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调停，国内多数论著说它是“日德帝国主义的勾结”，是国民党政府“卑鄙无耻的投降行径”。长期以来，这似乎已成为无庸置疑的定论，以至于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文章极为少见。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已经出现了对事件过程的比较客观的叙述。但有的文章仍在习惯性地沿用“狼狈为奸”的说法，同时却提不出（也许是觉得根本不必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具体论据。因此，继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有必要。
    陶德曼调停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它始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终于１９３８年１月，这一时期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此后，德国的对华政策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日本的对华军事战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政府为什么介入调停，它在调停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日本对华战略是怎样发展的，陶德曼调停在这个战略发展中占有何种位置？中国政府为什么接受调停，其立场如何？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仔细地实事求是地探讨分析。
    一、德国是否与日本狼狈为奸？
    如果仅仅是从概念定义出发，似乎可以认定：既然３０年代后期的德国与日本同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而法西斯又总是主张对外扩张，那么，德日的狼狈为奸是必定无疑的。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关系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它受着多方面诸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公允地说，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态度基本上是中立的，这并不是说德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什么同情，而是由德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所决定的。
    事实上，中日战争一开始，德国就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持有异议。７月２８日，德国外交部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作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４２页，英国皇家文书局１９４９年版。】据台湾的一些史学家统计，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有８０％左右来自德国。德国并屡次向中国政府声明，１９３６年德日之间缔结的防共协定于中国无涉，德国没有援日义务。
    日本一再向德国抗议，强烈要求德国停止对华军火供应，并撤回驻华军事顾问。日本认为德国的行动“是对１９３６年秋德日条约真诚继续的一个威胁”【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４４页。】，并声称德国如继续以军火支援中国，日本将不惜退出德日防共协定。然而，德国的回答却是劝日本“不要言过其实”。为了应付日本，德国在表面上亦对各厂商发布了禁止武器出口的口头通知，但实际上对华军火仍以隐蔽的方式照旧输出；对于日本要求撤出驻华军事顾问的要求，德国予以拒绝。他们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如自中国撤出军事顾问，即意味与南京政府为敌，德国将不考虑采取这一行动”【注：台湾《传记文学》第４３卷第４期第４８页。】。９月２２日，日本驻德大使会见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要求德国政府召回其驻华大使。牛拉特直率地予以拒绝说：“我们没有撤回大使的惯例，即使日本的轰炸机把炸弹投到我们大使居住的开放城市中。”【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６０页，第７８７页，第７９９页，第８１１页。】此外，日本还曾要求德国承认伪满洲国，要求给予伪满驻德商务专员以外交官待遇，德国政府均未接受。
    在陶德曼调停中，德国对中日双方都力陈和战利弊。一方面，它劝中国“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还算过得去的和平努力”，声称“中国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可能再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而“中国政府推迟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就越大”【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６０页，第７８７页，第７９９页，第８１１页。】。另一方面，德国也对日本施加影响。当狄克逊得知日方有意提高和谈条件时，他告诫日方说：“如果蒋介石签订和约，这对于日本将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他被推翻或他拒绝缔结和约，则将对日本极为不利。”【注：《德中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６０页，第７８７页，第７９９页，第８１１页。】德国外交部曾训令狄克逊向日本指出中国布尔什维化所引起的危险，并说：“德国和日本反对共产国际的共同利益要求中国的正常情况尽快恢复，即使这只是在不能完全满足日本愿望的条件下才能做到。”【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６０页，第７８７页，第７９９页，第８１１页。】德外交部长在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０日会见日本驻德大使时，再次重申了长期战争会给日本带来危险的看法。
    德国希望中日两国在日方所提第一次条件的基础上和谈，但日方的要求却不断升级，这使德方很不满意，甚至于颇有愤言。陶德曼就曾指责说：“此项修改条件由我方转至中国，实为一项‘无耻的陷阱’，日方实在玩弄我方，在中国政府面前，我们已丢尽颜面。”【注：台湾《传记文学》第４３卷第４期第５０页。】
    在整个调停过程中，德国外交部不止一次地指示陶德曼和狄克逊对中日双方需持中立的不表明立场的态度，要求他们只作为一个转达信件的中介人，不要“超出一个递信员的地位”。他们还特别要求陶德曼“避免陈述官方或私人意见，并应勿使中国政府对德国担任此项任务可能成为日本玩弄花样的工具产生反感”【注：台湾《传记文学》第４３卷第４期第５０页。】。德国外交部甚至不同意使用“调停”一词，称德国的行动“并非调停，而只是把我们所知道的交战双方的意见作为消息来传递”【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９３页，第７７６页。】。可见，我们通常所称的“陶德曼调停”，在德国人的心目中，绝非仲裁式的调停，只是牵线搭桥而已，德国不想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不想得罪任何一方。牛拉特一度曾指示狄克逊不传递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以上这些资料都是德国外交官员之间的绝密文电，应该认为是可信的。
