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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是艺术与国家政治的关联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政治起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自此中国的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其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有论者认为，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其根据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对礼乐等人文要素的全面吸纳。进而言之，礼乐是文化或文明问题，但艺术却构成了这种文化或文明的核心。像礼乐的“乐”，包括诗、乐、舞，本身就是艺术。礼乐的“礼”，在个体层面追求行为的雅化，在群体层面推崇礼仪的庄严，在器用方面强调礼器对天地秩序和人间伦理的暗示，分别具有行为艺术、典礼艺术和礼仪美术的性质。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的人文性，最根本地落实为它深邃的艺术性，审美和艺术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的立国精神。同样，中国社会自西周以来，诗教、礼教、乐教构成了几千年国家教育的基石，它既是艺术教育，也是国家教育。这种艺术价值与国家政治目标有机统一的现象说明，艺术在中国传统中，一方面通过艺术精神的弥漫、渗透赋予现实政治一种诗意特质，另一方面也以艺术昭示的理想为人民提供精神引领。面对这种状况，如果艺术史家非要从中切分出一部纯粹的中国艺术史，就不但违背历史真实，而且也是对艺术价值的极大削弱。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中国传统中，艺术无论其存在形态、分类方式，还是对其本质属性的定位、价值的认定，均与现代西方存在着巨大的相异性。这意味着，按照西方概念体系撰写的种种中国艺术史，与其说属于中国历史本身，还不如说是通过切割与截取的手段将中国艺术史变作证明西方艺术观念普适性的案例。就此而言，让中国艺术史研究重新回归中国历史本身，就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求真问题，而且是确立中国艺术的本体地位、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重要前提。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