经济国防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从工业看，如以１９２６年净生产指数为１００，１９３６年便达１８６．１。农业方面，１９３６年产值约为１，９８９万元，比１９３５年增加５．９％，比１９３４年增长了１６．１％，【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３７１页。】其中粮食产量达１，９３４百万担，比前三年平均年产量增加４％，棉花达２，０００万担，比前三年平均产量增加２５％。主要农产品收购额增加２，０００万元，出口额增加３０％。【注：《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先生致股东大会报告书（民国廿五年度）》。】对外贸易方面，在进出口贸易均有增长的情况下，外贸入超率有所下降。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进口额增加３７％，出口额增加了４６％。【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１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至１９３７年６月底，国民党政府掌握的黄金、白银、外汇已达３７，８９０万美元。【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２８０页。】
    与国防关系密切的交通部门也有较大发展。１９３２年通车公路为７０，８００公里，１９３６年便达１１１，０４０公里，在建公路４８，２００公里。【注：《全国经济委员会１９３６年报告书》。】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由８，０００余公里增至１３，０００公里，其中１９３５年后完成约２，０００公里。【注：《中国铁道建设》第９５、９７页。】
    南京政府成立后即致力于军阀混战和反共内战，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甚大，除１９３５年度为３６％外，其余年度均在４０％以上，【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这就出现了军事部门大大先于其他部门发展的畸形状况。中日矛盾激化后，又在军备方面投入了大量物力财力。自１９３６年起由资源委员会实行对钨锑产销统制，拟订重工业建设计划，初步规划了钢铁、铜、铅、锌、金、铝、煤、汽油、硫酸铔、酒精、碱、发动机、工具机、船舶、电力等建设项目，其中部分项目在抗战前夕已开建。资源委员会并对各地重要工厂、矿区、铁路、航运、电信、桥梁、水道，以及财政、货币、金融、贸易、侨汇、物价等事项，作了较周密的调查。这些都为战时更大范围内统制物资供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总之，到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当局在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内，对财政金融及生产流通等领域的重大事务，以及重要资源、民间财力，基本上能加以支配或控制了，财政收支状况有所好转，经济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发展；再加上从英美等国获得大批外汇与借款，购入相当数量的军事工业品，使国民党当局控制的经济力量有了较大增长，为国民党转向抗日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
    国民党当局为增强其经济实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经济与非经济的），对这些政策、措施的性质和作用需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有的措施的出发点是为了防御日本入侵，但有的政策的目的则是内战、“剿共”，只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转为增强抵抗日本的能力。不少政策当时就具有妨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有些措施则属于剥削阶级内部各集团、阶层间经济关系的调整，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则由此而日趋穷困。同时，上述各项政策、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及政治统治。

六

综上所述，国民党当局从对日妥协退让到逐步转向抗日，是日本侵华政策与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利益冲突日趋激化、并且开始严重威胁英美在华利益和地位的过程，也是英美等国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联系逐步加强、国民党当局掌握的经济力量有较大增长的过程。这就告诉我们，从经济上分析，国民党转向抗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随着英美等国对华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国民党当局控制的经济力量与社会财富的较大增长，国民党当局更须对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持强硬方针，以维持其统治的根本利益，维护其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地位。
    经济原因是促使国民党转向抗日的基本原因，它决定着这一转变的总趋势，但并不意味经济原因是唯一的原因。恩格斯说过：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在于经济状况，“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７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作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它的对日方针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多方面的动因。本文不可能对各种因素作出全面的阐述，但应当指出的是：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是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的综合运动，不存在超离其他条件的纯粹经济运动，与此相反，经济领域内诸矛盾的发展变化，只是整个社会更大系统的运动之一。本文述及的各重大经济事项，都是在中日矛盾激化的社会环境下发生，并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事件交织而呈现的。经济原因与其他原因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还应指出的是，国民党转向抗日的过程中，有着曲折、反复以至暂时倒退的情况，但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个重大历史转变。历史发展是复杂的，但又是有规律的。国民党转向抗日是当时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决定及国际环境影响的产物，是由经济原因与其他诸项社会历史原因“交互作用”而促成的。只有从多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更完整地了解这一历史现象的全貌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