    德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中立态度，其原因不难理解。这在德国外交官员的来往文电中已多有披露。其一，德国不愿让日本独占中国，丧失其已有的在华利益。陶德曼曾指出：“意大利在中国扮演了一个相当消极的角色，被认作为日本的盟国。他们能够实行这样的政策，而我们却必须保护我们在中国的仅次于英美和日本的重大的经济利益。”【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９３页，第７７６页。】德驻日武官奥特就曾向日军方人士抱怨说，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地影响了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
    其二，德国不希望日本为渊驱鱼，使中国“布尔什维化”。日本曾一再声称它是在中国与共产主义作战，要求德国履行义务支援它。但德国认为德日条约只是为了对付苏联，而不是要在第三国领土上与共产主义作战，日本的行动只会更快促进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调停中，国民党政府注意利用这一点，曾多次向德方表示，如果日本一定要灭亡中国，中国将倒向苏联。孔祥熙就曾明确地对德国人说，假如和谈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抗战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苏联的怀抱亦在所不计。德国对苏联对华援助的增加惴惴不安。他们感到“俄国对中国日益增加的援助，很快将要使我们面临抉择——是撒手离开中国，还是促使敌对行动停止”。他们认为德国军事顾问使用俄国武器帮助中国与日本作战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９１页，第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第７３３——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
    其三，在德国的全球战略上，他们一直希望日本能在远东积极配合，把主要军事力量指向苏联，而不应深陷于中国战场。德国外交部据驻苏使馆的情报得知：“苏联正以各种方式煽动冲突，以转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德国认为“中日战争使苏联政府得利，它很乐意看到日本在其它地方受到牵制，并由于军事作战而受到削弱”【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９１页，第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第７３３——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他们向日本人指出继续把战争打下去，“与俄国相对比，日本将日益削弱”【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９１页，第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第７３３——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
    以上诸点，德国官方文书中曾有明确的表述。早在１９３７年７月，德国外交部在给各驻外使节的指示中就已指出，“由于我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以及我们的反共政策，我们极为关心事态的进展，迫切希望事件早日和平解决”【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９１页，第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第７３３——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德国不希望中日战争持续下去，它对日本决定中断对华接触很不满意。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狄克逊向广田表示：“对于日本不能忍耐中国的延宕及时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日本却要负断绝商谈的责任。”【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９１页，第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第７３３——７３４页，第８２１页。】
    二、如何看待国民党政府的谋和活动？
    首先，应该明确“谋和”与“投降”有着重大区别。投降是以某一方的全面屈服而结束战争，而谋和的范围和内容则要广泛得多。投降是谋和的方式之一，但并非所有的谋和都是投降，这两个概念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不能任意地混淆使用。我认为，在战争之初，战争中的任何一方为寻求结束战争而作出努力，其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即使是弱者谋求议和，也不能一概视之为乞降，关键在于看它的基本立足点何在，看它准备为这和平付出些什么。
    在当时的中国，面对着日本气势汹汹的侵略，应否谋和？如何谋和？存在着三种意见：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坚决抗日派，他们反对作任何妥协，要求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主张“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注：《毛泽东选集》第３２１、３２３、３４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竖排版。】。二是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和恐日派，这些人中后来有许多人成了汉奸。他们认为：“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注：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第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他们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这些人频频向蒋介石施加影响。南京陷落之前，汪精卫为主和写给蒋介石的信就达１０封以上。再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实权派，他们的意向将决定中国政府何去何从。这一部分人既不以坚决抗战到底为然，认为无论如何抗战，中国在目前是不可能打到收复东北失土这个“底”的。同时，他们也不同意以过多地丧失主权来谋取和平，全面屈服于日本。他们或希望中国的初期抗战将使日本因“速战速胜”的美梦破灭知难而退，或希望在中国苦撑战局时，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借助外力而赶走日本。这一部分人当然希望和平，但他们希望的是作出某些让步的和平，而不是无条件和平。
    无疑，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纲领是最彻底的，是中国抗战前途的最佳选择。但事情并不都是非此即彼，其它的方案可能有错误或不切实际，但不能都斥之为投降主义。在评判陶德曼调停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一）国民政府在陶德曼调停中的态度
    国民政府在调停中始终坚持不是战败者向战胜者屈服求和的原则。当时日军大兵入境，如果中日和谈被视为败者向胜者的求和，无疑将会使停战条约成为中国对日本的“降约”。对此，国民政府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当淞沪战败，日军直指南京之时，蒋介石仍对陶德曼指出，他不能接受“那种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表示中国愿以协调的和谅解的精神，讨论日本的要求，但日本切不可以胜者自居，将所提条件视为最后通谍，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谍”【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８８、７９５页，第７９７页，第７９５、７９７页，第７８６页。】。中国外交部次长亦对陶德曼强调指出：“假如日本以向战败者任意规定和平条件的战胜者自居并且这样做的话，那将会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真正和解的前途，造成很大的损害。”他表示“大使提出来的各点可以作为商讨的基础，但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认为是以最后通谍形式提出来的不可改变的要求”【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８８、７９５页，第７９７页，第７９５、７９７页，第７８６页。】。
    当时情况下的中日谈判，在实质上不可能是平等的谈判。国民政府是准备作出妥协和让步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它又不愿使让步成为完全投降。对谈判中外交地位的注意，就是这种态度的反映。
    在陶德曼调停中，尽管国民政府的前后态度有所变化，妥协倾向有所增强，但它始终坚持了它的主要立场：华北主权不退让。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就日本第一次所提条件进行谈判，但他明确指出“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１２月５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就和谈问题提出了两个“我们认为极重要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它们的完整必须维持”【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８８、７９５页，第７９７页，第７９５、７９７页，第７８６页。】。
    国民政府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和谈目标，是恢复抗战爆发前状态。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倘日本无意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则中国什么样的要求也不能承诺”【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８８、７９５页，第７９７页，第７９５、７９７页，第７８６页。】。这里，我们要指出国民党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它在和谈条件中避而不谈东北问题，置东北失地于不顾，这是一种严重的妥协行为。
    （二）国际社会对国民政府的影响
    抗战初期，中国基本上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英美等国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一直标榜中立，对中国没有什么实际援助。只有苏联表现出比较积极地援助中国的态度，但其大宗援助到达中国也是１９３８年中的事。这种国际形势，对于一个信奉“以夷制夷”而不相信人民力量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不得不考虑在这种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对于战争的取胜有多大把握，抗战到底与适时谋和何者更为有利？
    国际社会还给予中国另一方面的影响，即促成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德国如此，英美等国亦如此。布鲁塞尔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宗旨下召开的。它们不想采取强硬措施制裁日本，而只想呼吁中日双方以克制态度来实现停战和平。这对国民政府的战和政策，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蒋介石集团还曾期望，日本在华行动会触犯英美在华利益，从而引起它们的干涉。但事实是，日本侵犯了英美在华的利益，它们仍然不愿同日本翻脸。如英国驻华大使被日机射击受重伤，英美舰艇受日军袭击等事件，英美均以抗议和要求道歉而了结。结果，蒋介石集团的期望成为泡影。
    （三）国内战场的不利态势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南北两个战场上均处于不利状态。在北线，日军连陷南口、张家口、大同、保定。中国军队集中了３１个师、１３个旅，所进行的太原会战，于１１月上旬宣告失败。在南线，中国方面前后集中了７０万兵力投入淞沪作战，结果也遭到失败。
    面对国内军事的严重情况，１０月下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了停战问题，从军事角度分析了它的可行性。其时，太原会战和淞沪会战都已程度不同地显示出对中国不利的趋向。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了停战对于中国军事的利弊，认为“停战对士气不利”，但同时又指出“目下现役部队略已使用完尽，此后补充者多系新募，未经训练，故战斗力益见低劣，故以适时停战为有利”；“械弹器材、被服粮秣之积储略已用至半数，后续补充堪虞，故以适时停战为有利”。会议还认为，由于目前晋、鲁、沪方面作战成败尚未最后决出，“故在目前停战，外交形势尚不恶劣”。
    会议还就停战对于中日双方的利害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敌我双方都会利用停战来进行调整补充，但于我有利者多。诸如：“增筑防御工事及设备，于我有利，因我方为防御。组织民众及游击队，于我有利，因在我国土作战。增强各地防空组织与设备，于我有利，因我空军劣势，不能袭击敌国。整理后方交通，于我有利，因无空袭。军械弹药器材之输入，于我有利，因我方所购之弹药等，愈迟则到者愈多。”因而，国防最高会议的结论是：“综观以上利害比较，停战或短期停战于我物质上均较有利。故在有利之条件下，自可接受。”【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１５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据此，可以认为，国民政府对于停战是有它自己的某种考虑的：一方面它固然期望能达成永久停战；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对此抱有幻想，即使议和不成，也可利用短期的停战得一缓兵之机，在军事上喘一口气。这一点在当时的上层人士中颇有些议论。如王芃生在１２月１０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一面指出日本的议和是阴谋，不可上当，一面陈言：“倘在钧座领导政策及接济补充上，如属一时缓兵之必要，不妨密令要员虚与委蛇，以松懈敌心，而探其计谋深浅，借使从容作大举反攻之布置。”【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３辑第９册。】在陶德曼调停中，中国方面坚持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不可能进行任何类型的谈判”，希望德国“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行动，作为恢复和平的最初步骤”【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４集第１卷第７９７页。】。因此日方曾有人认为中国是在采取拖延策略，为获得喘息之机而同意调停的。
    关于蒋介石接受陶德曼调停的真正动机，目前还缺乏更多的更权威的历史资料。以上所引论据毕竟是出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底召开的国防会议。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目前无论是肯定或否定方面都没有进一步的直接证据。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指出，陶德曼调停并不象一些论著所说的那样，是见不得人的阴谋活动。在调停过程中，中国政府曾多次向苏联通报此事，征求苏方意见。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初，苏联曾答复说，关于委员长与德大使陶德曼谈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只好采取下列态度：“日本如撤回其入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日本如果实行上述先提条件的时候，中国国民政府就允许谈判两国间一切问题。”同时，苏联政府对日本能否遵守停战协定以及德国调停的意图也表示了疑虑。对此，蒋介石在１２月６日的回电中答日：“对德调停之答复，正符鄙意，当不被敌所欺，请勿念。”【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３编第２卷第３３９、３４０页，台湾１９８１年出版。】至日本方面更改条件后，中国外交部再次向苏联驻华大使通报了情况，并表示：“我国政府认为这些条件没有考虑余地，委员长期望阁下密告苏联政府，期望听取苏方意见。”
    陶德曼调停由于中日双方的意旨相去甚远而无法成功，它对中国的抗战是否带来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呢？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理由是：由于调停是在国民政府高级决策人士中间秘密进行，当时外界知者甚少，故它对于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并未造成实际影响。
    三、日本走上了长期战争的道路
    以往，在论及陶德曼调停时，人们往往对日本本身也需要停战议和这一点未加注意，自然也就无法体察陶德曼调停在战争初期日本对华战略发展中的地位。事实上，陶德曼调停正是日本对华战略的一个转折点，由此，日本的有限战争战略开始转向全面战争战略。日本决策层内部曾有一些人主张经陶德曼调停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状态，但是他们的意见最终未被政府接受。
    日本侵华战争刚爆发，在日本决策层内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强硬派主张以武力压服中国，认为只要对中国作一次沉重打击，便可以瓦解中国的抵抗，甚至有人认为，只要日本的运兵车一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注：崛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８５页，东京１９７３年版。】。另一派（可称为慎重派）则主张尽可能不扩大事态。从对苏战略出发，他们担心中日冲突旷日持久，演变成全面战争，这将使日本对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战略地位。他们担心日本会“象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在中国陷入泥沼”【注：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合作政治》第５１页，美国斯坦福大学了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慎重派的代表人物、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曾反对由国内动员兵力前往中国，并要求把所有驻在华北的日军撤回“满洲国”。
    在中日战争不断扩大升级的同时，慎重派展开了秘密活动，以求早日结束中日战争。９月，以慎重派为主要掌权者的参谋本部避开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德国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去试探德国方面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１０月，参谋本部又派马奈木敬信中佐与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奥特少将进行联系，二人并共赴上海，邀陶德曼至上海进行会谈，请陶德曼出面调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慎重派，他们在希望从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只是由于对客观形势的认识不同，因而他们在采取行动的方式和要中国作出让步的程度上有分歧。参谋本部的一些人更多的是从对苏战略来考虑问题，他们对中日两国的战争能力有比较具体的认识，担心陷入持久战争，因而主张和谈的要求就显得迫切些。
    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失败，使日本内部的强硬派地位进一步上升。他们主张乘胜攻克南京，推翻蒋介石政权。参谋本部则认为，攻占对方首都将对“和平”工作极为不利，因此，它规定了苏州——嘉兴一线的追击限制线。但强硬派坚决主张攻打南京。日军在华作战部队的态度则更为狂热。１１月１９日，第十军突破限制线，擅自决定全力向南京追击。参谋次长多田骏得知此事后甚为惊讶，立即令作战部向第十军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但第十军和华北方面军在１１月２２日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都提出反对意见。在参谋本部内也有一些强硬派的支持者，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多田骏终于在２４日发出指示，宣布废除作战限制线。
    南京的失陷，更加助长了日本的强硬派的战争情绪。他们主张乘胜前进，同时对中国提出强硬的和平条件。此时，近卫首相也认为：“对于一个不断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采取一种极其类似战败国的态度并有意显示我们的宽宏大量是不妥当的。”【注：《中日战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合作政治》第７３页。】
    １２月１４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日本决心提携亲日政权彻底惩罚抗日政权，从而根本解决日华问题。因此，应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持久战将从现在开始”【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４６８页，第１９４页，第２１２页。】。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中国方面对日本新条件的答复传到日本，日本政府大为失望。内阁会议一致决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大本营得知此讯，表示反对，要求召开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
    在１月１５日的联席会议上，日本政府方面（包括陆海军大臣）与军事统帅机关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政府方面认为，中国方面没有诚意，应立即停止交涉。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则主张再作努力，向中国方面澄清所提条件的内容，以待最后明确答复。他们认为，进行没有充分准备的长期战争意味着灾难性的后果。会议开了一整天，双方意见尖锐对立。广田外相发出质问：“根据多年的外交官生活经验，中国方面答复的样子显然是没有诚意的。参谋次长是否不信任外务大臣？”米内光政海相紧逼着说：“政府是信赖外务大臣的，统帅部不信任外务大臣同时也就是不信任政府”【注：《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１３０页。】，“如果参谋本部与政府对立，那么不是参谋本部总辞职，便是政府辞职”【注：原田熊雄：《西原寺公和政局》第６卷第２０７页，东京１９５１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经过协商决定作出让步。日本政府最终采纳了强硬派的主张。
    １月１６日，日本政府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１８日，再发表“补充声明”，声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意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册第３８７页，东京１９５５年版。】。至此，日本对华战争走上了长期的全面战争的道路。
    为应付长期战争，日本进一步完备国家总动员体制。１月至３月召开的日本议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等８０多件法案。与此同时，日本军事当局也开始认真地进行持久战的研究，把各项工作纳入持久战的轨道。１月２０日，陆军大臣向全军发出训示，要求全体官兵作好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１月３０日，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十三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案》，指出今后的任务是进行“对华持久战争”。
    纵观这一时期日本战略的发展过程，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它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武力威压，有人称之为“政略出兵”，日本期望通过在华北一地对中国军队的狠狠一击，使国民党政府象以往一样迅速地屈服。此阶段日本的目的不在挑起全面战争，而是所谓“惩罚中国军队，铲除华北纠纷的根源”【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４６８页，第１９４页，第２１２页。】。１９３７年８月５日，参谋本部在《形势判断》中认定“可以期望由此一击而避免全面战争”【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４６８页，第１９４页，第２１２页。】。
    然而，日本的估计错了。中国政府并没有因华北的局部失利而作出让步。８月１３日，战火燃烧到上海。８月１７日，日本宣布放弃“不扩大方针”，于是，日本战略进入第二阶段。此时，日本政府仍想避免全面战争。他们的目标是“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注：《大本营陆军部》第４７３页。】’即通过有限战争，通过对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歼灭性打击，迫使中国屈服。１０月１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表达了这种意图。他们认为应该“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为此，应通过军事作战““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册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事态仍未向日本所设想的方向发展，上海和南京的沦陷并未使中国政府屈服。国民政府迁都内地，继续抗战。相反，对敌国首都的占领却把战争升级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它所刺激起来的日本作为战胜国的狂热情绪，促使它提出了中国所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从而最终堵死了和谈之门，其战略亦随之进入第三阶段，采取了持久战略。就这样，从卢沟桥的局部事件到近卫声明，日本一步步地由一击取胜、有限战争走向了全面战争。
    以陶德曼调停为转折点，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和政略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战略上，前期战争限于华北及京沪两地，力求速战速决；后期战争则扩至华中腹地和华南地区，摆出了全面持久作战的阵势。在前期政略上，日本仍然期望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以从其手中勒索尽可能多的利益，但无意彻底推翻它，全盘接管中国事务；而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则意味着否认一个主权政府的继续存在。不久，日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寻觅能够顺从其意志的傀儡人物，决定由自己直接或间接统治中国国土。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的。它是日本奉行已久的大陆政策和中国民族意识觉醒冲突的必然结果。个人的和局部的克制已经无法阻挡这部战车。日本帝国主义注定要走向毁灭。这毁灭之源并不在于战争，而在于由明治以来数十年间所奉行的军国主义的内政外交。战争是它的必然归宿，是它走向毁灭的方式。

作者简介：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